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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曹禺作品（曹禺作品中的传统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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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曹禺作品（曹禺作品中的传统女性）
著名戏剧家曹禺先生与复旦大学有过多次交集：他的代表作《雷雨》的上海首演，是由复旦剧社担纲的；另一部剧作《日出》的全国首演，其演职人员主要是复旦人；抗战期间，他还到过重庆北碚复旦大学中文系和外文系任教……
抗战时期的曹禺
然而，关于曹禺与复旦交集的史料却比较零散甚或稀缺，在一些权威的传记和年谱中记载也不完整。因此，在汗牛充栋的曹禺研究资料中，去发现“曹禺与复旦”的历史细节，是一件令人兴奋而有意思的事情。
《雷雨》排演：请靳以顶替题字
1934年7月，曹禺的剧本《雷雨》在《文学季刊》上全文发表，引起热烈反响。11月起，浙江上虞春晖中学学生会、厦门女子师范学校六一剧社等学校剧团，纷纷排演《雷雨》。1935年4月，留日学生戏剧团体“中华话剧同好会”在东京神田一桥讲堂首演《雷雨》，立刻轰动日本。8月，天津市立师范学校孤松剧团排练并公演了《雷雨》。10月，由唐槐秋领导的中国旅行剧团在天津新新戏院演出《雷雨》，曹禺亲临现场，并在后台“亲自为演员提词”，演出圆满成功……戏剧舞台上 “《雷雨》热”持久不散，被茅盾先生誉为“海上惊雷雨”。
恰在此时（1935年9月），复旦剧社创办人、正在山东大学任教的洪深先生从青岛返沪。复旦剧社的同学去看望他，称剧社想排演俄国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大雷雨》，洪深推荐说：“有一个中国的《雷雨》很好，你们可以演。”于是，复旦剧社决定排演《雷雨》。
自当年10月起，《复旦大学校刊》在一个月内先后刊登了《〈雷雨〉的检视》《戏剧与社会现实》《浪费的争论》《并非〈浪费的争论〉》等文章，对《雷雨》展开热议。议论的过程，实际上也为复旦剧社公演《雷雨》做了预热。其时，《校刊》还常在文末刊登《雷雨》演出预告：“请注意：公演日期及地点。”
复旦剧社演出《雷雨》广告，刊于1936年1月10日《申报》
12月12日，复旦剧社在《申报》上刊登启事：“敬启者：敝社第十九次公演早经选定曹禺先生之《雷雨》，特请欧阳予倩先生导演排练，历四月，兹定于本月十三、十四、十五日假西藏路宁波同乡会公演。特此奉闻。敬希光临指导。”其时，复旦已拥有可供戏剧演出的复旦体育馆，为什么还要选在西藏路演出《雷雨》呢？我估计，复旦体育馆虽好，但在当年尚属偏僻。西藏路位于市中心，选址这里，便于一炮打响。13日至15日，《雷雨》在宁波同乡会正式公演，欧阳予倩导演，顾仲彝统筹，胡会忠饰周朴园、凤子饰四凤、程传洁（后为黄蒂）饰鲁侍萍、李丽莲饰繁漪、顾得刚饰周萍、丁伯骝饰周冲……所有演员中，除李丽莲为影剧明星外，绝大部分为复旦剧社学生，这是《雷雨》在上海的首演。
对于这次演出，扮演四凤的凤子体会很深：“谁也知道非职业剧团的难于导演，不过，欧阳先生是认真的，在排练的时候从来不给我们有一点疏忽，如果某一个演员在排练之时懈怠了他自己以致影响到整个空气的话，他会正色地说：‘我不排了！’因此没有一个演员敢于玩忽了他本分内的工作……”（封禾子《〈雷雨〉演出赘语》）正因如此，凤子在演出中非常投入，几次泣不成声。凤子的老师、中文系教授赵景深先生观剧后给她写信称：“馥泉（指复旦教授汪馥泉——引者注）对我说，仲彝告诉他，后台有演员真的哭了一点多钟，大约就是说的你了。”（赵景深《〈雷雨〉的尾声》）
这次上海首演获得巨大成功。演出结束后，有记者采访欧阳予倩，请他谈谈对复旦剧社的印象。他说：“复旦剧社是个纯学生的组合，非职业剧团可比，因此我说这次上演《雷雨》的成绩是不能算十分坏的。他们都很年青（轻），肯学习，肯虚心接受批评，他们的前途，是都很有希望的。”（一芹《〈雷雨〉在上海》，《益世报》1935年12月16日）欧阳予倩的这个说法，很快就成了现实：复旦剧社的不少学生，后来都成了专业演员和导演。
不过，这次演出也有瑕疵，有人就对宁波同乡会的场地不满意：“最引为憾事的，就是剧场太不适宜，否则《雷雨》的演出上一定更有很好的效果。”（张严《观〈雷雨〉后》，《复旦大学校刊》1935年12月16日）这大概就是后来《雷雨》改在新光大戏院演出的原因。1936年1月10日至12日，复旦剧社在新光献演《雷雨》。《申报》刊登海报称：“剧本是曾获得一九三五年至高的评价，导演是中国舞台技巧最精细的专家，演员是久经锻炼的学校剧人，集成功的著作、成功的导演、成功的演员，完成这一时无两的演出。”
应该说，《雷雨》在上海首演，是曹禺与复旦的第一次交集。据凤子回忆，曹禺曾为此次演出题了字。但赵景深的记述略有不同，他说：“曹禺因为自己的字写得不好，便请复旦的老同学靳以（章方叙）来冒名顶替，我被曹禺瞒过，回信给他说：‘你和靳以真是好朋友，连字也像他。’”（赵景深《记曹禺》）
《日出》首演：不满删除第三幕
曹禺与复旦的再次交集，是《日出》的创作与首演。
《雷雨》大获成功后，曹禺于1936年5月起开始创作《日出》。有人说，《日出》中的方达生，是以靳以先生为模特的。靳以是曹禺南开中学的好友，也是复旦商科毕业生。他在复旦读书时，曾与“复旦皇后”陈鼎如恋爱。1932年毕业后，两人分手（陈后来嫁给了一位银行家）。为此，靳以一度痛不欲生。曹禺知道后，特地从天津赶到上海，安慰靳以。“我去找那个女的谈，这个女的不愿意见我，把我拒之门外，对靳以也没有任何表示，真是毫无办法。我只好看着他痛苦，我也跟着痛苦。”（田本相、刘一军《曹禺访谈录》第132页）因此，曹禺在写作《日出》时，自然很有可能将靳以的形象融入他笔下的角色中。
1936年冬，复旦剧社的凤子、吴铁翼等已经毕业，因为原来演出《雷雨》的热情未减，他们自行组织了一个业余剧团“上海戏剧工作社”，作为复旦剧社的校友剧社。戏剧工作社首次排演的作品，就是曹禺的新作《日出》。1937年2月2日至5日，戏剧工作社在上海卡尔登大戏院正式首演《日出》——这也是《日出》的全国首演。导演欧阳予倩，凤子饰陈白露、丁伯骝饰方达生、吴铁翼饰张乔治、高步霄饰福升、苏菱饰小东西。
戏剧工作社首演《日出》广告，刊于1937年2月1日《申报》
这次《日出》首演实际上是删节版，欧阳予倩导演特地删除了第三幕“妓院”。为什么要删除第三幕呢？欧阳予倩认为全剧太长，而“这幕戏奇峰突起，演起来却不容易与其他的三幕相调和……还有一层，南边人装北边窑子不容易像”（欧阳予倩《〈日出〉的演出》）。而凤子则解释称，“因为女演员本来不多，要排第三幕妓院一场有困难……导演欧阳予倩先生叹说：‘我欣赏第三幕，剧社没有女演员，导演怎么办？’”（凤子《重访“一桥讲堂”》）
然而，删除第三幕，却让曹禺颇为不满。曹禺曾由靳以陪同，特地到上海卡尔登大戏院观看了《日出》首演，他晚年在一次访谈中回忆：“那时，我年轻气盛，是不满意欧阳予倩导演的《日出》……他们的《日出》，我看了，凤子的演出是很好的，但是对于没有第三幕，我是不满意的。我说，这是把这部戏的心脏挖去了。老先生（指欧阳予倩——引者注）一定不满意我，我是当面说了这句话。”（《曹禺访谈录》第158、159页）据说，欧阳予倩知道曹禺的不满后，叹道：“虽然不能承受这罪名，但是对作者真是有说不出的歉意，怎样让作者明白我的用心呢？”（凤子《台上·台下》）
不过，到了晚年，曹禺还是坦言，虽然对拿掉第三幕有意见，“但是，这不意味着我对这次演出全盘否定。相反，我对他们的勇气，对他们的演出是充满感谢之情的……意见归意见，感激归感激。我不会忘记这些戏剧界的朋友们”。（《曹禺访谈录》）
到复旦任教：叫座又叫好
1942年夏，正在四川江安国立戏剧学校任教的曹禺，忽然辞去教职，到了重庆。据田本相、阿鹰编著的《曹禺年谱长编》记载：是年10月，曹禺“受聘复旦大学外文系”。不过，查阅复旦大学档案馆的聘书存根，我却发现，曹禺（聘书上写的是曹禺原名万家宝）受聘于复旦，要早于1942年。
曹禺1938年3月受聘复旦中文系兼任教授聘根（复旦大学档案馆藏）
早在1938年3月，曹禺就已被复旦中文系聘为“兼任教授”，“每周授课叁小时，每小时薪金肆元”，聘书签发者为代理校长钱永铭（钱新之）、副校长吴南轩。上述聘书存根，就可以解释叶圣陶在当年3月27日写信中提到的曹禺：“此君能干，诚恳，是一位好青年”“这个星期四，将往北碚复旦上课，曹禺也有课，约定同去……预定在那里上课之后，玩各处风景，在温泉洗浴，松散一天，到星期六回来”。（叶圣陶《渝沪通信》）曹禺则记得：“1940年，我和叶老都在复旦大学教书。学校在北碚，我们住在外边，经常两个人碰到一起，在码头上等船，坐船去学校，这样，我们就有机会在一起闲谈。他确实有一种宽厚长者的风度，是非常容易接近的。”（《曹禺访谈录》）
到了1942年8月，吴南轩校长又向曹禺签发了新聘书：这一次，曹禺由“中文系兼任教授”转为“外文系专任教授”，聘期一年（1942年8月至1943年7月），“每周授课九小时，每月薪金国币四百元”。一年以后（1943年8月），章益校长也续签了聘曹禺为“外文系专任教授”的聘书。因此，自1942年8月起，曹禺正式成为复旦“专任教授”。但我以为，曹禺在复旦的任教日期，应该从1938年3月算起。
曹禺1942年受聘复旦外文系专任教授聘根（复旦大学档案馆藏）
曹禺到复旦任专任教授，令其他学校学生羡慕不已。据说在几年前，就传出曹禺有意在上海暨南大学任课的消息，暨大甚至已排出了他授课的课程表，学生们为此奔走相告，“以为可以一瞻这位名震遐迩的戏剧家的丰采，可以亲近地听到他滔滔的宏论，有些学生是着了《雷雨》《日出》的迷，还声言着，要曹先生详细述说他的创作经过，或是‘表演’一番呢”。结果，曹禺并未成行，暨大学生深感失望，“而，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学生，却幸运地得到了他……学生们都兴奋百倍”。（《曹禺执教复旦》，1943年4月4日《东方日报》）
在复旦，曹禺主要教授“戏剧选读”“英国文学史”“英文”三门课程，他的课深受欢迎。每次上课，教室内外挤满了人，“听的人多，要早占座位，去晚了要坐在地上，曹禺来时，要高抬脚，跨过一个又一个席地而坐的听课学生，才能登上讲台”。（邵嘉陵《夏坝学人芬芳圃》）据1943年10月28日重庆《新华日报》所刊的“复旦琐记”称：“本期叫座最多的教授，计有方令孺先生的国文，万家宝先生的英文……以及洪深先生的文学批评等课。”
抗战时期北碚复旦大学宿舍（远处为农场）(复旦大学档案馆藏)
关于曹禺的上课细节，当年的新闻系学生邵嘉陵先生在《夏坝学人芬芳圃》中有过一段精彩叙述：
如果说，洪深上课是黄钟大吕，曹禺的课却是玲珑剔透了，他不像一般的老教师那样：上了讲台，摆好课本，摊开资料，拿起粉笔，然后滔滔不绝地讲开。曹禺却是慢条斯理地，拿起讲义独白：“走向地狱的道路要早点铺成”，说戏剧的序幕要铺排得快。这是独白，因为他边讲边思忖，边进入角色。这是说，他“目中无人”。他看见了地狱，并且痛苦地向前走，还要快走。他的演出开始了！
曹禺讲课是标准的普通话，口齿清楚，娓娓动听，就好像是看演出一样，讲什么人物，他就是什么人物。有时，他把对方提出的问题，说：“一个浪冲来”，极有诗意。
上曹禺老师的课，有轻松、细腻、透彻、愉快感，非常温暖，不觉得吃力，只觉得时间过得快，不想下课，也不觉得人多。一旦下了课，却真有些累了。
曹禺是何时离任复旦的呢？有关传记和年谱均未有答案。复旦档案馆收藏的一则“校长室致总务处、会计室、出纳组的通知”称：“文学院外国语文系专任教授万家宝薪津、食米停发等因相应通知，即希查照。”落款为“卅三、四、八”，也就是说，1944年4月，复旦停发了曹禺薪资，可见其时他已不在复旦任教了。
曹禺先生晚年，与复旦仍有交集。1984年5月，原复旦话剧团演员、复旦中文系教师廖光霞访问日本，在关西大学观看了日本学生演出的《雷雨》。回沪后，她就将此次演出说明书寄给了曹禺，曹禺回函表示感谢；1986年4月22日下午，复旦外文系师生用英语演出《无事生非》，正在上海参加首届莎士比亚戏剧节的曹禺，兴致勃勃地前往观看。当他在谢希德校长陪同下步入相辉堂时，全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
曹禺先生 新华社发
谁也不清楚，此情此景，是否勾起了曹禺对复旦往昔的温情回忆……
栏目主编：黄玮 文字编辑：许云倩 题图来源：照片除署名外由作者提供。题图为复旦北碚夏坝教室
来源：作者：读史老张
2、曹禺：现代话剧艺术的高峰
今年9月24日，是我国现代著名剧作家曹禺诞辰110周年纪念日。曹禺（1910—1996），祖籍湖北潜江，出生在天津。1922年，入读南开中学，并参加了南开新剧团。在南开中学期间，曹禺参与演出了很多国内外题材的戏剧，这都为曹禺后来走上戏剧创作的道路打下了基础。其代表作品有《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
艺术创作
1929年，曹禺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他广泛钻研了从古希腊悲剧到莎士比亚戏剧以及契诃夫、易卜生、奥尼尔等的优秀剧作。1931年，“九·一八”事变，清华大学的学生们组织抗日宣传队开展抗日宣传，曹禺担任了宣传队队长，结识了许多不同阶级的爱国人士和思想开放的进步人士。在这个背景下，曹禺开始构思创作《雷雨》。为了创作《雷雨》，曹禺几经揣摩构思，用了将近5年的时间。
《雷雨》是曹禺的第一部戏剧作品，也是中国话剧史上杰出的一部作品。《雷雨》于1934年发表在郑振铎、靳以主编的文学季刊第三期上。1935年8月，天津孤松剧团在天津市立师范演出《雷雨》，这是国内首次演出，排演时曾邀请曹禺亲临指导。《雷雨》公演后，受到了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此后，《雷雨》也在上海演出，一时震惊剧坛，后来茅盾曾有“当年海上惊雷雨”的赞誉。《雷雨》真实表现了五四前后30年间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现实。作者从周、鲁两个家庭复杂错综的血缘关系和爱情纠葛入笔，形象地反映出深刻的阶级关系，提示了那个畸形的社会制度必然崩溃的命运。《雷雨》的出现，引起了社会广泛的反响，推动了剧作水平的提高，同时也对中国职业剧团的产生、发展产生很大影响，那时的第一个职业剧团“中国旅行剧团”就是以演出《雷雨》得以生存下来的，并逐渐有所发展。
1933年，曹禺写完《雷雨》后，就在清华大学毕业了。当年9月，应老同学邀请，回到故乡天津，在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学院任教。从学校走上社会，曹禺的生活视野扩大了。1935年3月，著名电影演员阮玲玉自杀。曹禺很是愤慨，现实的黑暗和作家的激愤孕育了曹禺的第二部作品《日出》。
《日出》是以30年代初期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大都市生活为背景的四幕话剧。它暴露了半殖民地大都市黑暗糜烂一面，剧本描写了他们的悲惨命运，也描写了他的善良、忠厚和倔强的性格。尤其是怀着神圣的道德感情，揭示了被侮辱被损害的妇女的地位和命运。
《日出》发表后引起了文艺界的热烈讨论。1936年到1937年，《大公报》文艺副刊组织了笔谈，先后以两个整版发表了茅盾、巴金、叶圣陶、靳以、沈从文、荒煤等人的文章，其中燕京大学西洋文学系主任谢迪克在《一个异邦人的意见》一文中，十分中肯地写道：“《日出》在我所见到的现代中国戏剧中最有力的一部。它可以毫无羞愧的与易卜生和高尔斯华绥的社会剧的杰作并肩而立。”1937年，《日出》获得《大公报》文艺奖金。
1936年是中国社会极为动荡的一年，日本帝国主义霸占中国东北的野心已昭然若揭。此时，曹禺不仅热心教戏、排戏，还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和进步人士交往。就在这一年，曹禺写了《原野》，第二年的4月发表在巴金、靳以主编的《文丛》上。《原野》通过一个复仇的命运悲剧故事，深刻地展示出作家对“人生困境”的困惑以及对神秘宇宙的哲学思考。为了戏剧化地传达这种认识，《原野》借鉴了西方表现主义的艺术手段，参考尤金·奥尼尔的戏剧《琼斯皇》，并结合本民族的欣赏习惯，成功地对戏剧文本的叙述方式进行了新的探索。《原野》标志着曹禺创作视野的扩大，表明作家已经纯熟地掌握了戏剧艺术的规律和技巧。
1940年是曹禺戏剧创作最旺盛的一年。这一年，他连续写了三个剧本，其中《蜕变》影响很大，被当时列为“干部必须阅读的抗战剧本”之一，并获得教育部奖励。这一年，抗战初期出现的生气勃勃的新现象很快过去了，取而代之的是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黑暗统治。整个国统区，特务横行、共产党人和爱国志士遭到囚禁和屠杀，贪官污吏乘机大发国难财。面对冷酷的现实，曹禺从“过分的乐观中沉静下来，更加严肃地思索祖国和人民的前途”。此时，曹禺的心中是充满希望和光明的。正如他自己所说，尽管他不懂革命。但已朦胧地知道革命在什么地方了。在这种背景和心情下，曹禺于1940年秋天创作了《北京人》，这部作品是作家包含着生活理想和希望的一部剧作。《北京人》的思想和艺术都标志着解放前曹禺戏剧创作达到了高峰。
良师益友
曹禺在其戏剧创作的历程中，得到了不少良师益友的帮助和关怀。当年，曹禺进入南开学校后，遇到了对中外戏剧兼通的老师张彭春，并加入了南开新剧团。张彭春成了曹禺走上戏剧道路的第一个启发人。曹禺多次参加张彭春排演的戏剧。1928年，易卜生一百周年诞辰，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剧作家，南开新剧团决心把他的《国民公敌》搬上舞台，当时的社会风气是男女不能同台演出，所以那时女角色也多由男生担任。张彭春自从发现曹禺是个演剧人才后，对他多加培养，根据曹禺体态小巧的特点，决定让曹禺出演《国民公敌》中的女主角，这是曹禺第一次演女主角。在排练中，张彭春看到曹禺表演得十分出色时，他就情不自禁地跑过来去拥抱他，给了曹禺很大的鼓励，师生之间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继《国民公敌》之后，张彭春又把《娜拉》《傀儡家庭》也搬上了舞台，张彭春再次安排曹禺出演女主角娜拉，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展现了曹禺天才的演技。与曹禺同时期的著名导演鲁韧在看了《娜拉》之后，给予高度评价：“曹禺演的娜拉，在我的脑子里是不可磨灭的，这个戏对我的影响很大。那时，我在新剧团里跑龙套，从旁边看得更清楚。我总觉得曹禺的天才首先在于他是个演员，其次才是剧作家。”
为迎接1929年的南开校庆，张彭春准备把高尔斯华绥的《争强》搬上舞台。那时，有了郭沫若的译本，但是，作为演出剧本还有距离，张彭春就把改编剧本的任务交给了曹禺。这对曹禺来说是一次很好的锻炼，对他以后创作《雷雨》产生了重要影响。曹禺正因为有了这些演出和改编剧本的实践，才逐渐走上了剧本创作的道路。
《雷雨》是巴金极力推荐并力主发表的，抗战期间，曹禺与巴金的友谊也是日益加深。1940年，曹禺的《蜕变》出版了，这是抗战以来出版的第一部剧作。在纸张匮乏、出版业凋零的境况下，巴金帮曹禺把《蜕变》印了出来，非常地不容易。巴金还亲自为《蜕变》写了《后记》，这《后记》凝聚着巴金真挚的友情，像是一团火，温暖着曹禺的心。在曹禺这些年的创作征程上，每一部剧作问世，都有着巴金的支持，是巴金把曹禺的一部部作品送到了读者手中。
曹禺的剧作创作，也得到了周恩来的亲切关怀。1940年，曹禺创作的话剧《蜕变》在重庆演出。剧中塑造了一位正直无私、愿为民族战争而献身的视察专员梁公仰。有些评论者就说：民众希望着一个梁专员的出现，然而具备梁专员这样优秀条件的好官，却还不曾找到。《蜕变》写的是国统区的事，在国统区里不可能有梁专员这样的人物，这是不符合实际的。针对《蜕变》的批评声，周恩来就“梁专员”这个人物曾说过：国民党内若无梁专员这种人，我们在国民党内就得不到支持者。曹禺希望现实中有梁公仰这样的官员，力量更强大一些，反映的正是广大人民的希望，这是我党影响日愈扩大的结果。周恩来的这席话给了曹禺极大的鼓舞。
1942年2月，《北京人》第二轮演出，周恩来又一次去抗建堂观看。之后，周恩来邀请曹禺到曾家岩50号叙谈。他赞赏曹禺在《北京人》中对封建家庭崩溃的描写，十分真实而深刻；剧中人物栩栩如生，是一部反封建的力作。同时，周恩来对曹禺的《北京人》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周恩来不仅对曹禺以往创作的剧本《蜕变》予以保护，对曹禺新创作的《明朗的天》《胆剑篇》更是予以鼓励和关怀；并且对于曹禺在创作上的苦闷，尽量予以解决，使曹禺的创作有了更为宽松的环境。
身后影响
1996年12月13日，因长期疾病，曹禺在北京医院逝世，享年86岁。曹禺最后的日子里，前后在北京医院住了8年，在此期间他的灵魂深处，始终没有离开过文学创作，自然主要是戏剧创作。他手边一直有好几个本子，其中有活页本、小笔记本、学生用的横格本……里边的内容很丰富繁杂，有他的断想，有日记，有人物的对话，有写出的诗，更多的是他想写的剧本提纲等。可见他对自己钟爱的事业的孜孜以求、不言放弃。
曹禺虽然去世了，但是他创作的一部部辉煌作品，却永留人间，他对戏剧事业的贡献，随着时间的推移，愈久弥香，影响深远。曹禺创作的《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家》等经典剧作，使中国现代话剧剧场艺术得以确立，并在中国的观众中扎根，使中国的现代话剧由此走向成熟。曹禺既是现代话剧真正意义上的奠基人，也是现代话剧艺术的一座高峰，他的剧作影响、培养了几代中国剧作者、导演、演员，在中国现代话剧整体面貌上打上了自己的印记。
以曹禺名字命名的曹禺戏剧文学奖创办30多年来，先后评选了400余部优秀剧作，推出了数百名优秀作家，为中国戏剧创作的繁荣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曹禺对世界戏剧文化史也有其独特贡献。曹禺的作品在国内不断出版和上演，不仅受到中国观众和读者的欢迎，也受到世界各国观众的青睐。曹禺的一些剧作已被译成日、俄、英等文字出版，并在许多国家上演，也受到国外读者和观众的好评，并因此在国内外产生了深厚的影响。（刘永加）
来源：天津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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