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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千峰彩翠（古人却云“千峰翠色”）
- 2、颐和园“捉虫人”
1、千峰彩翠（古人却云“千峰翠色”）
千峰青翠(古人说“千峰青翠”)
一、早期青瓷釉色的化学特征
1.现在看到的早期青瓷的釉色
晚唐黄褐绿釉越窑青瓷标本
与东汉青瓷中春秋至西汉时期的原始瓷器相比，有了很大的进步。吸水率仅为0.3%，烧成温度约为1260 -1310℃。东汉青瓷的产地主要在浙江的宁绍平原、金华丘陵和永嘉沿海地区。在北方，自北魏以来，黄堡镇的瓷器已初具规模。这些早期青瓷瓷土含铁量比较高，采用石灰釉，釉中氧化钙含量在15%以上，釉层比较薄。我们现在看到的早期青瓷，无论是南方的越窑还是北方的耀州窑，釉色都是棕绿色或者棕黄色。
晚唐耀州窑褐釉青瓷碗
晚唐诗人陆桂梦曾这样描述当时的越窑瓷器:“九秋风显越窑开，胜千峰绿色”。什么是“千峰绿色”？因为诗人是南方人，字面意思应该是越窑的釉色就像覆盖山岚的郁郁葱葱的绿宝石(深绿色)。但为什么在目前的越窑收藏中，我们看不到这样的“祖母绿”，还是与这样美丽的“祖母绿”不符？
晚唐耀州窑褐绿色釉瓷罐
2.早期青瓷出窑时的颜色是“祖母绿”
颜色可以分为“化学色”和“物理色”。“化学色”是物质的本色。不同的物质经白光照射后有不同的反射:白光中含有七种颜色的可见光，物质的颜色是有色光的反射部分，其他部分被吸收。
黄镇出土耀州窑青瓷
由于深埋少风化、干燥、无水无氧，二次氧化很少，隐约可见当年窑的“翡翠色”。
“物理颜色”不同。它不是反射的彩色光，而是由物质粒子散射白光形成的。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天空的蓝色空不是/[k0/]空气的反射“化学色”，而是空空气粒子对太阳光的“瑞利散射”的“物理色”。早期的青瓷是化学颜色还是物理颜色？由于早期青瓷釉层很薄，温度较高，没有证据证明釉层中存在明显的分相结构层(如胶体结构层)，没有表现出瑞利散射的不透明“蓝色”。
陕西法门寺地宫出土越窑青瓷
地下风化少，无水，缺氧，二次氧化慢，隐约可见当年窑的“祖母绿色”。
相反，还原气氛形成的铁和氧化亚铁的青色非常清晰，即主要表现为“化学色”。这里描述的釉色是化学“千峰翡翠”色。这种祖母绿颜色的形成是釉色中青色铁元素和氧化铁元素颜色(均为颗粒状)协调的结果，与棕黄色氧化铁轻微混合。
3.现在看到的早期青瓷釉色是二次氧化的结果。
早期青瓷出窑后经历了一个漫长的二次氧化过程:出窑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如果器物的保存环境不够好，那么年复一年，就会因热胀冷缩而风化，釉层会开裂，釉面会松动，器物遇水或遇水分时会暴露在氧气和水蒸气中，蓝色的铁和氧化亚铁会慢慢氧化成褐色的氧化铁，釉面会逐渐由祖母绿变成褐色。
对于高古青瓷来说，缓慢的二次氧化是不可避免的，釉色的变化也是如此。即对于化学色的青瓷釉色，我们此时看到的颜色不是当时的颜色，也不是出窑时的颜色。颜色变化的速度和程度因保存环境的不同而有显著差异。了解这一点对古青瓷的鉴定具有重要意义。
二、汝窑青瓷釉色的特点
1.汝窑釉色
在古代，人们对汝窑瓷器的欣赏最多的莫过于汝窑的釉色，有“雨后春笋”的美誉。历代青瓷冠上汝窑并非没有原因。那么汝窑瓷器变色的原因是什么呢？
宋天清色如姚希
釉层中有许多微小颗粒分散在玻璃相中。这些微小颗粒包括未熔化的釉颗粒、微小气泡、结晶颗粒等。，称为隔离相。如果孤立相的直径落在特定二向色光(如蓝光)波长的一半以内，就会发生散射。不管这些颗粒是什么颜色，产生的颜色只和颗粒大小有关。如蓝光波长为476 -495nm，粒径小于238nm时釉色为天蓝色。这种“物理色”具有很强的覆盖能力(称为乳浊能力)，基本上覆盖了结晶层的颜色和化学色的颜色。
当这些颗粒消除后，如加热至残留的晶体和釉料完全熔化，气泡溢出，散射失去孤立相颗粒的载体，物理颜色自然消失。如果迅速冷却，就会停止结晶，变成混有氧化铁或其他杂质的透明釉。
2.“双色”青瓷与二次氧化
2、颐和园“捉虫人”
植保班工作人员在回收黑光灯内的收集袋。受访者供图
经秀勇在观察柳树枝干。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焦晶娴/摄
颐和园植保班在海棠上释放异色瓢虫。受访者供图
经秀勇在园内进行夜间打药。受访者供图
一只虫子想要在颐和园里藏身太过简单：这里光乔木和灌木就有6万多株，山上的树连着山下的、门里的树连着门外的，阳光很难从叶子的缝隙漏到地上。相比慈禧太后，虫子是这片领地更早的统治者。
270余年后，这座现存最完好的古 代皇家园林成为普通市民的“后花园”，园艺队里的植物保护班肩负起“找虫子麻烦”的工作。他们要有鹰的眼睛、侦探的推理能力和猎豹的行动速度，才能让园子里的植物每天以最佳状态迎接游客。
他们是守护植物健康的最后一道防线。这个团队有从园子里老军工厂转业的工人，也有985高校毕业的博士，他们既要跟“出生就当妈妈，7天就当姥姥”的蚜虫赛跑，也要应付捅马蜂窝、赶蚂蚁和各种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一代代人把自己放在这座活古董的运行齿轮里，守着1600多棵古树和遍地绿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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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保班的办公室卧在靠近北如意门的小院里，瓦房旁边的大柳树年近半百，屋里还留存着上个世纪的气息。相比于墙上的旧挂历、吱呀响的木门和嵌在窗户里的老电扇，电脑倒像是穿越过来的。
即使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对植保班来说，电脑的存在远没有双腿重要，经验仍是最好的参考书。白班的核心工作是虫情预报，他们要成为园子里一双时刻在线的眼睛，泡在园子里，在不停地行走和观察中发现虫害、及时记录。
虽然都是绕着园子遛弯，细心的人还是能辨别出这些虫情测报员和游客的不同：这些人的脚步更匆忙，时不时突然盯住一片叶子、绕着一棵树来回转悠。即使是走过雕梁画栋的长廊、状若长虹卧波的十七孔桥，他们的眼睛都很少会偏离树木。
树皮上木屑很可能是天牛的排粪，地上星星点点的粘液则是蚜虫的分泌物，一片掉落的槐树叶子上也许藏着红蜘蛛的“蛛丝马迹”。发亮的叶片，变暗、发黄的树冠，任何异常都逃不过他们的“火眼金睛”。有时他们还会从昆明湖的游船上远眺万寿山，在树群中辨别是否有异常，游客眼中的翠绿一片，在他们眼中是棵棵分明。
转园子是个体力活。即使职工们大多是北京本地人，刚来时对颐和园的第一印象是“太大了”“不愧是慈禧花军费建的园子”。植保班的新人们在每日3万步的历练中，单位发的白衬衫被汗浸得发黄，两三天换一双袜子，半个月顶破一双鞋，走遍有植物生长的每一个角落。
颐和园光蚜虫就至少30多种，想要了解全园的植物和害虫，即便对博士来说也并不容易。2008年，28岁的博士王爽跳出实验室，落进沾着泥土的颐和园园艺队植保班。而同属园艺队的新人里，一些北京园林学校的中专生才18岁，生产实践经验已经很丰富。
王爽心里着急。自己虽然是博士，又是植物保护专业，但“又内行又外行”，原来只跟农作物打交道，学的方向也是病害而非虫害，对园林植物和虫子一窍不通，刚来的时候连玉兰也不认识。她一上岗就要跟夜班防控作业的职工交接，经常描述半天说不清楚树在哪儿、虫子是什么。
为了早些记住识别植物和昆虫的窍门，跟老职工转园子时王爽会随身携带小本子记录。各个班组发现病虫害都会打电话到植保班，她抢着接电话，接完就跑去实地看情况。她的师傅记得，只用了一年多，她就把园子里的树木和害虫种类摸得“门儿清”。
做标本也是熟悉虫子的方法，“捉虫人”王爽其实怕虫，原来看到毛毛虫都会尖叫。第一次做斑衣蜡蝉的标本，她逼着自己不戴手套把虫子的翅膀展开，一边起鸡皮疙瘩一边把钉子摁进虫子的身体。做多了，她逐渐对虫子“免疫”，开始徒手抓虫，就算手上被蜇出一串小泡也面不改色，掏出风油精抹一抹就行。
在颐和园，王爽开始适应把科学素养翻译成生产上的指标，“这里追求速度大于精度。”相比于具体的统计数据，他们更常用加号的多少代表虫情的紧急程度，以游客的舒适度和接受程度为主进行综合评判。三个加号就是三天内要解决，四个加号则代表当天尽快解决。不到成灾的程度，都会允许害虫的存在。
植保班每年春季最忙碌，杨树下的草履蚧最早出蛰，随着温度升高从土中钻出往树上爬。三四月份，藏在松柏树上的蚜虫开始苏醒，忙着分泌蜜露，淌出一地黏液。到了盛夏他们也不得闲，这时叶子长得茂密，吃叶子的甲虫、蛾子开始蠢蠢欲动。冬天因为天气太冷、喷洒液体容易结冰，他们一般去地里挖虫蛹，为第二年的防治减轻工作量。有时还要做树木普查，因为这时没有枝叶遮挡，他们更容易发现树干上是否有虫洞、树体是否平衡。
2006年，园中第一次发现美国白蛾，这种外来入侵的昆虫食量大、速度快，一只能产几百个卵，两天就能吃秃一棵树。37岁的植保班班长经秀勇记得，那段时间他们中午饭都要在树下吃，连续一周忙到晚上10点半，一共用了375辆药罐车，有人梦里都是这种浑身长满白刺的毛毛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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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园，职工流动速度很慢，大多数人一干就是一辈子。植保班里年纪最小的沈峰27岁，2017年入职，他对这里的感觉是“更像上学而不是上班”，同事们“很佛系”“没什么心机”。他也曾想过再考个“更好点”的公务员，但待着待着就“不想动了”。
颐和园的浸润养出了他们不急不缓的性格，植保班班长经秀勇总结17年来的工作，他双手在空中拉了一条直线，吐出两个字，“平稳”。
在很多方面，植保班还延续着“慢工出细活”的传统防治方式。“颐和园是一个机械化程度比较低的园区”，和其他公园不同，颐和园山、桥数量多，道路狭窄曲折，无法使用大型机械，“别的公园可能一个小时就能干完的活，我们要好几天。”
作业车不能上万寿山，职工们要推着机器和100多米的管子上山，把管子插进山上的药池、举着管子往树上喷。为了能承受水压，管子里面缠着密密麻麻的钢丝，一根八九十斤重。刚来的职工掌握不好方法，要用清水练个把月，才能装药。
随天气而动的方法也是老职工们传下来的。风大防控效果差，他们会在日落前后、风最小的时候打；风的方向也有讲究，北风打山南，南风打山北。他们从家出门就穿着工作服，天气直接决定他们上班要从哪个门进：如果风大，就要从西边看看西堤的柳树有没有倒伏；如果碰上雨雪天气，就要从东门到长廊、仁寿殿这些主要景区，看植物的病害传染情况。
王爽、经秀勇的师傅魏宝洪从1985年就在颐和园从事病虫害防治，那时候打药还是坐在晃晃悠悠的手扶拖拉机上。师傅的师傅做的工作更基础，三年困难时期后，曾在毛主席的号召下背着果树苗去园子西边开荒，腰间系一根绳，累了就啃两口馒头。
虽然老职工的贡献被时间的流逝所掩盖，但他们丝毫不在意，甚至乐在其中。魏宝洪曾设计出一款泥环，用很低的成本防止草履蚧上树，各个公园都在用，但他从没想过申请专利，“你干吗要申请专利，申请了别人反而用不到，你的目的不就是为了让大家用上吗？”
在这些老职工眼中，最重要的事儿是“不能给人挑出毛病”。干得久了，清洗沾了油的玻璃时从哪个方向冲水、哪个方向擦干都有讲究。他们对工具的熟悉程度就像身体的一部分，机器上掉一根螺丝钉都知道在哪里找到，擦机器的棉丝黑了也不舍得扔。
一位59岁的老职工明年就要退休了，现在中午吃完饭还是会带着大家去园子里转一圈，一个半小时走7.3公里，为了看树。
观察已经成为习惯，他们平时没事就喜欢抬头看树，不止一次“钱包硌脚了都不知道”。有次经秀勇和同事去天坛培训，因为太过专注，钱一卷一卷从同事的兜里掉出来，又被走在后面的经秀勇踩着过去，两人都没感觉。
植保班的职工们都认为，干这行，要会跟植物对话，读懂树的语言。有的树衰弱的预兆是不再开花，有的衰弱前则会疯狂开花。
树也会像人一样主动发出信号，经秀勇发现，当有些树明显看着比其他黄，就要给它“梳理一下”、去掉干枝死杈，“像人剪头发似的给它打薄，夏天它才会舒服。”
植保班会在发现树木的求救信号后使出浑身解数，和害虫“斗智斗勇”。身上有两条黑色条纹的双条杉天牛喜欢藏在柏树的树干里，为了引诱它们出来，职工会在树旁放置新鲜的柏木段释放气味。如果这招行不通，就释放肿腿蜂，让它们也钻进树中、寄生到天牛幼虫身体里。
虫子的习性也能为人所用。有的虫子会在遇到危险时假死，人一震动树干，它们就会僵直身体，从树上啪塔啪塔掉进草丛。在夏天捉天牛则像回到了小时候，职工们会比谁捉得多，拿着手电筒用竹竿把天牛敲下来。
植保班的人们并非对虫子“恨之入骨”，经秀勇总用“捣乱”“闹脾气”形容虫子，“每个虫子都有可爱的地方”，比如公园里常见的“吊死鬼”槐尺蠖，前后有足，中间是空的，爬行时总要把身体拱起来，“有点像玉带桥”。
他记得古人曾经夸过尺蠖“有始有终”，《易经》也曾记载，"尺蠖之屈，以求信也"，古人认为尺蠖弯曲身体，是为了更好地前进。在这里，虫子也曾是祥兆。慈禧在“中和节”会鼓励大家抓虫，宫女提着上好的羊角灯、拿着自制的羽毛刷子开始找虫，捉到虫子最多的一组宫女将获得重赏。在“老佛爷”眼中，虫子多，意味着今年是个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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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要跟树沟通，植保班的人们还要会和人沟通。在园艺绿化方面，植物保护班接到的投诉最是丰富。游客看到树上爬的蚂蚁多了要投诉，被马蜂蜇了要投诉，作业车开快了要投诉，风把药沫吹到身上更要投诉。
在每年惊蛰前后，大量的摇蚊从水中飞出，有游客声称“颐和园出现大量不明飞行物”。即便被告知摇蚊是“素食主义”，对人无害，有些游客还是对这团密密麻麻、侵占人类领地的生物充满厌恶。
还有大爷大妈喜欢监督他们工作，站在一旁、边看边说他们剪得不对称、药喷得不均匀。职工们被问得多了，也摸索出了回复的套路：碰见对这里不熟悉、确实有疑问的游客，就好言解释；如果对方语气中带着蛮横，俨然一副主人的派头，低头附和就好。虽然本职工作不包括门区服务，他们牢记着颐和园工作准则之一——“为游客服务是天经地义”。
作为最不受欢迎的“瘟神”，夜班的应急防控职工则避不开责骂。一位夜班职工坦言最怕深秋的时候去东堤防控，到晚上7点，湖边还有不少观赏“金光穿洞”的游客，他要等游人全部散去才能行动，否则就会收获诸如“你不要命我还要命”的责骂。万寿山上也比较隐蔽，有时候一眼扫过去没人，一开始作业，就会有年轻情侣突然从草丛中冒出来。
因此夜班职工不怕吃苦，都是大嗓门、直脾气，但从不斤斤计较，“这活儿你要是计较干不下去”。
从选择植物保护专业开始，王爽就知道这是件久久为功的事儿，很多害虫生长周期长、一年无法见到所有的虫态，“我们这个工作坚持一年、两年是很难出成果的，是要10年、20年、30年甚至更长。”读博士和来颐和园对于王爽来说就像是球传到眼前，“正好轮到我接了”。
植物保护专业是公认的“不赚钱”，有人毕业后去卖房子，有人回家当地方公务员，卖农药已经算是留在行业内。毕业时，导师挺支持王爽去颐和园，“至少还能够发挥专业知识”。
当时其实也有出国深造的机会，但王爽发现很多研究成果都只局限在实验室，例如生物防治在学术上讨论了很多年，但生产上并没有广泛应用。很多一线的生产工作者虽然能发现问题、便于接触研究材料，但缺乏相应渠道以及高精尖的科研仪器，并不能发挥优势。王爽想成为研究和生产间的桥梁。
来颐和园后，她发现大家虽然靠经验也能记住喷洒农药的时间和规律，但当知道背后的科学原因后，记忆会更清楚。除此之外，虫害来得更凶猛、易观察，在公园一线防治措施中更受关注，而她读书时研究的病害较为缓慢、原理更复杂，一般特别明显的时候已经无力回天。
由于自己的研究方向就是植物病理，王爽开始带着同事们做海棠枝干病害相关的科研项目，从早期切断感染。碰见其他实力更强的研究团队对相关话题感兴趣，她也会主动联系、提供研究材料，“总要有人做”，她一边说着，一边伸手把眼前月季上枯萎的枝条折断。
不像园区队那样直接暴露在游客面前，更多时候，他们的工作“全靠自觉”。王爽说，“我们没有打卡这种硬性要求，虫害也可以说成是自然灾害，但你心里知道这都是你的工作。”
有时候，夜班作业的职工会给已经下班的白班职工通电话，反复讨论方案。虽然晚上视野很差，但即使是没人看见的地方，他们也不会漏掉每一棵藏在沟里的、被其他树种包裹的树，有人说，“（公园）总有开门的这一天，每棵树总有被看见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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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颐和园工作过的人总会对这里念念不忘。植保班的老职工退休后，还会在上班时间来园子里转一圈，把看到的问题告诉年轻人们。那位明年就退休的老职工小时候就住在颐和园隔壁，去上学时会先翻进颐和园，再从大门跑出去。他怀念着年轻时一角钱一张的门票，以及急活儿来时大家抢着冲出去的热闹劲。
植保班最年轻的沈峰割舍不下景致。万寿山上树木繁多，山体被团团围住，但在千峰彩翠附近有一处空隙，被沈峰称作“最佳观景点”。近能看到水波环绕的南湖岛，远能望到几乎大半海淀区的区貌，如果能看见广播电视塔，说明当天天气还不错。每天作业结束后，沈峰会短暂地站在这里，闻着松柏的清香，让风吹散全身的汗气。他觉得这儿“每天都很美”。
刚来时，王爽发现同事几乎都是本地人，王爽来自河南南阳，心中憋着股劲，“要证明自己不是来混一个户口、混一个工作机会，要把自己立起来。”
慢慢地，坚守的理由从“争口气”变成了“日日新，又日新”。每年气候不同，每年都会发现新的虫子，她从没想过离开，“树还有新变化，虫子还没认全，怎么能走呢？就像兔子挖萝卜，挖一点就放弃去挖下个地方，那你永远都挖不到。”现在因为工作之便，总能在园子里重逢五湖四海的同学，她觉得挺满足。
王爽把颐和园看作是各种文化交汇碰撞的地方。她常常站在西门的桥上往团城湖望。团城湖是北京的水源地，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终点，为了保护水质，四周都被比人还高的栏杆围起来，西门是唯一没有栏杆的地方。
为了南水北调工程，王爽的家乡南阳淅川先后几十万人离开世代居住的地方，她总记得老家那片被砍掉的桃林和拖家带口的乡亲。家乡的水总有股淡淡的甜味，“我正好从那边来，现在又在这里保护这个水，保护好水瓶子，保护好我和家乡的纽带。”
14年过去，王爽能体会到防治病虫害的理念也在逐渐变化。之前对益虫和害虫的比例要求严格，农药的毒性高、针对性差，所到之处虫尸遍野。现在则更重视生物防护，通过引入瓢虫、肿腿蜂控制蚜虫、天牛等害虫的数量。
王爽觉得在城市中做植物保护是件困难事儿，“城市园林是更脆弱的生态系统”。热辐射、尾气排放、全球化等人类活动会影响动植物的习性，防治措施反过来也可能影响人类生活体验。由于气候变化、人类活动频繁等原因，之前只在南方出现的松材线虫病近年也逐渐突破温度限制，成为北方的松林潜在的威胁。
她提到明末园林专家计成在《园治》中的一句话，“雕栋飞楹构易，荫槐挺玉成难”。这句话的意思是，盖房子画个画，描一个精美的梁柱，很容易，也不用成百上千的等待；一棵像碧玉一样的古树却是很难得的，几百年才这么标致，靠天吃饭。王爽说，“你哪怕学了博士，也可能没有办法挽救一棵树的命运。”
“颐和园有自己的时钟”，王爽和同事的日常工作不会有剧烈的革新或变化，“我们的工作就是保留它原来的样子。树的寿命比人长，你只能短暂地陪伴他们一段时间，然后年轻的同志继续接替我们。”颐和园有1600多棵古树，有时盯着根深叶茂的古树，王爽就会生出一种敬畏，感觉自己没有秘密。
疫情下，颐和园作为市属公园仍然保持开放。园外的颐和园路中央种满月季，四周没有高楼，人们的脚步慢悠悠。园里大爷大妈重复着踢毽子这项有2000多年历史的活动，人手一台自拍杆的年轻主播向被困在家中、无法亲临的人们讲述着慈禧的败家故事，一切都在变，但好像又没变。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焦晶娴 来源：中国青年报
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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