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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中国精神是指什么：什么是中国精神
- 2、中国人的“道理”究竟是什么呢？
1、中国精神是指什么：什么是中国精神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中国精神”是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核心内涵，体现了社会主义荣辱观。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指出，中国精神是凝心聚力的兴国之魂、强国之魂。爱国主义始终是把中华民族坚强团结在一起的精神力量，改革创新始终是鞭策我们在改革开放中与时俱进的精神力量。
中国精神与今日全球时代中国应有的国家利益、国家责任以及国家荣誉相匹配，并有益于且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人类发展的健康方向。
2、中国人的“道理”究竟是什么呢？
“道理”两个字，在中国社会已成为最普通的一句话。中国思想之主要论题，即在探讨道理。也可以说，中国文化，乃是一个特别尊重道理的文化。因此，中国人常用“道理”来批判一切。比如这是什么道理？道理何在？你讲不讲道理？等等这些，说明中国人极重视道理，那“道理”究竟是什么呢？
“道理”二字现已混为一名，似乎是指一种“规矩准绳”。若进一步仔细分析，则“道”与“理”本属两义，要分别讨论。中国古代思想（东汉以前）重视“道”，中国后代思想（东汉以后）重视“理”。
道
道指的是什么呢？庄子说：“道行之而成。”就是说，道路是由人走出来的。唐代韩愈说:“由是而之焉之谓道。”就是说，道指由这里往那里的一条路。可见道应该有一个向往的理想与目标，再加上人类的行为活动，来完成此项理想与目标的过程谓之道。因此道必须由我们的理想而确定，用我们的行动来完成，实践了整个历程而达到目的，这整个历程便是道。道是前进的，是活动的，是有其内在的目的及理想的。
道是行之而成的，谁走便是谁之道，如说天道、地道、人道、鬼神之道等。单就人道而言，也可说有许多相异不同之道，有许多相反对立之道，如说王道、霸道、大道、小道、君子之道、小人之道，尧舜之道、桀纣之道，皆称为道。孔子说：“道不同，不相为谋。”《中庸》说：“道并行而不相悖。”道有时也行不通，“君子道长，小人道消”，若大家争着走一条道，那另一条道便会不通。于是又有所谓“有道”与“无道”，无道就是走了一条不该走的路，那条该走的路反而不走，等于无路可走，故曰“无道”。
先秦思想重于讲道。如《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六经》多言道，少言理。《庄子》书中有“依乎天理”一语，《韩非子》：“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管子》：“顺理而不失之谓道。”则理的观念由晚期道家提出，虽有时与道并说，但理字的地位显然在道字之下。
后汉郑康成注《乐记》有“天理灭矣”一语，云：“理犹性也”。 《淮南子》有“理，道也。”《吕氏春秋》有“理，道理也。”可见东汉儒家心中，还是看重性，看重道，而理的观念并未十分明白，因此由性来解释理，由道来解释理。直至宋儒，说“性即理”，将“理犹性也”倒过来理解，由理来解释性和道。
理
理的特别提出，始于三国时的王弼，这成为中国思想史上一突出观念。王弼注《易经》，说“物无妄然，必有其理。”就是说宇宙间一切万物，决不随便成为这样的，必有一个所以然之理存在。《易经》与《易.系辞传》并未提及，只说：“一阴一阳之谓道。”又说“形而下者谓之器，形而上者谓之道。”而王弼却在《易经》原有道的基础上，提出理的观念，这是一个新观点，对后世思想的影响极大。
王弼说：“统之有宗，会之有元。故自统而寻之，物虽众，则知可以执一御也。由本以观之，义虽博，则知可以一名举也。”这是说，宇宙间万事万物，各有一个所以然之理。而万物纷繁复杂，若每一事物都有每一事物之理，则理也很复杂。王弼认为，我们要把复杂的理编排、整合，成为一个“元”（同一的起始）、一个“宗”（同一的归宿）。于是，万事万物的背后，就有一个最原始最基本的理，为宇宙万象所由生。
郭象注《庄子》，也说“物无不理，但当顺之。”以前道家看重道字，认为宇宙万物皆生于道，故宇宙万物应依顺于道。郭象则说，宇宙万物皆有理，故当依顺于理。
王弼、郭象是魏晋时期的道家，属于新道家，与先秦老庄道家有所不同。大和尚竺道生也说：“理不可分，悟语极照，以不二之悟，符不分之理，谓之顿悟。”他说理不可分，是指王弼所言“统宗会元”，万物背后有一个最原始的理，不可分割。古人只说明道，而竺道生提出悟理，并用“顿悟”之说。后来唐代的华严宗又演变出“事理无碍，事事无碍”的理论，既然宇宙间每一事物各有其理，而理又可以统宗会元，合一不分，则自然可见事理无碍，事事无碍了，何必有形而上和形而下之分，何必有入世和出世之别？于是佛法逐渐转成世法，为后期宋明理学所吸纳。
朱子说：“合天地万物而言，只是一个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此天地。”朱子这番话是重复了王弼的意见。朱子又说：“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一旦豁然贯通，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这番话又很像竺道生。
所以理字观念提出，由先秦道家已经开始，直到魏晋新道家才发挥的精彩，佛家也由此发扬出新佛法。后来的宋明儒生，注重理字，其理论已融入道、佛两家观点，成为儒、释、道三家合一的新儒学。
道与理之比较
道是行之而成的，即要人走才有路，没人走，便不成为路。因此道是可以选择的，若某一条路容易走的通，人人尽走这条路，久而久之，则成为大道。道是“当然”的，理是“必然”的；道是告诉人该怎么做，而理是事物的必然结果（事物之所以然），无论我们知不知道，理始终客观存在。所以，理是先事物而存在的，不需要有行为与活动；道是需要通过行为来验证的。孔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若没有人的活动与行为,就没有道。道路是人开辟的，故说人能弘道。若人不在此道上行走，这条道也就荒灭了。道的主动权在于人。而理则不同，人只能发现理，却不能创造理，其主动权不在于人。
换而言之，理规定一切，道完成一切。只要能完成，就不局限于一种方法，一条线路。比如，茶和咖啡都可以解渴，这就是理，当人们没有发现茶和咖啡的时候，此项解渴的理就存在了。有些人选喝茶，有些人选喝咖啡，这就是道，道是可以变通的，而理是唯一的、不变的。再比如，二加二等于四，是数理。若先有两个，想凑成四个。我们就必须再加上两个，这种再加上两个的行为就是道。
理是可知的，今日智识尚有许多说不出的理，但理就在那里不变，慢慢会被我们发现，“格物穷理”之学由此建立。道是不可知的，其本身并不存在，需要人来主动创造。
宋儒提出“天理”一说，认为宇宙一切理，最先出于一个理，就是“天理”，若宇宙有两个理，则必然形成两个宇宙，将会永远冲突。因此宇宙是一个完整的，只有一个“天理”存在，这是最大的、无所不包之理。
宇宙万物同一理，并不同一道。有些道属于人，有些道则不属于人，古人称为“天道”。天之境界高于人,人又不能逃离天，因此人必须知道人是有不可知的。天理可知，天道不可知。
我们听说“天道”、“人道”，却不曾听说“物道”；我们听说“天理”、“物理”，却不曾听说“人理”。可见若注重讲道，则天与人是对立的，物包含在天内;若注重讲理，则天与物是对立的，人包含在物内，没有自主地位。若论天道，天属不可知，人的地位就高了，天人合一、天人相通便是人明道的最高境界。若论天理，是可知的，人受理的规定和主宰，人是没有地位的。
偏重道或偏重理，必然会形成两种宇宙观和人生观。道的宇宙，是在创造过程中，有多种变动的可能，而有些地方可以由人来作主；理的宇宙，则先于物而存在，无法变动，不由人作主。按照中国人的看法，这个世界是“道理合一”的世界，宇宙既是动的，可以由人来创造，也是固定的,不容许人插手；宇宙有些是可知的，有些则是终极不可知的；宇宙既是限定的，而在其限定之内，又有无限的可能。宇宙如此，人生亦如此。
若将中国思想和西方思想相比较，中国人讲道，有些类似于西方的宗教精神；中国人讲理，有些类似于西方的科学精神。中国人认为宇宙有一个道遵循着，虽为不可知，但人类以其可知与不可知相通，这便是中国人宗教精神之所在。中国人认为宇宙有一个必然之理规定着，这个理就是人类的智识，随时随地可以格物穷理，这便是中国人科学精神之所在。中国没有自创的宗教而爱讲“道”，中国没有西方完整的科学而爱讲“理”；在西方，宗教和科学分道扬镳，在中国则认为道即是理，理即是道，时而分之，时而合之，似乎可分又不必严格分。
中国人认定，宇宙在理的规定之外，有道的运行。人性原于天，仍可合于天，通于天，因此在人道中有神的成分。在天，有部分可知，也有部分不可知；在人，有部分可知，也有部分不可知。在不可知当中，便留有人类活动的可能。因此宇宙是可以逐步探索的、逐步创造的。
整理于钱穆先生的《中国思想通俗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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