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耳与国歌？聂耳谱写国歌的故事

聂耳谱写国歌的故事

1935年5月1日，“中华日报”发表了这首歌，影片“风云儿女”首映，主题歌立即传遍全国，成为号召人民奋起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歌。1940年，美国著名歌唱家罗伯逊在音乐会上宣布：“今晚我要唱一首中国歌曲，献给战斗的中国人民！”他以深厚有力的男低音，分别用中英文演唱了此歌。后来此歌被灌成唱片，很快在海外华人和进步人士中流传开来。1944年，美国国务院提出在联合国胜利日演奏各国音乐，“义勇军进行曲”就被作为中国音乐的代表作品演奏。

1949年9月27日，在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著名画家徐悲鸿首先提出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的提案，被大会通过。1982年12月4日，全国五届人大第五次会议又通过决议，确定这首歌为正式国歌.

聂耳什么时候写的国歌

聂耳

聂耳（原名聂守信，1912年2月14日－1935年7月17日），中国音乐家，字子义（亦作紫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作曲者。

生平介绍

聂耳是云南玉溪人，出生于昆明。聂耳从小喜爱音乐，1918年就读于昆明师范附属小学。利用课余时间，聂耳自学了笛子、二胡、三弦和月琴等乐器，并开始担任学校“儿童乐队”的指挥。1922年，聂耳进入私立求实小学高级部，1925年考取云南省立第一联合中学插班生。

1927年聂耳毕业于云南省立第一联合中学，并进入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校期间参与了学生组织“读书会”的活动，并与友人组织“九九音乐社”，经常参加校内外的演出活动。在这期间，他还自学了小提琴和钢琴。

1931年4月聂耳考入黎锦晖主办的“明月歌舞剧社”，任小提琴手。1932年7月发表《中国歌舞短论》，并因批评黎氏被迫离团。1932年11月进入联华影业公司工作，参加“苏联之友社”音乐小组，并组织“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参加左翼戏剧家联盟音乐组。1933年，聂耳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4年4月聂耳加入百代唱片公司主持音乐部工作，同时建立百代国乐队（又名“森森国乐队”）。这也是聂耳最多产的一年。1935年初，聂耳创作了著名的《义勇军进行曲》

1935年1月聂耳任联华二厂音乐部主任。1935年7月17日，年仅23岁的聂耳在日本藤泽市游泳时不幸溺水身亡。

■他是天才的音乐家，又是革命者。恰恰因为后者，才能出现前者辉煌

“文以载道，诗以言志，乐乃心声”。聂耳本人乃至他那些激越高昂的不朽作品，都是那个特定的民族危亡时代所造就。那些铿锵有力的音符，也都是当时环境下人民的心声。日本侵华和国内抗日群众运动的风雨，在他心中激起澎湃的心潮，音乐与革命从此结合到一起。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的十天后，即2月7日，在外面隆隆炮声可闻、难民在街上到处流离奔走哭喊的环境中，聂耳在日记中首次提出“怎样去做革命的音乐”。聂耳是一个天才的音乐家，又是一个革命者，而且恰恰因为后者，才能出现前者的辉煌。他的一系列作品，特别是《义勇军进行曲》，正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的产物。

《义勇军进行曲》在银幕上首次响起时，不幸正逢聂耳去世，但这支歌作为民族革命的号角响彻了中华大地，还享誉全球。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英、美、印等许多国家电台经常播放此歌。战争结束前夕，美国国务院还批准将其列入《盟军胜利凯旋之歌》中。新中国成立前夕征集国歌时，周恩来就提出用这首歌，并在新政协会上一致通过。在1949年的开国大典和此后每年的国庆节，聂耳谱出的乐章都雄壮地奏响，这足以告慰亡逝于异国的英灵。

■音乐创作生涯只有两年，却创作出许多影响几十年的歌曲

■在北平时穷得买不起棉衣，却在秋末深入天桥等地，用有限的几个钱来收集北方民间音乐素材，并聆听卖嗓子、卖武功的吼声;他在上海一年的苦苦积攒，才买到一把梦寐以求的廉价小提琴

聂耳的音乐创作生涯虽然只有1933年至1935年这短短的两年，却创作出《大路歌》、《码头工人歌》、《开路先锋》、《新的女性》、《毕业歌》、《卖报歌》、《铁蹄下的歌女》等几十年来一直脍炙人口的歌曲。这些辉煌成就的取得，除了他个人的天才，最主要的是他深入社会生活的最底层。他在1933年6月3日的日记中总结说：“音乐与其他艺术、诗、小说、戏剧一样，它是代替大众在呐喊，大众必然会要求音乐新的内容和演奏，并要求作曲家的新态度。”

从小家境贫寒的聂耳对劳苦大众有深厚的感情，鄙视那些钻在“象牙之塔”中的孤芳自赏和为少数人服务的“阳春白雪”。他在北平时穷得买不起棉衣，却在秋末深入到贫民区天桥等地，用有限的几个钱来收集北方民间音乐素材，并在“充满了工人们、车夫、流氓无产阶级的汗臭”环境中聆听卖嗓子、卖武功的吼声，从中知道了他们“生命的挣扎”的心曲。在上海，他经常踏着晨霜夜路体验女工上班的辛苦，从而创作出《新女性》。聂耳还与小报童交上了朋友，天天问寒问暖，那首著名的《卖报歌》正是在这种环境下吟诵出来的。

聂耳没有像样的创作条件，到上海一年后经过苦苦积攒，才买到一把多年梦寐以求的廉价小提琴。他居住的斗室冬冷夏热，到北京一次连续登台演出四天仅得6元钱报酬。这不仅使他从心底更憎恨资本家老板剥削的冷酷，其作品也不断呼喊出人民要求解放的心声。

■田汉在香烟包装纸上匆匆写下《义勇军进行曲》，聂耳于国内定下初稿，最后谱成于敌国境内

30年代中期，日寇侵占东北后又把铁蹄伸向华北，国内的反动腐朽势力却仍沉溺于纸醉金迷中。社会上充斥着“桃花江”、“毛毛雨”、“妹妹我爱你”一类萎靡丧志的淫歌艳曲。共产党员作家田汉找到聂耳，认为如此“唱靡靡之音，长此下去，人们会成为亡国奴”。二人就此议定，要创作一首歌，来战胜“桃花江是美人窝”。二人研究了《国际歌》、《马赛曲》和《船夫曲》，认为很有气势，可以借鉴。1935年初，田汉改编了电影《风云儿女》，并写了一首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由于发现国民党特务已来追捕，他仓促间在一张小小的香烟包装纸上写下歌词，就被抓进监狱。

夏衍拿到田汉留下的剧本，在里面发现了那张写着歌词的香烟衬纸。不久，聂耳来找夏衍，听说此事后，主动提出：“作曲交给我，我干！”聂耳根据同田汉一起提出的构想，带着满腔激愤，只用两天时间便谱写了初稿，随即因躲避追捕到了日本。在那里，他一方面受到友好人士的热情接待，一方面也看到军国主义分子大肆鼓噪“扩大在支（那）利益”，并磨刀霍霍。聂耳由此更激发了创作灵感，迅速将歌曲定稿寄回国，其旋律更加高昂雄壮。

主要作品

聂耳一生共创作37首乐曲，都是在他去世前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所写的，其中反映工人阶级生活和斗争的歌曲占有较大比重。聂耳经常与田汉合作。除义勇军进行曲外，聂耳的代表作品还有《毕业歌》、《前进歌》、《大路歌》、《开路先锋》、《码头工人歌》、《新女性》、《飞花歌》、《塞外村女》、《铁蹄下的歌女》、《告别南洋》、《梅娘曲》、《卖报歌》、歌剧《扬子江暴风雨》及民族器乐曲《翠湖春晓》、《金蛇狂舞》等。

聂耳墓志铭

1954年，中共云南省人民政府决定重修聂耳墓地，请郭沫若题写墓碑和墓志铭。这年2月，郭沫若书题“人民音乐家聂耳之墓”碑和墓志铭：

聂耳同志，中国革命之号角，人民解放之声鼙鼓也。其所谱《义勇军进行曲》，已被选为代用国歌，闻其声者，莫不油然而兴爱国之思，庄严而宏志士之气，毅然而同趣于共同之鹄的。聂耳呼，巍巍然，其与国族并寿，而永垂不朽呼！聂耳同志，中国共产党党员也，一九一二年二月十四日生于风光明媚之昆明，一九三五年七月十七日溺死于日本鹄沼之海滨，享年仅二十有四。不幸而死于敌国，为憾无极。其何以致溺之由，至今犹未能明焉！

如今的聂耳墓地，已是20世纪80年代初迁葬、新建的了。镶刻在墓地左屏风墙上郭沫若撰书的墓志铭，也删去了“不幸而死于敌国，为憾无极。其何以致溺之由，至今犹未能明焉！”的话。其中原因何在?

聂耳溺水身亡的1935年，正是日本逐步实行侵略中国计划之际。聂耳的死讯传回中国国内后，众多爱国人士和文化界人士，都为失去这样一位音乐天才而深感痛惜，纷纷在《晨报》、《电通》、《中华日报》、《新音乐月刊》、《大公报》等数十种报刊撰文纪念，共同怀念这位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吹响了警醒号角的先锋斗士。郭沫若也写下了悼念聂耳的诗。

1954年2月，郭沫若为聂耳题写碑文和墓志铭时，中日两国尚无外交往来，彼此仍以“敌国”视之。故郭沫若在墓志铭中有“不幸而死于敌国，为憾无极。其何以致溺之由，至今犹未能明焉！”之语。

在郭沫若题写墓志铭的9个月后的11月1日，日本人在藤泽市鹄沼海岸聂耳遇难地附近，建立了聂耳纪念碑。1963年，随着中日民间的贸易往来，日本人民又重建“耳”字形的花岗石纪念碑，日本戏剧家秋田雨雀先生撰写介绍聂耳生平碑文，并请郭沫若题写纪念碑。郭沫若书题了“聂耳终焉之地”六个大字。

1972年，中日建交。1980年5月，聂耳殉难地的日本藤泽市官员在昆明市聂耳墓地手植云南名花杜鹃花和藤泽市市树——藤树，表达对聂耳的怀念之情，并希望两市以聂耳为纽带，建立友好城市。中共云南省和昆明市政府回应日本人的热情，决定迁葬、重建聂耳墓地。墓碑仍用郭沫若所题字。1982年年初，云南省文化局将这一想法，报请文化部批准。最终经批准，墓志铭继续使用，但在墓碑重刻前，先用水泥抹去后两句，在颜色上要尽可能与原石碑一致。

按照文化部的指示，昆明市人民政府在墓地左屏风墙上重新雕刻了郭沫若的墓志铭，并删去了后两句话。

急求“聂耳与国歌征文”

聂耳，聂耳——《国歌》的诞生

一

一九三五年七月十七日，日本海滨城市藤泽的阳光煦暖，浩瀚的海洋碧蓝得像一块硕大无边的琥珀，银滩如泻，卷浪如雪，这正像是一个充满美好诱惑的陷阱，年轻的聂耳，向往大海辽阔胸襟和自由，扑向海的怀抱，情不自禁，毫无戒备的畅游起来，可是他身后的那条海岸线却成为他生命的边界，二十三的年轻生命消失在海平面之下，一腔豪情也在那个无情国家的下午泡沫般幻灭。喧嚣沸止，几十年后的藤泽海滩显得安宁而平静，中日民间交往开通之后，日本人民为音乐奇才聂耳树立的纪念碑，与祖国隔海相望，那已经是六三年，轰轰烈烈的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都已息止多年，但是那只“耳”型的纪念碑正是一只耳朵，耳蜗里回旋着激昂的奋起抗争的号角，激情的音符。也正是那只耳朵，世世代代牵引着祖国的视线。祖国啊，正走向繁荣昌盛，最终也会强大。与日建交之后的一九八二年，聂耳的遗骨被迁葬回彩云之南的云南昆明，他的故乡，用音乐谱写短暂而杰出一生的聂耳终于安睡在祖国的怀抱里，谧听祖国翻天覆地的浑厚之音。

二

应该写写我心目中的聂耳，不，说成是好好学习和感受聂耳才贴切。我常常这么想。小时候在国歌中升旗，肃穆敬礼，我会想，谱写国歌和为国歌谱曲的人实在是太伟大了，他能站在代表国家的颠峰上被传唱和颂扬，长大了也要做一个了不起的人。长大后，国歌的词曲早已谙熟在心，对词曲作者的崇拜更加理性，见到重大的节日和国家领导人迎来送往时被播放和演奏，它更变成了一种礼仪，代表了国家兴旺的一种信心和勇气，欣慰不已；等我年迈时凝听它，也许它依旧会有一种催人奋进、老马励志的况味来。这就是音乐的神奇魅力。它像文学一样有着不朽和与时俱进的品质。聂耳啊，你终于为我（事实上是为大众）谱写了一种神奇。

自然，也转化成一种好奇。小时候看过不少关于聂耳的连环画，一种捧在手中读的小人书，读得小小的人儿满心欢喜，依稀还记得那时的图画中聂耳生着一副正气凛然的样子，那是一种渗透进孩童、影响其一生的正面形象，手型中是枪，注视的眼神中有枪，寒风凛冽中高声歌唱，他首先是个战士，然后才是歌者。太喜欢他了，至少有两种原因：一，文质彬彬的（戴眼镜显得有学问）；二，风吹不倒他，子弹射不倒他，在孩子的眼里他是站着生活的人，意志坚强。传统观念看来，那叫能文能武，有着榜样的力量。

重温聂耳的成长经历，更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和社会意义。

他在北平的时候，社会异常混乱，对社会大背景中的个人小背景的探询可谓感受良多——先不说他可能的远大抱负，他在谋生，糊口，基于满足基本生活的努力所面临的恶劣社会环境——聂耳穷得买不起棉衣，他在北平秋去冬天的街头瑟瑟（北方总是比南方冬天来临得更早），最穷的时候在最冷的北方，偶然也必然的铺垫了一个人成长的更多艰辛，难道不是更有力的考验？他身上没有几个钱，他仅有的几个钱都花费在“收集北方民间音乐素材、聆听卖嗓子卖武功的吼声”，他以一个音乐爱好者的最初智慧去体验深藏民间的原初音乐元素，不仅是这样，在叙述的表象中无疑流露出低层生活的甘苦和辛酸，他有着深深的怜悯和替他们说话的欲望。同期他创作的大量脍炙人口的歌曲有《大路歌》、《码头工人歌》、《开路先锋》、《新的女性》、《毕业歌》、《卖报歌》，他生活在歌词中的角色一起，所有的创作都指向他们。细看还会发现他们——无产阶级的化身，而聂耳大概是二十左右的样子，他已经具备和积累了为大众呐喊的勇气和认识。他看到，而且切身体会了——到上海后苦苦积攒了一年才买起一把廉价的吉他，帮助他完成了上述优秀歌曲的创作，在北京拿这把吉他登台演出四天才得到六元钱的报酬，进而获得对资本家反面的感情体会。歌声就是代表无产阶级要求解放的心声。

——和田汉合作创造《义勇军进行曲》之前，斯时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已经践踏上东北的土地，他获悉此消息义愤填膺，既要表达无产阶级的苦衷，又须激起国人拒当亡国奴的斗志，样稿初成，迫害接踵而至，为躲避追捕来到日本，情和景促使他一气呵成，完成了〈义勇军进行曲〉的谱曲并迅速将定稿寄至国内。曲调豪情和雄壮，像是从胸腔里吼出来的。事实上〈义勇军进行曲〉的成功完成有可能为他的命运潜藏下了危险的信号，所以不久之后溺亡的成因，被日本特务机关的暗杀，也是有可能的。

三

新中国成立前夕征集国歌时，周恩来就提出用《义勇军进行曲》，获得新政协会上一致通过。当聂耳谱曲的《义勇军进行曲》在人民大会堂雄浑的响起，顿时掌声雷动，可惜那已经是聂耳去世之后。

四

可能，是一种摇摆不定的判断。历史定义聂耳时称他为音乐家和革命家，他所有的成就能留存下来并不断传播的原因是他的音乐；被定为国歌又是因为他的音乐当中有《义勇军进行曲》，这样对革命起到了极大的激励和鼓舞作用的旋律。他能取得《义勇军进行曲》这种音乐上的高度，正是他深入苦难的民众，既无产阶级当中，痛着他们的痛，贫穷着他们的贫穷，同他们一起呐喊，这和其他的革命者有着相同的经历，所以他也是革命家。在那个特殊的历史阶段，为革命所谱写的音乐有无数，但是《义勇军进行曲》气势恢弘，厚重，有痛定思痛、在痛苦中奋起的斗争激情，音乐的回旋中仿佛在述说中国不堪与辱没的近代史，旋律中有悲亢和挣扎，所以，甚至可以理解它有歌剧的长度和雄浑的品质；接着便是中流急转、奋起抗争。它既概括了过程又有某种程度上的结果，并对美好明天赋予胜利的期待。这也正是聂耳的音乐素养才能达到的高度。

阅读聂耳生平的时候，有一段时期值得注意一番。那是一九三一年前后，聂耳考入黎锦晖的“明月歌舞剧社”，对那个工作情形的梳理可以更好的理解聂耳革命者的立场。“明月歌舞剧社”创作并流行的是聂耳认为“靡靡之音”的音乐和流行形势，他完全有可能和他们合作得非常融洽并且开僵拓土建树起自己的名声，但是年轻的聂耳觉得国难当头，绝不是颂扬歌舞升平，用歌声表达风花雪月的时期，毅然和该剧社决裂。中国流行音乐的开创者之一的黎锦晖到如今没几个人能记得也说明，时代需要的是有担当和合适英雄主义的人物，他需要承担一些角色，终于也能被历史所铭记。当下虽国势隆盛，对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的学习和研究也是很有必要。所以，当我细细感受聂耳其人时，广义上说，这种学习和研究也具有积极的社会现实意义。

五

现实是一面镜子。国歌在我儿时唱响，那一刻小小的人儿会跟着歌唱，感受其中的大气氛，和爱国主义教育，红领巾的颜色国旗的颜色，然后是老师也是一脸的肃穆，那个年代老师穿着最时髦的是中山装，乡下的学生穿带补丁的旧衣服，社会提倡那种艰苦朴素的作风；那又是一个旗帜鲜明，颜色单一的年代，淳朴的民风将国旗和胸前的红领巾扬起、招展，整个社会有如衣服的颜色，藏青、土黄、灰、黑，接近如劳作时扬起的尘土的色泽，那也正是一个发展和建设中的国家的颜色。如今，社会纷繁，绚丽满眼，国家得到了大发展以至大繁荣，人心也跟着漂浮，躁动不已，孩子们不再喊聂耳或者雷锋作叔叔，有可能会称呼为帅哥。帅，有抢眼夺目之意，帅就可以上舞台、影视，唱流行歌曲；帅有颠覆传统定义的危险。社会中有许多危险的火种。所以我觉得，学习先进，包括对“双百”人物的学习，有利于纯正人们的思想，安定社会的争取更大发展更大繁荣的局面。这里借用聂耳在入云南师范学校后写的《我的人生观》上面的话：通过学习，做一个“并不是鲁滨逊那种个人主义的思想”的游历家，然后“以实在考察之所得以建设新的社会”，虽然后来没成为游历家、转行音乐，但也实实在在的为建设新的社会做出了不朽的贡献。曾记得，很久之前写过一篇什，叫作《苍耳，苍耳》，也是对深情的对象的一种抒发和表达，如今重叠聂耳为题，更是对音乐乃至音乐灵魂、革命乃至革命灵魂的感召和呼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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