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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廖仲恺（廖仲恺读音）
- 2、廖仲恺：从旧金山反抗白人警察种族歧视，到投身辛亥革命一生追随中山先生
1、廖仲恺（廖仲恺读音）
1925年8月19日晚，著名的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刚刚与大家研究完黄埔军校的筹款事宜，疲惫地回到家里。
这时，建国潮梅军的军长来了，与廖仲恺商讨全军的军饷问题。
廖仲恺这些天因为筹款事宜，已经被搞得焦头烂额了，但他还是冷静地与潮梅军的军长商量了一些细节，说自己一定尽最大的努力想办法解决。
第二天早上8点，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提醒他，9点钟要召开中央党部常务会议，廖仲恺匆匆吃了几口饭，就出门坐车往中央党部赶去。
汽车很快到达了中央党部的门口，何香凝先下车，与旁边与一位熟人打招呼。
这时，突然窜出来几个歹徒，对着廖仲恺的车连开数枪，廖仲恺当场中了四枪，其中有两枪从他的背部穿入，还有一枪击中了头部，最后一枪击中了腰部。
何香凝一边喊救人，一边喊捉拿凶手，但不幸的是，廖仲恺因为伤势过重，在送往医院的途中不幸去世，年仅48岁。
周恩来第一时间得到了廖仲恺遇刺的消息，立即赶往医院察看情况，并安慰何香凝。
因为事件重大，而且经初步审问，问题非常复杂棘手，国民党就在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建议下，成立了以许崇智、蒋介石、汪精卫为总牵头人的特别委员会，全权负责廖仲恺的身后事宜。
周恩来也参加了国民党的几次联席会议，还参加了几个小型的会议，专门研究处理意见，甚至还住在办公室里，以便及时了解情况。
然而，谁也没想到，就在这期间，周恩来遭遇了有生以来第一次生命危险！
廖仲恺遇刺的当晚，周恩来参加完各种会议后，认为没有解决实质问题，就去找到蒋介石，对廖仲恺遇刺的后事及歹徒抓捕的问题，说了一些自己的想法。
蒋介石听后，表示赞同，特别是关于歹徒抓捕问题，现在还没有一个应对的办法，几个歹徒现在身在何处，有没有逃走，这对后续的调查工作是有巨大影响的。
如果他们跑掉了，那么破获这起影响全国的刺杀案，就要陷入巨大的被动，因此，在全广州戒严，堵住出城的各个通道，就成为当务之急。
周恩来和蒋介石商定，当晚11点实施全城戒严并抓捕凶手。
周恩来离开蒋介石的住所后，蒋介石随即便以广州卫戍司令的名义，发布了最严的戒严令，并在全城更换了口令，意图将广州城彻底由国民党军控制，所有人员不得外出。
再说周恩来，从蒋介石的住所出来后，想着先回家拿些衣服，这些天要处理廖仲恺的后事，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家了。
取了一些衣物后，周恩来又驱车赶回黄埔军校。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意外发生了！
蒋介石发布戒严令后，何应钦率领国民党军迅速行动，很快便控制了主要交通要道和重要地点，警戒得非常严。
周恩来的车到了黄埔军校门口时，门口的卫兵用手势拦住他们，向他们索要口令。
周恩来的警卫员说出了口令，但是那些卫兵听后，立即推子弹上膛，重新问他们口令。很明显，这是刚才的口令没有对上。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蒋介石提前宣布了戒严，并在全城更换了口令，而周恩来根本不知情，他的警卫员用的还是以前的口令，可想而知是对不上的。
当门口的卫兵再次问他们口令的时候，警卫员还是没有答对。
因为当时正是戒严的敏感时期，卫兵确认口令不对后，直接就向他们的汽车开枪了！
坐在车前面的司机和警卫员当场身中数枪，周恩来见势不妙，急忙卧倒在座位底下，子弹嗖嗖地从他身上划过！
这时，周恩来在车中大喊：“我是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没有及时掌握口令，你们恐怕是误会了！”
门口的卫兵听后，停止了射击，跑过来一看，果然是周恩来，急忙把他扶了出来。
幸好，周恩来卧在了座位下面，没有被子弹击中，而前面的司机和警卫员已经身中数枪，没有气息了。
这一次实在是太危险了，如果不是周恩来及时卧倒在座位下面，后果不堪设想！好在吉人自有天相，让周恩来躲过了一劫。
事后，蒋介石得知了这个消息，还特地向周恩来表示歉意，说自己提前戒严，忘了通知他新的口令，险些酿成大祸。
（参考资料：《周恩来传》《文史博览》《炎黄春秋》）
2、廖仲恺：从旧金山反抗白人警察种族歧视，到投身辛亥革命一生追随中山先生
辛亥革命时期，廖仲恺先生经历了由一名爱国海外赤子变为追随孙中山革命之同盟会骨干，再进而逐步成长为职业革命家的人生道路，并在斗争中为这场革命运动的勃兴、发展和高涨，作出过重要贡献。
廖仲恺
旧金山知名侨商之子 走上西学救国之路
爱国是廖仲恺最核心的政治品质。廖先生于1877年4月23日出生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三藩市（旧金山），取谱名恩熙，字夷白。其父廖竹宾时任汇丰银行旧金山分行的副经理，是位在当地颇有社会地位的知名侨商。良好家庭教育和儒家文化的熏陶，无疑为廖仲恺爱国思想之萌生，提供了丰富的精神营养。廖竹宾是一位爱国爱乡的侨领，在教育子女方面主张以国学为先。他常对孩子们说：“不要忘记我们是个中国人”，“爱护祖国，第一条就是不要忘记祖国的文字……应该学习读通。”正是基于此，廖竹宾在1885年仲恺8岁时，除让儿子每天上午修读英语外，还要他下午到华侨办的“国学专馆”去攻读唐诗和古文。从古书和父亲平时之爱国爱乡言行中，少年时的仲恺铭记着“我是个中国人”。
旧金山广大华侨屡受美国政府及白人种族主义者排华迫害的悲惨境遇，是廖仲恺爱国主义思想产生形成的现实社会土壤。美国当局为了开发旧金山地区之金矿和修建加州铁路，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疯狂掠夺“华工”充当奴隶苦力。到廖仲恺出生的前一年，美国加州约有华侨16万人，其中居旧金山市者约4万余；他们曾对该地的发展繁荣作出过巨大贡献。可美国当局者却对“华工”恩将仇报，自1873年发生经济危机后即煽动白人实行排华。此后，随着美国联邦政府和加州地区排华法案的出笼，迫害华侨的腥风血雨一直笼罩着旧金山。廖仲恺少年时代就从父母口中得知许许多多关于“华工”惨遭迫害的事，他还看到过旧金山白人流氓以石块、木棒等凶器袭击中国人，及大批警察以殴打、拘禁、驱逐等手段逼迫华侨迁往别处的情景。面对美国白人种族主义者的野蛮行径，年轻的廖仲恺把鞭炮机智地甩往白人警察身上。随着年龄的增长，廖仲恺懂得了华侨所以在旧金山备受凌辱，是因为怯懦腐败之清政府无力保护生活在异邦的炎黄子孙。廖仲恺这时的民族与爱国思想增长了，心中涌现出了长大后定要报效祖国的憧憬。
就在儒家传统文化熏陶催生及严重民族危机刺激助长着廖仲恺爱国爱乡思想之际，廖竹宾因积劳成疾于1893年突然病逝，这使16岁的仲恺失去了父亲。整个家庭也缺失了重要支柱。孤儿寡母一家人不久就登上了由旧金山开回香港的轮船，从此结束了多年侨居美国之生活。廖仲恺在归国途中“路过香港时，见到中国人遭受殖民者的欺凌，爱国思想进一步滋长”。他从此立志将来一定要为拯救祖国而奋斗。廖仲恺返至广东省归善（惠阳）县之故乡后，他开始新的生活，日益追求进步，不断为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而进行奋斗。
起初，在回乡不久后又经历了丧母之痛的廖仲恺，一切只都仰仗和服从叔叔廖志岗的安排。这位叔父曾担任过香港招商局总办和电报局总办等职务，在省港社会上颇著声望。他在为侄儿选择人生道路时，恪守归善县客家人“恃以为生者，读书一事耳”的习俗，期望并要求他走科考入仕为官之路，以耀祖光宗。于是，廖仲恺在叔父安排下拜家乡之硕儒家梁缉嘏为师，开始了刻苦攻读儒家“四书”、“五经”的生活。就在他孜孜研读经史策略之学、准备步入科考仕途之际，北京和广州先后发生了两件令人震惊的事：一是清政府于1895年4月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后，时在北京应试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发起“公车上书”，里面提出拒和、迁都、变法三大救亡之策。维新变法之风很快就吹到了广州。二是同年10月，孙中山等领导兴中会策动的乙未重九武装反清暴动，更轰动了五羊城。廖仲恺面对祖国备受外人侵凌、百孔千疮的现实，很快省悟到从儒家经典中根本找不到改造中国社会的良方，要救国就必须学习仿效外国；其原来欲在科场中占有一席的热情，因此而很快地就消失了。廖仲恺为此向叔父提出了赴香港转攻西学的请求，并获得其支持与资助，于1896年进入香港皇仁书院学习。由此可知，廖早在清廷废止科考前10年，就毅然作出了弃儒学就西学的明智抉择。此后，他在皇仁书院这所师资和教学设备一流、以培养社会精英为目标的学校里，一学就是6年，思想与学业上都大有进步。应该说，此举是其人生奋斗中的一大转折，他从此开始寻求新的救国路。
廖仲恺和孙中山
结伴何香凝 共同追随中山先生走上革命道路
1897年，20岁的廖仲恺已到了谈婚娶妻的年龄。当叔父廖志岗促其成家时，仲恺即说出了父亲的临终嘱咐：“小脚女人在外国被人看不起，你必须遵照客家人的习惯，将来娶一个大脚媳妇”。廖家经过打听，很快就得知香港地产大亨何戴家19岁的九小姐就留有一双“天足”——原来何香凝年幼时性格倔强，因受太平天国女兵的影响坚决不缠小脚，一次又一次将母亲给她缠的裹足布剪成了“花蝴蝶”；其父亲最后对妻子说：“算了，由她去吧！”于是她就保留住了一双大脚。结果，在时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年代，廖仲恺同何香凝没有来得及自由恋爱，即于1897年10月在广州举行了婚礼，巧合天成地结为风雨同舟之终身伴侣。
廖仲恺与何香凝结婚后，将新房设于住在三官庙的兄长廖恩焘家。他们为了避免侄儿们的嬉闹，在廖公馆二楼左侧屋顶的晒台上搭了一间小屋为卧室。每当皓月当室，这对促膝谈心的年轻夫妇常有“人月双清”之感——他们遂寓此意将这楼台斗室名为“双清楼”。后来，廖仲恺将其诗集名为《双清词草》，何香凝别号 “双清楼主”，并将其诗画集命名为《双清诗画集》，及后人在编辑出版他们夫妇的文集时取名《双清文集》，皆是由此而来。廖仲恺与何香凝夫妇在“双清楼”上一同度过了四五个春秋。此间，这两位爱国青年心怀远大志向和抱负，密切关注着民族前途和国家命运。
20世纪初，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威胁，许多士子都认为要救国只有维新学外国，将留学看成是“今日救国的唯一方针”，成群结队前往日本留学。何香凝毅然将陪嫁的珠宝翡翠、金银首饰和部分家俬变卖，连同做女儿时攒下的私房钱在内共“凑得三千余金”，作为两人赴日留学的初期费用。1903年1月，廖仲恺先行抵达东京，4月间何香凝也来到丈夫身边。他们夫妇希望借助于西学特别是日本的经验来救国与强国。正是基于此认识，廖仲恺牢记学问乃立国之本，坚持抓紧时间为振兴中华而努力学习。他先后考入早稻田大学和中央大学攻读政治经济科，于1909年于中央大学顺利毕业。这为其成为民国初期之杰出理财专家与能手，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留日期间，廖仲恺又于学习之余，经常参加留学生会馆组织的各种活动，并在4-5月间的“拒俄”运动中为“拒俄义勇队”（后改称学生军）捐款。由于积极参加留学生的集会，他有一次终于获得了面见孙中山之良机，并因此而决志追随孙先生进行救国斗争。因此可以说，廖仲恺的留日之举，实是迈出了由爱国走向革命的第一步。
一生追随孙中山革命到底
廖仲恺赴日留学之际，正值东京留学界及国内的民主革命风潮日益高涨之时。自1903年后，“东京留学界之思想实论，皆集中于革命问题”，他们所出版的革命报刊，有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留学生中倾向共和革命的人数，也在一天天地增多起来。当时已正确地选择了革命人生道路的廖仲恺，急切地渴望着能早日拜见到革命领袖孙中山。这一天终于来到了——9月的一天晚上，廖仲恺夫妇在东京神田区中国留学生会馆的集会上，喜出望外地初次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孙中山。孙先生当时只发表了简短的演说，略谓“中国积弱太甚了。我们应该发愤图强，彻底革命，才可挽救祖国于危亡。”廖何两人不但对孙之演讲“听得入了神”，而且还在散会时“打听到孙先生寓所的地址，预备以后再去拜访他多听些革命道理”。后来，廖仲恺夫妇曾几次专程到小石川的一间“下宿屋”（旅馆）去拜访孙中山，向他请教革命救国的诸问题；“话题马上从中国的政治问题开始了。孙先生谈得很多，从鸦片战争谈到太平天国，谈到戊戌政变，谈到义和团运动，谈到清政府腐败无能，强调所以一定要进行反清革命”，“推倒清廷，建立民国”。孙中山的一席话，令廖何“十分佩服，十分赞成”，他俩当即“表示赞成革命”，愿为爱国救亡和创建民国效力。孙中山对此格外赞赏，并委托廖在留学生中“物色有志之士，广为结交，以便日后结为团体，以任国事”。此后，廖仲恺照孙先生的嘱咐办事，为壮大留日学生中的革命力量做了不少工作。
在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响和推动下，由于各省革命志士尤其是归国留日学生骨干们的努力宣传与组织发动，国内各大城市的爱国革命运动在1904年间蓬勃地高涨起来。其标志是该年相继有黄兴、宋教仁等在长沙创立的华兴会，刘静庵、吕大森等在武昌建立的科学补习所，蔡元培、陶成章在上海成立的光复会等。这些革命小团体的骨干分子，因开展反清革命斗争受挫又被迫再度亡命日本留学，东京遂成为中国反清志士汇聚的地方。为了将全国分散的革命力量组织起来，以适应革命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孙中山与黄兴等人商议后，于1905年8月20日在东京正式成立了领导辛亥革命的全国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9月1日，事先返香港筹措学费与看望女儿的廖仲恺回到了东京。当晚他经黎仲实、何香凝两人介绍，由孙中山主盟加入了同盟会。从此后他在东京之“贷家”就成了同盟会的活动机关，而其本人则先后担任过同盟会本部外务干事、会计长及天津分会主盟人等职。廖作为孙中山麾下的一员虎将，为同盟会后来的立党、宣传和起义活动，皆做出重要贡献。
首先，廖仲恺为吸收党员和扩展同盟会会务，做了重要工作且收效颇大。他在1905年11月中国留日学生开展的反对日本文部省颁行取缔清国留学生规程之斗争中，肩负着联络、组织与指导这场对日斗争之重任。廖当时充分利用自己结识人多又向为留学志士“所素仰”的有利条件，既说服大家特别是胡瑛等人要听从孙中山关于“不赞成留学生全体回国”的电示，不可意气用事退学归国，同时其又注意在斗争中激发广大留日学生的爱国热情，力劝大家要加强团结和反对分裂。他还及时把斗争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介绍到“同盟会的组织中来”。
其次，廖仲恺积极宣传同盟会的三民主义政纲，特别是在为孙中山之民生主义提供与补充思想材料方面贡献尤多。孙中山在1905年11月26日创刊的《民报》“发刊词”中，首次将同盟会员入会之誓词“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归结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此后，该报比较系统地开展了对三民主义理论的宣传鼓吹，并在同改良派的激烈论战中捍卫了三民主义政纲。廖仲恺作为《民报》的主要撰搞人，先后用“屠富”、“渊实”、“无首”等笔名，在该报上发表了译作《进步与贫困》、《社会主义史大纲》、《无政府主义之二派》、《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虚无党小史》、《苏非亚传》、《巴枯宁传》、《帝王暗杀之时代》，及论文《辟非民族主义者》（未署名）。这些文章的宣传内容涉及同盟会的三大主义，而重在介绍和探索欧洲早期的广义社会主义学理，以宣传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及为之提供与增补思想材料。应该说，在同盟会内能像他那样全面地宣传三大革命主义，而又始终努力求其实现的人，是不太多的。这就说明廖已在思想上真正认识到了只有孙先生之三民主义政纲，才是救国治国的良方。而尤难能可贵的是，他也为中国知识界最早接触与介绍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之一人：廖仲恺在译作《社会主义史大纲》一文中，叙述了法国大革命后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5个阶段，并着重介绍了“麦喀士”（马克思）和“英盖尔”（恩格斯）所领导的“万国劳力者同盟”（即第一国际）之活动情况。其还在一些译文按语中强调说：译者深喜研究欧洲社会主义之历史及其运动与真相，为的是以之“导我先路”，即拟从它们之中找出一种符合中国国情的理论，用于指导现实救国斗争。
再次，廖仲恺还为同盟会的武装反清斗争出过力。他于1906年春奉孙中山之命只身潜赴天津活动，为的是开展中法联合调查中国内地革命实力，以便于将来法国援助孙中山进行反清斗争。何香凝当时题《赠别》诗一首为丈夫壮行：“国仇未复心难死，忍作寻常泣别声。劝君莫惜头颅贵，留得中华史上名。”其字里间表达了他们伉俪舍身报国的壮志豪情。廖仲恺抵津与法国军官布加卑取得联系后，驻天津法军参谋部即派出军官7人，与孙中山指派的黎仲实、胡毅生等人抵沪汇合后，出发前往江苏、两湖、两广和川黔等省进行考察联络工作。廖这期间则居津时与卑氏及考察团保持联系。此项联合考察工作虽因卑氏去职回国而告夭折，但他为之所作出的努力还是值得肯定。廖仲恺返回东京后又于1907年初奉孙之命抵香港，协助同盟会员许雪秋等联络同志，策动了潮州黄冈起义。平时，廖仲恺夫妇还动员华侨中的众多亲友捐款，以赞助同盟会开展反清武装斗争。
廖仲恺苦读几年毕业于日本中央大学政经专科后，随即返国开始了其从政之路。1909年秋，他赴北京参加了清政府举行的留学生考试，中法政科举人；不久后被清廷派往吉林巡抚陈昭常幕下任译员。面对党人好友关乾甫的非难质询，廖仲恺坦然地回答说：赴京应试不是为了做清朝的官，而在“得此入清廷握其政权以成革命工作，更为易易。”在以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他践行了对友人许下的这一承诺。这期间，廖一方面积极协助身为清吉林边务督办、第六镇统制的革命党人吴禄贞，与日本当局交涉所谓“间岛问题”，为清政府通过谈判最后收回被日占据的“间岛”地区出了一份力；另方面其又利用公开职业作掩护，尽力在吉、辽地区进行了一些秘密的宣传、联络及策反工作。他于1910年冬曾触景生情写下诗一首，内有“松柏励初志，风霜改素颜。遥知南岭表，先见早春还。”等句。廖先生在此以松柏自况来抒怀明志：其表明决不因为斗争环境恶劣而改变革命初衷，仍保持了“身在曹营心在汉”之革命气节；他面对同盟会西南起义屡起屡踣之顿挫，仍相信严冬过后即是春天——对民主革命事业终将必胜抱有坚定信念！
1911年10月10日，响起了武昌新军起义的炮声，在这胜利的鼓舞下，短短一个多月，全国即先后有14个省市宣告独立。里面也有廖仲恺的家乡广东省——广州于11月9日“兵不血刃”地和平光复了，旋即成立以同盟会南方支部长胡汉民为都督的粤省军政府。就在这民主共和的呼声响彻了神州大地之时，廖仲恺离开吉林经香港回到了广州，参加创建和巩固新生地方共和革命政权的各项工作。他此间“常入都督府议事，至深夜而出”，几乎参加“襄办所有要政”。在军政府时期，廖仲恺担任过枢密院之枢密员，军府财政部（司）副部（司）长、司长及省国税厅长等职，始终是军政府的重要成员之一。他就是从任职于粤军政府起步，开始了其作为职业民主革命家的从政生涯。
由上述可知，廖仲恺辛亥革命时期所经历的人生轨迹是：由金山华侨赤子，到惠州爱国青年，再到香港和与留日的学生，又再进而为同盟会之战将，最后担任广东军政府财政司长等职；他放弃儒学而转攻西学，及从爱国走向革命，直至追随孙中山先生成为职业民主革命家。在以后的十几年里，他一直紧跟着孙先生，前后经历了辛亥革命失败，发动二次革命讨袁，进行护国与护法斗争，促成与实现国共两党首次合作等重大历史事件，并在这些斗争中愈挫愈奋，最后成为孙中山的重要助手与战友、国民党左派领袖。
（作者周兴樑，系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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