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的获奖感言(莫言获奖感言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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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贺莫言获奖感言

祝贺莫言获奖感言

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祝贺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座谈会上的即席发言

我是念文学出身，三十年前对文学创作曾有过关注，写过文章，出过书，有一点发言权。近三十年一直致力于思想史和学术史的研究，对当代文学就没有发言权了。当然认识一些作家，王蒙、王安忆、贾平凹等，有的保持了联系。和莫言认识的很晚，见过，但真正认识，是他调来艺术研究院以后。参加一些会，听他的发言。三年前在湖南召开两岸经济文化论坛，我们都参加了，他对我多所照拂。知道这是一位不威而重的超出凡品的人物。

莫言的作品触及到了乡土中国社会经络的痛阈，写出了人性的挣扎与坚韧。他的文学是有力量的。很多作家在生活面前、在现实面前采取的是妥协的态度。但莫言的创作是不妥协的。不妥协的文学就有力量。包括他早期的创作，以及后来的《生死疲劳》和《蛙》，都是这样的作品。

因此莫言的获奖，毋宁说是顺理成章之事。

尽管对诺贝尔奖有各种说法，有多少潜台词，多少潜规则，钱锺书先生甚至说诺贝尔这个人，一生做的两件事都不怎么样，一是发明炸药，二是设立诺贝尔奖。钱先生说，诺贝尔文学奖的危害比发明炸药的危害还大。后来知道，这个话萧伯纳也说过。

但是这一次，这次莫言的获奖，我认为是给一个真正的中国作家的，是给纯粹的中国文学的。

当然一切荣誉都是外在的，也许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刚才莫言的发言，似乎有这样的意思。祝贺莫言!为你高兴!

莫言获奖感言全文

尊敬的瑞典学院各位院士，女士们、先生们：

通过电视或者网络，我想在座的各位，对遥远的高密东北乡，已经有了或多或少的了解，你们也许看到了我的九十岁的老父亲，看到了我的哥哥姐姐我的妻子女儿和我的一岁零四个月的外孙女。但有一个我此刻最想念的人，我的母亲，你们永远无法看到了。我获奖后，很多人分享了我的光荣，但我的母亲却无法分享了。

我母亲生于1922年，卒于1994年，她的骨灰，埋葬在村庄东边的桃园里。去年，一条铁路要从那儿穿过，我们不得不将她的坟墓迁移到距离村子更远的地方。据开坟墓后，我们看到，棺木已经腐朽，母亲的骨殖，已经与泥土混为一体。我们只好象征性地挖起一些泥土，移到新的墓穴里，也就是从那一时刻起，我感到，我的母亲是大地的一部分，我站在大地上的诉说，就是对母亲的诉说。

我是我母亲最小的孩子。

我记忆中最早的一件事，是提着家里唯一的一把热水瓶去公共食堂打开水。因为饥饿无力，失手将热水瓶打碎，我吓得要命，钻进草垛，一天没敢出来。傍晚的时候，我听到母亲呼唤我的乳名。我从草垛里钻出来，以为会受到打骂，但母亲没有打我也没有骂我，只是抚摸着我的头，口中发出长长的叹息。

我记忆中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跟随着母亲去集体的地里捡麦穗，看守麦田的人来了，捡麦穗的人纷纷逃跑，我母亲是小脚，跑不快，被捉住，那个身材高大的看守人搧了她一个耳光。她摇晃着身体跌倒在地。看守人没收了我们捡到的麦穗，吹着口哨扬长而去。我母亲嘴角流血，坐在地上，脸上那种绝望的神情让我终生难忘，多年之后，当那个看守麦田的人成为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在集市上与我相逢，我冲上去想找他报仇，母亲拉住了我，平静地对我说：“儿子，那个打我的人，与这个老人，并不是一个人。”

我记得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一个中秋节的中午，我们家难得地包了一顿饺子，每人只有一碗。正当我们吃饺子时，一个乞讨的老人，来到了我们家门口，我端起半碗红薯干打发他，他却愤愤不平地说：“我是一个老人，你们吃饺子，却让我吃红薯干，你们的心是怎么长的?”我气急败坏地说：“我们一年也吃不了几次饺子，一人一小碗，连半饱都吃不了!给你红薯干就不错了，你要就要，不要就滚!”母亲训斥了我，然后端起她那半碗饺子，倒进老人碗里。

我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跟着母亲去卖白菜，有意无意地多算了一位买白菜的老人一毛钱。算完钱我就去了学校。当我放学回家时，看到很少流泪的母亲泪流满面。母亲并没有骂我，只是轻轻地说：“儿子，你让娘丢了脸。”

我十几岁时，母亲患了严重的肺病，饥饿，病痛，劳累，使我们这个家庭陷入困境，看不到光明和希望。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不祥之感，以为母亲随时都会自寻短见。每当我劳动归来，一进大门，就高喊母亲，听到她的回应，心中才感到一块石头落了地。如果一时听不到她的回应，我就心惊胆战，跑到厨房和磨坊里寻找。有一次，找遍了所有的房间也没有见到母亲的身影，我便坐在院子里大哭，这时，母亲背着一捆柴草从外边走进来。她对我的哭很不满，但我又不能对她说出我的担忧。母亲看透我的心思，她说：“孩子，你放心，尽管我活着没有一点乐趣，但只要阎王爷不叫我，我是不会去的。”

我生来相貌丑陋，村子里很多人当面嘲笑我，学校里有几个性格霸蛮的同学甚至为此打我。我回家痛哭，母亲对我说：“儿子，你不丑。你不缺鼻子缺眼，四肢健全，丑在哪里?而且，只要你心存善良，多做好事，即便是丑，也能变美。”后来我进入城市，有一些很有文化的人依然在背后甚至当面嘲弄我的相貌，我想起了母亲的话，便心平气和地向他们道歉。

我母亲不识字，但对识字的人十分敬重。我们家生活困难，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但只要我对她提出买书买文具的要求，她总是会满足我。她是个勤劳的人，讨厌懒惰的孩子，但只要是我因为看书耽误了干活，她从来没批评过我。

有一段时间，集市上来了一个说书人。我偷偷地跑去听书，忘记了她分配给我的活儿。为此，母亲批评了我。晚上，当她就着一盏小油灯为家人赶制棉衣时，我忍不住地将白天从说书人那里听来的故事复述给她听，起初她有些不耐烦，因为在她心目中，说书人都是油嘴滑舌、不务正业的人，从他们嘴里，冒不出什么好话来。但我复述的故事，渐渐地吸引了她。以后每逢集日，她便不再给我排活儿，默许我去集上听书。为了报答母亲的恩情，也为了向她炫耀我的记忆力，我会把白天听到的故事，绘声绘色地讲给她听。

很快的，我就不满足复述说书人讲的故事了，我在复述的过程中，不断地添油加醋。我会投我母亲所好，编造一些情节，有时候甚至改变故事的结局。我的听众，也不仅仅是我的母亲，连我的姐姐，我的婶婶，我的奶奶，都成为我的听众。我母亲在听完我的故事后，有时会忧心忡忡地，像是对我说，又像是自言自语：“儿啊，你长大后会成为一个什么人呢?难道要靠耍贫嘴吃饭吗?”

我理解母亲的担忧，因为在村子里，一个贫嘴的孩子，是招人厌烦的，有时候还会给自己和家庭带来麻烦，我在小说《牛》里所写的那个因为话多被村里人厌恶的孩子，就有我童年时的影子。我母亲经常提醒我少说话，她希望我能做一个沉默寡言、安稳大方的孩子。但在我身上，却显露出极强的说话能力和极大的说话欲望，这无疑是极大的危险，但我的说故事的能力，又带给了她愉悦，这使她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

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尽管有我父母亲的谆谆教导，但我并没改掉我喜欢说话的天性，这使得我的名字“莫言”，很像对自己的讽刺。

我小学未毕业即辍学，因为年幼体弱，干不了重活，只好到荒草滩上去放牧牛羊。当我牵着牛羊从学校门前路过，看到昔日的同学在校园里打打闹闹，我心中充满悲凉，深深地体会到一个人哪怕是一个孩子离开群体后的痛苦。

到了荒滩上，我把牛羊放开，让它们自己吃草。蓝天如海，草地一望无际，周围看不到一个人影，没有人的声音，只有鸟儿在天上鸣叫。

我感到很孤独，很寂寞，心里空空荡荡。有时候，我躺在草地上，望着天上懒洋洋地飘动着的白云，脑海里便浮现出许多莫名其妙的幻想。我们那地方流传着许多狐狸变成美女的故事。我幻想着能有一个狐狸变成美女与我来做伴放牛，但她始终没有出现。但有一次，一只火红色的狐狸从我面前的草丛中跳出来时，我被吓得一屁股蹲在地上。狐狸跑没了踪影，我还在那里颤抖。有时候我会蹲在牛的身旁，看着湛蓝的牛眼和牛眼中的我的倒影。有时候我会模仿着鸟儿的叫声试图与天上的鸟儿对话，有时候我会对一棵树诉说心声。但鸟儿不理我，树也不理我。许多年后，当我成为一个小说家，当年的许多幻想，都被我写进了小说。很多人夸我想象力丰富，有一些文学爱好者，希望我能告诉他们培养想象力的秘诀，对此，我只能报以苦笑。

就像中国的先贤老子所说得那样：“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我童年辍学，饱受饥饿、孤独、无书可读之苦，但我因此也像我们的前辈作家沈从文那样，及早地开始阅读社会人生这本大书。前面所提到的到集市上去听说书人说书，仅仅是这本大书中的一页。

辍学之后，我混迹于成人之中，开始了“用耳朵阅读”的漫长生涯。二百多年前，我的故乡曾出了一个讲故事的伟大天才蒲松龄，我们村里的许多人，包括我，都是他的传人。我在集体劳动的田间地头，在生产队牛棚马厩，在我爷爷奶奶的热炕头上，甚至在摇摇晃晃地行进着的牛车上，聆听了许许多多神鬼故事，历史传奇，逸闻趣事，这些故事都与当地的自然环境、家族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使我产生了强烈的现实感。

我做梦也想不到有朝一日这些东西会成为我的写作素材，我当时只是一个迷恋故事的孩子，醉心地聆听着人们的讲述。那时我是一个绝对的有神论者，我相信万物都有灵性，我见到一棵大树会肃然起敬。我看到一只鸟会感到它随时会变化成人，我遇到一个陌生人，也会怀疑他是一个动物变化而成。每当夜晚我从生产队的记工房回家时，无边的恐惧便包围了我，为了壮胆，我一边奔跑一边大声歌唱。那时我正处在变声期，嗓音嘶哑，声调难听，我的歌唱，是对我的乡亲们的一种折磨。

我在故乡生活了二十一年，期间离家最远的是乘火车去了一次青岛，还差点迷失在木材厂的巨大木材之间，以至于我母亲问我去青岛看到了什么风景时，我沮丧地告诉她：什么都没看到，只看到了一堆堆的木头。但也就是这次青岛之行，使我产生了想离开故乡到外边去看世界的强烈愿望。

1976年2月，我应征入伍，背着我母亲卖掉结婚时的首饰帮我购买的四本《中国通史简编》，走出了高密东北乡这个既让我爱又让我恨的地方，开始了我人生的重要时期。我必须承认，如果没有30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发展与进步，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也不会有我这样一个作家。

在军营的枯燥生活中，我迎来了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和文学热潮，我从一个用耳朵聆听故事，用嘴巴讲述故事的孩子，开始尝试用笔来讲述故事。起初的道路并不平坦，我那时并没有意识到我二十多年的农村生活经验是文学的富矿。那时我以为文学就是写好人好事，就是写英雄模范，所以，尽管也发表了几篇作品，但文学价值很低。

1984年秋，我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在我的恩师著名作家徐怀中的启发指导下，我写出了《秋水》、《枯河》、《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等一批中短篇小说。在《秋水》这篇小说里，第一次出现了“高密东北乡”这个字眼，从此，就如同一个四处游荡的农民有了一片土地，我这样一个文学的流浪汉，终于有了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场所。我必须承认，在创建我的文学领地“高密东北乡”的过程中，美国的威廉·福克纳和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给了我重要启发。我对他们的阅读并不认真，但他们开天辟地的豪迈精神激励了我，使我明白了一个作家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地方。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应该谦卑退让，但在文学创作中，必须颐指气使，独断专行。我追随在这两位大师身后两年，即意识到，必须尽快地逃离他们，我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他们是两座灼热的火炉，而我是冰块，如果离他们太近，会被他们蒸发掉。根据我的体会，一个作家之所以会受到某一位作家的影响，其根本是因为影响者和被影响者灵魂深处的相似之处。正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所以，尽管我没有很好地去读他们的书，但只读过几页，我就明白了他们干了什么，也明白了他们是怎样干的，随即我也就明白了我该干什么和我该怎样干。

我该干的事情其实很简单，那就是用自己的方式，讲自己的故事。我的方式，就是我所熟知的集市说书人的方式，就是我的爷爷奶奶、村里的老人们讲故事的方式。坦率地说，讲述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谁会是我的听众，也许我的听众就是那些如我母亲一样的人，也许我的听众就是我自己，我自己的故事，起初就是我的亲身经历，譬如《枯河》中那个遭受痛打的孩子，譬如《透明的红萝卜》中那个自始至终一言不发的孩子，我的确曾因为干过一件错事而受到过父亲的痛打，我也的确曾在桥梁工地上为铁匠师傅拉过风箱。当然，个人的经历无论多么奇特也不可能原封不动地写进小说，小说必须虚构，必须想象，很多朋友说《透明的红萝卜》是我最好的小说，对此我不反驳，也不认同，但我认为《透明的红萝卜》是我的作品中最有象征性、最意味深长的一部。那个浑身漆黑、具有超人的忍受痛苦的能力和超人的感受能力的孩子，是我全部小说的灵魂，尽管在后来的小说里，我写了很多的人物，但没有一个人物，比他更贴近我的'灵魂。或者可以说，一个作家所塑造的若干人物中，总有一个领头的，这个沉默的孩子就是一个领头的，他一言不发，但却有力地领导着形形色色的人物，在高密东北乡这个舞台上，尽情地表演。

莫言获奖感言说什么

1、他表达了对母亲的思念、对母亲的愧疚。

他说，在我获奖后，有很多人与我一起分享着荣誉，但是母亲没有分享。母亲是他人生的导师，这种导师的表现不是夸夸其谈，不是长篇大论，只是平常入情入理的一个关心、一次爱惜。莫言对母亲的思念、对母亲的内疚甚至负罪感可能也是我们对自己母亲的思念、内疚甚至负罪感——这是真切的感受，更是内心无法弥补的缺憾，痛苦就在于这种感受、这种缺憾！

2、他表态：“要在人的立场上继续写作，要反映实践、超越实践。”

这一表态也是值得我们首肯的。虽然这有点套话之嫌，但是在莫言嘴里说出这个话，还是有它特别的意义的。因为，莫言的作品与他人作品的区别之一就是他对“要在人的立场继续写作”的理解有着自己独特的感受和感悟，有着自己独特的追赶和追求。这种感受和感悟，可以是《红高粱》中潇潇洒洒走一回的豪迈和执着；这种追赶和追求，也可以是《蛙》中那一份真挚却可能是愚昧最后又回归平常的反映、反对和反思……

3、他认为，他还要继续“讲故事”，因为“真理和正义是存在的”。

言下之意，他还要继续为这个真理和正义而奋斗。对此，我以为，莫言的这个理解和看法，有正确的一面，也有值得商榷的一面。

正确的是，作为一个作家要有使命感、责任心，作家写作不可能是“纯粹的自我宣泄”、不可能是“高高挂起的孤独感”，作家要写他那个民族、他那个时代的故事，通过故事我们看见了中国的宝黛爱情、看见了法国的圣母院美丑、看见了美国的布鲁克林三棵树、看见了哥伦比亚的百年孤独……莫言的小说和小说人物虽然有点灰色、有点魔幻、甚至有点诡异，但它还是揭示了我们这个苦难民族的特定时代、特定生活。

莫言获奖感言全文

莫言获奖感言全文

莫言,原名管谟业,1955年2月17日出生于山东高密,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小编今天为大家带来莫言获奖感言全文,一起来学习一下吧!

尊敬的国王陛下、王后陛下,女士们,先生们:

我,一个来自遥远的中国山东高密东北乡的农民的儿子,站在这个举世瞩目的殿堂上,领取了诺贝尔文学奖,这很像一个童话,但却是不容置疑的现实。

获奖后一个多月的经历,使我认识到了诺贝尔文学奖巨大的影响和不可撼动的尊严。我一直在冷眼旁观着这段时间里发生的一切,这是千载难逢的认识人世的机会,更是一个认清自我的机会。

我深知世界上有许多作家有资格甚至比我更有资格获得这个奖项;我相信,只要他们坚持写下去,只要他们相信文学是人的光荣也是上帝赋予人的权利,那么,“他必将华冠加在你头上,把荣冕交给你。”

我深知,文学对世界上的政治纷争、经济危机影响甚微,但文学对人的影响却是源远流长。有文学时也许我们认识不到它的重要,但如果没有文学,人的生活便会粗鄙野蛮。因此,我为自己的职业感到光荣也感到沉重。

借此机会,我要向坚定地坚持自己信念的瑞典学院院士们表示崇高的敬意,我相信,除了文学,没有任何能够打动你们的理由。

我还要向翻译我作品的各国翻译家表示崇高的敬意,没有你们,世界文学这个概念就不能成立。你们的工作,是人类彼此了解、互相尊重的桥梁。当然,在这样的时刻,我不会忘记我的家人、朋友对我的支持和帮助,他们的智慧和友谊在我的作品里闪耀光芒。

最后,我要特别地感谢我的故乡中国山东高密的父老乡亲,我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你们中的一员;我还要特别地感谢那片生我养我的厚重大地,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便是这片水土养育出来的一个说书人,我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报答你的恩情。

谢谢大家!

莫言获奖感言全文篇2

我荣幸地获得了第二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成就奖”。与首届获此奖项的史铁生先生相比,我感到十分惭愧。与诸多同行相比,我也深感惭愧。尽管我表达了这么多的惭愧,尽管我知道伴随着这个荣誉而来的更多的会是冷嘲和热讽,但这毕竟是一件光荣的事情,因此我要感谢把我推举到领奖台上的推荐评委和终审评委,并感谢设立这个奖项的媒体和设立这个奖项的决策人。我还要特别地感谢为我颁奖的史铁生先生,在新时期文学的道路上,他留下的痕迹,比我们所有人的足迹都要深刻。

据说这个奖有一点“终身成就奖”的意思,一个作家一辈子只能得一次,这就使我不由自主地回顾了一下自己二十余年的写作历程。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新时期文学勃发之时,我是凭借着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凭借着一股急于发出不与他人雷同的声音的热望,几乎是在懵懂无知的状态下,冲上了文坛,并浪得了虚名。这个过程中,当然离不开师长们的教诲、栽培和同行们的帮助与激励。现在,这头当初就很不可爱的牛犊,即将成为一头令人厌烦的老牛,却突然被“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光芒照耀了一下,这可以看作是对我多年耕耘的奖赏,也可以看做是对我的鞭策。

二十多年来,尽管我的文学观念发生了很多变化,但有一点始终是我坚持的,那就是个性化的写作和作品的个性化。我认为一个写作者,必须坚持人格的独立性,与潮流和风尚保持足够的距离;一个写作者应该关注的并且将其作为写作素材的,应该是那种与众不同的、表现出丰富的个性特征的生活。一个写作者所使用的语言,应该是属于他自己的、能够使他和别人区别开来的语言。一个写作者观察事物的视角,应该是不同于他人的独特视角,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牛的视角,也许比人的视角更加逼近文学。我不认为一个写作者可以随便对作品中描写的人和事做出评判,但假如要评判,那也应该使用一种不同流俗的评判标准。这样强调写作的个性化,似乎失之偏颇。但没有偏颇就没有文学,中庸和公允,不是我心目中的好的写作者所应该保持的写作姿态。即便在社会生活中,中庸和公允,多数情况下也是骗人的招牌。趋同和从众,是人类的弱点,尤其是我们这些经过强制性集体训练的写作者,即便是念念不忘个性,但巨大的惯性还是会把我们推到集体洪流的边缘,使我们变成大合唱中的一个无足轻重的声音。合唱虽然是社会生活中最主要的形式,但一个具有独特价值的歌唱者,总是希望自己的声音不被众声淹没。一个有野心的写作者,也总是希望自己的作品,能跟他人的作品区别开来。我知道有些批评家已经对这种强调个性的写作提出了批评,但他们这种批评,其实也正是一种试图发出别样声音的努力。时至今日,我认为已经不存在那种会被万众一词交相称颂的文学作品,我也不认为会存在一个能够满足各个阶层需要的作家,任何一个写作者的努力,都是“嘤其鸣兮,求其友声”。从这个意义上说,写作的个性化,恰是通向某种程度的普遍性的桥梁。

尽管这个奖有那么点“终身成就奖”的意味,但我当然不愿意让这次得奖成为创作的终结。对一头耕耘多年、尚有劳动能力的准老牛来说,已经没有必要再来讲述耕耘的重要意义,默默地埋头拉犁,比什么都重要。“老牛已知光阴迫,不须扬鞭自奋蹄”,何况这“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鞭子还高高地悬在头上呢。当然,这样的比喻马上会让人联想到站在后边扶犁扬鞭的农夫,而谁又是这个农夫?由此可见,没有个性的比喻也总是蹩脚的。

谢谢各位,并向即将获得第三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成就奖”的那位同行表示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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