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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王震 新疆（王震在大西北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威名？）
- 2、解放新疆后，王震打开监狱，对一死囚说：你来当总指挥，我当副手
1、王震 新疆（王震在大西北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威名？）
王震 新疆（王震在大西北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威名？）
西北解放战争到了1949年，经过扶眉战役，蒋军胡宗南部的主力被击垮，彭德怀司令员指挥第一野战军乘胜西进，开始解决西北顽敌青海马家军。
这段历史，现在有两个版本，一个是自媒体上大行其道的“不允许马家军投降说”，甚至“不允许起义”；一个是第一野战军的征战史和地方工作史。前者是瞎编，后者是正史。
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上，对所有对手，没有任何一次“不允许投降”、“不允许起义”过。
1949年的西北战场上，青马军队堵着进军西藏和新疆的通道，当时最大的担心是他们退入新疆，这个情报是斯大林在当年6月与中共代表团会谈时通报的，他提议解放军应尽快进疆，并说英美正在积极活动。进军新疆和西藏本来就是新中国的历史担当，解放军军歌写的很明白，不仅要奔向解放的战场，更要奔赴祖国的边疆。
在西北战场上，这时兰州还没有打下来，彭总在致军委的电报中，坦言攻兰只有“六七成把握”，准备一旦短时间内拿不下兰州，将以部分兵力牵制青马，而转攻宁马，先吃弱敌。在这样的形势下，这时如果马家军主动放下武器，为什么不允许其投降呢？
事实是，1949年8月6日，毛泽东有一封发给一野的电报，特别指出：“西北地区甚广，民族甚复杂，我党有威信的民族干部又甚少，欲求彻底而又迅速的解决必须采取政治方式，以为战斗方式的辅助。现在我军占优势兼用政治方式利多害少。对马步芳必须歼灭其主力，但他有玉树等地为后方，可保残部。欲最后解决青海，亦须找些与青海有联系的旧人，如我们使用邓宝珊主甘，可能打开寻找此项旧人及最后解决青海问题的门路。”
这就是当年对待青马的基本方针，后来的进程完全证实了主席的预测：兰州战役消灭了马步芳的82军主力，其中就包括青马军阀的起家部队100师；马家军残部退入青海后，一兵团1军全力展开政治争取，接受青马余部全体投降，没有给其中的顽固分子退入青海南部地区打游击的机会，通往西藏的咽喉玉树宣布和平起义。唯一不同的，完成“找些与青海有联系的旧人”、实现政治解决这一任务的，不是邓宝珊，而是主席的爱将王震。
对于马步芳、马继援父子的顽固性，从毛主席到彭德怀、王震都清楚的很。西北野战军早就争取过马家父子。1948年西府战役前期的冉店桥战斗时，马继援就接到西野赵寿山副司令员的一封亲笔信，信中劝诫马家父子不要再给蒋家王朝卖命，应该归向人民以走向光明。让赵寿山出面争取，是因为赵寿山和马继援曾是陆大甲级将官班的同学，这时的马继援正指挥青马主力突袭西野侧翼，迫使六纵教导旅节节后退。
当时的马继援很狂妄地说：“赵寿山让我去找他，我去了，不过我派去的是骑8旅和青保1团，今后，我还要派更多的人去找他。”这封信，后来赵寿山拿给西北军政长官张治中看过，张治中常年主持西北，与青马打了多年交道，看后笑了笑，摇头不语，显然他认为马家父子不可能走这条路。马继援错过了这个机会，致使青马成为西北战场上遭到打击最重的国民党军，最终马家军上层零落海外，长年思乡而不得归。当时的骑8旅旅长马步銮，后来在沙特说：宁可回到青海吃洋芋（土豆），也比在这里强一百倍。赵寿山是杨虎城部宿将，抗战时率17路军在娘子关、中条山等地与日军长期作战，后来屡受蒋介石排挤，1947年辗转到了延安，解放后是青海第一任省长。
在解决青海马家军的问题上，执行民族政策的典范正是王震。
西野与马家军的第一次交手，是1947年陇东的合水之战，王震指挥西野359旅、教导旅等部攻击合水城，守合水的是青马骑8旅的重兵器营和甘肃保安2团，因青马顽强防守，骑8旅主力拼死救援，解放军最终撤出战斗。战后总结时，王震非常坦荡，对青马的特点有着清醒的认识：“合水攻城打援均告失利，影响整个战役，我有责任，唯青马惯打英勇善射能战，行动迅速胆大，实非夸大以掩过错，亦非认识为不可消灭敌人，青马特点可供今后行动方针之资料。”（《王震传》）
在此之后，王震的2纵与青马又有多次交手，直到49年扶眉战役后，胡宗南南缩，宁马北撤，青马正面洞开，第一野战军发起陇东追击战，又一次硬碰硬地较量了一场。马继援命令他的骑14旅死守固关，以阻挡解放军沿西兰公路长驱入甘，这时的王震的1兵团，下辖1、2、7军，向固关攻击前进的正是1军和7军，两位军事主官一个贺炳炎，一个彭绍辉，都是独臂军长。
青马骑14旅主力弃马登山，在固关的南北两山设置防御阵地，参谋长马尚武解放后回忆，当时他在望远镜里，看到解放军正在运动，火炮已经拉上了山，问旅长马成贤是不是撤退，马成贤说马继援有死命令，现在想撤也撤不下去了。攻击开始后，1军炮兵发威，第一炮就准确命中骑14旅指挥所，1军1师在炮火掩护下，向山地发起仰攻，与疯狂的青马士兵反复争夺各处阵地，战况极其激烈，骑14旅旅长马成贤欲上前方督战，被炮弹炸断了一只手臂，只得悄悄地后送，由马尚武接替指挥。
1军步兵顽强攻击，双方多次发生惨烈的白刃战，最终骑14旅丢了南北山阵地，余部退进固关镇，1军的炮火又准确地打进集中隐蔽在镇内的马群中，碎石横飞，惊马乱窜，后撤的青马残部被7军20师一部截断了退路，固关战斗打了13个小时，固关峡里人马叠尸，固关河上血流飘杵，1军也付出了很大伤亡。除了从森林里逃脱的500余人，号称“铁骑”的骑14旅被全歼，炸剩下的700多匹战马，让1军廖汉生政委乐的合不拢嘴，连连说解放大西北又有了宝贝，这一仗对马家父子震动很大，青马的家底里，除了远赴新疆的骑五军，就两个骑兵旅，是骑兵主力，其他步兵师里各有一个骑兵团。
固关战斗俘虏了骑14旅700多名官兵，解放战争时期的西北战场，第一野战军有一系列关于民族政策的规定，如《切实优待回民俘虏的守则》等等，制定的非常严格和详细，其中有一条是严禁枪杀放下武器的回民俘虏，在此不多罗列，有疑问的自行去查资料。王震不仅严格执行政策，如对青马士兵实行“即俘，即训，即放”（对其他国民党军俘虏是“即俘，即训，即补”，补入解放军部队），而且亲自给俘虏讲话，让他们回去告诉家人和乡邻，各民族一律平等，解放军优待青马俘虏，然后发给路费，当场释放。
王震兵团作为一野进军甘宁青的左路军，担负插至兰州后方，截断青马侧后的任务，而且准备在兰州攻击不利时，随时掉头参加攻坚。甘肃临夏是马步芳家族的老家，在1兵团进军临夏时，青马新组建的新编骑兵军有一万余人马。当时青海的壮丁已经被马步芳抓完了，骑兵军抓的都是临夏当地的农民，军官都是被马步芳处理过或年老闲置的部属。被放回的骑14旅的士兵大多是临夏人，回来后把解放军的政策和战斗力如实道来。再经众口相传，给临时拼凑的所谓骑兵军留下深刻印象。
这些人本就装备不足，上下离心，听说王震大军马上就到，这帮人这段时间每天都听着王震的威名，立即一哄而散，跑的就剩一个军长韩起功，只好逃到西宁等着马步芳枪毙他，这就是俘虏政策的威力。临夏专员、马步芳的族弟马步康，也表示在解放军进城前退出，不与解放军交战。王震率部兵不血刃进入临夏，需要说明的是，这天是1949年8月22日，兰州试攻全线受挫，马家父子志得意满，彭总正责令各军停止攻击，总结教训准备再战。
王震在临夏，很快找到了“与青海有旧的人”，一个是马丕烈，他是马步芳岳父马朝选之弟；一个是马全钦，同治年间河州民变的大头领马占鳌之孙。这两个人资格老，有声望，在青马集团里相当有影响力。当年太子寺一战，马步芳的爷爷马海宴，阵斩左宗棠的两员总兵官傅先宗、徐文秀，大胜之下欲图再逞，被马占鳌制止，他先将十首领的儿子送至左帅大营输诚，又自缚请降，左帅大喜纳降，请朝廷各赏顶戴，保留人马随军平乱，由此开创了临夏马家七十余年基业。历史似在轮回，但每个时期都有当时的背景和环境，责怪当年左宗棠纳降是脱离历史背景的，按这个逻辑，李成梁只要把一个叫努尔哈赤的养子杀掉，那样满清可能就进不了关了，可是历史没有如果。
王震对马丕烈说：“你能不能去兰州和马继援说说，让他不要打了，即使他能打掉我们一野，我们还有第二、第三、第四野战军，现在都能腾出手来了。”
马丕烈未及成行，兰州已经解放，青马部队退向西宁，经马丕烈的介绍，王震亲自上门拜访马步芳的叔父马良，双方把酒言欢、相谈甚洽，最后决定以马丕烈、马全钦、马良等人组成劝降团，前往西宁劝说青马余部投降。过黄河时，马丕烈先做通了青马新编步兵军军长马全义的工作，马全义请他转告解放军不要隔河炮击，让其部队自行散去。马全钦则组织回族、撒拉族群众，筹集粮草，绑扎牛皮筏子，协助62军全军渡过黄河。王胡子的大名不是白叫的，马丕烈回忆，劝降团在去循化时，两辆吉普车，他和王震坐一辆，马良和其他几人一辆，王震连一个警卫员都不带，那一带散兵游勇还很多，王震的胆量让他极其钦佩：赵子龙我没见过，但王震那是真的浑身都是胆。
听闻王震的这一举措，彭德怀大喜，并且大加赞赏：落实民族政策是要有具体办法的，王胡子的这个办法，要向全野战军推广。
在马丕烈等人的说服下，青马军官全部投降，下级官兵发资遣散，中校以上军官进入西宁解放军官训练处学习改造，青马的高级军官除了几个阵亡在兰州的团长，以及少数亲信随马家父子飞走以外，其余的全在这个训练处。至于后来叛乱被制裁，那是咎由自取，叛乱肯定被镇压，但这绝不是没有给出路。对于青马俘虏，中央有政策，部队有纪律，没有人因解放军“不许投降”而丧命，根本找不出一个例子来，造这种谣的，连当年对岸“心战部门”的烂水平都达不到。
当时进军青海，1军政治部的宣传部长刘瑞方，就是回族，是从华东专门调到西北来的，显然是军委有意的安排。刘瑞方在新四军四支队时，曾被骑8师的人劈砍了12刀，大难不死，骑8师就是青海方面派出抗日的那个骑兵师。
王震在西宁只待了不到一个月，曾召集各界人士讲话，直指人心：“马步芳让你们破产保产，拼命保命，实际上是破大家的产，保他的产，拼大家的命，保他们少数人的命，关键时刻不是扔下大家，自己飞走了吗。”在仔细讲解民族平等政策后，他话锋一转：“有人若是还不死心，和解放军对抗，那就是和青海各族人民作对，我们保证迅速、全部、干净地消灭掉。”王震在西宁还拜访了马辅臣，马辅臣是青马早期的四个营长之一，驻新疆的青马骑五军军长马呈祥是他的族侄，王震以马辅臣和马振武（青马190师师长，马呈祥的表弟）为首，又组成新疆和平代表团，前往迪化去争取青马骑五军。
王震留下1军在青海，率2军翻越祁连山直取张掖，会合6军后向新疆进军，在得知马呈祥有可能交出部队出境时，王震电告陶峙岳，如果马呈祥从南疆出国有困难，可以东来，从解放区出去。马辅臣等人还没到迪化，马呈祥已经交出部队出走，新疆国民党驻军通电起义，劝降团就改成了慰问团，马辅臣等人现身说法，帮助骑五军官兵接受解放军的改造。
马呈祥走后，其职务由韩有文接任，当时骑五军负责迪化城防，解放军空运、汽运迪化，顺利接管了城防，彭德怀司令员到来后，在大会上专门提到，骑五军对新疆和平起义是有功的，一句话让韩有文深受感动。王震更是对韩有文关爱有加，起义部队改造，发动士兵揭发军官的错误时，王震专门强调，任何人不许乱批乱斗韩有文。
韩有文后任新疆政协副主席，上世纪80年代在北京，王震见到他还说：“北塔山一仗打的好啊，为国家争了光，我们感谢你。” 1947年外蒙军在新疆北塔山越境，双方发生激战，骑五军马希珍连坚守阵地，死战不退，击退了外蒙军在苏联飞机支援下的多次进攻。王震多年后都不忘这件事，让韩有文感叹不已。
统一战线是解放战争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军事打击与政治争取相结合，从解放战争一直到建国后的剿匪平叛，一以贯之，无往而不胜。有人一说就假设四野来兰州会怎么怎么样，渡江前后，主席给负责经营武汉和长沙等中南地区的四野，指示争取和平解决的文电一封接一封，四野在广西剿匪先宽后严，仍有大量匪首是通过争取下的山，四野就不执行政策了？简直是笑话。亮剑看多了，别以为解放军尽是李云龙，对重要政策拒不执行，那不是能不能当团长的问题了。
2、解放新疆后，王震打开监狱，对一死囚说：你来当总指挥，我当副手
1949年11月6日，王震率人民解放军第1兵团指挥部人员飞抵乌鲁木齐，这是他第一次来新疆。从此，他的后半生将与这块西域故地深深绑定，他在新疆的所作所为也至今为后世所传颂。
王震到新疆，是他毛遂自荐的结果。
那还是在1949年3月份，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举行，王震与彭德怀一道离开西北前线去参加会议。
此时正是全国胜利的前夜，开这个会就是为了擘画解放全国以及全国解放后的军事安排。一野的前身是西北野战军，顾名思义，他们主要负责大西北，而新疆作为西北地区最大的一块版图，一野责无旁贷。
到达西柏坡当天，王震就见到了毛主席，他就把自己所率领的部队及在西北作战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还把那份请缨率领部队到新疆去的书面报告递交给毛主席。
王震说：“主席，我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新疆去！那里需要解放，那里需要开发，那里更需要发展经济！”
毛主席知道，王震是个凡事喜欢争先的人，从不拈轻怕重，趋利避害，看到他主动请缨，非常高兴，便说：
“好啊，王胡子你要进军边疆，去完成解放和建说西北大业，是好事啊！”
这天晚上，在小俱乐部里举行晚会，演唱京戏《红娘》。王震没有去看戏，他找了个安静的地方阅读文件。不久，毛泽东走进来，问他为什么不去看戏？王震笑着回答说：“我没有艺术细胞啊！”
毛泽东坐下来对他说：“今晚台子上演的是《红娘》， 这出戏你应该去看，那红娘总是全心全意给人家做好事，很可爱。这出戏里红娘是主角，你到新疆就是去演红娘，唱主角， 为那里的各族人民去做好事。”
王震听了很高兴，这意味着中央已经同意了他的请求。
在会议期间，在讨论各兵团的战斗任务、胜利后发展建设的地区时，毛泽东说：“王震同志主动请缨到新疆去，很好嘛，很有大局观嘛。”
王震戍守新疆的事情由此敲定，中央领导们对王震主动扎根边陲的行为非常赞赏，任弼时向他介绍了左宗棠收复新疆的故事；刘伯承、邓小平同他谈到张骞、班超出使西域的情况；腹有诗书的陈老总还特地为他背了几首唐代著名的边塞诗。
毛主席嘱咐王震说：“你要发扬红军不怕远征难的革命精神，英勇奋战，克服任何艰难险阻，解放新疆；经营新疆，要抱着替历代统治阶级还债的精神，让新疆各族人民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
自古以来，人们对玉门关之外都怀有恐惧的心理，令人记起充满悲观绝望哀愁的诗篇：“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葡萄人汉关”、“古来征战几人回”、“春风不度玉门关”等，以及“一出玉门关，两眼泪不干”，“往前看，戈壁滩；往后看，鬼门关＂。
到了酒泉，有些人把进军新疆描绘得更可怕：“夏天的戈壁滩上，石头上可以烙熟饼，过去吐鲁番的县太爷都何去何从坐在水缸里办公，出门不戴帽子能晒成鬼剃头；冬天小便尿不落地就冻成冰棍，得拿棍子敲，出门走路只能露出两只眼 睛，否则耳朵、鼻子冻得一摸就掉！”
王震听到这些话，非但没有皱眉头，反而笑道：“那我们就都准备些木棒子和水缸嘛！”
还有干部议论：“我们部队在延安是保卫党中央的警卫部队，现在党中央进了北平，我们进驻北平是理所当然的，现在连西安也呆不住，兰州住不成，要去最远最荒凉的地方！”
有的还把牢骚话编成顺口溜：“抗日战争打硬仗，南下北返饿肚肠，烂（南）泥湾里去开荒，胜利之后去新疆，成了光棍，丢了爹娘！”
鉴于兵团少数指战员对去新疆不理解，发牢骚，王震特地召开团级以上干部大会，在全兵团范围内统一思想，提高认识。
按照王震的吩咐，会场挂起大幅中国地图，王震说：
“历史上的班超、林则徐、左宗棠都能为祖国统一，不辞艰辛出师西域，难道我们当今的共产党人还不如他们吗？他们都不怕路远，我们就怕吗？有人怕找不到老婆，我王震今天当着大家的面保证，我绝不会让我们的部队里出一个和尚！”
说到激动处，王震又举起爬山用的木棒敲着那幅地图问道：“你们说，我们的地图是用什么绘的？”
大家瞪圆了眼睛，不知该如何回答。
说到这里，王震情绪更加激动，说：“新疆是我们的国土，我们不去，还要我们手中的枪干什么？我们还叫什么革命者？”
王震强烈的爱国热忱，深深感染了全场的每一个人，大家顿时感悟到进军新疆责任的重大，台下激昂地呼喊起来： ”进军新疆！建设新疆！”
统一思想后，王震率领1兵团战士，战胜了零下40度的严寒，战胜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终于浩浩荡荡开进新疆了！
到达乌鲁木齐的当天，与陶峙岳、包尔汗等人商量好交接问题，王震仍然按照老习惯，轻车简从，微服去市场逛逛。在他看来，能够最真实反映一个地区风貌的场所就是菜市场。
他走出机关大门往南走，来到市场人流最密集的地方，不是瓜果摊，也不是粮食铺，而是卖木炭和马粪的摊位。
一堆堆的木炭前，聚满了男女老少，他们好像得到极便宜的货一般，价钱都不还，争先恐后地购买。更奇怪的是，路旁堆着一筐筐的干牛马粪，许多顾客不问价，一手交钱，一手提起筐子便走。
王震觉得好新奇，问一位面善的汉族老大爷：“你们买这些东西做什么？”
“烧饭，更主要的是烧灶。”老大爷说：“冬天到了，不取暖，人要冻死的嘛！”
“烧饭，取暖，为什么不用煤呢？”王震又问，“用马粪做柴烧，可不卫生，你们知道吗？”
“我们祖祖辈辈都是这么做的。“老大爷笑呵呵地说，“在新疆，顶住天的大山有的是，煤嘛，可没有一块！”
王震又到几家居民家察访，见有钱的人家都在准备过冬用的木柴和马粪。许多没有钱的人家，只能用纸糊窗子，把窗子的缝隙糊了一层又一层，以此捱过寒冬。
王震返回驻地，心里总安静不下来，他的脸阴沉地能滴出水来，他想起来之前在毛主席面前的豪言壮语。现在新疆解放了，自己带领部队进驻新疆了，但是老百姓的生活与过去相比并没有什么改观。
回来时他还听人说，商会里有人把小煤店的煤全收购了，准备乘着冬天囤积居奇，以此获益。奸商们的行为固然可恨，但本质上还是缺少煤炭的，特别是在苦寒的边陲，煤炭就是人的第二生命。
而且，煤是工业的“食粮＂，是重要的燃料和化学工业原料——难道让新疆各族人民世世代代烧树枝、烧马粪？新疆就只能发展农业、畜牧业？永远在工业上是空白？
为了让新疆各族人民度过严寒，为了今后的新疆工业的发展，王震决意开发煤矿，他走访地质部门，探询天山储煤情况。收到的反馈极为可喜：新疆是我国煤炭资源丰富的地区之一，不仅分布广而且种类齐全，煤质优良，其中有相当数量可以用作钢铁工业的炼焦用煤。
但是由于煤层普遍埋在地下30-50米，这个距离比较尴尬，挖矿洞的话离地太近，露天开采的话煤层又是在地下几十米，技术条件达不到。
所以哪怕新疆煤炭资源丰富，老百姓也只能靠烧木炭、马粪取暖。
这个喜忧参半的消息让王震联系几天神色沉郁，茶饭不思，被烦恼困绕着。
要解决技术问题，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人才。只有引进人才，才可能攻克技术难题。
王震想到了找人帮忙，他给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教授发电报，请求他给新疆派一名煤矿专家来。
李四光回电说：他有一位得意学生，是专职搞煤矿的，叫王恒升，就在新疆。
王震惊喜若狂，真是得来全不费工夫，他立即到新疆各部门查找王恒升这个人。查来查去，终于查到了，结果仍然喜忧参半——喜的是确实有这么个人，确实是地质学家，忧的是王恒升被关在监狱里！
得知情况后，王震将这件事通报给新疆的相关领导，并提议：“王恒升虽然在监狱里，我还是想用他。”
王震的提议在整个机关里引起轩然大波，有人劝告：部队刚刚进疆，人们都有瞪圆眼睛望着我们，我们千万不能和反革命搅在一起。有人劝说：王司令员是高层领导，万万不能刚进疆就一屁股坐在反革命分子的板凳上。还有人说：不做开煤矿的事，不属于犯错误，若是重用了反革命，那容易犯原则性的大错误。更有好心人提醒他：您一向对党忠心耿耿，革命几十年了，可不能犯立场方面的错误！倘若犯了阶级立场错误，那一辈子难以翻身了！
王震听了，没有表示什么，如果做什么事都瞻前顾后，爱惜羽毛，怕犯错就不做事，那他就不是毛主席口中的“王胡子”了。
他心怀历史的责任感，无视了其他人的劝说，毅然决定——先见见王恒升！
王震前后三次亲自到监狱看望王恒升。
第一次是在午夜，监狱长把王震领到王恒升的监舍门前，只听到里面发出哗啦啦的声音，从瞭望孔向里面望去，只见一个满面污垢但衣服讲究的中年人在撒尿，他撒完尿后，又很耐心地把叠好的小纸船放进尿筒里，静静地端详着。
监狱长告诉王震：＂这是个奇怪的人，平时沉默寡言，问三句答一句。可是他内衣口袋里，却装着洋书，狗爬的字谁也看不懂。”
王震让监狱长把王恒升请到办公室来了，当他得知在他面前坐着的是解放军司令员时，顿时吓得脸色煞白。
“你叫王恒升吗？”王震问讯，但态度和蔼，声音也不大。
“本人便是。“王恒升说着，浑身颤抖。
“你犯了什么样的罪？”王震又问。
“给本人定的是里通外国罪。”王恒升答道，“判得是死刑，但我死不瞑目！”
王震一怔，片刻，又问：“看样子，你不服判决啊，那么你为什么不提出上诉？”
“小的不敢。”王恒升说，“在没有清官到达新疆来之前，本人默认，以免遭皮肉之苦。”
王震又问：“你说说清楚，给你定了里通外国的罪，又为何不服？”
王恒升望了王震一眼，欲说什么，却又把张开的嘴闭上了。
“你莫怕，大胆说。“王震道，“本人能秉公办事，可以称为清官。”
王恒升望一眼王震，却垂下了眼帘。
性急的王震真要发火了，但他竭力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 耐心地问：”是不是与事实不符？”
王恒升静静地望着王震，仿佛辨认谁似的，良久，依然不说话。
“看样子，你这位洋专家看不起我这土八路啊，“王震笑呵地说，“你认为我不够个清官？”
“不不，”王恒升慌忙说，“我只是担心，他们给我罪上加罪呀。”
王震有点不悦了：“没出息！没骨气！事到如今，你还怕什么？你有什么话，尽管说出来！”
干恒升真的鼓起了勇气：“本人是爱国主义者，绝对不是叛国者，更不是卖国者。”
王震笑了：“你再说清楚，你是怎么爱国的？”
“本人是瑞士大学尼格里教授的学生，本来在瑞士有一份收入丰厚的工作，“王恒升说，“当我得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祖国的，就自己买了一支手枪，毅然返回祖国，参加抗日战争。”
“你参加过哪几次战斗？＂
“十分惭愧，本人并没有直接参加战斗，”王恒升说，”但是，我曾经救护过共产党。”
王震显得很兴奋：“你救护过哪些共产党？” 王恒升说出三个人的名字。
王震记下了，又问：“那么，你为什么又要里通外国呢？”
“我是搞地矿工作的，我需要学习，需要开阔眼界。”王恒升显得愤愤不平，“所以同各国地矿专家包括美国专家保持联系，有书信来往，也互相交换专业刊物，为此，便粗暴地把 我定为里通国外罪，我有理无处辩，有冤无处申呵！”
王震听了，不禁一惊，少顷，又问：“你说的都是真实情况？”
王恒升理直气壮地答：“若有半旬谎言，算我犯欺君之罪，罪上加罪，立即押赴刑场，执行枪毙！”
王震听完，心里踏实了许多，说：“你说出了真实情况，很好，十分抱歉，今晚打搅你了。”
第二天，王震把对王恒升提审的情况向各位领导通了气， 并坚定地说：“王恒升这个人的罪，有待于进一步审查，我看，大不了属于内部矛盾。够不上敌我矛盾，要转化矛盾，他这个人，我要用！”
有人说：”不能只听王恒升一面之词，凡是搞特务活动的都有一张灵巧的嘴，谁能证明他真的救过我们的同志？口若悬河地说出几个人的名字就当真，我们就太容易上当了！”
又有人说：”对犯人的话，不可全信，但也不能全不信，要慎重再慎重。不妨先作一番调查，弄个水落石出，再行决定用还是不用。”
王震立即让机要处给中央组织部发电，询问王恒升提供的所救护人名单，同时，调阅王恒升所谓交换的资料。
很快，中央回电了，王恒升说的救护的那三个人属实，其中有一个同志曾在云南打入卢汉内部，为卢汉起义作出卓越贡献；一个同志现在中央统战部工作。
王震高兴极了，嘴都要咧到耳朵上去了，发出一阵大笑：
“我们白白捡了一个宝贝，一个千载难逢的大科学家！这个王恒升，有用场啦！”
在调查情况的过程中，王震又听说王恒升的一个妻表弟是改编过来的一个旅长，叫葛文堂，是一个阳奉阴违的顽固不化分子。
前不久，王震和陶峙岳去那个旅视察，问葛文堂最近他们部队思想状态，葛文堂闭口不答部队的思想情况，竟然提出要做一次军事演习。名为演习，实际是打算示威。
陶峙岳当即斥责他胡作非为，暴脾气的王震更是直接警告他：“要识时务，若想入非非，与人民顽抗到底，人民终要审判你！”葛文堂表面老实了。
王恒升入狱后，葛文堂把王恒升的妻子接到他家里，像是使唤奴仆一般地呼来喝去， 并对王妻说：“我姐夫已落到共军之手，肯定要枪毙”，以此来吓唬王恒升妻子。
葛文堂还勾结奸商，把乌鲁木齐各个煤炭店的煤全部收购了，屯积居奇。而且葛文堂和监狱长也是老相识，可能已经得知王恒升的重要性，这也是一个隐患。
想到这里，王震立即指示：立即把王恒升的妻子接到军区大院里，保护起来。
接着王震又第二次赶赴监狱探望王恒升。
这一次王恒升见到王震，丝毫没有先前的冷漠和防备，他满脸喜悦，开口便问道：“司令员，您对我提供的救护的那儿个人，人还在吗？我的交换资料，属违禁品吗？”
王震说：“你救护我党三个同志的事情属实；你的交换资料，如果没有其他动机，也属于正常的学术交流。只是你们之间的通信内容，我们一时还难以查清，只有你自已知道了，”
王恒升顿时蔫了，他嘟囔着：“那就扯不清了，一百年也扯不清了。”
见火候已到，王震直接开门见山问道：“你能在新疆开出煤来吗？” 王恒升也沉默了，两眼直视着地板，脸上泛着阴郁。
“你是煤矿专家，新疆煤炭储藏很丰厚。“王震感到蹊跷，“怎么，你开不出煤来？”
王恒升思忖半晌，艰难地吐出一个字：“难。”
王震不悦地说：＂我不是问你难不难，是问你能不能！”
王恒升犹豫着说：“能”
王震高兴地把桌子一拍：“好，你要是能给新疆人民开出煤来，我王震赦你无罪！”
突然间，王恒升脸上现出了无限的惊愕，滞呆的眼睛皱成了一条缝，他薄薄的嘴唇轻轻翁动着，想说什么，却一个字也吐不出了。
王震站起来，上前握住他的手，说：“实在对不起，今天又打搅你了，你回去吧，好好休息，过几天我会再来看望你的。”
王震离开监狱，他只觉得浑身轻松，新疆采煤的事终于要有进展了。
事实证明，好事需多磨，就在王震探监当天上午，陶峙岳突然造访，带来一个令他又惊又怒的消息——葛文堂在监狱宴请王恒升，疑似心怀叵测。
王震立即拉着陶峙岳第三次赶往监狱，正看到葛文堂在强灌王恒升酒，去而复返的王震从葛文堂手下救了王恒升性命——根据事后调查，宴请王恒升的酒里含有剧毒物质。葛文堂想通过毒杀王恒升的方式来破坏王震发展新疆的规划。
救下了王恒升的性命，王震再次召开兵团党委会议，他准备说服各位委员，让他们同意自己的主张。
在十分宽敞而明亮的会议室里，在召开的党委的例会上， 王震再次向全体委员们谈了他所了解到的有关王恒升的一切情况，就用不用王恒升，征询大家的意见。
不料，王震的意见在党委会上引起轩然大波——一些人早已在下边议论了，现在正是发泄不满情绪的时机了：
“王震同志，您是不是头脑有些发涨了，怎么这些天您像着了魔似的，黑更半夜里往监狱里跑，跑来跑去，非要启用一个反革命？”
“是啊，我们可靠的人有的是，您怎么就专门盯住那个王恒升？常言：当事者迷，旁观者清，您怎么总把我们的意见当成耳旁风呢？”
“替美国特务翻案，可不仅是犯一般错误的问题，王震同志，这可是大是大非，与美国特务沆瀣一气的大问题！”
王震再也按捺不住了，一拍桌子，反问道：“照你们看，我王震是替美国特务辩护，与美国特务勾结了？”
大家面面相觑，不发一言。
王震坦荡地笑笑：“你们还有什么气要出，还有什么帽子要扣吗？”
也许是大家的话都说完了，也许是没有什么新词了，都不再说什么，静静地望着王震。
王震敏锐地察觉到，就目前大多数人持反对意见的局面，如果不做通大家的思想工作，即使自己依靠权威强行拍板，也很难让大家同心协力地进行配合。
他以友善的目光环视大家，心平气和地说出自己的心里话：
“对于我想启用王恒升开煤矿，同志们给我提的意见，我都一条一条认真地记了，概括起来是根本的一条吧：阶级立场问题，就是我犯了阶级立场的错误。”
有人插话：”这是根本点，也是我们争论的焦点。”
“这是我们一开始就分歧的，这可是天大的大是大非问题，否则，我王震就是死心塌地为敌人做事的罪魁祸首！” 王震依然心平气和地说，“我要王恒升开煤矿，是用王恒升的知识，一技之长，为新疆人民造福，这个立场可有错么？至于党的影响，我们给人民做好事，人民群众安居乐业，享了福，影响有什么不好？”
王震凝望着大家，有点激动了，他接着说：
“我们天天倒垃圾，可是，我们发现垃圾里有一块金子，我们把那块金子是和垃圾一起倒掉，还是捡起来？”
大家没有打断王震的话，只是一个个目光灼灼地盯着他。
王震说：“现在，人民应该享受温暖，我们就应该把这温暖还给新疆人民！如果看着人民的死活仍不顾，我们共产党与过去的统治者有什两祥？见死不救，从道义上讲那是不道德的，惨无人道，是没有人性的！”
王震脸色变得铁青，十分气愤地说：“我们有些干部，可会做事了，做事圆滑得很，总是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特别是有些冒风险的事，躲得远远的，生怕惹事生非而丢了官，掉片树叶子也怕砸了头！在我们实际工作中，经常遇到这些情况：有的事可做可不做，你不做，没有人指责你；做吧，真容易出乱子，做好要花很大力气，但对人民却有很大好处。他为保自己的官，置人民的大利益而不顾！他们的心思都用在算计上，心里总算计：做这件事对个人升官有没有妨碍，说穿了，就是能不能升官！”
王震越说越气，猛地一拍桌子，大声喊道：
“王恒升这个人，我用定了！出了问题，我负责！我们是共产党，连一个犯人都不敢用，为保官而舍弃人民的利益，算什么共产党！连一个犯人都改造不过来，算什么共产党？总想困难，总想个人升官算什么共产党员！”
王震向来敢做敢当，他的一席话所表达出来的决心，使大家都被震撼了。谁都知道，王震性格坦直，也爱激动，有时发起脾气，像火山爆发；当气消了，又像冬日暖阳一样和煦。
他稍思片刻，继续说：
“同志们哪，王恒升是个有大学问的人，是一颗蒙上了一层污秽的宝贝！我们应该把他捡起来用。斯大林同志说过，共产党员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我们共产党员，对人民有利的事，要敢干敢拼敢闯！不要躲避嫌疑，不要考虑个人威望，不要考虑个人丢官！我要成立煤矿开发指挥部，请王恒升为总指挥，我做他的副手，为副总指挥！”
大家眼睛一眨不眨地望着王震，仿佛感受到了他那如火般炽烈的感情，和那颗一心为民的赤诚之心。
王震为人民敢于承担风险，为群众福利不畏首畏尾，终于被各位领导理解了。他心花怒放，当即电报党中央、国务院，要求让王恒升戴罪工作。
紧接着，王震又驱车到了监狱， 高兴地对王恒升说：
“你跟我走，开煤矿去！挺起胸膛干，我给你当副手！”
王恒升难以置信，呆立当场，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还有重获自由的一天，他像个小孩子一样跪到王震跟前，声泪俱下地说道：
“司令员，感谢您的救命之恩，我一定戴罪立功！”
王震亲自把王恒升扶到车上，回到军区司令部，让他洗了澡，给他刮了脸，换了新衣裳，请他和家人吃了团圆饭，并亲自送他们到早已安排的宽敞明亮的房子里休息。
第二天，在乌鲁木齐南山施工现场，召开了隆重的开采煤矿大会。这天晴空万里，微风不惊，临时搭起的土台子上，中央悬挂着“热烈庆祝南山露天煤矿开工典礼”的横幅，四周红旗招展，人山人海。
当宣布总指挥、副总指挥入座时，人们都惊呆了——走在最前面的是胸戴大红花和“总指挥”袖标的是王恒升！一双双目光像舞台追光灯一样追随着王恒升的一举一动，见王恒升满脸兴奋，精神抖擞，腰杆挺直的走到主座坐下，后面跟着副总指挥王震，以及新疆党政军领导人陶峙岳、鲍尔汉、王恩茂等人。
众人见此情景都觉得难以置信，但是当了解到事情的原委经过后，又都由衷地佩服王震的胸怀和气魄。
王震致了开幕词后，大步走到王恒升前，敬礼：“报告总指挥，请你下令开工！”
王恒升庄严地还礼后，用洪亮的声音下达命令：“现在开工！”
迪化南山露天煤矿，正式开工了一—采用的是王恒升遍查资料后确定的剥离采矿法。
出狱后，王恒升感念王震的用人不疑和活命之恩，绞尽脑汁，夜以继日地辛勤工作，没有多久，便开出了六道湾露天煤矿——即现在的乌鲁木齐南山煤矿，使新疆各族人民度过了有 史以来第一个温暖的冬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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