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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嘿朱德(嘿朱迪什么含义)
- 2、朱德跟阎西山什么交情
- 3、朱德的故事20字
- 4、英语书hejjo这首歌整么
- 5、今期必中朱德猜生肖
- 6、朱德的故事
- 7、朱德共有几个子女？
- 8、节奏缓慢歌词少简单易唱的英文歌
- 9、主席听闻“井冈双雄”死在自己人的枪口下，禁不住扼腕长叹道：“杀错了！杀错了！”
1、嘿朱德(嘿朱迪什么含义)
2、朱德跟阎西山什么交情
。没交情，准确的说是敌人，但为了抗日统一战线，和阎锡山关系是团结和斗争。
3、朱德的故事20字
。朱德的故事20字。
4、英语书hejjo这首歌整么
。应该是 Hey Jude, 《Hey Jude》是The Beatles（披头士乐队）成员Paul McCartney（保罗·麦卡特尼）创作的歌曲，于1968年8月26日发行。后还收录于披头士乐队于1970年02月26日发行的精选集《The Beatles》。歌词中英文。Hey Jude, don"t make it bad.Take a sad song and make it better.Remember to let her into your heart, Then you can start to make it better.Hey Jude, don"t be afraid.You were made to go out and get her.The minute you let her under your skin,Then you begin to make it better.And anytime you feel the pain, hey Jude, refrain,Don"t carry the world upon your shoulders.For well you know that it"s a fool who plays it coolBy making his world a little colder.Hey Jude, don"t let me down.You have found her, now go and get her.Remember to let her into your heart,Then you can start to make it better.So let it out and let it in, hey Jude, begin,You"re waiting for someone to perform with.And don"t you know that it"s just you, hey Jude, you"ll do,The movement you need is alt="嘿朱迪什么含义，你认识朱迪吗（主席听闻“井冈双雄”死在自己人的枪口下）" src="https://p3.toutiaoimg.com/pgc-image/RsGDvGv2T6IMcd~tplv-tt-large.image" />
王佐（左）与袁文才（右）
1930年2月24日，在革命摇篮井冈山发生了惊心动魄的一幕。曾经为创建和坚持这个中国农村的第一块红色根据地做出过重要贡献的袁文才、王佐，在江西永新县城双双罹难。尤其令人痛心的是，以骁勇善战闻名的“井冈双雄”，不是死在与敌人搏杀的战场上，而是倒在了自己同志的枪口下。正征战于赣南闽西的毛泽东闻听此讯，禁不住扼腕长叹，连连道：“杀错了!杀错了!”袁、王被杀乃是一桩大错案，而且是红军史上的第一桩大错案，历史对此早有定论。这一悲剧的发生，直接导致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失守，留下了极其沉痛的教训。
袁、王的身世和绿林生涯
早在毛泽东带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之前，井冈山周围地区就已经活跃着两支有名的农民武装，首领分别是赫赫有名的“山大王”袁文才和王佐。
袁文才又名袁选三，生于1898年，宁冈县茅坪马源坑村人。家境小康，少时在家帮父兄务农放牛。曾读过私塾，后就读于永新县城的禾川中学。绿林武装“马刀队”打着“劫富济贫”的旗号，在宁冈、永新一带打土豪，在群众中颇有影响。袁文才起初还有跻身士林的念头，但其新婚妻子被茅坪劣绅谢冠南之子谢殿一霸占，本人又一再遭受豪绅侮辱，于是结交“马刀队”首领胡亚春、张斐卿等，伺机报复土豪劣绅。袁文才多次参加“吊羊”(向土豪索取银元财物)，当地土豪对其恨之入骨，于是勾结官兵捉拿袁文才。袁文才逃入深山，官兵把袁文才的家洗劫一空，捉走了他的胞兄袁选通，还打死了袁的老母亲。袁文才由此与土豪劣绅和官兵不共戴天，发誓报仇雪恨，携带妻小公开参加了胡亚春的“马刀队”。袁文才头脑聪敏，足智多谋。他向胡亚春建言，政治上要打“劫富济贫”的旗号，经济上要节约，细水长流，军事上要避强就虚，故深得胡亚春的赏识，委任他当了“马刀队”的参谋长。1924年，袁文才率“马刀队”攻进宁冈县城，将县衙门付之一炬。江西省政府派官兵一营分路“进剿”，袁文才凭借熟悉地形，巧妙周旋，“进剿”之敌疲于奔命，无功而返。袁文才和“马刀队”由是在湘赣边山区声名大振。
王佐，又名云辉，号南斗，1898年出生在井冈山上的下庄村(当时属遂川县)。他家里很穷，没读过书，从小给人打短工，后改学做裁缝，并且练就一身武艺。他在给井冈山的绿林头目朱孔阳(人称“朱聋子”)缝衣时，被招为“水客”，负责为绿林当向导，打探消息和采买。由于他聪明机警，打仗勇敢，深得朱孔阳的喜爱。1924年，王佐买了一支毛瑟枪，自己拉起了一支十几人的队伍，正式投身绿林。王佐身材健壮，爱穿一身直贡缎的黑色短衣，挎一只新式的驳壳枪，武艺高强，动作灵活。他专与豪绅地主为敌，经常出去“吊羊”，抓一些有钱的富人来，迫使他们出钱来赎命。后来队伍慢慢扩大，发展到五十多人。他们农忙季节在家务农，如普通百姓一般，有事则揭竿而起，啸聚山林。王佐的士兵个个强悍，都穿着杂色衣服，蓄着长发，尤其善于爬山。他们下山打仗，有时打散了，便会自动跑回山上来。遂川豪绅多次勾结官兵进山“进剿”，都未能把王佐剿灭。1926年，队伍发生内讧，王佐险遭不测，投奔茅坪袁文才处。袁文才帮王佐铲除了异己，重新巩固了队伍。袁文才与王佐系同年生人，情同手足，遂结为“老庚”(即同年兄弟)。从此，袁、王两人各竖一帜，双雄并立。一人在山下的茅坪，一人在山上的大小五井，互为犄角，遥相呼应，深得当地百姓的拥护，而土豪劣绅和反动官府却对他们无可奈何。
1925年下半年，宁冈籍的共产党人龙超清，利用自己身为江西省议会议长之子的身份，劝说县知事沈清源对袁文才部进行“招安”。龙超清又亲自上山说服袁文才，袁文才思谋再三，最后同意接受“招安”，出任宁冈县保卫团团总，队伍仍驻扎在茅坪。共产党人龙超清、刘辉霄在帮助袁文才招兵买马、扩大队伍的同时，不断地从政治上帮助他，向他宣传党的宗旨和目标，启发他的阶级觉悟。1926年秋，北伐军打到江西、湖南一带，袁文才在宁冈党组织的帮助下发起了宁冈暴动。袁文才一马当先，率部打进县衙门，收缴了清乡局的枪支，驱逐了北洋军阀委派的县知事沈清源。随后，成立了宁冈县人民委员会，龙超清任委员长。袁文才将所部改称宁冈县农民自卫军，他本人担任总指挥。同年11月，袁文才由龙超清发展为共产党员。大约同时，王佐在袁文才的影响下，与遂川县的党组织取得联系，把自己的队伍改编为遂川县农民自卫军。
大革命失败后，井冈山地区的土豪劣绅勾结国民党军队，先后缴了附近各县农民自卫军的枪。仅遂川保存了6支枪，莲花保存了1支枪，然而袁、王两部却始终各自保存着60支枪，在山高林密、地形险要的井冈山地区坚持斗争。1927年7月，袁、王两部根据党的指示，配合莲花、永新、安福等县的农民自卫军，攻打永新县城，打败了国民党右派李乙燃的保安队，从监狱中救出被监禁的共产党员和农会干部贺敏学、胡波等八十多人，又打败了从吉安反攻的右派武装特务营。永新暴动胜利后，成立了县革命委员会，贺敏学任主席，王新亚、袁文才、王佐任副主席。同时成立了赣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部，王新亚为总指挥，贺敏学、袁文才、王佐为副总指挥。不久，国民党以五个团的兵力进攻永新，各县农民自卫军各回本县，王新亚率安福农民自卫军前往浏阳，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王怀、刘真、贺敏学、贺子珍等永新的同志与袁文才、王佐一同到了井冈山的茅坪，在山上坚持斗争。国民党军砍山“进剿”，一直推进到茅坪附近的桃寮，却始终没有发现袁文才等人的踪迹，烧杀一通后退出宁冈。袁文才利用手中的武装，先后打死和赶跑三个来宁冈上任的反动县长，使宁冈县政权掌握在共产党手里。
毛泽东诚心结交“绿林朋友”
作为一个有远见的战略家，毛泽东在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后就已经萌生了“上山”的思想，认为只有上山，才可以保存共产党的力量，可以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党“八七”会议后，瞿秋白曾邀毛泽东到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毛泽东明确回答：我不愿跟你们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秋收起义受挫的事实，使他更加清楚地看到，在敌我力量对比极其悬殊的条件下，冒险进攻大城市是完全行不通的，进一步坚定了率领起义部队“上山”的决心。
1927年9月19日，毛泽东在文家市主持召开前委会议，放弃了攻打长沙的计划，作出向罗霄山脉中段转移的决策。然而，罗霄山脉中段地域广阔，起义部队到底把家安在什么地方，仍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一路走来，这个关系着起义部队命运的难题，无时不在毛泽东的脑际萦绕。最终，他用目光锁定了方圆五百里的井冈山。
起义之前毛泽东对井冈山的情况已经有所了解。秋收起义部队第二团团长王新亚，原是安福县农民自卫军的领导人，曾与袁文才、王佐一起参加过1927年7月的永新暴动，与宁冈县的党组织和地方武装有过接触。王新亚参加了9月初毛泽东召开的安源军事会议，向他详细介绍过井冈山一带的地理条件、大革命时期永新、宁冈、安福、莲花等县革命斗争的情况、农民自卫军发展的规模、永新暴动的结果，以及袁文才、王佐领导的宁冈农民自卫军在井冈山坚持斗争的情况。
向罗霄山脉中段进军的途中，毛泽东曾收到江西省委的来信，也说到在宁冈有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那是在起义之前，驻扎于铜鼓的起义部队第三团派团部文书宋任穷与江西省委联系，宋任穷在南昌找到了江西省委书记汪泽楷。汪泽楷给起义部队写了指示信，又当面对宋任穷说：“你们在莲花厅一带行动。宁冈县有我们党的武装，有几十支枪，其他的事，信上都写了。”十几天后，宋任穷在莲花境内追上了正在向南转移的起义部队，亲手把信交给了毛泽东。汪泽楷对宋任穷所说的“宁冈县有我们党的武装”，当指袁文才领导的宁冈农民自卫军无疑。
到达永新的三湾后，毛泽东一方面对起义部队进行改编，一方面派人与宁冈地方党组织和袁文才取得联系。在前委会议上，毛泽东告诉大家，部队不能乱跑了，乱跑就肯定要遭到失败。如果再乱跑，剩下的这些人也要全部垮掉，这样还革什么命?他提出，要就地打主意，不要再向南去追南昌起义的南下部队了。他还说：袁文才在茅坪打圈圈，敌人几年来都没有把他们消灭，王佐在井冈山也是这样。敌人没有办法搞垮他们。我们要和地方结合起来，要取得地方支持。一方面我们把伤病员交给他们，他们可以把我们的伤病员安置好。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发枪给他们，帮助他们发展起来，这样我们就不会被敌人打垮。
起义部队到三湾时，袁文才的部队也在离三湾不远的宁冈龙市一带活动。袁文才听说三湾来了一支队伍，由于摸不清底细，便把部队收缩到茅坪。那时也在山上的贺敏学说：“开始时，我们不知道是毛泽东同志的队伍，还怀疑是国民党冒充的。小江山一带有我们的人，派出人去侦察，揭下部队贴的宣传标语，还看到这支部队刚来时，三湾没有一家商店开门，他们买不到米吃，还是不进群众的房子。我们的侦察被伍中豪(工农革命军第一团第三营副营长)抓住了，但又立即放回来了。我们把揭来的标语一看，都是宣传我们党的主张，如‘打土豪，分田地!’‘拥护共产党!’‘打倒土豪劣绅!’等。落的款是‘工农革命军’，后来进一步打听到这是毛委员的队伍。”
袁文才正在山上观望形势，毛泽东派的送信人已来到茅坪。接到来信，袁文才立即召集宁冈党组织负责人龙超清、龙国恩和自己的左膀右臂陈次谋、朱世庵、谢角铭、李筱甫等商议。袁文才念了毛泽东的信，一时大家无语。沉默了一会儿，还是袁文才的文书陈慕平说：“毛泽东是我在武汉农民运动讲习所的老师，他是党的中央委员，湖南的秋收起义就是他领导的。”陈自告奋勇地表示愿意到三湾与毛泽东联系。袁文才、龙超清也认为，既然是党内同志，来了信就应当去接头。于是决定龙超清、龙国恩、陈慕平三人去三湾，与毛委员会面。
龙超清等到了三湾，向毛泽东汇报了井冈山的地理人情、袁文才和王佐两支农民武装的情况，以及宁冈地方党组织和政权的情况。毛泽东向他们说明了工农革命军的来意。龙超清等欢迎工农革命军进驻宁冈，表示将先到30里外的古城，安排毛泽东与袁文才的会面。毛泽东看到他们三人空手而来，还每人送了一支枪。
秋收起义部队离开三湾的当日，进抵宁冈的古城，这里已是袁文才的势力范围。
10月4日和5日，前委在文昌宫连续开了两天会。参加会议的有前委委员、部队营以上干部、党的活动分子，还有宁冈县党组织的负责人龙超清等，共计六十多人。古城会议作出的一个最重要的决定，就是确定要在井冈山建立根据地。毛泽东说，井冈山地势很好，我们可以关了东面打西面，关了南面打北面，敌人奈何我们不得。在这里，我们可以居高临下，看得清、打得准。现在我们要进山“安家”了，准备“占山为王”了。
工农革命军要在井冈山安家，首先面临着如何对待袁文才和王佐的问题。讨论中有人提出，袁、王虽然挂过农民自卫军的牌子，但实际上与土匪差不多，又对我们怀着疑虑和戒心，提议解除袁、王的武装，趁早把他们解决掉。并说：他们那几十支枪，一包围缴械就完了。毛泽东不同意这种意见，对他们说：谈何容易，你们太狭隘了，度量太小啦。我们不能采取大鱼吃小鱼的吞并政策，三山五岳的朋友还多呢!历史上有哪个能把三山五岳的土匪消灭掉？三山五岳联合起来总是大队伍。
毛泽东又具体地分析了袁、王队伍的情况。袁、王都是当地土生土长的农民武装，成员多是本地的贫苦农民，他们在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有反对地主豪绅阶级的强烈愿望。他们受过大革命的影响，参加过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活动，对共产党有一定的认识。虽然他们长期以来打家劫舍，沾染上好些土匪习气，有这样那样的弱点，但从本质上看，与我们并无根本矛盾，相反，却有着共同的政治基础和阶级利益。如果能把他们争取过来，对于我们在边界建立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都有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
他还耐心地开导大家，如何对待袁、王，不能只看到几十个人、几十杆枪的问题，是个政策问题；对他们只能用文，不能用武，要积极地争取改造他们，使他们变成跟我们一道走的真正革命武装。与会的大多数同志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确定以井冈山为依托，以宁冈为中心开展建设根据地的工作，对袁、王采取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为了尽快落实古城会议的决策，早日建立起一个稳固的后方，毛泽东请龙超清马上安排与袁文才见面。
袁、王向毛泽东敞开山门
10月6日，毛泽东随身带了六七个人，从古城来到大仓。袁文才和他的几位部下在林家祠堂门口的小石桥上迎候毛泽东。袁文才穿着长衫，外套黑缎马褂，俨然一副绅士模样。当毛泽东一行骑着马向大仓村走来时，陈慕平远远指着前面那位身材伟岸、蓄着长发的人说：“看，那就是毛委员!”毛泽东在村头下马，向来迎接的人热情招手致意。袁文才原先想，如果发现毛泽东带兵来，便命令预先埋伏好的人马准备战斗。可毛泽东只带了几个人来，身上也没有武器，袁文才悬着的心放了下来，示意部下马上撤掉伏兵，自己快步上前迎接。
袁文才把毛泽东一行领到林凤和家中。这是一栋当地常见的那种有吊脚楼的土木楼房。袁文才早派了人守住门口以保证毛泽东的安全，还让人杀猪款待贵客。毛泽东和袁文才等人在吊楼上边吃瓜子、花生，喝茶，边谈话。在亲切融洽的气氛中，谈话从上午一直进行到太阳快落山的时候。毛泽东向袁文才分析了大革命失败后的政治形势和革命前途，称赞袁文才在艰苦复杂的条件下为革命保存了枪支和部队，并希望他今后为革命做更多的工作。毛泽东对袁文才说，听说南昌起义的部队南下广东，他准备去韶关找贺龙、叶挺的部队，但要留下一些人。袁文才说，你们既然来了，就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伤员和部队的粮油我管，但宁冈地方小，经费有限，还需要到酃县、茶陵、遂川一带去打土豪。袁文才还表示，他负责与王佐联系，帮助工农革命军共创大业。那天，毛泽东在林家吃了午饭。离开林家时，袁文才送给毛泽东一千大洋作军费，而毛泽东则回赠给袁文才一百支步枪。一向嗜枪如命的袁文才，得到这一百支枪，别提多高兴了。
翌日，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进驻茅坪。茅坪是个东西狭长的村子，有六十多户人家。工农革命军的到来，为这个山青水秀的赣西小村，平添了许多欢乐。在欢迎大会上，毛泽东代表前委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工农革命军历尽千辛万苦，今天来到宁冈的茅坪，终于有了自己的立足点了。这里山高林密，地利人和。从现在起，我们要和袁文才同志和农民自卫军亲密合作，共创大业。积蓄力量，发展革命!我们是工农的军队，要依靠当地的群众，在这里发家!当天晚上，部队分头住进茅坪群众的家中。战士们一到老的家中，就立即扫地挑水，劈柴舂米，嘘寒问暖。老们看在眼里，挑起大拇指称赞：自古以来兵匪一家，可毛委员的队伍就是不一样。这样的军队一定能成大气候，我们穷哥们也有指望了!家家户户杀猪宰羊，点火做饭，忙着招待革命军的官兵。
毛泽东在攀龙书院召开了宁冈县的党员大会，提出了建立井冈山根据地的任务。从此，工农革命军把家安在了茅坪，在攀龙书院建立了医院，在象山庵建立了后方留守处，伤病员和辎重都得到了妥善的安置。
几天之后，轻装上阵的工农革命军继续沿井冈山边境开展游击活动。部队途经宁冈的龙市、酃县的十都、水口等地，于10月22日进驻遂川城西的大汾镇。在这里，遭到遂川反动靖卫团肖家璧的偷袭，仓猝应战的部队被冲散。毛泽东在黄坳收拢失散的部队，带着队伍继续向酃县、遂川交界处的荆竹山开进。
王佐风闻山下来了军队的消息，心中忐忑不安。不久毛泽东派出的联络员艾成斌来到山上，还捎来了“老庚”袁文才的亲笔信，告诉他这是共产党搞秋收起义的队伍，部队领导人是党的中央委员毛泽东，他慷慨大义，学识超人，极可信赖。王佐素来信任袁文才，于是派侦察员朱持柳到荆竹山打探情况，迎接毛泽东上山。
快到荆竹山时，朱持柳与工农革命军不期而遇。当晚大雨，部队夜宿荆竹山。毛泽东拉朱持柳睡在一张铺上，向他详细了解井冈山和王佐的情况。第二天早饭后，部队在村前的“雷打石”集合。毛泽东向大家说：我们就要和遂川农民自卫军王佐总指挥会合了，我们一定要遵守纪律，和王佐搞好关系，和农民自卫军搞好团结，接着宣布了三条纪律。毛泽东讲毕，部队随即出发。
中午时分，工农革命军到达井冈山上的大井村。王佐早已接到朱持柳的通报，在这里恭候多时。一时间，红旗飞舞，鞭炮齐鸣。毛泽东看见欢迎的人群前面站着一个三十多岁的壮汉，身材不高，两条眉毛又黑又浓，知道这就是赫赫有名的井冈山的“山大王”王佐。王佐迎上前来，紧紧握住毛泽东的双手，表示热烈的欢迎。王佐让出大井的新屋场营房给工农革命军住宿，还杀了四头大肥猪，于当晚大摆宴席，款待毛泽东和工农革命军的弟兄们。毛泽东也拨了70支枪，支持王佐部队的发展。群山环抱的大井村，绿树修竹，清溪流转，但地域狭小，住户也少，不适宜屯居大部队。于是，王佐力邀毛泽东进驻位于井冈山中心的茨坪。
10月27日，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到达茨坪。茨坪是井冈山上最大的村庄，以前叫柴坪，到了明朝山上出了个“探花”，当上了朝廷命官，便改名叫“仕坪”。因山间生长着许许多多的柿子树，也有人叫它柿坪。茨坪地跨湘赣两省边界，四周高峰耸峙，层峦叠嶂，古木参天，地势险要。中间一块大盆地，溪流的两岸是大片高低错落的农田，山脚下散落着几十户民居。茨坪历来是商贾往来歇脚之处，也是散兵游勇和草莽绿林出没之地。王佐在这里经营了许多年，早就把茨坪建成了自己的大本营。这次把茨坪让出来，足见他对毛泽东的信赖。
毛泽东精心改造袁、王部队
袁文才、王佐把工农革命军迎进井冈山，部队在危难之中终于有了自己的“家”，这是他们为革命立下的大功。毛泽东对这两位井冈山的豪杰是感激的。但是，他也清楚地看到，虽然袁文才、王佐对反动军阀、土豪劣绅怀着深仇大恨，有革命的热情，可是他们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队伍的组织纪律性较差，还有十分浓重的封建帮会色彩和绿林积习。因此，对袁、王部队一定要进行彻底的改造，使其变成跟共产党“一道走的真正革命武装”。
改造工作是从袁文才部开始的。工农革命军到达茅坪后，袁文才见这支部队训练有素、纪律严明，十分羡慕。他诚恳地向毛泽东提出，请革命军派一些干部来，帮助训练自己的部队。1927年10月，毛泽东派了游雪程、徐彦刚、陈伯钧等人，去袁文才部进行政治工作和军事训练。行前，毛泽东交待他们，这支部队存在着非无产阶级的东西，对他们进行教育改造是项很要紧的工作。去了以后，要和他们搞好关系，要依靠广大士兵群众。
步云山山高路陡，白云缭绕。山上有座寺庙，叫白云寺。袁文才部就驻扎在白云寺，训练就在这里进行。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训练首先从政治思想工作入手，对战士进行无产阶级思想教育，讲时事，讲形势和革命出路问题，帮助他们明白为人民打仗的道理，军事训练着重学习军事知识，练习射击和基本队列等，提高杀敌本领。
练兵期间，毛泽东住在离步云山不远的洋桥湖村，时常过来听取袁文才和游雪程的汇报，观看和指导战士们训练。他告诉袁文才，一定要下决心进行队伍整顿，把一些豪门子弟和兵痞无赖清除出去，吸收那些有斗争觉悟的贫苦青年农民参加进来。袁文才原来也有此意，可一直难下决心，这时听了毛泽东的话，果断地把那些不良分子清出了部队，又从龙市等地招收了一个新兵连，队伍得到了扩大，而且更加年轻，更有战斗力。游雪程等还按照前委的指示，在部队中建立了党组织和士兵委员会。
有一天，毛泽东来到步云山，正赶上战士们开饭。只见七八个战士围着菜盆嘀嘀咕咕：“自古当兵吃皇粮，从没听说过吃苦菜。”毛泽东不动声色地走到战士们中间，盛了一勺野菜在碗里，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一个小战士好奇地问：“毛委员，这么苦的菜，你也吃得下？”毛泽东和蔼地笑笑说：“这野菜虽然苦，可是有丰富的政治营养呢!我们吃得下这个菜，就能够克服更多的苦，今天我还要多吃一些哩。”战士们听了，纷纷说：“毛委员吃得，我们也吃得。”于是，大家都跟着吃了起来。饭后，毛泽东又亲切地对大家说：干革命，就要不怕苦。我们正是为了消灭苦，创造幸福生活，才拿起枪杆子闹革命，没有今日的苦，就没有革命的胜利，也就没有日后的甜啊。我们是革命的军队，所以要不怕一切苦，敢于同艰苦作斗争。
在袁文才的部队里，打骂士兵的情况很普遍。一次，毛泽东突然接到报告，袁文才队伍里的几个战士，偷了老百姓几只鸭子煮着吃了，袁文才十分生气，下令每人打屁股30大板。毛泽东急忙赶到白云寺，只见袁文才余怒未息，正在训斥几个挨了打的士兵。袁文才见毛泽东到来，起身相迎，说了偷鸭子的事。毛泽东听后微微一笑，“噢，是因为偷鸭子挨的板子呀!那打了屁股又偷呢？”“再打!”“再打再偷呢？”袁文才不知说什么好。毛泽东趁机开导他：“关键不在于打屁股”，他指指脑袋，“要从这儿弄通才行。”他又转向几个战士：“三大纪律你们都不记得了？革命战士不要说是偷鸭子，就是老百姓的一个红薯都不能拿呀!要做到秋毫无犯哩!”战士们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第二天专门到鸭子的主人家赔礼道歉，赔了鸭子钱。老感动地说：“毛委员的政策真好，我们的选三牯(袁文才的乳名)有希望了!”打这以后，袁文才再也不打骂士兵了。
毛泽东也一直从政治上关心袁文才，在洋桥湖养伤期间，经常找他谈话，讲政治形势，讲共产党的任务，讲革命军队的性质，讲革命的光明前途，讲无产阶级的纪律等等。袁文才心里有什么话，也乐意向毛泽东倾诉。亲眼看到自己队伍的变化，袁文才十分感慨，衷心地说：“毛委员讲的话中央都听，只要好好保护毛委员，将来革命还是有前途的。”“毛委员真是中央才，我服了他。这一辈子跟定了他!”
袁文才部队的改造工作走上了正轨，也积累了一些宝贵的经验，毛泽东又开始着手王佐部队的改造。
王佐个性刚强，他的队伍绿林习气更重，还有不少人抽大烟，改造起来难度更大。派什么人去合适呢？毛泽东选中了何长工。1928年1月的一天，毛泽东找何长工谈话，派他上山做王佐部的改造工作。他还特别嘱咐何长工，对王佐部的改造“既不能缓，又不能急”，只要坚持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王佐部队是可以改造好的。
带着毛泽东写给王佐的亲笔信，何长工只身一人来到王佐的部队。王佐听说是毛委员派来的人，立刻亲自出来迎接，待以宾客之礼。念完毛泽东给他的亲笔信，连声说：“你就是毛委员派来的党代表，好，好，欢迎，欢迎。”起初王佐对何长工并不十分信任，而是戒心很重，他专门为何长工派了一个彪形大汉做警卫员，实际上是为了监视他的行动。何长工不急不躁，他知道王佐是个孝子，有些事情便通过他的老母亲做工作。他还注意与王佐的其他亲属和两个莫逆之交刁飞林、李克昌搞好关系，同王佐部队的士兵多接触，宣传党的主张和政策。渐渐地，王佐觉得何长工“爱朋友”，“讲交情”，消除了疑心，开始主动接近何长工，甚至提出要与何长工饮鸡血酒，磕头结拜。通过不断的工作，王佐思想上发生了很大变化，逐渐向党靠拢。
在何长工巧设埋伏，帮他除掉宿敌拿山民团团总尹道一以后，他对共产党更是感到由衷的钦佩。打了胜仗的当晚，井冈山上灯火通霄不熄，王佐大摆宴席庆祝胜利，欢天喜地如同过年一样。他自己也喝了个酩酊大醉，不时把大拇指伸到何长工面前，连连说：“毛委员派来的人，有办法！”何长工抓住这一有利时机，请示前委，增派了一些同志到王佐部工作，发展党的组织，筹建士兵委员会，进行政治文化教育。
对于王佐部的改造，毛泽东曾给何长工作过许多具体指示。毛泽东告诉何长工，打了胜仗，要经常送点东西给他。打下新城后，把反动县长张开阳的皮袄给了王佐。打了杨如轩，给了他一匹马。部队打到南雄，何长工给他买了一台留声机。这都让王佐觉得工农革命军真心对他，非常高兴。毛泽东还说，我们可以送东西给他，但不能要他们的东西。
只要有机会，毛泽东便亲自找王佐谈话，帮他提高觉悟。一次，毛泽东路过茨坪，与王佐做了彻底长谈。王佐表示，枪是好东西，一可以报仇，二可以解决队伍的物资来源。毛泽东却说，枪虽然是好东西，但是，如果掌握得不好，也会坏事。他又耐心地对王佐说，干绿林的人，结果并不好，不是被反动势力吃掉或“招安”，就是自相残杀，互为仇敌。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正确的方向，努力为劳苦大众谋利益，才是农民武装的唯一出路。毛泽东了解到王佐在山上占了不少田地，引起当地群众的反感，又对他说：土地是农民用汗水开垦出来的，应该归还农民耕种。这样，才能得到他们的拥护和支持。如果占了农民开垦的土地，等于把自己推到农民的对立面，造成自己的孤立。在毛泽东的启发下，王佐很快把多余的土地都退了出来。他常对周围的人说：“毛委员是最有学问的人，跟他谈上一次，真是胜读十年书啊!”“毛委员真行，我听毛委员的。”
经过训练改造，袁、王部队呈现出崭新的面貌，人员成分日渐纯洁，各种不良习气逐步得到克服。前委经过慎重研究，决定将其升编为工农革命军。1928年2月上旬的一天，工农革命军在宁冈大陇朱家祠堂前的草坪上举行了升编大会，宣布袁文才、王佐的农民自卫军正式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袁文才任团长兼第一营营长，王佐任副团长兼第二营营长，何长工为党代表，徐彦刚为参谋长，全团约一千人。随后，前委又从第一团抽调了宋任穷、蔡协民、谭梓生、高静山、张际春、曹里怀等二十多位同志到第二团担任各种领导职务。大陇升编，标志着袁文才、王佐农民武装的新生。这支发源于绿林的队伍，成长为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在井冈山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战斗中成长的红军将领
袁文才和王佐相继与工农革命军建立联系后，全力投入到毛泽东领导的开创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中。他们利用熟悉井冈山的地形地物和周边敌情，在当地群众中有较高的威望和影响力等有利条件，尽心尽力地协助毛泽东和工农革命军建设和巩固后方，打击土豪劣绅和国民党敌军的进犯，为创建和巩固井冈山根据地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起初，袁、王部队主要是进行训练和改造，也打了一些小仗，如王佐部消灭尹道一的战斗。尹道一是拿山反动民团总指挥，有名的恶霸地头蛇，欺压百姓，无恶不作。王佐与他打了多年，侄女也被他杀了，结下了血海深仇。尹道一看不起王佐的部队，每次交锋都是追到山上烧杀一通。何长工为王佐出了一条妙计，在旗锣坳设下埋伏，引诱尹道一上钩。1928年2月的一天，王佐带一支人马到尹道一的老巢拿山，他们拂晓打响，天一亮就撤。尹道一不知是计，带着民团穷追不舍。王佐的队伍边打边退，过了旗锣坳，退到白银湖附近。尹道一的大队人马继续追击，他自己带着一个班在旗锣坳休息。预先埋伏在丛林中的何长工一支人马突然开火，尹道一的部下被打得人仰马翻，狼狈逃窜。正在抽大烟的尹道一还没醒过神来，就被冲上来的农民军活捉，砍了头。打了胜仗的部队回到井冈山，王佐一见尹道一血淋淋的脑袋，上去狠狠打了两个耳光，愤愤地说：“就是这个贼牯子，就是这个贼牯子!你害了多少老百姓，作尽了恶，想不到也有今天啊! ”打掉尹道一，消除了井冈山东面的一大威胁。
袁、王的第二团成立后，毛泽东和前委指示，这支部队的任务是在宁冈、遂川、永新一带发动群众，打土豪，筹款子，同时在山上五大哨口修筑工事，严防敌人进犯。新城战斗是部队升编以后在毛泽东直接指挥下打的第一仗。国民党的宁冈县长张开阳，是个作恶多端、民愤极大的家伙。他对袁文才容留工农革命军耿耿于怀，趁工农革命军主力远在遂川之际，带着进占新城的国民党军第二十七师七十九团独立营，窜到茅坪、大陇一带，烧杀掳掠，残害群众，气焰十分嚣张。毛泽东率主力部队从遂川返回茅坪，决定消灭新城之敌，拔掉敌人进攻井冈山的前哨阵地。2月19日晨，战斗打响。按照毛泽东的部署，以工农革命军两个团的优势兵力包围新城之敌。第一团一营担任主攻，攻击新城东门；三营主力攻打南门；教导队和三营一部攻打北门，袁文才率第二团一营在西门外设伏，准备歼灭从西门出逃之敌。一团先后攻克东、南、北三座城门，杀入城内。城内守敌冲出西门企图逃窜，遭到埋伏在此的袁文才部迎头痛击，一团部队又堵住了敌人的退路，敌人成了瓮中之鳖，被全歼在西门外的一块稻田里。这一仗打得干净利落，击毙敌营长王国政，活捉了敌县长张开阳，俘虏一百多人，粉碎了江西敌军对井冈山根据地的第一次“进剿”。
3月，工农革命军主力前往湘南接应朱德部队，第二团随大队一起行动。每到一处，群众热烈欢迎，端茶送水。第一次下山的王佐和他的部下见到这种景象，十分兴奋，感动地说：“人民群众对我们太好了，太好了。”特别是王佐，看到山外的一切都觉得新鲜无比。看见电灯，他说：“嘿!好古怪的东西，不点火会亮!”晚上睡觉前，他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对何长工说：“30年来，住在山里，真不知道外面还有这样好的世面，这样好的地方，将来，我们把山上也搞成这样的局面，那该多好!”何长工趁机开导他：共产党领导人民闹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推翻剥削阶级，解放劳苦大众，建立更美好的生活。但一个革命者，首先为大多数人民着想，决不是为着个人。他听了连连点头：“此话有理!此话有理!”部队返回井冈山后，王佐就向党代表何长工表示了入党的愿望。4月，经毛泽东亲自批准，王佐加入了共产党。入党后，王佐十分高兴，见人就说：“这下子我成了挂牌子的人了。”
朱毛会师井冈山后，袁、王第二团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第三十二团，6月又改为红军第四军第三十二团。袁文才任红四军军委委员、红三十二团团长兼一营营长、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主席、湘赣边界特委委员。王佐任红四军军委委员、红三十二团副团长兼二营营长、湘赣边界特委委员、湘赣边界防务委员会主任。两人率所部积极参加了历次反“进剿”、反“会剿”作战。
6月中旬，江西军阀朱培德奉蒋介石之命，以第九师杨池生部三个团、第二十七师杨如轩部两个团，发起了对井冈山的第四次“进剿”。毛泽东、朱德制定的迎敌方案是，朱德、陈毅、胡少海率二十九团及三十一团一营，在新七溪岭阻击敌二十七团；王尔琢、何长工率二十八团在老七溪岭迎击敌二十五、二十六团；袁文才率三十二团和永新赤卫队埋伏在老七溪岭右侧武功坛一带，待主力得手后相机捣毁敌驻白口的前线指挥部，截断敌人退路；毛泽东率三十一团三营继续在永新龙田、潞江一带监视湘敌。主力部队在新、老七溪岭勇猛作战，先后击退进攻之敌。埋伏在武功坛山上的袁文才团迅即向白口敌指挥部发起攻击。敌前线场如轩见大势已去，仓皇逃回永新，右臂还中了一颗子弹。敌失去指挥，更加混乱，敌二十七团被红军全歼在龙源口。敌二十五、二十六团逃向永新。杨池生、杨如轩胆战心惊，退出永新逃到吉安。这就是著名的龙源口大捷。边界军民高兴地唱道：“不费红军三分力，打败江西两只羊(杨)，真好，真好!快畅，快畅!”
7月，湘赣两省敌军对井冈山发起第一次“会剿”。红四军主力攻占酃县后冒进湘南，毛泽东率三十一团在永新与赣敌十一个团周旋，困敌于永新县城达25日之久。8月，红军大队兵败湘南，毛泽东率三十一团三营前往桂东迎还红军大队，袁文才的三十二团和三十一团一营留守井冈山。在敌人的大举进攻下，根据地的范围迅速缩小，边界的县城和平原地区尽为敌据。三十二团和三十一团一营退守山区，坚持游击战争。8月，湘赣敌军趁红四军主力在湘南未归之际，出去七个团的兵力对井冈山进行第二次“会剿”。红三十一团团长朱云卿、党代表何挺颖与红三十二团团长袁文才、副团长王佐研究决定，以三十一团一营守五大哨口最为险要的黄洋界，三十二团一营由袁文才率领在山下袭扰敌人后方，阻击新城之敌，三十二团二营和地方赤卫队把守八面山、双马石、桐木岭、朱砂冲四个哨口。王佐把山上的暴动队、儿童团都组织起来，协助红军削竹钉、防敌探、设障碍、布疑阵，配合作战，迷惑和打击敌人。妇女会负责看护伤员，运送物资。8月31日，严阵以待的红军用子弹、竹钉、石块打退了敌军对黄洋界的多次进攻。红军仅有的一门迫击炮连发三颗炮弹，击中了敌军的指挥所。敌人以为红军主力已经返回井冈山，匆匆退兵。红军取得了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
9月底，进占宁冈新城的江西敌军周浑元旅二十七营营长周宗昌，派出几名农妇做奸细，以卖南瓜、食糖、香烟为名，到根据地内部进行侦探，没有发现红军主力。于是周宗昌带着他的一营兵和靖卫团闯入根据地腹地的茅坪，见房子就烧，见人就杀。留守井冈山的袁文才马上派人报告红四军军部。毛泽东、朱德决定将计就计，造成红军大队未归的假相，而于第二天在茅坪的坳头垅山上设下埋伏，敌人在坳头垅一露头，便进了红军的口袋阵。袁文才部配合红四军主力全歼了敌人一个营，活捉了敌营长周宗昌，随即收复了宁冈全县。随后，红四军又先后打了遂川、新城两个胜仗，重开边界武装割据的局面。
——摘自《百年潮》2004年第二、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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