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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热点经济问题（2021经济热点问题及分析）
- 2、中国经济形势开年如何看？三位经济学家谈当前经济热点问题
1、热点经济问题（2021经济热点问题及分析）
经济热点问题(2021年经济热点问题及分析)
最近，中国的金融媒体特别关注“通货膨胀”。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背景下，关注其对中国CPI的传导没有错。但是，如果把这件事放在中美经贸关系的重要背景下，是否有必要重新审视“看似正常”的经济现象和金融舆论场，多问一问为什么？
通胀预期上升源于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的大幅上升。2021年后，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突然从0.6%左右跃升至1.7%左右，引发华尔街对所谓“通胀”的担忧。尽管美联储一再强调，即使通胀有所上升，也是暂时的，美联储货币政策的方向将长期保持，因此“通胀衡量方法”也发生了变化。但事实是，高盛、摩根士丹利等华尔街巨头无视美联储的表态，继续高歌猛进，使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由“复苏上涨”变为“投机性暴涨”。
正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中国国内通胀预期开始升温，其成因大致如下:(1)部分发达国家连续13年货币过度，给普通中国人带来了挥之不去的心结，认为这样的做法必然导致恶性通胀；(2)疫情尚未结束，供应尚未恢复，经济复苏令市场担心“供应不足”；(3)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突然暴涨，华尔街高呼通胀逼近。本轮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符合中国人的理解。再加上国内一些学者和财经媒体的分析和报道，中国国内通胀预期被推高。
国内金融舆论和市场判断被华尔街“带节奏”。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导致国内原材料价格上涨，进而导致中国“进口价格上涨”预期增加。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类似的情况并不是孤立的案例。但这一次，我们必须郑重提出一个问题:华尔街金融巨头利用美元霸权操纵国际商品期货价格的手段，现在会不会成为美国在经贸博弈中的武器？
美元霸权中经常被忽视的因素。
美元霸权客观存在，但这种霸权的构成要素是什么？
至少有四个要素:一是军事霸权，其作用是确保美国对工业生产所必需的自然资源，如石油、铁矿石、粮食等拥有绝对控制权。，特别是确保此类商品以美元计价和结算；二是金融霸权，其作用是确保美国控制全球资本资源，并主导其流动，通过期货市场对以美元计价和结算的商品进行定价，并控制定价权；三是舆论霸权，即通过媒体，让华尔街的判断成为全世界的判断，从而控制市场预期，形成市场价格导向；第四，理论霸权。想象一下，如果没有新自由主义金融理论的洗脑和一些重要的经济逻辑认知(如货币与价格的关系)，舆论霸权将大大降低。
以上四个要素中，有哪些是经常被忽视的？舆论霸权与理论霸权。需要注意的是，中国改革开放的40年，恰恰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兴盛并主导发达国家经济政策的40年，中国绝大多数经济学家也是在这40年间从西方学习到这一理论的。因此，很多人往往会不自觉地陷入这一套思维模式。
一个典型的案例是，2009年至2010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引发中国国内CPI上涨。但国内学术界没有人指责华尔街投机，而是沿袭华尔街“中国需求论”的思维，认为国内CPI上涨完全是中国政府过度投资造成的。另一方面，为了降低“通货膨胀”，货币政策收紧。
结果如何？当时，有必要确保政府项目贷款。在这种背景下，基础设施占用了大量的金融资源，而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经营困难，另一部分获得金融资源的民营企业放弃了产业经营，将触角延伸到金融、房地产等领域，即“从现实到现实”。
目前，中国经济再次面临同样的问题。我们必须收紧货币政策来应对进口价格的上涨吗？表面上看，美国是在玩弄政治霸权和经济霸权，但如果我们忽视其背后隐藏的“杀手”——利用美元霸权来挑动大宗商品价格，误导其他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结果可能不堪设想。
现在，关键的一点是，中国的部分经济舆论正在被华尔街“踱步”，新自由主义货币理论的理论霸权——也开始发挥关键作用(绑定货币与价格的正相关性)。许多人的“通胀预期”正被华尔街带入他们所期望的氛围。
美国长期经济趋势研究所所长、美国密苏里大学著名经济学家迈克尔·哈德森教授用大量事例尖锐地指出:“新自由主义有特定的利益取向和价值取向，把新自由主义的秩序干预性地强加于当今世界，是一项具有远见的政治工程。”正因如此，我们要充分警惕那些看似“绝对真理”的熟悉的经济分析和舆论。如果你过去被误导了，你现在必须防止跳进同一条河里。
挖个洞等你跳。
国际大宗商品的定价权是美元霸权的核心，也是华尔街必须控制和维护的关键。纵观历史，几乎所有华尔街的金融大鳄都可以在任何大宗商品价格飙升的背后看到。例如，2008年，油价升至每桶148美元。美国国会听证会证实，这根本不是供求关系的决定，而是“恶性投机的果实”。这次呢？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大宗商品涨价就像是华尔街挖的一个“大坑”。
如果中国因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而有强烈的通胀预期，如果新自由主义货币理论仍在影响中国的货币政策，如果中国选择通过收紧货币和信贷来抑制通胀预期，会有什么后果？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往往是经济政策被新自由主义理论“剜”出来，最后被“理论加舆论”的“羊群效应”推入深渊。亚洲金融危机有过先例:美国经济顾问告诉泰国政府，贸易逆差并不可怕，完全有可能通过放开金融管制吸引外资，用资本项目下的顺差弥补贸易逆差，从而实现国际收支平衡。结果，泰国经济被国际金融热钱“炸飞”。
事实上，这是美国最擅长的“金融科技谋杀”。
在当前国际经济形势下，考虑到当前国内债务风险形势，应绷紧金融安全神经。
这里，解释一下“债务通缩”的经济现象。著名经济学家、数学家、计量经济学创始人欧文·费希尔(Irving fisher)于1932年出版了划时代的著作《繁荣与萧条》，引起了全球经济界的强烈反响。费雪在这本书里指出，美国1929年大萧条的根本原因是债务和通缩的恶性循环——危机前美国的债务杠杆极高，美联储采取的通缩政策引发了大规模的债务违约——通缩引发债务违约，债务违约加剧了市场通缩，就是这样的恶性循环，最终形成了金融危机下的大萧条。
此时此刻，商品价格的上涨将对中国经济构成以下威胁:一是商品价格的上涨会增加企业采购原材料的贷款需求，但按照年度计划，银行不可能给予足够的贷款，这将构成信贷市场“供不应求”的局面；二是得不到足够贷款的制造企业会压缩生产，原材料成本上升会冲击利润，导致资本价值缩水，债务能力下降，制造企业债务风险上升；三是贷款竞争推高债务成本，增加制造业金融成本，进一步削弱资本价值。
第三，货币政策制定面临“两头为难”。如果我们收紧信贷来应对商品价格上涨可能带来的“通货膨胀”，可能会抑制企业活力，推高债务风险；相反，如果放松信贷约束，贷款规模更能满足企业需求，债务杠杆率会进一步提高，这也在放大金融风险。
破除旧理论，寻找新药方。
只有当经济过热导致物价上涨时，收紧货币政策加以抑制才是正确的选择。如果疫情正在抑制经济活动，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来应对物价上涨可能会导致滞胀。过去40年的实践充分证明，作为华尔街金融利益集团洗脑工具的新自由主义货币理论主导的货币政策方法，是全球金融短期化、投机化、套利化的根本诱因，是美国经济的“从现实到现实”和“空中心化”。
新自由主义货币理论认为，通货膨胀无论如何都是一个货币问题，通货膨胀=价格上涨。但价格上涨绝不是纯粹的货币问题。
例如，20世纪70年代末的中东战争和石油禁运导致油价上涨。因为石油是使用最广泛的基本能源，它推高了所有工业产品、化肥和其他生产资料的成本，并将它们转化为一般消费品。这次涨价是货币问题吗？更有可能的是，价格上涨是由于货币超调的结果。然而，这件事被里根和撒切尔严重误导了。为了迎合“经济全球化”的政治意愿，时任美联储董事长保罗·沃尔克打着“控制通胀”的幌子，通过大幅加息赶走了美国国内制造业，从而实现了美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和世界经济结构的重构。多年后，沃尔克在回答“当年如何成功对待通胀”这个问题时，只淡淡地说了四个字:那就是政治。
再比如，目前国际社会普遍认为，消费和生产已经从疫情中恢复，但供给跟不上，这是这种商品价格上涨的关键原因。供应短缺导致的价格上涨是货币问题吗？
可以看出，政治、战争、疫情等因素都会导致物价上涨，这显然不属于“货币超调”问题，也不属于近期经济过热、物价因货币超调而被推高的情况。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华尔街清楚地知道，自伯南克时代以来，美联储已经改变了路线，放弃了新自由主义货币理论，取而代之的是新凯恩斯主义货币理论，但他们现在创造的“舆论氛围”仍然遵循新自由主义货币理论。这是为什么？这种舆论对美联储显然是无效的，但会不会误导我们的认知？
我该怎么办？
就单一货币政策而言，首先要摆脱新自由主义货币理论的约束，放弃“单一利率调整”的货币政策手段，回到“量价两条腿走路”，更核心、更关键的措施是在“不大水漫灌”的前提下，用5年至10年的基础货币，按照1: 1的比例，取代1年以内的基础货币。这样的“短砍长砍”可以达到这些效果:第一，通过延长债务期限，我们可以获得足够的时间进行债务处置；二是在不增加基础货币额度的前提下，降低商业银行“存贷款期限错配”的风险，扩大商业银行的贷款能力，尽力满足制造业企业因原材料涨价而必须增加的贷款，确保企业生产活力和就业不会下降，中国经济的良性预期不会改变；三是保持股市的良性预期，确保制造企业通过股权融资平衡债务的渠道畅通；四是让“降低长期利率+活跃股市”的政策措施有效降低企业债权股权融资成本；第五，确保中国经济高质量创新发展所必需的权益资本动力不因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而中断。
在整个过程中，有必要不断向市场说明原因，因为新措施的实施将大大降低金融市场对短期流动性的依赖和需求，M2的增速也可能因此下降，但市场绝不能将M2增速下降误解为货币流动性收紧。
(本文发表于《中国经济周刊》2021年第8期)
《中国经济周刊》2021年第8期封面
2、中国经济形势开年如何看？三位经济学家谈当前经济热点问题
2021年，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实现了“十四五”良好开局。进入2022年，应该如何看待宏观经济形势？如何看待市场关心的热点问题？
新华社记者近期采访的相关专家认为，中国宏观经济稳中向好的趋势没有变，稳增长政策预计仍将继续出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将涌现更多投资机遇，房地产市场将保持平稳健康发展，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前景长期向好。
浙江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桥吊在紧张作业。新华社发（杨江琦 摄）
中国宏观经济稳中向好的趋势没有变
问：当前，经济发展面临的困难挑战有所增多。应该如何看待今年的宏观经济形势？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虽然当前中国经济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但今年宏观经济稳中向好的趋势没有变。持续降低的失业率、基本稳定的价格水平、稳中有降的宏观杠杆率、持续强化的科技创新、不断提升的国际竞争力、全面强化的人力资本都决定了中国经济增长潜能在不断强化，2022年我国经济仍有望保持较快增长。
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从中长期看，我们对中国经济发展潜力的信心依旧。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确实面临一些挑战。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着重强调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说明政策层面已经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一般来说，从政策出台到效果显现有一个时间差，但也不会太久，因此2022年经济增速大概率呈现前低后高的态势。
京东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2021年下半年，伴随多重冲击交织，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但全年仍实现8.1%的经济增长，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名列前茅，彰显了巨大的发展活力和韧性。展望2022年，出口、外商投资、绿色投资、高技术投资、数字经济仍将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中长期看，随着“十四五”规划纲要部署的重要改革开放任务纵深推进，新发展格局加快构建，我国经济的活力将持续增强，实现质的稳步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稳增长的政策预计仍将继续出台
问：目前市场对于经济领域政策的出台较为关注，应如何看待？
刘元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调整政策和推动改革要把握好时度效，坚持先立后破、稳扎稳打。从目前政策出台情况看，“稳”的信号明显：一是稳健货币政策的内涵进行了适度调整，降准降息等政策已经实施，普惠金融已进一步加力；二是积极的财政政策提前发力，1.46万亿元2022年新增专项债务限额提前下达各地；三是目前大部分省市在地方政府工作报告中公布的2022年投资增速都高于GDP增速，适度前置基建投资规模；四是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好跨周期调节进一步稳外贸的意见》，商务部确定2022年为“外贸巩固提升年”，进一步出台相关政策来稳定外需。
彭文生：货币政策大概率会根据经济运行情况灵活微调，仍有进一步降准降息的空间。积极的财政政策和政策性金融是今年稳增长的重点，除传统基建之外，绿色投资、减税降费、转移支付也是政策发力的重要方向。相信有利于经济稳定的政策会持续推出、落地见效，收缩性政策出台将慎之又慎，相关行业监管政策叠加碰头可能性大幅降低。
沈建光：在牢牢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等要求的引领下，规范与发展并重的平台经济监管体系将逐步完善，有助于平台经济长期健康发展，提振企业预期和信心。
位于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盛泽镇的一家智能车间，机器人在车间内自动作业。新华社记者 李博 摄
更多投资机遇将涌现
问：随着中国经济不断迈向高质量发展，各方将迎来哪些新的投资机遇？
刘元春：一是中国科技自立自强必须突破各种“卡脖子”问题，在科技创新和基础研发上重点突破；二是新发展格局的构建需要补足国内产业链和供应链短板；三是“十四五”规划纲要确定了102项重大工程项目，将有序推进实施落地；四是“十四五”期间中国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消费领域以高质量、新品种、重服务为特征的需求快速上升；五是广大中西部地区还将进一步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这些方面都孕育着强劲的投资需求。
彭文生：中国迈向高质量发展，产业升级、消费升级是值得关注的投资机遇。中国制造业将在科技创新的驱动下，延续产业升级的势头，逐步从中低附加值产业走向中高附加值产业，“双碳”投资空间广阔；共同富裕的政策框架下，居民收入更加均衡增长，乡村振兴和消费升级趋势值得重视。
沈建光：近年来，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势头良好，5G基站建设、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新基建投资力度将持续加大，数字经济和信息化、智能化转型加速推进，先进制造业投资有望不断发力。比如数字经济领域，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据要素共享、产业数字化转型、数字产业化升级、智慧城市建设等方面的投资机会将不断涌现。
房地产市场将保持平稳健康发展
问：应如何看待房地产市场风险情况和未来发展？
刘元春：2022年中国房地产将在一系列政策的再调整下呈现回稳的趋势，建立在长效机制基础上的房地产市场必将保持平稳健康发展。住房刚性需求依然旺盛，改善性需求较为强烈，房地产长期平稳健康发展具有基本面支撑。
彭文生：去年四季度以来，房地产金融支持力度不断加大，房企正常融资需求得到满足，住房按揭投放已明显加大加快，住房销售跌幅随之出现企稳迹象，房价环比降幅亦有收窄等。种种迹象表明，政策发力正在帮助房地产市场良性发展。个别问题房企的信用违约事件不会有系统性的影响，风险正在有序出清。
沈建光：“房住不炒”仍将是中国房地产政策的主线，未来的政策调控将更好统筹稳增长和防风险，因城施策，促进房地产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
观众在2021智博会上通过VR技术体验重庆美景。新华社记者 唐奕 摄
资本市场发展机遇大于挑战
问：2022年全球金融市场运行不确定性增加，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前景如何？
刘元春：2022年虽然全球金融市场具有较强不确定性，但中国资本市场依然具有相对独立、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和条件。一是中国经济稳中向好的局面为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打下基础，按照一些机构的预测，2022年中国GDP增速依然将在5.2%至5.6%，比发达国家平均增速高1.3至1.5个百分点；二是2022年的流动性支撑将较为充裕，资本市场整体流动性环境有望好于2021年；三是改革持续进行已为资本市场平稳运行打下坚实制度基础；四是中国宏观经济周期、金融周期与美国并不同步，中国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将保持相对独立性。
彭文生：我们判断2022年中国资本市场机遇大于风险。中国稳增长政策逐步发力、增长逐步改善，与海外政策收紧、增长下行的周期相反；股票市场整体估值不高，流动性环境较为充裕；鼓励科技创新、大力发展资本市场等政策有助于激发活力、释放潜力。同时，在资本市场改革开放举措下，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比例上升，有利于资本市场长期健康发展。
沈建光：近年来，随着“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方针的不断落实，市场生态不断改善，机构投资者不断增加。其中不乏外资投资机构的身影。未来中国的市场条件和制度环境将进一步改善，中国资本市场将更具投资吸引力，人民币也将成为全球更具价值的资产。（新华社记者刘慧）
栏目主编：顾万全 文字编辑：李林蔚 题图来源：新华社 图片编辑：曹立媛
来源：作者：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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