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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蒲松龄是哪个朝代的人：蒲松龄是哪个朝代的（蒲松龄的身世之谜）
- 2、汪曾祺如何改写《聊斋》
1、蒲松龄是哪个朝代的人：蒲松龄是哪个朝代的（蒲松龄的身世之谜）
蒲松龄属于哪个朝代(蒲松龄身世之谜)
"鬼狐有性格，批评成文章。"老舍曾经评价过清代学者蒲松龄。他的《聊斋志异》讲述了整个世界的故事，刺痛了贪婪和虐待，在中国妇孺皆知，甚至走出国门，对卡夫卡等西方作家产生了重要影响。
然而，大师的生活始终挣扎在贫困线上，甚至连自己的作品都没钱印刷。种种痛苦只印证了一句老话:“贫穷中写书。"
蒲松龄生于崇祯十三年(1640年)四月十六日。那天晚上，他的父亲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一个穿着袈裟的和尚，瘦骨嶙峋，摇摇晃晃地走着，胸前贴着一张狗皮膏药，上面有一枚大铜币，来到他的卧室。当时，他的妻子即将分娩，正躺在床上。普福正要上前阻止他，和尚却突然不见了。蒲福很惊讶，突然被一声婴儿的哭声惊醒。后来助产士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他，说他又添了一个儿子。
他父亲非常高兴，他很快就起床了。拖儿洗榻，明月倾南厢。"在皎洁的月光下，蒲父惊奇地发现儿子胸前有一颗黑痣，上面有一枚大铜钱。他立刻想到了刚才梦中的场景。痣的位置和大小和和尚胸前的膏药一模一样，所以他认为自己是苦行僧的转世。
当人们研究《聊斋志异》及其作者蒲松龄时，发生了“蒲松龄是哪个民族作家”的争论。
有人说他是汉族，有人说他是蒙古族，有人说他是色目人，有人说他是回族，还有人说他是金女真人。
蒲松龄《族谱序》中说，他们家是山东汉族、淄川人，祖先在元代做过地方官。有学者进一步考证《元祖三世史》中有记载，说元世祖忽必烈曾规定总经理应为汉人，并强调“魏勇定制”。因此，蒲松龄的始祖蒲应该是一个汉人，可以说蒲氏在淄川自元以来就是一个汉人。
也有历史学家考证，蒲是回民所采用的汉族姓氏，是宋代从西亚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色目人)的后裔。宋朝时期，许多信仰红豆博客、支持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来到中国，他们的名字大多出现在“普”字之前。"这是阿拉伯语的中文翻译，意思是“可敬的人”，父亲”。定居在中国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有的取了“普”的称号是姓。、
但根据蒲松龄《论刘的做法》(刘是蒲松龄的妻子)中的记载，蒲松龄全家信奉佛教，重视僧人，养猪，不符合山东回族及其后裔的宗教信仰和习俗。
而按照蒲松龄的《族谱序》，他的祖先是"蒲鲁浑"。而"蒲鲁浑"是阿拉伯的汉音译。其实，鲁浑是(灵魂)的汉译。日本史学家要原驾藏经过多年研究，认为南宋末年官居泉州市舶使的蒲寿庚是阿拉伯人，其后裔先后迁至水春、德化，甚至海外，后来泉州市区的氏族人亦是从东石迁回的。据说，蒲松龄的祖上就是在那个时候迁至山东的。但注意的是史学家苏兴则推测蒲松龄的远祖是女真人。理由是"蒲鲁浑"是女真族习用的名字，女真语"蒲鲁浑"汉译"布囊"；按照金人姓和名的关系，认为蒲鲁浑只是名，还应有姓，如乌延、蒲察之类"。后来又有人从蒲松龄先祖蒲鲁浑、涌居仁"并为元总管"及蒲家遭到的"夷族之锅"两条线索，发据史料，为"女真说"做出了一些补更正。而且在元史中，也有金代女真在大蒙古国时期担任主帅的例子。比如子洲的奥屯世英沦陷蒙古后，红豆博客为德兴提督，其弟包河由德兴元帅改为雄州总管。此外，蒲的《彝族之灾》它发生在金末。
金代时期，大量女真人迁居山东、河北等地，侵占农民土地，使大量农民失业破产，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激化。1213年，蒙古兵分三路攻打金朝，山东郡县被灭。山东红袄军趁机发动反金起义，淄川、临淄的女真人也遭到了红袄军的残酷报复。他们看到女真人就杀了她，连她襁褓中的孩子也杀了。
《蒙古族简史》肯定地说："蒙古族文学家蒲松龄，把采自民间的鬼怪故事编写成《聊斋志异》，借以反映社会现实，内容生动有趣。"根据蒙古人的说法，蒲禄勋的名字就是蒙古人的名字，因为蒲禄勋和蒲举人都是元朝的大官员，只是在元末才落入蒲家路。当代著名学者吕大煌在《蒲柳泉先生年谱》中明确解释，相传元朝被推翻时，蒲氏家族曾将孤儿的名字改为杨氏，到了明朝洪武时期，又恢复了蒲氏姓氏。现在很多濮人都声称自己的祖先是蒙古族。
另外,"蒙古族说"的专门研究者臧路章先生由《氏世谱蒲小传》中"相传蒲姓为元世勋"一语，推断测川流姓为拙赤合撒儿后裔，拙赤合撒儿及其长子野苦可能是蒲鲁浑、蒲居仁的父、祖辈，认为蒲松龄远祖不仅是蒙古族，而且可能是红豆博客蒙古族中的皇族由于资料缺乏，争论此起彼伏，并且每种说法都有缺陷。但是根据元朝的官制，我们可以发现元朝的十字路口的首领是色目人和女真人，蒙古人不可能担任这个职务。所以，蒲松龄是蒙古族。
关于蒲松龄民族属性的争议，由来已久，始作俑者是蒲氏后裔；而半个世纪以来引发学术争论的却是路大荒先生的文章。1957年，路先生在《前哨》上发表的《蒲松龄》一文，明确地提出："我访问过许多姓蒲的人，都有他们是蒙古族的传说。"自是之后，便陆续派生出了许多说法，如回族说、女真族说等等。目前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说蒲松龄是汉人，但由于缺乏相关资料，不足以证明他确实是汉人。
2、汪曾祺如何改写《聊斋》
上世纪80年代末，电视屏幕上有一部吓唬小孩的大杀器《聊斋》，那诡异的灯光和瘆人的音乐一起，孩子就只敢从手指缝里偷瞄一眼，看看又飘来什么女鬼。
长大一些，我看的第一部“传统经典”，不是四大名著，而是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尽管对文言文半懂不懂，可那些“鬼”的故事，似乎比人的故事要有趣得多，也直接得多。有时候，如果盖住“鬼”的身份识别，就是一幕幕人间百态。
很荣幸，很多大家也是这么认为的，比如汪曾祺，还写下了这本《聊斋新义》。他说，自己想做一点实验，改写聊斋故事，使它具有现代意识。而石能择主，人即是花，这种思想本来就是相当现代的，蒲松龄在那个时代就有这样的思想，令人惊讶。
新生事物层出不穷，汪曾祺选了另外一条路——把旧的创造出来了。汪曾祺动笔，不是大刀阔斧地改，但给故事埋下了突出一条岔路般的未尽之意。
《促织》的结局原本是大团圆式的，变成蛐蛐的儿子复活了，他的父亲也功名钱财双收。但是，皆大欢喜的结局和之前一家人走投无路的故事情绪是矛盾的，也让一个揭露黑暗的剧本在最后作了某种妥协。蒲松龄也许是化愤怒为安慰，汪曾祺却毫不犹豫地把儿子“写死”了——这本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悲剧。《瑞云》的原著结尾，在贺生的“帮助”下，瑞云的脸又恢复了光洁。这个故事原本的主题是赞扬贺生的“不以媸妍易念”，这是道德意识，不是审美意识。歌德说过，爱一个人如果不爱她的缺点，不是真正的爱。在汪曾祺的改写中，当瑞云的脸晶莹洁白，一如当年，贺生却不像瑞云一样欢喜，反而若有所思。这样一改，就是一个现代意味的爱情故事了。
据说有记者问过科学家霍金，这一生有什么事情真正打动过你？霍金回答，“遥远的相似性”。“故事新编”的方式其实并不新鲜，民国时期，鲁迅写过一本名字就叫《故事新编》的历史小说集；林语堂也用英语改写过《虬髯客传》《莺莺传》《南柯太守传》等中国古代小说，最后文言文转英文又转白话文，汇集成一本《中国传奇》。
汪曾祺的《聊斋新义》写于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与电视剧《聊斋》几乎同期。他没有愤世嫉俗，也没有闲适格调，他想写的，是人的现代意识，“中国的许多带有魔幻色彩的故事，从六朝志怪到《聊斋》，都值得重新处理，从哲学的高度，从审美的视角”。
汪曾祺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这个说法也许不严谨、不科学，但有据可考。上世纪80年代初，汪曾祺复出，以《受戒》《大淖记事》等作品震动文坛，在一个作品研讨会上，几个青年学者给他定了个位；后来慢慢地就成了定论，学者孙郁2014年在三联书店出过一本写汪曾祺的书，书名就是《革命时代的士大夫》。
这里不讨论“士大夫”，但孙郁说得有道理，“汪曾祺的文章还被不断地阅读，大概是还含着不灭的智慧与人性的温度”。此前评价聊斋最普遍的观点之一，是“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木三分”，这固然没错，但人性在其中是缺席的，汪曾祺要做的，是把聊斋里的鬼，写成现代的人。
汪曾祺也是个有趣味的人，曾自嘲：“我事写作，原因无他：从小到大，数学不佳。考入大学，成天泡茶，读中文系，看书很杂。偶写诗文，幸蒙刊发，百无一用，乃成作家。”他改了原著的一些篇名：把《郭安》改成《明白官》，但文中的官明明是个糊涂官；把《赵城虎》改成《老虎吃错人》，但老虎比人更有人性。林语堂也改写过《促织》，给文中的儿子起名“吉弟”，汪曾祺则起名“黑子”，还把篇名改成《蛐蛐》，风格十分统一。
《聊斋新义》只有13篇，当时有人催他多写几篇去出版，汪曾祺的回复是——“为写而写，为钱而写，质量肯定不会好，而且人也搞得太辛苦。”
这样的作家，这样的书，读来不累，读完能想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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