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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司马迁发现朝代的变化规律，竟然是转圈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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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司马迁发现朝代的变化规律，竟然是转圈循环
《史记》中很多这样的总结具有着深厚的意蕴和内涵，非常值得细细品味。比如，《史记·高祖本纪》最后的太史公曰便是如此。
《高祖本纪》是记述了汉高祖刘邦从布衣到皇帝的传奇一生的纪传体史学著作。司马迁在文章最后作的总结虽然寥寥数语，却立意深远，在范围上了夏、商、周、秦、汉五个朝代，横跨历史几千年，总结出朝代的变化规律，和统治者们治理国家的大策略和总方针。原文如下：
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周秦之闲，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缪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
夏朝的为政手段是忠，而忠的弊病是使得百姓粗野少礼。当是时，夏朝的民众多以部落联盟的形式存在，所以他们的统治者们一般都是靠着个人威望来统领部下子民，在管理方面也是很松懈、粗鄙的，他们在事务的处理方法上带有一定约定俗成的因素在里面。故而，他们的民风比较淳朴、粗犷，是以百姓普遍粗野无礼。
等到殷商朝代，则进入一个部落兼并的时代。在这个过程中，统治者们觉得百姓太过粗俗野蛮不好控制，认为统治民众还是需要一定的方法，所以选择了敬的统治手段，即崇尚鬼神文化。这实际上是一个恐吓的方法，以鬼神来恐吓威胁民众听从命令，而对那些不老实安分的人，统治者们则以鬼神的名义以武力进行镇压屠杀，是以夏朝一万多个小部落陆陆续续地被湮灭或被兼并，到殷商只剩下不足三千个部落。
在殷商统治者们大肆宣传鬼神文化后，全国百姓普遍迷信鬼神、相信天命。在殷商时代，大到国家政治制度，小到个人生活中微不足道的小事都要求神问卜，几乎每天都要举行大大小小的祭祀活动。但是，倘若一个国家的管理策略仅仅依赖于虚无缥缈的鬼神文化，是绝对不靠谱的。不问苍生问鬼神，用来形容殷商时代真是再合适不过。
到了周朝，统治者们决心改变殷商时代的管理状态，所以制定了礼仪，用文的方式治理社会。当时是，诸侯部落有八百，对周朝统治者而言，还不足以将他们全部兼并，因为他们也有自己的武装力量，所以，周朝想出来一个方法，分封，是以有了大大小小的诸侯国。
周朝统治者和个诸侯国之间是一种从属关系。周天子不管诸侯国的任何事情，被分封诸侯有权在诸侯国内实行再分封，在诸侯国内可设官员，建立武装，征赋役。也就是说，诸侯国发展好坏，都是盈亏自负。只要诸侯国承认周天子，承担缴纳贡物、服力役、军事保卫和述职等义务就可。这就像是一种做买卖的形式，彼此之间的约束是比较脆弱的。故而周朝统治者们为了维护统治，为了约束各个诸侯国，便制定了完备的礼仪制度。
如若一个诸侯国对周天子不够尊敬，那么周天子则以对方不守礼仪为由，可以联合其他诸侯国予以制裁。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周天子的实力越来越弱，礼仪的约束力也就越来越小，各诸侯国口头上对周天子示以尊重，但是实际上的行动却不是如此。比如繻葛之战。郑庄公与周桓王战于繻葛，结果周王的军队大败。繻葛之战使周天子的威严一落千丈。
诸侯国之间同样也是如此，打着遵守礼仪或维护原则的幌子，做尽挂羊头卖狗肉的虚伪之事。譬如，历史上有一个典故，风马牛不相及，讲述的就是齐国发兵攻打楚国，楚国国君就派人说：齐国在北边，我们在南边，齐楚两国相聚甚远，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你们齐国为啥出兵打我们?齐国给出的理由是楚国对周天子不敬，没有进贡过滤酒的茅草。而实际上齐国国力强盛，想在各个诸侯国之间称霸，借着出兵给楚国下马威罢了。
这就是周朝制定的礼仪制度带来的弊端——民众太虚伪，不诚恳。所以要救治不诚恳的弊病，就没有什么比得上忠厚。如此，又转到了夏朝的政治策略——忠。
所以，夏、殷、周三代开国君主的治国之道好象是在不停地循环，终而复始。由此看来，秦朝的政治制度应该是改变周朝统治方式——文所带来的弊端，纠正周朝人因过分讲究礼仪而虚伪的社会现象。然而，可惜的是，秦朝统治阶级没有推行忠的政治方针，反而使刑法更加残酷严苛，是以错误的方式没能改变社会的弊病，最后招致大秦王朝短命而亡。
所以，汉朝的兴起，是因为在为政手段上有所改变，回到了循环终始的天道上。西汉初期，统治者们在对百姓的统治方式上，采取与民休息、清静无为、休养生息的黄老政策，鼓励生产，轻徭薄赋，给了民众充分的自由，是以达到了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的效果。
古往今来，社会在发展，时代在进步，在后续的历朝历代变化中，在统治者们治理国家的策略和方针上，看似千变万化，但是本质上仍然是在忠、敬、文三种大方向上，所以司马迁的观点，即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是包含了一定道理的。
在古代的封建社会中，朝代更替或者同一个朝代内，或许忠、敬、文三种统治方式并非以单一形式出现，而是混合交替呈现。比如，清朝的康熙和雍正两位帝王的统治手段，可谓一松一紧，一张一弛。
康熙帝这位圣祖仁皇帝以仁亲手打造了一个太平盛世。比如，税收经常收不上来，仁皇帝也能仁一下凑合过去；吏治腐败，仁皇帝也能推恩仁赦，赦免罪臣。然而，康熙帝施行仁的后果就是，国库空虚得一塌糊涂，百姓被剥削得惨不忍睹。
等到雍正帝上位，面对棘手的困境，他决心改变。雍正有抱负，决心去除国家沉珂，他更有狠劲，做事不留情面，所以史家说他雄猜阴鸷，野史小说说他刻薄、残忍。但是在他大刀阔斧地改革下，康熙帝时期官吏苛刻、剥削百姓的局面大大改变了，国家总体上呈现出吏治清明，国泰民安的景象。
总而言之，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们的为上之法、御下之道，基本上都是利用三种手段，即忠、敬、文，来治理天下的。这其中，或许具体的实施方式各有不同，比如，有的朝代以严刑酷法来达到统治者们想要的敬，有的以文字狱等思想专制方式来达到敬的目的。但是在宏观上的统治方针上，古代王朝大体上都是遵循着三王之道的，且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
2、司马迁朝代（司马迁简介）
司马迁朝代（司马迁简介）
司马迁（前145或前135—前87？），字子长，西汉夏阳（今陕西韩城，一说山西河津）人，中国古代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被后人尊为“史圣”。他的贡献是创作了中国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原名《太史公书》）。《史记》记载了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到汉武帝元狩元年，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完成的史学巨着《史记》，是“二十五史”之首，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早年时期的司马迁在故乡过着贫苦的生活，10岁开始读古书，学习十分认真刻苦，遇到疑难问题，总是反复思考，直到弄明白为止。20岁那年，司马迁从长安出发，到各地游历。后来，回到长安，作了郎中。他曾几次同汉武帝出外巡游，到过很多地方。35岁那年，汉武帝派他出使云南、四川、贵州等地。他了解到那里的一些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
其父司马谈为太史令（主持史书的编写工作，监管国家典籍，另外天文历法也是其职责，类似钦天监），司马谈学问渊博，曾“学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
在父亲司马谈死后，公元前108年（元封三年），司马迁接替其父做了太史令。公元前104年（太初元年），与天文学家唐都等人共订“太初历”。同年开始继承其父对《史记》的编纂。
公元前99年（天汉二年），李陵出击匈奴，兵败投降，汉武帝大怒。司马迁为李陵辩护，触怒了汉武帝，获罪被捕，被判宫刑。“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报任安书》）为了完成父亲遗愿，，司马迁含垢忍辱忍受“宫刑”。
公元前96年（太始元年），获赦出狱，做了中书令，掌握皇帝的文书机要。他发愤着书，全力写作《史记》，大约在他55岁那年，终于完成了全书的撰写和修改工作。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成就了《史记》——中国历史上部纪传体通史。
《史记》全书130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其中最后一篇为自序）、十表（大事年表）、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对后世的影响极为巨大，被称为“实录、信史”，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列为前“四史”之首，与《资治通鉴》并称为史学“双璧”。因此司马迁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史圣。与司马光并称“史界两司马”, 与司马相如合称“文章西汉两司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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