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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
老子(约公元前600-公元前500)春秋时思想家,道家创始人。一说即老聃,姓李名耳,字伯阳,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东太清宫镇,古属亳州谯城)厉乡曲仁里人,做过周朝“守藏室之史”(管理藏书的史官),孔子曾向他问礼,后退隐,著《老子》。一说老子即太史儋,或老莱子。《老子》一书是否为老子所作,历来有争论。《老子》以“道”解释宇宙万物的演变,以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乃“夫莫之命(命令)而常自然”,因而“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为客观自然规律,同时又具有“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的永恒意义。《老子》书中包括大量朴素辩证法观点,如以为一切事物均具有正反两面,“反者道之动”,并能由对立而转化,“正复为奇,善复为妖”,“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又以为世间事物均为“有”与“无”之统一,“有、无相生”,而“无”为基础,“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馀”;“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其学说对中国哲学发展具深刻影响,其内容主要见《老子》一书。
注:《老子》一书也称《道德经》。(《道德经》是后来的称谓,最初老子书称为《老子》而无《道德经》之名。其成书年代过去多有争论,至今仍无法确定,不过根据1993年出土的郭店楚简“老子”年代推算,成书年代至少在战国中前期。
屈原
约公元前339年-约公元前278年
战国时期,楚国的诗人,吸收了南方民歌的精华,融合了古代神话和传说,创造出了新体诗——“楚辞”。楚辞的出现,是我国古代诗歌的大解放。它打破了《诗经》四字一句的死板格式,采取三言至八言参差不齐的句式,形式活泼多样,适宜于抒写复杂的社会生活,表达丰富的思想感情,篇幅和容量可根据内容的需要而任意扩充。伟大诗人屈原,是楚辞的创始人和代表作家。
屈原(约公元前339年~约公元前278年),名平,出身于楚国的贵族。公元前340年诞生于秭归三闾乡乐平里。屈原自幼勤奋好学,胸怀大志,26岁就担任楚国左徒兼三闾大夫。起初他颇受楚怀王的信任,曾做到左徒的高官,他主张授贤任能,彰明法度改良内政,联齐抗秦。但是,楚怀王的令尹子椒、上官大夫靳尚和他的宠妃郑袖等人,由于受了秦国使者张仪的贿赂,不但阻止怀王接受屈原的意见,并且使怀王疏远了屈原。结果楚怀王被秦国诱去,囚死在秦国。顷襄王即位后,屈原继续受到迫害,并被放逐到江南。公元前278年,秦国大将白起带兵南下,攻破了楚国国都,屈原的政治思想破灭,对前途感到绝望,虽有心报国,却无力回天,只得以死明志,就在同年五月五日端午节这天投汨罗江自杀。
屈原是一位具有远旧卓越的政治家,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位大诗人,是三峡里的“第一流才子”。他忧国忧民,最后投汨罗江,以身殉国。屈原的政治生活虽然是个悲剧,但作为诗人,他给后人留下了《离骚》、《天问》等二十多篇不朽的诗篇。这些都是中国文学宝库的珍贵遗产。
《离骚》是屈原最成熟的作品,是中国古代最宏大的一篇抒情诗。前半部分是现实的叙述,写他改良政治的理想和遭遇。后半部分加入了许多奇特的幻想,他在风、雨、雷、电、云、月以及凤凰和龙的陪伴下,在天空中驰骋,上天下地去追求他所理想的对象,结果是失望了。
诗人把自然现象、历史人物、传说糅成一体,编织成为瑰丽的浪漫主义艺术形象,达到了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高度结合。鲁迅称赞屈原:“逸响伟辞,卓绝一世。”
《天问》是一篇奇特的长诗。这是屈原在放逐以后,忧郁彷徨,精神上起了激烈的动荡,旧信仰完全崩溃,因此对于自然现象、古代遗闻、宗教信仰以及对社会的传统思想都产生了怀疑,从而发出种种疑问。通过提问,诗人尽情宣泄了政治生活中的矛盾和苦闷.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中有详细的记载
武则天则天大圣皇后武曌(624—705年)并州文水(今山西文水东)人,唐高宗李治皇后,后改国号武周,定都洛阳。690—705年在位。名曌(zhào),世人据其封号称之为武则天。性巧慧,多权术。唐朝开国功勋武士彟(huò)的次女,生母杨氏是武士彟的续妻,陇右大士族、隋朝宰相、遂宁公杨达之女。
武则天是唐太宗李世民的才人,唐高宗李治的皇后。她在协助高宗处理军国大事,佐持朝政三十年后,亲登帝位,自称圣神皇帝,废唐祚于一旦,改国号为周,成为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唯一女皇。从她参与朝政,自称皇帝,到病移上阳宫,前后执政近半个世纪,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历史功绩,昭昭于世。诚如宋庆龄对她的诚恳评价:武则天是“封建时代杰出的女政治家”。
武则天出生在唐初新贵显宦之家,显赫的权势,豪奢的生活,滋养了她无限量的权力欲。然而,初唐极重士族的门阀之风盛行,而武氏庶族的门第,低微的出身,又使她饱受流俗的轻视,而不甘埋没。这一特殊的境遇与遭际,强烈地刺激着青年时代的武则天,陶冶了她狂妄地去追逐和攫取最高权力,以达唯我是从的欲望,和以冷酷而不择手段地去报复一切的心理。这一点在她以后从政乃至于“南面称孤”的一系列政治斗争中,表现的尤为突出,成为她一生功过参差的修养。品德、性格和心理根源。
则天自幼聪慧敏俐,极善表达,胆识超人。父亲深感她是可造人才,遂教她读书识字,使她通晓世理。史载,则天十三、四岁时,已是博览群书,博闻强记,诗词歌赋也都奠定了一定基础,而且长于书法,字态卓荦不群。
贞观十一年(637年),14岁的武氏以长相俊美,入选宫中,受封“才人”。入宫之后,武氏行事干练,善解人意,再加上姿色娇艳,颇得太宗欢心,遂赐号“媚娘”。但相同时期徐贤妃聪慧过人,武氏失宠,一直在最低才人档次徘徊,后结识李治。
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太宗死去,则天与所有嫔妃,发送长安感业寺削发为尼。太宗九子李治即位后,因早先与则天暗通款曲,对她极有兴趣,遂经常往来于感业寺,并于两三年后重召则天入官,晋封为“昭仪”。永徽六年(655年),极受高宗宠幸的武则天,在内宫的斗争中稳操胜券,并日促高宗立己为后。然而,在封建社会中,皇后的废立乃国之大事,须与重臣们商定。当高宗把废皇后王氏,立则天为皇后的打算向诸遂良、长孙无忌等忠贞重臣说明后,立即遭到强烈的反对。他们认为武氏出身卑微,不宜为后,且太宗崩时,曾言“佳儿佳妇”,不应废王皇后。但是,高宗的主张也得到武则天的同谋许敬忠以及李义府、等一些朝中奸佞的支持。后武则天亲自杀死自己的女儿,嫁祸王皇后,迫使高宗终于在这年的十月断然颁诏,废皇后王氏,正式册立则天为皇后,册立皇后后,武则天歹毒至极,将王皇后,萧淑妃手脚砍断,醉骨。
则天登上皇后宝座后,机智精明,“通文史,多权谋”的长处,得到长足的发挥和发展,使高宗对她宠爱之余,别眼相看。她亦利用皇后的身份,皇上对己的宠爱,积极参与朝政,“百司奏事,时时令后决之”。从永徽六年(655年)到显庆四年(659年)的五年时间里,她广弄冤案,天下森森,大量清除政敌,贬尚书右仆射诸遂良,使其郁闷而死;黜同中书门下长孙无忌,逼其自缢;罢免朝中诸遂良、长孙元忌的支持者,巩固和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和权力,扫除了她参政道路上的障碍,贞观遗风之称的永徽之治结束。
显庆五年(660年),高宗李治因患凤眩,目不能视,遂下诏委托武后协理政事。自此,则天从参政步人执政,“黜陟生杀,决于其口,天子拱手而已”,人虽在幕后,却遥控了朝廷实权。后来,高宗后悔,图谋收回大权,并密令中书侍郎上官仪草诏废后。岂知机事不密,“谋泄不果”,武后手辣心狠,先下手为强,立将上官仪处死。高宗之举,功亏一篑,反使武后更为警觉。
武则天为了扫清自己最后障碍,先杀长子,后谋杀次子,废三子,软禁四子。
高宗虽厌其独行独断,许多国家大事又不能不倚重她。这样,就使武后逐渐从幕后走向前台,竟与高宗同临紫宸殿,一起接受群臣朝拜。上元元年(674年),高宗号天皇,皇后号天后,天下人谓之“二圣”。自此,高宗形同虚设,唐朝权柄,尽在武后则天掌握之中。
从上元元年(674年),则天以“天后”之尊开始执政,至天授元年(690年)正式称帝的16年中,武氏为当皇帝做了大量的长时间的准备,采取了多种有力有效的措施。首先,在王位的继承上,高宗想禅位于长子李弘。武后则不念母子之情,将李弘毒死,立次子李贤为太子。李贤被高宗委以临国之任,处理政务颇为精干,武后则废李贤为庶人,立三子李显为太子。弘道元年(683年),高宗卒,中宗李显刚刚继位,武后则以皇太后名义临朝称制。一年后便废掉中宗,改封庐陵王,立四子李旦为帝,是睿宗。李显、李旦都是昏庸无能之辈,在皇帝位上也是傀儡,处处受制于武后。
其次,是修改《氏族志》为《姓氏录》,原来连《氏族志》都不能列入的武氏,在《姓氏录》中,却定为姓氏的第一等,这并没有改变门阀观念,只是武则天为了提高武的地位的一个表现。
再次,是变更官名,改东都洛阳为神都,为自己登位称帝,建立新秩序,迈出重要的一步。向举国表示自己大位一统至高无上的权力。武后的这些新政措施,很快遭到皇族李氏和许多士族官僚的反对。柳州刺史,唐初元勋徐世绩之后徐敬业,召十数万兵马率先于扬州发难,名著一时的《讨武曌檄》,遍撒域中。宗室琅玡王李冲在博州,越王李贞在豫州也相继反武,举兵讨伐。则天武后对此毫不手软,坚决镇压,在她的直接指挥下,这些叛乱很快平息,徐敬业、李冲、李贞等主要发难者,或死于战场,或被捕杀,无一幸免。
恐怖的斩杀,广泛的株连,充分地暴露出武后的冷酷果断。
公元69O年,武则天认为亲临帝位的条件成熟,先借佛僧法明之口,广造舆论:“武后为弥勒佛转生,当代唐为天子。”接着又一手导演了,以唐睿宗为首的六万臣民上表劝进,请改国号的壮举。至此,水到渠成,则天武后在“上尊天示”、“顺从众议”的“万岁”声中,登临大宝,实现了梦寐以求的夙愿,改唐为“周”,自号“圣神皇帝”。这年,她已是67岁的高龄。
如果说,武则天在称帝前三十余年参政执政的政治生涯中,已显示出惊人的政治谋略和手段。那么,在称帝之后的十余年中,则更充分地显示了她在用人、处事、治国等各个方面杰出的政治才能和政治家的气魄。
则天称帝后,更重视人才的选拔和使用。她认为“九域之广,岂一人之强化,必伫才能,共成羽翼”。凡能“安邦国”、“定边疆”的人才,她不计门第,不拘资格,一律量才使用。为了广揽人才,她发展和完善了隋以来的科举制度,放手招贤,允许自举为官、试官,并设立员外官。此外,她还首创了殿试和武举制度,为更多更广地发现人才,搜罗人才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比如,中唐名将郭子仪,就是“自武举异等出”。这样,在她施政的年代里,始终有一批“文似仁杰”,“武类休武”的能臣干将为其效命,有力地维护着武周的政权。
对于农业生产,则天也非常重视。她说:“建国之本,必在务农”,“务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人富”。她规定,能使“田畴垦辟,家有余粮”的地方官升任;“为政苛滥,户口流移”的“轻者贬官,甚至非时解替”。这样,在她执政的年代里,农业和手工业都得到较大的发展。人口不断增加。据当时统计,永徽时全国户数为38O万户,到则天临终的神龙元年,渐增为615万户,几乎增长一倍。仅此一点即可看出这一时期的农业经济发展情况。
在抗击外来入侵,保护边境安宁,改善相邻各国的关系方面,则天施政时期也做了很多努力。对吐蕃贵族的入侵和骚扰,则天给予坚决的抵御和反击。长寿二年(692年)她派大将王孝杰击败吐蕃,收复安西四镇,复置安西都护府于龟兹。之后,又在庭州设置北庭都护府,巩固西北边防,打通了一度中断的通向中亚地区的“丝绸之路”。在她施政的年代里,坚持边军屯田的政策。天授年间,娄师德检校丰州都督“屯田积谷数百万,兵以饶给”。大足元年(701年),郭元振任凉州都督,坚持屯田五年,“军粮可支数十年”。武氏的这种大范围的长期屯田。对边区开发、减轻人民转输之劳,以及巩固边防都有着积极的作用。
当然,在武曌掌权近半个世纪的较长时期内,也有很多过失。她重用酷吏,奖励告密。使不少污吏横行一时。他们刑讯逼供,滥杀无辜,诬陷于人,使不少文臣武将蒙受不白之冤。虽然对武周政权的巩固起过一些作用,但是,搞的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激化,人人自危,必然影响国家的治理和生产的发展。她放手选宫,使官僚集团急剧。增大,官僚机构膨胀,必然要加重人民的负担。她晚年好大喜功,生活奢靡,耗费大量财资和劳力。这都不同程度影响和延缓了生产力的发展。不过,这些错误和过失,毕竟是武则天政治生涯中的支流。她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能够排除万难,在统治长达半个世纪的年代,形成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革除时弊,发展生产,完善科举,破除门阀观念,不拘一格任用贤才,顺应历史潮流,大刀阔斧改革的历史功绩相比,功过参半。她的历史功过,恰如她给自己立下的那块“无字碑”一样,只能由历史去作出评论和判断。
705年,宰相张柬之乘武则天年老病危,拥立中宗复位,尊武氏为“则天大圣皇帝”。同年冬,武氏死,享年82岁,遗诏“去帝号,称则天大圣皇后。”李白把武则天列为唐朝“七圣”之一。
武则天也是一位女诗人,《全唐诗》等录有其诗58首,多为庙堂祭奠之作,然也间有记游抒情诗篇,其《如意娘》诗云:
看朱成碧思纷纷,憔悴支离为忆君。
不信比来常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
作为女皇的武则天,是一个铁腕人物,给人留下女中须眉的印象,然作为女人,也有情意缠绵,柔情若水的一面,于此诗可见。
武则天还有《腊日宣诏幸上苑》诗云:
明朝游上苑,火急报春知。
花须连夜发,莫待晓风吹。
这首诗后来流传为一个故事,说武则天于某年冬游上苑,令花神催开百花,花神奉旨,百花齐放,唯牡丹傲骨,独不奉诏。武后大怒,贬之洛阳,“故今言牡丹者,以西洛为冠首。”(高承:《事物纪原》卷十《牡丹》)。案此诗写于691年,是武则天建立“武周”的第二年,《全唐诗》于此诗题解云:“天授二年,腊,卿相欲诈称花发,请幸上苑,有所谋也,许之。寻疑有异图,乃遣使宣诏云云。于是,凌晨名花布苑。群臣咸服其异。后托术以移唐祚。此皆妖妄,不足信也。”此说较为可信,所谓今花神催开百花,乃出于政治宣传的需要,实先有所布置。
据《新唐书·艺文志》录有武则天《垂拱集》一百卷,《金轮集》十务已佚。令人辑有《武则天集》行于世。
武则天年谱
1岁,武德七年(624年),生于长安。父,武士彟,年48岁,任工部尚书,判六曹尚书事。母,杨氏,年46岁。异母兄元庆、元爽稍长,姐一人尚幼。
2岁,武德八年(625年)六月初四,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杀其兄建成、弟元吉。初七,李世民被立为太子。八月初八,高祖李渊传位于太子李世民。九日,太子李世民即位,为太宗。封武士彟为豫州都督。
5岁,贞观二年(628年)六月十五日,李治(唐高宗)诞生。本年,袁天罡为武相面,在当地留下了朝天关、望云埔等传说。
12岁,贞观九年(635年)五月初六日,高祖死于长安大安宫垂拱殿。武士彟在痛悼高祖中患病身亡,享年59岁。十月二十七日,葬高祖于陕西三原献陵,庙号高祖,与太穆皇后合葬。之后,与母亲杨氏回文水葬父。
14岁,贞观十一年(637年),太宗李世民听说武士彟之女美丽聪明有才华,召入宫中,立为才人,赐号“武媚娘”。
16岁,贞观十三年(639年),全国有州府358,县1551。高丽、新罗、西突厥、吐火罗、康国、安国、波斯、疏勒、于阗、焉耆、高昌、林邑、昆明等酋长相继遣使朝贡。
20岁,贞观十七年(643年)四月初七,太宗立李治为太子。
23岁,贞观二十年(646年)三月初九,太宗病重,下诏军国机务并委太子李治处理。此后,太子隔日听政,朝罢,入侍药膳,武与太子开始接触,两人同在太宗身边侍疾。
25岁,贞观二十二年(648年)正月,太宗作《帝范》12篇,赐太子李治。
26岁,贞观二十三年(649年)五月二十六日,太宗下诏长孙无忌、褚遂良辅佐太子李治。太宗驾崩。按当时的法律,皇上死后,没给皇上生皇子的妃子,要去做尼姑。二十八日,武在感业寺出家为尼。六月初一,太子李治即位,为高宗,时年22岁。八月二十八日,葬太宗于昭陵,与长孙皇后合葬。
27岁,永徽元年(650年)正月初六,高宗立妃王氏为皇后。五月二十六日,太宗忌日,高宗到感业寺行香,见到武。武氏哭泣,高宗伤感落泪。王皇后暗示武氏留长发,并劝皇上接其回宫。
28岁,永徽二年(651年)八月,武入宫,为一般宫女,在王皇后身边。
29岁,永徽三年(652年)七月初二,立李忠(即陈王忠)为太子。十二日,户部奏:全国有户380万。本年冬,武生长子李弘。
31岁,永徽五年(654年)三月,封武为昭仪。三月十四日,唐高宗应武之请求,加赠武德功臣屈突通、武士彟等13人官。六月,王皇后的舅父看出皇后宠衰的现实,自请罢官,改封为吏部尚书。十二月十七日,高宗离京师谒昭陵,武从行,生次子李贤于途中。
32岁,永徽六年(655年)三月,武著《内训》一篇。六月,王皇后与其母柳氏为“厌胜”事发,高宗大怒,令柳氏不得入宫,后舅罢知政事。此时,在皇后废立问题上朝臣分为两派:长孙无忌、褚遂良、朝瑗、来济等反对立武则天为皇后;许敬宗、李义府、崔义玄、袁公瑜等拥护立武则天为后。十月十三日,王皇后、萧淑妃废为庶人。十九日,高宗下诏立武昭仪为皇后。十一月初一,举行隆重的册立皇后仪式,文武百官及蕃夷酋长朝皇后于肃仪门。初七,追赠武后父武士彟为司空。本月,武后处死王皇后、萧淑妃。
33岁,显庆元年(656)正月初六,降太子李忠为梁王、梁州刺史,立武后子李弘为太子。二月十七日,追赠武后父武士彟为司徒,赐爵周国公。三月十七日,武后祀先蚕于北郊。四月十四日,高宗与武后在安福门楼观玄奘迎御制慈恩寺碑文。自魏晋以来,佛事活动从无如此之盛大。九月十二日,武后制《外戚诫》献于朝。十一月初五,武后生第三子李显于长安。
34岁,显庆二年(657年)二月十二日,封李显为周王。
36岁,显庆四年(659年)六月二十二日,高宗下诏改《氏族志》为《姓氏录》,以皇族与后族为第一等,皇朝得五品官者皆刊入士流。七月,杀长孙无忌及柳奭。九月,高宗下诏以石、米、史、大安、小安、曹、拔汗那、悒怛、疏勒、朱驹半等国置州县府127个,全国疆域进一步扩大。
37岁,显庆五年(660年)正月,高宗与武后及太子在东都洛阳过春节。二十三日,离洛阳到并州。二月初十、至并州。十五日,会见随从官员、诸亲及并州官属父老等。三月初五,武后宴请亲戚故旧邻里于朝堂,宴妇人于内殿。初八,高宗讲武于并州城西,引群臣阅兵。四月初八,高宗、武后一行离并回东都。十月九日,改封武后母代国夫人杨氏为荣国夫人,品第一。本月,高宗初患风眩病,委武后处理部分政务,从此,武后参与朝政,处事都符合高宗旨意。
38岁,龙朔元年(661年)正月,武后请禁止天下妇女为俳优之戏(古代指演滑稽戏的艺人),高宗采纳并下诏。四月,高宗欲亲率大军进攻高丽,武后抗表进谏以为不可,被采纳。
39岁,龙朔二年(662年)六月初一,武后生第四子李旦于蓬莱宫含凉殿,于殿内作佛事,供玉像。七月初一,以皇子李旦满月,大赦天下,赐宴三日。
41岁,麟德元年(664年)十二月,西台侍郎上官仪谋废皇后失败下狱。十三日,杀上官仪等,赐废太子忠死。此后,高宗视朝,武后垂帘于后,中外称之为“二圣”。约于本年,武后生太平公主。
42岁,麟德二年(665年)十月二十八日,高宗、武后与太子去泰山封禅,从驾文武仪仗数百里不绝,东自高丽,西尽波斯,各国朝会者随从。本年,又获丰收。
43岁,乾封元年(666年)正月初一,高宗祀昊天上帝于泰山之南。初二,封于泰山之上。初三,禅于社首山,武后为亚献。初五,礼毕,高宗御朝觐坛受朝贺,赦天下,改元乾封。六日,宴群臣。十九日,离泰山。二十四日,至曲阜,赠孔子为太师。二月二十二日,还至亳州,高宗等祭老君庙,尊之为太上玄元皇帝。三月十一日,高宗、武后回东都洛阳。令刻《登封记号文》,立于泰山。
44岁,乾封二年(667年)九月初三,高宗久病不愈,令太子弘监国,改封殷王李旦为相王。
45岁,总章元年(668年)闰二月,高宗欲建明堂。二十五日,分长安、万年二县置乾封、明堂二县,以明志。九月十二日,李绩攻克平壤,擒高丽王高藏及其大臣男健等,完全征服高丽。
46岁,总章二年(669年)正月,封诸王嫡子皆为郡王。十二月初三,李绩病死。
47岁,咸亨元年(670年)正月初七,刘仁轨因年老辞官。三月十九日,许敬宗退休养老。八月初二,武后母杨氏病死于九成宫,享年92岁。
48岁,咸亨二年(671年)正月初七,高宗与武后离京师长安到东都,留太子李弘监国,令戴至德、李敬玄等辅政。
49岁,咸亨三年(672年)正月,以梁积寿为帅,发兵讨叛“蛮”。昆明蛮14姓3万户归顺,设殷、敦、总三州。
50岁,咸亨四年(673年)八月,高宗患疟疾,病重,令太子李弘于延福殿受诸司奏事。十一月,高宗监制乐章,有《上元》、《二仪》、《三才》、《四时》、《五行》、《六律》、《七政》、《八风》、《九官》、《十洲》、《得一》、《庆云》等曲。
51岁,上元元年(674年)八月十五日,高宗追尊其祖先,以高祖为神尧皇帝,太宗为文武圣皇帝,高宗自称天皇,武后称天后,改元上元,大赦天下。九月初七,高宗下诏复长孙无忌官爵,陪葬昭陵,其曾孙长孙翼袭爵赵公。十月二十七日,武后上意见十二条,高宗赞同,令施行。
52岁,上元二年(675年)三月十三日,武后祀先蚕于邙山之南。本月,高宗风眩病加重,不能听政,政事皆由武后处理。高宗欲逊位于武后,宰相郝处俊谏止。武后引文学之士于宫中著书,参决表奏,被人们称为“北门学士”。四月二十五日,太子李弘被杀。五月初五,追谥太子李弘为孝敬皇帝。六月初五,立雍王李贤为太子,大赦天下。八月十九日,葬太子李弘于河偃师恭陵,高宗亲撰《孝敬皇帝睿德纪》。
53岁,仪风元年(676年)二月初七,武后劝高宗封禅中岳嵩山。十五日,高宗下诏今冬有事于嵩山。闰三月,吐善攻鄯、廓、河、芳四州,高宗下诏停封禅,遣相王李旦等率军抵御吐蕃。
55岁,仪风三年(678年)正月初四,百官及四夷酋长朝武后于光顺门。
56岁,调露元年(679年)五月初七,高宗令太子李贤监国。
57岁,永隆元年(680年)正月十九日,武后登洛阳城门楼,宴请诸王诸司三品以上及诸州都督刺史,太常奏新编《六合还淳》舞。八月二十二日,废太子李贤为庶人。二十三日,立英王李显为太子,改元永隆,大赦天下。
58岁,开耀元年(681年)正月初十,以太子初立,宴请百官及命妇于大明官。二十九日,高宗下诏免雍、岐、华、同四州两年地税。河南、河北遭水灾处免税一年。二月,武后表请赦杞王上金、鄱阳王素节之罪,乃以上金为沔州刺史,素节为岳州刺史,仍不许朝集。七月二十二日,太平公主下嫁薛绍。闰七月二十四日,高宗病,令太子李显监国。十一月初八,令废太子贤迁巴州。
59岁,永淳元年(682年)二月十九日,皇孙重照满月,改元永淳,大赦天下。三月二十五日,立皇孙重照为皇太孙。
60岁,弘道元年(683年)正月初五,武后随高宗至少林寺,见其母旧营之所未偿完功,倍感凄凉,作诗并序,令武三思资金绢等物续成功德。七月,高宗下诏今年十一月有事于嵩山,不久因高宗病重改为来年正月。十一月初三,高宗病情加重,下诏罢来年封嵩山。十二月初四,改元弘道,大赦天下,高宗欲登则天门楼宣诏,气逆不能上马,乃召百姓入殿前宣诏。当夜,高宗崩于洛阳宫贞观殿,终年56岁。遗诏皇太子柩前即位,裴炎等辅政,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兼取武后进止。十一日,太子李显即位,为中宗。尊武后为皇太后。
61岁,光宅元年(684年)正月初一,改元嗣圣,大赦天下,中宗立韦氏为皇后。武太后撰写《高宗天皇大帝溢议》及《述圣记》。二月六日,武太后与裴炎等废中宗为庐陵王,幽于别所。七日,立相王李旦为皇帝,为睿宗,改元文明,政事由武太后处理。八日,废皇太孙重照为庶人,流韦玄贞于钦州。九日,令丘神绩往巴州监视废太子李贤,以备外虞。以韦待价为山陵修作使,率兵民营造乾陵。三月初五,废太子李贤在巴州自杀。四月二十二日,迁庐陵王李显于房州,二十六日迁均州。五月十五日,高宗灵柩运往长安,武太后作《高宗天皇大帝哀册文》,留镇洛阳。八月十一日,葬高宗于乾陵,庙号高宗,刻述圣记碑立于陵前。九月初六,武太后改元光宅,改东都为神都。二十一日,武太后追王其祖:五代祖克己为鲁靖公,高祖居常为太尉、北平恭肃王,曾祖俭为太尉、金城义康王,祖华为太原安成王,父士彟为魏忠孝王。立五代祠堂于文水。二
谈古论今说于谦
洪武三十一年,在位三十一年的皇帝朱元璋在南京永远地合上了眼睛。作为一名杰出的帝王,他为后人留下了一个庞大而强盛的大明王朝,并且他的继任者永乐大帝也效仿他不断巩固大明王朝。《明史-本纪七》就记载永乐大帝时期的明朝“入贡者殆三十国。幅陨之广,远迈汉唐。成功骏烈,卓乎盛矣”
然而朱元璋没想到在他死后第五十一年,他一手建立的强大帝国会面临一场生死存亡的挑战。所幸的是在他去世的同一年,一个婴儿在钱塘县诞生了,那个在五十一年后力挽狂澜的人物登场了,他就是大明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于谦,亦称之为于龙图、于青天、于少保。
众所周知,在我们国家古代,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往往采用谥号来进行概括。而对于于谦的谥号,我偏向于肃愍两字。为什么我要秉持这个观点呢?是因为这两个字的含义。肃者:刚德克就曰肃;执心决断曰肃;威德克就曰肃;正己摄下曰肃;能执妇道曰肃;好德不怠曰肃;貌敬行祗曰肃;刚德克服曰肃;身正人服曰肃;法度修明曰肃;严畏自饬曰肃;摄下有有礼曰肃;貌恭心敬曰肃;愍者:在国遭忧曰愍;在国逢艰曰愍;祸乱方作曰愍;使民民悲伤曰愍;使民折伤曰愍;在国连忧曰愍;佐国逢难曰愍;危身奉上曰愍。因此,也只有肃愍两字才能真真正正地概括于谦那令人敬佩却又令人惋惜的一生。于谦的祖籍是河南考城的庄村。元朝时,其曾祖于九思奉派到杭州做官,于是举家迁居钱塘太平里,所以,历史记载于谦为钱塘人(今浙江杭州)。于谦的父亲于仁,是一位笃厚君子,累德积行,好善喜施。然而于仁年近四旬,每以无子为忧。一夜,梦见一红袍金幞的神人对他说:“吾感汝父子祀奉之诚,顷即为汝之嗣矣。”听见这位红袍文天祥要投胎来当他家的子嗣,于仁连忙辞谢不敢当。此神人用手一指,于仁立刻醒来,于谦也就在此时出生了。而于仁之所以给孩子取名“谦”,就是“以志梦中逊谢之意”,他对于文天祥的盛意,惴惴地受之不安。不过呢,于谦的父亲虽然总是惴惴不安吧,但每次教育小于谦的时候却总是拿文天祥举例。史书记载于谦少年时即刻苦读书,志向高远。他仰慕文天祥的气节,悬文天祥像于座位之侧,几十年如一日,而后事实证明于谦也确实达到了与文天祥并肩的地位。当然家庭教育对孩子的成长同样是密不可分的,于谦的家庭有着浓郁的书香环境,很小的时候于谦就熟读诗书。七岁时于谦进入私塾就读,当上课的第一天,老师问他会不会认字,是否过书,小于谦只点了点头,没多话,老师指着一旁抱着柱子玩耍的小同学说:“手攀屋柱团团转”,话刚完,小于谦也指着在楼梯的同学说:“脚踏楼梯步步高”,老师顺着楼梯上的同学说:“三跳跳落地”,小于谦再答:“一飞飞上天!”由此也说明于谦小的时候的确也是个很有个性,很有思想的孩童,我们不要觉得这些只是小的方面,因为在明朝时期的封建社会,思想上其实是比较压抑的,那个时代的大多知识分子也只能称呼为“读书人”罢了。每当我读到于谦小时候那些标新立异的行为,我总是不由自主的想给小于谦点个赞,因为就算到了我们思想开放的现代社会,当面对老师的刁难时,谁又能像小于谦那样不卑不亢的回答老师的问题呢?反正我是不能。同年,就有个游方四海的僧人无意间见到了于谦,然后指着于谦说:“这是将来拯救时局的宰相。”《明史-于谦传》就这样记录“于谦生七岁,有僧奇之曰:“他日救时宰相也。”八岁时的一天,于谦骑马在桥边玩耍,惊扰了一位出行的巡按。巡按责备他影响公务,于谦从容说:“千里马急欲上进,一时难以收缰”。巡按见他语意双关,话里有话,便想考考他。于是口出一联:“红孩儿骑马过桥”,于谦脱口应对:“赤帝子斩蛇当道”,巡按愕然叫绝:“这小孩年纪轻轻,竟能以汉高祖刘邦斩白蛇起义的典故作对子,有气势,不简单!”
无论小时候的于谦是救时宰相还是少负盛名,我觉得唯一一件值得一提的是于谦在十七岁时写下了《石灰吟》这首诗。据《明史·于谦传》、清雍正版《浙江通志·人物·于谦》及有关史料记载:于谦于永乐十年(1412),十五岁时被录取为钱塘县儒学生员(秀才);次年就读于吴山三茅观;十七岁时应乡试不第,仍就读于吴山三茅观,就在这年,他写出了《石灰吟》。在这里我把这首诗给写出来给读者分享一下: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民国时期著名学者梁启超先生的《中国少年说》一文中就有表达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的思想,在他看来中国的富强需要中国少年的努力。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是否还记得一百年前有一位青年在课堂上说出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并为了实现这句话而奋斗终生。我想即便是在我们现代社会,拥有一个有着正确价值观的青年也胜过一堆妄图分裂国家与民族的废青。当我们读过于谦的诗会发现这首诗其实很朴实直白,可就是诗中那积极向上的价值观让我感受到此时的于谦已经不再是一个懵懂无知的孩童,而是一个有思想、有理想、积极向上的大明青年。纵观于谦一生,他是真的以这首诗所体现的价值观为目标,并最终用生命捍卫了它。我想无论是七岁时的救时宰相,又或者是八岁时的少负盛名,终于在十七岁那年成为茫茫历史银河中最闪亮的明星。
在封建社会时期如果想进入仕途的话要通过科举考试才能获得资格,有一句话叫做“十年寒窗读书苦,一朝成名天下扬。”也正是反映了这一现象。但是此时十七岁的于谦也就只考中了秀才而已,而且刚刚还经历了乡试的惨败,于谦会不会就此一蹶不振,碌碌无为呢?答案是否定的!在经过六年的沉心苦读后他终于考中了举人。考中举人后,也就是永乐十九年,二十三岁的于谦进京参加会试,并且成为当年会试第一名,当时就有很多人认为于谦作为一匹“黑马”会在接下来的殿试夺得第一名。然而有些时候人生总是要起起落落才会精彩,于谦也同样经历了这种起落,在接下来的殿试中于谦的排名是殿试的最后一名。是的,没错,就是最后一名,是不是觉得很是奇怪呢?因为按照正常发挥于谦的水平即使达不到前三甲,那也不会是最后一名。那么他为什么会在殿试中垫底呢?这就让我想起了性格决定命运这句话。因为于谦性格实在太过于耿直,就属于王立群先生分析的五大人群中的只琢磨事,不琢磨人这种类型,不过这种类型的人在我看来其实是很可爱的。于是在殿试上,我们可爱的于谦写下的文章就对国家大政方针做出了很多批评。不过人呢,不仅要只会琢磨事,还要学会琢磨人,作为一个国家的统治者,谁会愿意被一个初出茅庐的学生批评,尤其还是在每三年才举办一次的殿试上被批评,所以于谦科举考试名次也就比较落后也是情理之中。不过“福兮祸所依,祸兮福所伏”。殿试的失败虽然让于谦没有拥有进入翰林院的资格,可是却让他很早的下放到地方成为一名御史。我们不用为于谦的遭遇感到惋惜,因为正是这种难得的基层锻炼,使得于谦与同时代的翰林大学士相比少了很多高谈阔论,多了些脚踏实地。而恰恰也是这种能力最终在后来那次力挽狂澜的时刻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这篇文章是我两年前写的,第一次来,也不清楚这里,所以想先发一篇文章试试,如果可以的话我愿意常驻,当然诸位有意见的话欢迎指出,唯一的一个要求就是,诸位别喷我喷的太狠,谢谢
给我一篇议论文题目是《谈古论今话英雄》~
一,何人是英雄?
谈到英雄,凡是读过《三国演义》的人都会马上想起曹操与刘备煮梅论英雄的故事。当年刘备臣属曹操。一日,曹操邀刘备赴宴,席间评论起天下英雄。刘备举出当世握有重兵,雄居一方的各位诸侯,称他们为英雄。但是都被曹操嗤之以鼻。曹操举出这些人各自的弱点,认为他们都不是真正的英雄,当世的英雄只有曹操本人,和面前的这位出身布衣,目前还寄人篱下的刘备。刘备一听大惊失色,酒杯落于地。这时天上正响一巨雷,刘备趁机掩饰说,因惧雷而落杯。曹操听了便轻视了刘备,后来终于让刘备寻机脱身,后来三分天下。
这曹操的眼光确实利害。天下众多有权有势的豪杰在他眼里不屑一顾。但偏偏看出这位刘备将来的成就无可限量。而且竟被他说中。他与刘备论英雄,就是为了验证自己的看法。刘备被捧为英雄,不但未喜,反而大惊落杯。因为他知道曹操妒才,必然会除掉他,才故意示弱。曹操还是被蒙骗过去,是曹操的疏忽呢?还是刘备命不该绝?
以这个故事开头,因为它带出了本文的主题:就是什么样的人是英雄?在对英雄们研究过以后,希望能够发现出规律:如何才能成为英雄。
古人说,美女爱英雄。其实,哪个不崇拜英雄?哪个不敬仰英雄?哪个不希望自己就是英雄。但是,什么样的人才算是英雄呢?
自古以来,对英雄的定义没有统一说法。而时代变了,古人说的英雄同今天人说的英雄又有很多区别。比如,在今天的社会里,一个士兵炸毁了敌人几辆坦克,马上就成了英雄。一个清洁工扫地几十年,突然哪一天做了什么好事被发现,也成了英雄。在现代社会里,英雄的概念比较广阔。在这里,要讨论的是从历史的角度谈古代那种英雄的概念。
本文要讨论的英雄是指曹操谈的那种有远大抱负的豪杰之士,“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者也。”那些能够一呼百应、叱吒风云、万民敬仰、天下归心、文能定国、武能安邦,在国家需要的时候发挥英雄本色,建功立业的人才可以称为英雄。
二,何时出英雄?
既然要安邦定国,那么就要有邦让英雄来安,有国让英雄来定。如果是一个太平盛世,英雄也会磨去锐气。马卸鞍,刀入库,边疆烽烟不起,处处莺歌燕舞。和平会腐朽人的志气。所以,中国有句名言,叫“乱世出英雄”。也就是说,在乱世里才会出现英雄。
这是因为,在乱世里,或者因外力入侵,或者因中央政府的控制能力减弱,各地诸侯于是雄踞一方,而且互相之间争抢地盘,变成群雄并起,逐鹿中原的局面。在乱世里,各级政府对土匪的征剿也无力进行,于是一些土匪豪强也纷纷召兵买马,拉山头,攻城掠地。这些人中也有发达而成群雄之一的。
在乱世中,百姓饱受战争的蹂躏,颠沛流离,背乡离井,因此希望伟人出世,能够平定天下,让百姓安居乐业。这样的拯救万民于水火之中的人就是受民众崇拜敬仰的英雄。所以,乱世之中才更有机会出现英雄。
三,盛世无英雄
如此一来,岂不是说大家都来盼望乱世,好有机会一试身手,显出英雄本色吗?非也。和平盛世虽然会腐蚀人,但总比乱世好。所以,为国为民着想,不能希望乱世,更不能去破坏和平,制造动乱。为满足自己成名的欲望,而妖言乱世,蛊惑民众者,乃是人民的公敌。所以,想成为英雄的人不可因急功近利而误入歧途。要知道,定力也是检验英雄的一个标准。
这里就又要用到中国的一句古话了,叫“英雄待时而动”。在盛世之中,英雄就必须遏制自己的成名欲望。他们应该一方面增加自己的实力,以备未来之需;另一方面要热爱和享受生活的乐趣;如果没有机会施展身手,正应该为天下太平而庆贺。不能为一己之私而害天下。
所以,时机不对,就不要出头。没有机会,就不要盲动。保持实力,待时而动是英雄们必须学会的一门功夫。古人曾以龙来喻英雄:“能大能小,能升能隐;大则兴云吐雾,小则隐介藏形;升则飞腾于宇宙之间,隐则潜伏于波涛之内。”京戏中曾经有过这样一段唱词:“有朝一日风雷动,平步青云上九重。”这就是英雄待时时的心态。
四,谁造就英雄?
因为英雄必须待时而动,时机不到,英雄就出不了头。所以,中国又有一句非常流行的古话,叫“时势造英雄”。对这句话必须认真地分析,因为它虽然正确,但也有误人之处。
“时势造英雄”这句话有两层意思。其一,英雄的出头必须等待合适时势的出现。没有时势,就没有英雄。这是正确的。时势指的是时机和形势。英雄出山要看清楚形势是否有利,时机是否适当。这就像冲浪运动一样,要等待大的浪头,并抓住最合适的时机,然后登上冲浪板,顺流而下,一击而成功。正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这句话在古人原意是正面的,不是后人引申出来的反面意思。)
第二层意思带有消极意味,那就是:“时势造英雄,所以英雄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只是他们碰上了好机会。放上我,我也能。”因为有这样的看法,所以在世人中普遍有一种自怨自艾,消极悲观,归咎于天的情绪。比如常听到这样的话:“有什么了不起的?那些人成名是因为他们正好站在了浪头上。我的命不好,没赶上时机。要是我处在他们的境地,我也能成功。认命吧!”
这种说法其实既不健康,也不正确。确实,有些人并不是靠自己的本事而是靠运气和机会而“出名”,但不是所有英雄都这样。而且,如果这些人仅靠机会,而不是靠实力,那么即使站上了浪头,得意一时,但终究还是不会成功。俗话说,骗人骗得了一时,骗不了一世。早迟都会露馅。就像曹操评论的那些诸侯,当时拥有雄兵,但是并不是真正的英雄,最后都被消灭。
有些人虽居高位,但是只顾一己之私,勾结朋党,玩弄权术,危害社会。他们虽能称雄一时,但因立身不正,行事乖理,只能被称为奸雄。邪不胜正。奸雄的事业不能长久,因而不可能留下不朽的功绩。
所以,英雄也分等。有名付其实的英雄,也有名不符实的假英雄;那些靠关系,靠机会,靠蒙骗而成名的“英雄”并不是真正的英雄。
五,谁能成英雄?
英雄靠时势,也要靠自身。英雄待时而动,顺势而起。但是,起动以后还要靠自己的本事创造一片事业。
英雄要看清形势走向并顺势操作。正所谓,逆势者亡,顺势者昌。
有些人自命为反潮流的英雄,但是,他们的事业往往是事倍功半,要耗费数倍的力气,但却鲜有成功。
英雄善于掌握方向。就像船上的舵手,让事业成为顺风的航船,避开暗礁险滩,直到安全进港。
所以,英雄就像是具有高超技能的弄潮儿,时机未到,则潜伏不动,静如处子。时机一到,则顺势而发,动如脱兔。
但是这些英雄还是离不了时势的影响。尽管他们能够认清时势,掌握时机,并利用形势,但是如果时势离之而去,他们也会受困。就像楚霸王那样,力拔山气盖世,但是最后因“时不利”而落得乌江自刎的结局。所以,仅能利用时势的,虽然是英雄,但仅能称为时雄,也就是说是一时之雄,因时而称雄。他们虽能称雄一时,但最终还是要被人征服或收服。
这些人都不是真英雄、大英雄。
六,谁能识英雄?
英雄顺时而起之时,除了时势外,往往还要有人提携。姜太公是英雄,但是如果文王不是碰巧出游到了他的隐居地,那他必然也只能垂钓终身了。诸葛亮是英雄,但是如果不是刘备真心请他,三顾茅芦,那他也就会一辈子“草堂春睡足”,成不了后人敬仰的英雄了。
所以,这些英雄还是靠人来赏识,提拔。这就是中国古人说的“慧眼识英雄”的道理。市井之中有隐士,草莽之间出英雄,深山之内藏高人。这些人往往出身低微,虽有自己的实力,但要靠别人的慧眼发现,才能飞黄腾达。所以,世间往往有些怀才不遇的人概叹“未遇伯乐。”
在古代的乱世之中,那些有志有才之士,一生中寻找的就是那些所谓的明主。英雄得不到明主,就如宝珠暗投,一生不得志。三国中的赵云,不得明主,虽有万夫不当之勇,却无法成名。直到遇到刘备和孔明,才显出英雄本色。
但是,这些等人提拔的英雄还是不能算大英雄。他们既然等别人的慧眼,也就必然会为人所用,受制于人,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也不能保证自己的建功立业的目标能够实现。诸葛亮辅佐刘备建立蜀国,建功立业。但是,具有慧眼的刘备一死,诸葛亮便受到昏庸的后主刘禅牵制,六出岐山而无功,恢复汉室的雄心也冥灭在征途中。岳飞是抗金英雄,但是被昏庸的皇帝13道金牌召回,受屈而死。正所谓,“常使英雄泪满襟”。所以,英雄是不好当的。除非下决心,要当就当个大英雄。
七,谁是大英雄?
一般意义上的英雄只是些在某些方面有所长,且善于利用时势,而领一时风骚的人物。这些人虽有所长,但也有所短。遇到高明的对手,最后只能臣服。
与之相比,真正的大英雄就是一个无懈可击的完人。
气概上:顶天立地、不信鬼神、不惧天地、欲与天公试比高。他们不靠命运、不待时势、不惧困难、不畏艰险,坚信人定胜天。他们仁心宅厚,以拯救天下苍生为己任;他们惠泽万民,以建立太平盛世为目标。他们气宇轩昂,妖魔鬼怪见之退避;他们胆量超人,泰山崩于前而不变色。他们胸襟开阔,天下之才趋之若骛;他们大义凛然,为正义敢闯龙潭虎穴。
能力上:泽被天下、惩恶扬善、才华横溢、学贯古今、能文能武、智勇双全、审时度势、神机妙算、精通韬略、领袖群伦、恩威并用、号令群雄。就像毛泽东当年所描绘的:“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所以,大英雄是英雄中的英雄。从道德文章,文韬武略各方面看,都是旷世奇才。知识渊博,论天下形势如同掌中观纹;腹藏玄机,帷幄之中可决胜千里之外。论道德可比圣贤,写文章字字珠玑,讲韬略算无遗策,藏胸中百万雄兵。如此,则安天下舍我其谁?这样的人才数百年才会出一位。中国不是有句古诗说,“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吗。
八,英雄造时势
慢着!说书的,你刚才不是说,“英雄待时而动”吗?怎么现在又说“大英雄不待时势”了呢?
看官且听分解。待时而动者,可能会是英雄,但不是大英雄。靠时势造出来的英雄也不是真正的大英雄。能造时势者,方为大英雄也。所以,时势造英雄这句话有缺陷,更合理的说法应该是:“英雄造时势”。
大英雄面对不利的时局,不是消极等待,不是怨天尤人,不是叹息“未遇知音”,也不是盲目燥动,而是要改造形势,创造对自己有利的形势。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军事方面有一条古兵法叫“隐真示形”。这就是造势的例子。当敌人部署严密、无懈可击的时候,就可以隐藏自己的兵力,而用假的部队调动的方法,引诱敌人重新调整部署,这样便可以看出敌人的空虚所在,创造对自己有利的战机。
大英雄的任务是要定国安邦,所以他们进行的造势就不是一条兵法就能描述的。其内容更丰富,范围更广泛,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等。难度极大,需要明确的目标,完整周密的计划和高超的组织指挥能力。耗时也久,因为优势要靠一点一滴地积累起来。没有速成,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成功。因为要以弱胜强,所以要机动灵活,该让则让,该退则退,就像下棋中的抢先手,争主动。
英雄造时势的近代典范就存在于毛泽东选集中。毛泽东采取了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以农村包围城市,统一战线,优待俘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等等口号和策略。这些都是为了争取民心,积聚实力,最后在适当时机再与蒋介石决战。蒋介石也算是一个英雄人物,但是只属于时雄和奸雄这一个等级。与毛泽东这样的大英雄相比,就只能甘拜下风了。
与那些所谓的时雄不同,真正的大英雄不会完全被形势所左右。他们不但会认清形势,把握机会,更要会引导形势,和改造形势。当他们发现形势不利的时候,不会坐困愁城,而是想方设法,摆脱困境。当他们发现事业误入歧途时,会果断地采取行动,拨乱反正,把事业带上正确的道路。毛泽东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蒋介石数十万大兵重重包围的时候,果断地站出来,重新接掌红军指挥权。红军数渡赤水,采用声东击西,飘忽不定的战术,迷惑敌军,从而掌握了主动。最后,红军摆脱了围困,完成了长征,建立了西北根据地。正是由于毛泽东表现出了卓越的战争指挥艺术并得到红军将领们(都是能征惯战的英雄好汉)的一致推崇,在遵义会议被推举为红军的领袖,成为英雄中的英雄。正是有了毛泽东这位大英雄的领导,红军才能在1936年后无往而不胜。
所以,如果一般性的英雄是弄潮儿的话,真正的大英雄就是在弄潮儿背后的推波助澜者。是这些大英雄创造了潮流,创造了风尚,创造了时机,也创造了一批英雄。俗话说,“胜者王侯败者贼。”大英雄成就了事业,追随他们并立下汉马功劳的当然就有封王称候的机会,也就成了英雄。
九,英雄论现实意义
大家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古代英雄们虽然已经消逝,但他们的故事却长流人间,不断地激励者一代代的后人。即使在当今科技发达现代化的时代,重温古人的旧事仍然有着重要的意义。
比如,区分假英雄和真英雄(大英雄)就是有现实意义的。
对于那些整天抱怨时运不济,怀才不遇的人,不应该再用这样的理由来为自己开脱。时势造出来的英雄不是真英雄。如果你是自信有真才实学的英雄,就应该奋发图强。要知道,锥处囊中,锋芒迟早要露出。所以,你不能虚度光阴,而应该更加努力,增加自己的实力,以应付未来的艰巨挑战。
而且,能造时势的才是大英雄。如果你自认是大英雄,那就应该身处困境而不馁,要为自己创造机会,创造形势。中国有句名言:“人事未尽,不可言天命。”怨天尤人,不是英雄本色。
当然,在现实社会里,不是人人都想,都有能力,或者都当得成大英雄。但是那种忧国忧民,奋发图强的精神是永远具有教育意义的。在现代安定和平的社会里,人人都应该设定自己的人生目标,持续地学习,不停地进取,在所从事的领域达到令自己满意的目标。不愧对亲人,不虚度此生。这样的人就是大英雄。正所谓,行行出状元。
十,英雄主义与团队精神
谈了许久的英雄,也许会被人误认为在吹捧个人英雄主义。其实,英雄主义不等于个人主义。中国古代思想家们对这个问题已经讲得比较清楚。英雄个人本领再高,还是离不开民众的支持和部属的努力。俗话说,一个好汉三个帮,红花还要绿叶扶。离开了支持,一个人本领再大,也会变成虎落平阳,龙困沙滩,被犬欺,被虾戏。
所以,再大本领的英雄,也要团结部属,凝聚力量。一个人要成事业,离不开人才。要成英雄,就必须要发现人才,聚集人才,善用人才,并善待人才。为建立一个能够打拼的团队,英雄还要能够管理人才。有才能的人,也必然心高气傲,难以驾驭。唯有真英雄才能降龙伏虎,人才也需要真英雄来领导。英雄主义同集体精神和团队精神是相辅相成的。
范文:
从古至今英雄人物总要经历磨难才能成就大业,而娇生惯养之辈总是缺少气概,难以成就伟业。
(李嘉诚)少年涉世自古英雄多磨难2
李嘉诚每天都把闹钟调快10分钟响铃,最早一个赶到茶楼。调快时间的习惯一直保留到今日,他做任何事,都走在时间的前面。
茶楼的工时,每天都在15个小时以上。茶楼打烊,已是半夜人寂时。李嘉诚回忆这段日子,说“我是披星戴月上班去,万家灯火回家来”。这对一个才十四五岁的少年,实在是太累太乏了。白天时,茶客较少,但总会有几个老翁坐茶桌泡时光。李嘉诚是地位最卑下的堂
仔,大伙计休息,他却要呆在茶楼侍候。
李嘉诚对儿子谈他少年的经历:“我那时,最大的希望,就是美美地睡3天3夜。”
茶楼是个小社会,三教九流,什么样的人都有。他们与先父所说的古代圣贤相去甚远,但一个个都是这么实在,富有鲜明的个性。他们或贫,或富;或豪放,或沉稳。也许是泡在书堆里太久的缘故,李嘉诚对茶楼的人和事,有一股特别的新鲜感。他会揣测某一茶客的籍贯、职业、财富、性格。他由此而养成观察人的习惯,这对他日后从事推销工作大有裨益。
李嘉诚尤其喜欢听茶客谈古论今,散布小道消息。他从中了解了社会和世界的许多事情。不少事,在家庭,在课堂,闻所未闻;不少说法,与先父和老师灌输的一套,大逆相忤。李嘉诚发现,世界原来是这么错综复杂,异彩纷呈。李嘉诚的思维不再单纯得如一张白纸,又因为先父的训言刻骨铭心,他在纷纭变幻的世界没有迷失自我。
听茶客谈天,是排困解乏的最佳疗法。有一次,李嘉诚听得入迷,竟忘了侍候客人茶水。他听到大伙计叫唤,慌慌张张拎茶壶为客人冲开水,不小心洒到茶客的裤脚上。
李嘉诚吓坏了,木桩似地站在那里,一脸煞白,不知向这位茶客赔礼谢罪。茶客是茶楼的衣食父母,是堂倌侍候的太爷。若是挑剔点的茶客,必会甩堂倌的耳光。
李嘉诚诚惶诚恐,等待茶客怒骂惩罚和老板炒鱿鱼。在李嘉诚进来之前,一个堂倌犯了李嘉诚同样的过失,那茶客是“三合会白纸扇”(黑社会师爷)。老板不敢得罪这位“大煞”,逼堂倌下跪请罪,然后当即责令他滚蛋。
这时老板跑了过来,正要对李嘉诚责骂,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这茶客说:“是我不小心碰了他,不能怪这位小师傅。”茶客一味为李嘉诚开脱,老板没有批评李嘉诚,仍向茶客道歉。
茶客坐一会儿就走了,李嘉诚回想刚刚发生的事,双眼湿漉漉的。事后老板对李嘉诚道:“我晓得是你把水淋了客人的裤脚。以后做事千万得小心。万一有什么错失,要赶快向客人赔礼,说不准就能大事化了。这客人心善,若是恶点儿的,不知会闹成什么样子。开茶楼,老板伙计都难做。”
回到家,李嘉诚把事情说给母亲听,母亲道:“菩萨保佑,客人和老板都是好人。”她又告诫儿子:“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积善必有善报,作恶必有恶报”。
李嘉诚再也没见过那位好心的茶客,他成为巨富后对友人说:“这虽然是件小事,在我看来却是大事。如果我还能找到那位客人,一定要让他安度晚年,以报他的大恩大德。”
这是李嘉诚一生中惟一一次“饭碗危机”。一年后,李嘉诚辞去茶楼的工作,去了舅父的中南钟表公司。
他已经熬过最艰辛的一年,老板给他加了工钱,他能够向其他堂倌一样,轮流午休或早归。茶楼工作出息不大,但他感谢茶楼老板,老板成全了李嘉诚养家糊口的基本愿望,给予他极好的人生锻炼。
为去舅父的公司,李嘉诚犹豫了好些天。他渴望从事新的职业,尤其是跟复杂钟表打交道的行当。李嘉诚迈向社会,曾拂逆了舅父的一番好意。现在李嘉诚又觉得,他似乎不应再有太多的顾虑。自己是在社会闯荡和磨炼过的人,进舅父的公司,不是接受恩赐,而是为舅父做事。
庄静庵回忆少年李嘉诚时说:“阿诚的阿爷谢世太早,故阿诚少年老成,他的许多想法做法,就像大人。”
李嘉诚进了舅父的公司,舅父不因为嘉诚是外甥而特别照顾。李嘉诚从小学徒干起,初时还不能接触钟表活儿,做扫地、煲茶、倒水、跑腿的杂事。李嘉诚在茶楼受过极严格的训练,轻车熟路,做得又快又好。开始,许多职员不知李嘉诚是老板的外甥,他们在庄静庵面前夸李嘉诚,说他“伶俐勤快”,“甚至看别人的脸色,就知道别人想做什么,他就会主动帮忙”。
李嘉诚进中南公司的目的,是学会装配修理钟表。他利用打杂的空隙,跟师傅学艺。他心灵手巧,仅半年时间,就学会各种型号的钟表装配及修理。
舅父对嘉诚的长进心喜不已,但他从不当面夸奖他。
1945年8月,日本投降,黑暗的日治时代结束,但香港的殖民地位依然不变,只是太阳旗重新换成米字旗。战前,香港人口163万,日治时期锐减为60万。大批的房屋遭破坏,英国接管香港,有17万人无家可归。战时逃出香港避灾的人,以每月10万人的数量回流香港。食品短缺,燃料不足,住房匮乏,港英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保障市民供给,复兴香港经济。
庄静庵预见香港经济将有超常的发展,于是扩大公司规模,调整人事。李嘉诚被调往高升街钟表店当店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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