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宣怀的教育思想和办学实践 盛宣怀的教育思想和办学实践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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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在创办北洋大学堂时提出哪些主张

甲午战争后，盛宣怀认为国家欲图自强，筹设学堂、培育人才是关键。他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说：“自强首在储才，储才必先兴学”、“西国人材之盛皆出于学堂”。

1895年10月2日，盛宣怀通过直隶总督王文韶，禀奏光绪皇帝设立新式学堂。光绪帝御笔钦准，成立天津北洋西学学堂。后更名为北洋大学，此为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所官办大学，也是天津大学的前身。这一天也成为中国第一所大学建校纪念日。

盛宣怀铜像

北洋大学堂创建后，盛宣怀秉承“事事研求”的人生宗旨，不断丰富和完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办学方针，形成了“西学体用”的思想理念。首先，他采用专家办学模式，奏明皇帝“须遴选深通西学体用之员总理”，聘请美国教育家丁家立具体掌管设在天津的大学堂，并聘请了一批外籍教员。其次，针对当时清王朝在处理内政外交上急需熟悉法律的人才，以及急需开发矿业资源、发展机械加工工业的实际，开设了法律、土木工程、采矿冶金、机械工程等学科，并随着事业的变化，及时改变专业设置，添设新的专业。盛宣怀认为“师范、小学尤为学堂一事务中之先务”。所以他又开始了培植师资和生源的工作，1897年他建立了我国教育史上第一所新式师范学院，以及第一所外院(即小学)，连同相当于大学附中的北洋大学堂二等学堂，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三级学制，为中国新式系统学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第四，盛宣怀注意因材施教，因人而异，培养专门人才。学生入头等学堂先学习第一年基础功课，学完后，由总办、总教习察看每一个学生的资质，酌定今后的学习内容；即便是出国留学，也要根据每人的资质，选其专门学科去深造。第五，确立了“严谨治学，严格教学要求”的校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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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创办北洋大学、南洋公学

盛宣怀是中国近代一位“处于非常之世、做了非常之事的非寻常之人”。1844年，盛宣怀出生于江苏武进（今常州市）的一户世代官宦人家，字杏荪，号愚斋。22岁中秀才，但其后连续两次乡试皆名落孙山，遂决心放弃科举之途，弃学而经世。1870年凭借其父盛康的关系成为洋务派首领李鸿章的幕僚，并很快得到信任和提升，从此开始了他一生的洋务生涯，投身于中国当时最迫切需要的资本主义工商业。

由于经办洋务有方，盛宣怀也得到其他洋务派重要人物张之洞、刘坤一的赏识。1896年张之洞邀请他接办汉阳炼铁厂，并保荐他出任铁路总公司督办。1897年盛宣怀在上海主持开办中国第一家官办新式银行一中国通商银行。1898年后又掌管汉冶萍公司。到19世纪末，他控制了轮船、电报、铁路、银行、纺织等中国近代实业中的一批重要企业，几乎掌握着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可谓叱咤风云，无人能敌。

由于经济实力大增，加上李鸿章、张之洞等人的保举，盛宣怀逐渐得到清政府的垂青。从1896年起，盛宣怀先后被授予太常寺少卿、太子少保、商务大臣、邮传部大臣等要职，成为晚清时期一位财权兼备的实力人物。张之洞称其为“承上注下，可联南北，可联中外，可联官商”的官商界罕有高手。沪上巨商经元善则形象地称盛宣怀“一手捞着十六颗夜明珠”。盛宣怀自己也曾不无得意地说：“天下有十个盛杏荪，实业便有数十件。”

1895年10月任职天津海关道的盛宣怀征得直隶总督王文韶的同意，在美国人丁家立的协助下，于天津创办了北洋西学学堂（次年改名北洋大学堂，即今天津大学的前身)。

1896年3月，盛宣怀接受地方实力派人物、两江总督刘坤一的邀请，赴南京商议新政条陈。借此机会，盛宣怀面陈刘坤一，准备在上海捐购基地，筹款开办一所新式学堂——南洋公学。

1896年10月，盛宣怀卸任天津海关道，调任铁路总公司督办，常驻上海。随着事业的转移，盛宣怀又将精力转向创办南洋公学。盛宣怀禀明两江督臣刘坤一，筹款议建南洋公学，并上奏朝廷获准，向招商、电报两局每年集捐银10万两，在上海徐家汇创办了一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学校——南洋公学。这就是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

1896年12月6日，光绪皇帝发出谕令：“育才为当今急务，节经谕令各直省添设学堂，实力举办。”同意盛宣怀开设新式学堂——南洋公学。 

盛宣怀的社会评价

盛宣怀为不可少之人。（慈禧太后评价）

志在匡时，坚韧任事，才识敏瞻，堪资大用。（李鸿章评价）

可联南北，可联中外，可联官商。（张之洞评价）

热心公益，而经济界又极有信用。（孙中山评价）

卖国贼、官僚资本家、土豪劣绅。（鲁迅评价——出自其《从盛宣怀说到有理的压迫》）

处非常之世，走非常之路，做非常之事的非常之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盛宣怀传》的作者夏东元对盛评价）

清末的一个政治家、企业家和福利事业家。

盛宣怀谢世，不足百年。史家回忆，1917年移柩时队伍途经上海的大马路(南京路)、广西路、四马路(福州路)，直到外滩的金利源码头(十六铺码头)，一路人头攒动，电车公司甚至不得不停驶了相关路段的车辆。当年如有“中国富豪榜”，盛宣怀必在前排。但如果仅用带着铜臭味的“官商”或“商官”来定义盛氏，难免摸象之讥。此人一番作为，与中国近现代史“牵丝攀藤”，根本无从切割，向度颇为丰富，趣味绝非小众。

旧中国近代化第一阶段中创建起来的主要近代工矿交通运输和金融企业，大半通过盛宣怀之手，盛宣怀是旧中国第一代资本主义近代化的奠基人，也是旧中国新兴资产阶级的领袖人物过去把他简单地说成是“官僚买办”，同样有失公允。盛宣怀的主要过失同样在于：没有能在兴办近代企业奠定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同时，突破封建政治体制的上层建筑，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民主政治，反而利用控制近代企业的能量，向晚清政府谋求“高官”，使自己陷入封建政治体制的旋涡。正如夏东元在《盛宣怀传》代序中所说：“终其生未能克服保守政治主张与进步的经济实践间的矛盾。”凭盛宣怀创建近代企业的经济实践，他对封建政治体制和封建传统思想的危害性，应该比李鸿章有更深的感受。所可惜的是，他在政治思想上，同样未能冲出两者的牢笼，始终站在晚清政府反动保守的立场。在戊戌维新运动中，他公开提出与康、梁等人相对立的变法方案，说什么“中国的根本之学不必更动，止要兵政、工政两端采取各国之所长。”在八国联军入侵时，他为了维护近代企业的安全，积极创议和组织“东南互保”，虽然违反了慈禧的意旨，但又和列强的侵略利益相一致。1911年5月9日，在他邮传部大臣任内宣布的“铁路干线国有”命令，成为爆发辛亥革命的导火线。辛亥革命爆发以后，他又竭力动员袁世凯出山，积极参预调兵运粮，企图扑灭革命烈火，挽救晚清政府，终于成为辛亥革命的打击对象。其结果是：他死保的晚清政府还是寿终正寝，他做大官的迷梦到底不得不破灭，他的近代化事业也大大受到干扰和影响，未能获得正常的发展。总之，李鸿章与盛宣怀，在中国大地上，首先创建近代企事业，是为中国第一代资本主义近代化立下了大功；而他们的未能冲破封建政治体制和封建传统思想的牢笼，成为旧中国第一代近代化失败的关键，又是主要的过失。

高等学府，古已有之，但把高等学府称为“大学”，在我国则是清朝末年之事。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被誉为“东方康乃尔”的天津北洋大学堂(现天津大学的前身)创立，这就是我国第一所新式大学。在当时，其头等学堂的毕业生可免试进入美国哈佛、耶鲁等著名大学。有意思的是，出任该学堂的首任督办，也就是我国的第一位大学校长，竟是素有中国“商父”美誉的盛宣怀。以“铜臭”之身，聚书香之气，盛宣怀在中国教育史上的地位的确耐人寻味。盛宣怀与中国现代教育有着不解之缘，其创办北洋大学堂仅仅是一个开始。盛宣怀为什么如此热心教育事业，究其原因，恐怕与他自身的经历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一方面他是传统科举制度的受害者，另一方面，与“西学”相似的经世之学使他终生受益，特别是通过从事洋务事业，他深知“西学”的重要，却又深感自身知识的不足，在具备一定经济基础之后，捐资建学便是顺理成章的事了。所以说，盛宣怀堪称我国捐资创办大学的第一人，而且在他的整个办学理念中，莫不闪现着“经世致用”的光辉，他为北洋大学堂定下的校训就是“实事求是”，这个治学理念延续至今，始终未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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