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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近代女性文学批评刍议：数量与价值兼具的近代女性文学批评
“中国近代女性文学批评”指写作或出版于1840—1919年间，中国女性所写的文学批评作品，内容涉及诗、文、词、弹词、小说、戏剧等文学类型或作品；形式包括了诗文选本、诗话、词话、论诗诗、题词、诗文序跋以及杂见于其他作品中的文学言论等。近年来，笔者一直在搜集近代女性文学批评方面的资料，就目前积累情况看，无论是文献数量还是学术价值，近代女性文学批评均值得深入发掘和研究。
近代女性文学批评的文献数量远超想象
女性所撰诗话绝不止学界目前整理出的几部，其他形式的文学批评文本更是数量丰富。近代期刊就是一座宝库，《中国女报》《妇女杂志》《女子杂志》《妇女时报》《神州女报》《香艳杂志》《女子世界》《中华妇女界》《新小说》《小说林》《小说丛报》《小说月报》《礼拜六》《眉语》等数百种期刊中，均有不少女性论文谈诗之作，可惜尚沉睡于故纸堆中。以最受学界关注的《妇女杂志》为例，迄今已有40余篇期刊论文、20余篇博士和硕士论文以之为研究对象，内容涉及编辑思想、女性观、女性形象、女性的社会角色、职业、服饰等，但文学批评方面，却无一篇提及，[1]而从目前笔者收集的资料看，《妇女杂志》中明确属于近代女性文学批评（1915-1919）的文章，4年就有29篇。这仅是《妇女杂志》一家期刊的情况，其他期刊中的文学批评数量，亦不能低估。潘静如《近代杂志所载闺秀诗话考论》（2014）[2]一文，考察1911-1941年的杂志，共统计出了27种闺秀诗话，其中，只有两种为女性所作。[3]潘静如此作是研究期刊所载闺秀诗话的代表性论文，但搜罗远远不够。据笔者统计，仅1911-1919年的部分期刊中，至少可以找到13种女性所撰诗话，[4]远超潘文所列数字。除期刊外，《申报》《大公报》等近代报纸上还有不少批评文本有待发掘。此外，大量以其他形式存在的文学批评言论，如笔记、序跋、随笔等，或附于别集中，或杂于各类选本中，散见各处，也有待收集。以上所列，仅为笔者粗略整理所得，只能算揭开了冰山之一角，但已足可表明：近代女性文学批评作品的数量远远超出我们的预期。
《妇女杂志》第一卷第一号
近代女性文学批评的学术价值不容置疑
近代是整个中国社会的转型期，影响波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对女性而言，这更是一个十分特殊的时代。在这80年中，女子可以进入社会性的学校学习；缠足被废除；可以去国外留学；小学实施男女同校；女子可以上大学。[5]从家庭走向社会；从三从四德到呼吁女权；从著文自娱自遣到写作意在传播……在这多半个世纪里，中国女性经历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思想、行为上的洗礼与变化，并逐渐从旧时闺秀转变为新式女性。在文学创作方面，郭延礼先生指出，近代出现的女性小说家群、女性文学翻译家群、女性政论文学家群这三个群体，在中国女性文学史上，均系首次出现。[6]在这三个群体中，有不少女性，如陈鸿璧、薛绍徽、秋瑾、徐自华、何震、杨季威等，又均撰有文学批评作品，其论文观念已不同于前人。近代女性身份的变化，近代女性文学的独特性，既是女性文学批评的独特背景，更意味着女性文学批评研究之独特价值。笔者试举一例说明。
道光年间，恽珠及其孙女等编纂完成的《国朝闺秀正始集》和《国朝闺秀正始集续集》，被看作女性为女性编集的代表。这两部选集分别刊于道光辛卯年（1831年）和道光丙申年（1836年），所收均为清代闺秀诗作。从理论层面看，编选作品的行为是文学批评的一种存在方式，编选者选文本身就表明了对某种文学风格、审美观念的推崇，学界称为“选本批评”。恽珠生活于清代中叶，有为女性作品传世之雄心，但编选思路依然在传统樊篱内，视女性写作为女德之余事，且与夫家兴亡密切相关，所标举的大都是合乎女德或风格纤巧之作。80年后，民国初年的施淑仪撰《清代闺阁诗人征略》（此书完稿于1916年，1922年出版），著录清代三百年中闺秀的生平轶事和著述，以人与事为主，其资料来源包括了恽珠的《国朝闺秀正始集》，但施淑仪倡言女性创作独立的思路已迥然不同于恽珠。她明确批评恽珠《国朝闺秀正始集》的思想陈旧，更直指女性创作是个人之事，与夫家无关：“恽氏《正始集》，以黄忠端、祁忠敏殉节前朝，不录蔡、商两夫人诗。不知著述乃个人之事，与夫无关。两夫人能以文学、美术传世，不为两公忠节所掩，正女界绝大光荣……恽氏当日未明男女平权之理，以为妇人从夫，自应不选；今既认女子亦具独立人格，故仍从甄录。”[7]施淑仪在编选凡例中明言，评定女性创作者的标尺是艺术才能而非个人品行：“是编偏重文艺。凡诗、文、词、赋、书、画、考评之属，有一艺专长，足当闺秀之目者，皆录之。非是，虽有嘉言懿行，概不著录。”[8]恽珠与施淑仪的这两部著作相隔80余年，辑录对象均为清代闺秀，但两位女性编者的思路截然不同。与恽珠相比，经历了近代风云变迁的施淑仪显然有着更为鲜明的为女性创作张目的意识，以及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文学观念。笔者举此例，意在表明，近代女性文学批评中，值得我们深入挖掘的东西尚有很多。
清道光十一年红香馆刻本《国朝闺秀正始集》
近些年来，在文学史和历史学界，“近代”的身份比较暧昧，常常被“清末民初”、“帝国晚期”、“晚清”等时段所替代，在某些门类的研究中，甚至有被消解的可能。笔者认为，必须基于研究对象的独特性来确定其时段划分，对女性所撰文学批评而言，能呈现其独特性的时间段，或以“近代”最为合适。笔者将结合女性文学批评发展历史和已搜集的资料阐述这一观点。
女性所撰文学批评，一般认为，最早可追溯至宋代李清照的《词论》。[9]明代之前，从事诗文创作的女性很少，作品也很少，批评之作更是处于零星状态。明代开始，女性诗文创作增多，受此驱动，女性批评的声音逐渐增多。但1840年前，批评文本数量很少，形式与内容均较简略而粗疏，明显处于初期阶段。形式上比较单一，以选本为主，如晚明沈宜修《伊人思》、明末清初王端淑《名媛诗纬初编》、清初季娴《闺秀集》、清中叶汪端《明三十家诗选》、清中叶恽珠《国朝闺秀正始集》及续集等，多数选本编选顺序随意，重在存人，文学批评类文字不多；[10]女性所撰诗话如杨芸《金箱荟说》等，大都已散佚，现存的熊涟《澹仙诗话》主要评论男性作品；[11]其他女性题辞、序跋等文本中，批评类文字很少。从内容看，最具份量的选本是汪端《明三十家诗选》和恽珠《国朝闺秀正始集》，汪端选本所选均为明代男性诗作，点评精彩，但实为特例。恽珠选本则如上文所言，内容比较保守，对女性创作的态度不脱礼教樊篱。
1840年后，女性批评领域开始出现较大变化。
首先，出现了第一部真正具女性意识的文学批评著作——沈善宝《名媛诗话》。1842年，沈善宝开始撰写《名媛诗话》，1846出版。[12]这部作品不仅是现存规模最大的女性诗话，更是真正具有女性自省意识的第一部女性文学批评著作，[13]笔者将之视为近代女性文学批评的起点。
其次，1840年后，女性所撰文学批评作品数量呈现出极为明显的增长。除选本外，女性所撰诗话不下十数种，是女性诗话最为发达的一个时期，此外，报刊上还出现了众多女性所撰的文学批评类文章。
第三，女性批评主体意识的建构开始出现并不断增强。这一时期的女性批评者充满了对女性写作毫不掩饰的赞赏与同情，如沈善宝对女性写作处境的深刻了解与同情；[14]上文所引施淑仪对女性写作“与夫家无关”的高调宣示；叶女士对王妙如小说《女狱花》的高度赞赏，[15]此类观念，在19世纪40年代之前，未见出现。而如刘韵琴、秋瑾、王妙如那样，强调文学创作要唤醒女性、反抗黑暗社会的思想，更非近代之前的女性所敢想。另外，这一时期的女性开始了建构女性文学史的努力。施淑仪强调《清代闺阁诗人征略》的作品性质属于文学史：“是编本属于文学史”。《清代闺阁诗人征略》征引了270余种书籍[16]，将搜集到的同一人之资料置于一处，方便读者查考，完全是从文学史角度处理资料的思路。[17]单士釐不仅续编恽珠的《国朝闺秀正始集》，且在续编的基础上着手写作《清闺秀艺文略》，历经三十余年，数易其稿，直到去世前一年还在修订。[18]从传统史学立场看，“艺文略”是某一时代全部作品之著录，代表着写作之历史，单士厘立意写作《清闺秀艺文略》，显然已突破选本思路，而想以传统史志的方式，来总结有清一代女性之创作，将女性写作写入历史，寓示着批评者从文学史角度建构性别主体的努力。
第四，女性批评所涉领域明显宽广，除最大量的诗词评论外，弹词、小说、散文、戏曲均成为她们的批评对象。性别视野也明显开阔，近代以前，除汪端、熊涟外，其他女性批评者均以女性作品为批评对象，近代以来，部分诗话依然以女性作品为主，但已有大量篇章不再关注所论作品的写作者性别，更有少量作品开始走出单纯的作品评析，具有了文学史的批评视野，如张维《汉魏六朝女子文选叙》《汉魏六朝女子文选》1911年刊本；雪平女士《答女友论文派书》《中华妇女界》第一卷（1915年）第十一期；殷同薇《论文章之体别》《妇女杂志》第二卷（1916年）第十二号等，已在纵论文学流变等文学史问题了。
第五，与1919年后的女性文学批评相比，近代女性文学批评呈现出明显的不同。首先，语言形式不同，1919年后，女性文学批评文本基本为白话，在此之前，则大都是文言。其次，写作方式不同，1919年后，开始出现现代学术意味的研究论作，如缪程淑仪《新文体之一夕谈》《妇女杂志》第六卷（1920年）第一号；宋淑贞《期望女文学家的崛起》《妇女杂志》第十二卷（1926年）第六号；辉群女士的长篇论文《文学里面的妇女问题》辉群编《女性与文学》，上海启智书局1928年等，此类论作，无论在论述形式还是行文思路上，均与1919年前的女性文学批评有着巨大差异；最后，内容变化更大，冰心、苏雪林、冯沅君等这些受五四文化洗礼的新女性，接受了新的理论体系，对待文学的态度较之沈善宝、施淑仪等已有了质的改变。
上述五点，只是笔者据目前掌握资料之简单概括，深入研究尚待时日。综合来看，自19世纪40年代始，女性文学批评在数量和质量上均出现了比较大的变化，1919年后，又出现了一次形式到内容的大转折。1840—1919年，这一时间段显然与中国学界采用的“近代”相重合。不可否认，在具体年份上，会有几年的误差，但不会影响到对近代女性文学批评特殊性的整体认定。
尽管“近代”这一范畴在学界存在一定争议；在理论的深刻性和宽广度上，女性所撰文学批评也无法与同时期男性所撰文学批评相并肩，但在女性文学层面上，近代女性文学批评确有其独特价值：近代女性所撰文学批评作品，无论数量还是质量，均远超前代女性文学批评；近代女性充分肯定女性写作；尝试建构女性文学史；批评所涉领域日益宽广……此类现象，无论从女性文学还是批评史历程看，均属空前。因此，近代实可称为女性文学批评的自觉时代，其学术价值毋庸置疑。
参考文献
1 详见陈静 姜彦臣《<妇女杂志>研究述评》，《厦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
2潘静如《近代杂志所载闺秀诗话考论》，《汉语言文学研究》2014年第3期。
3分别为：李玉成女士著《两株红梅室闺秀诗话》，载《青年声》1918年第1、2、4期。啸虹女士著、淑芳女士注《啸虹轩诗话》，载《妇女趣闻丛报》1921年第1期。
4王蓓、陈静《近代期刊中文论作品的女性作者身份概观》，《厦门大学学报》2015年第5期。
5 菊池秀明：《末代王朝与近代中国：清末 中华民国》，马晓娟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89—190页。
6郭延礼《中国近代文学的历史地位》，《文史哲》2011年第3期，第34页。
7 施淑仪《清代闺阁诗人征略》“凡例”， 王英志 主编《清代闺秀诗话丛刊》，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年，第1698—1699页。周兴陆《女性批评与批评女性——清代闺秀的诗论》一文也注意到了施淑仪以对恽珠的批评，见《学术月刊》2011年第6期。
8 施淑仪《清代闺阁诗人征略》“凡例”， 王英志主编《清代闺秀诗话丛刊》，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年，第1697页。
9郭绍虞认为《词论》为“妇女做的文学批评第一篇专文”，见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354页。但2006年，虞蓉发表《中国古代妇女早期的一篇文学批评专论——班婕妤<报诸侄书>考论》（《苏州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认为，最早女性文学批评出现于西汉，是班婕妤所作《报诸侄书》。
10清中叶汪端《明三十家诗选》中，凡例等诸处评点均精彩，但其所选为明代男性诗作。清初到近代，女性所作选本，绝大多数以女性创作作品为编选对象。
11 “书中多叙当时名人之诗，妇女之诗甚少。” 胡文楷 编著，张宏生等增订《历代妇女著作考》（增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700页。
12 《名媛诗话》的写作始自1842年，但完成和出版时间，诸说杂陈。本文取胡文楷之说：“《名媛诗话》十二卷 道光二十六年丙午（1846年）鸿雪楼刊本。（清）沈善宝编。” 胡文楷 编著，张宏生等增订《历代妇女著作考》(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953页。
13“从现存清代女性创作的诗话来看，……唯有沈善宝《名媛诗话》十五卷，搜采论列全出于己意，且于同时代人记载详瞻，史料价值颇高，故而频为后人称赏!”刘源、邓红梅《清代丹徒王氏闺秀诗话三种辑录》，《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第71页。
14 “窃思闺秀之学与文士不同，而闺秀之传又较文士不易。盖文士自幼即肄习经史，旁及诗赋。有父兄教诲，师友讨论。闺秀则既无文士之师承，又不能专习诗文，故非聪慧绝伦者万不能诗。生于名门巨族，遇父兄诗友知诗者，传扬尚易；倘生于蓬荜，嫁于村俗，则湮没无闻者，不知凡几。余有深感焉，故不辞摭拾搜辑而为是编。” 沈善宝《名媛诗话》卷一，王英志 主编《清代闺秀诗话丛刊》，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年，第349页。
15 叶女士《女狱花》序：“无一事不惊心怵目，无一语不可泣可歌……是书其不朽矣，女士其不死矣。” 思绮斋 问渔女史 王妙如《中国近代小说大系·女子权 侠义佳人 女狱花》，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704页。
16此数据为笔者统计所得。
17 王英志 主编《清代闺秀诗话丛刊》，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年，第1698页。
18黄湘金《南国女子皆能诗——<清闺秀艺文略>评介》，《文学遗产》2008年第1期，第95-97页。
【本篇为《中国近代女性文学批评刍议》（《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7年第2期）一文中的部分内容，文字略有更动。】
责任编辑：褚欣桐
作者简介
陈 静，山东大学文学博士。厦门大学教授。研究兴趣集中于中国古代出版文化；近年来关注女性与出版问题。出版有《唐宋律诗流变研究》《图说中国文化·艺术卷》《中国近代女性文学大系·文学评论卷》《蔡伦造纸与纸的早期应用》等著作。发表论文数十篇。所撰传统文化普及类作品输出版权到韩国。
出版六家
出版人的小家
2、文学批评著作（四大名著的批评本）
文学批评著作（四大名著的批评本）
明朝小说风靡一时，也随之诞生了许多小说批评，就像前人对《诗经》、《尚书》进行评注一样，小说批评，就是对小说进行评论、评判。
四大名著里面最著名的批评本是《脂砚斋批评红楼梦》、《李卓吾批评西游记》、《金圣叹批评水浒传》以及《毛宗岗批评三国演义》。
这些所有“批评本”中，我唯独不建议读《毛宗岗批评三国演义》，下面听我吐槽。
明朝小说的“批评”风
开头说了对小说的批阅、评注，其实不光如此，他们还会评选，诸如什么“十才子书”、“六才子书”云云。而且不光评选，还要对原著小说进行删改。
比如金圣叹批评《水浒传》，原本一百回，直接被腰斩到七十回，因为金圣叹老哥觉得，后三十回是伪作，他打心底不认同宋江招安这回事儿，所以到七十回大聚义就结束了。
虽然金圣叹很任性，但他的评点真的很棒，时而让人拍案叫绝、时而抖机灵让人捧腹大笑，许多细节处，普通人读来不过就是一句描写，他的解读能让你看到更深层次的东西。
脂砚斋批评的《红楼梦》也很精彩，据说脂砚斋是曹雪芹的朋友，是见证了曹公著书过程的人，因此很多人认为，脂砚斋的观点，是最贴近作者本人的。
李卓吾批评的《西游记》比较温柔，不像其他三位动不动长篇大论，他只在重点处轻描淡写一句话、一个词，就让读者有拨云见日之感。
除四大名著之外，其他经典名著也都有对应的批评本，如王渔洋批评的《聊斋志异》等。实在建议读者在通读一次原著之后，带着自己的理解，再读一次批评本，会让我们看到了故事更深的内涵，也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这其中不包括毛宗岗父子批评的《三国演义》。
毛批《三国演义》
毛批《三国演义》是指毛纶、毛宗岗二人共同批评的《三国志通俗演义》。
我也不藏着掖着，就是不建议读这部书。
罗贯中原著的《三国志通俗演义》，是一部英雄史诗，里面的英雄人物，各个都是有血有肉的、是鲜活的，固然，因时代的局限性，书中大体还是“尊刘贬曹”，但罗贯中对于曹操本人的描写，还是比较客观的，该表扬的还是会表扬，毕竟奸雄，除了奸，他还是英雄啊！
而毛氏父子的魔改版本，曹操就是个小丑，只要曹操说一句话，毛氏马上后面跟一句“奸诈”，就拿望梅止渴这个故事来说，完全可以读到曹操性格的另一面，而毛氏的评价总结起来就四个字：奸雄面目。
甚至只要跟曹操沾点边的人，都天生带着“奸诈”的面具，相反，刘备阵营的每一个人，都自带“仁义”，但只有有点脑子的人都知道，没有人是十全十美的好人，也没有人是彻头彻尾的坏蛋，曹操奸诈，也会柔情，曹操的遗书，就非常儿女情长，哭哭啼啼甚至有点娘；刘备固然仁义，偶尔也会腹黑，否则怎会有“刘备摔阿斗——收买人心”的歇后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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