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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陈独秀生平（陈独秀生平故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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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陈独秀生平（陈独秀生平故事 ）
陈独秀生平（陈独秀生平故事 ）
陈独秀，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20世纪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倡导者。在中国历史上，陈独秀第一个举起民主、科学两面大旗，对中国近现代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创办的《新青年》，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影响最大的刊物，引导、教育了整整一代人。
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于四川江津（今属重庆市）病逝。
1879年，陈独秀出生于安徽怀宁，1901年，因进行反清宣传活动，被清政府通缉，逃亡日本后，进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速成科。1907年，他进入东京正则英语学校，后又转入早稻田大学学习。1915年，封建复古思潮泛滥之时，陈独秀从日本回国。
当时，陈独秀既不认同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也不认同以梁启超为主的立宪派，而是另辟蹊径，从改善国民性入手，发起“新文化运动”，于是，他在上海创办了《新青年》。
《新青年》的创刊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擂响了思想解放的战鼓。陈独秀在杂志的发刊词《敬告青年》中满怀激情地讴歌“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号召青年“奋其智能，力排陈腐朽败者以去”。
在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率先举起民主和科学这两面旗帜。在创办《新青年》之初，陈独秀就在发刊词中提出了六个原则，即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在阐明六个原则之后，他着重指出：“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之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
之后，陈独秀复又在《“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中强调并阐发了自己的观点：“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迫害，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陈独秀所言之科学与民主与现代意义上的科学与民主并无本质区别。但针对当时愚昧、迷信、盲从、专制的现实，陈独秀更侧重于强调对待科学与民主的态度。强调要提倡科学精神，遵循科学规律，推翻旧制度、旧道德、旧思想，解放国人的思想，使国人脱离蒙昧，从根本上改变国家命运。
陈独秀提出民主、科学这两个口号，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长远的意义。提倡民主，是针对北洋军阀的封建专制和仍然在中国人的精神领域占支配地位的专制思想、等级观念、伦理原则。北洋军阀借以维护统治的工具——枪炮虽是西方的，其统治的本质却是传承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换汤不换药的江山易主，并没有带来实质的改变，国人依然蒙昧，依然囿于封建思想的束缚。陈独秀疾呼民主就是想要开启民智，从思想上扫除封建残余的危害，从而为统治体制的转变奠定思想方面的基础。
1918年，北京大学哲学门师生合影。前排右四为蔡元培，右三为陈独秀
提倡科学，是针对封建复古的潮流以及迷信盲从的倾向。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封建体制、封建思想传承千年，它的覆灭也不会是一朝一夕的。前有张勋复辟，后有北洋军阀分土而治，一波刚平一波又起。只有将国人的头脑从封建思想下解救出来才可能杜绝此起彼伏的向封建“回归”。
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和科学大旗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生气勃勃的思想解放的潮流。陈独秀对民主与科学的宣传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社会的思想解放和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觉醒，这种启蒙作用为后来中国社会的进一步解放打下了基础。可以说《新青年》从创刊至休刊的七年，是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思想大解放的七年，也是见证中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开始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的7年。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之所以能够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产生巨大的影响，与陈独秀掀起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影响是分不开的。思想解放运动将民主与科学渗透到了国人的思想当中，使国人意识到固守成规是不行的，为五四运动的爆发埋下了思想的种子。
五四运动后期，陈独秀转向共产主义，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陈独秀率先成立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同时联络各地的先进分子，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他也因此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他被选为中央局书记。
1920年，陈独秀在上海主持起草了《中国共产党宣言》。这份宣言提出了共产主义的理想以及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这种提法在中国是第一次。该宣言动员共产主义者要创造一个新的社会，要实现这个理想社会，第一步就是铲除资本制度，实现无产阶级专政。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陈独秀是个毁誉参半的人物。不过，不能否认的一点是，他的确是近代新文化运动的旗帜，被毛泽东称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建党之初，陈独秀是国内一代先驱的启蒙者，是中共建党史上绕不开的人，单就这一点，陈独秀也是功不可没。
【本文来源于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百年海归 创新中国》】
2、相约建党前后的陈独秀与李大钊
作者：祝彦、寇晓东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的两个主要创始人陈独秀诞辰140周年与李大钊诞辰130周年。“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建党史上一段被人传颂的佳话。那么，“南陈”与“北李”是如何走到一起的？他们又如何进行党的创立工作？
北大共事，并肩作战
早在北大共事之前，陈独秀与李大钊就曾在日本章士钊办的《甲寅》杂志上有过关于爱国主义问题的思想对话。1914年11月，陈独秀鉴于对现实的悲愤，写了《爱国心与自觉心》，文章尖锐地指出中国并未形成“近代国家观”，国人也没有爱国的“自觉心”。对此观点，李大钊在其《厌世心与自觉心》一文进行了支持回应，呼吁人民不要放弃爱国主义信念，要提振信心，要“求一可爱之国家而爱之”。李大钊还特别指出陈独秀的文章是通过激烈的方式唤醒民众的“爱国心”，其文必有弦外之意，因此李大钊撰写这篇文章就是试图“申独秀君言外之旨”。可见，虽然陈李二人的文章对爱国主义的书写角度不一，但对于爱国主义的追求却是一致的，这种一致性成为二人在北大合作共事、共同领导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基础。
陈独秀早于李大钊到北京大学任职。1917年1月13日，陈独秀被聘请为北京大学教授兼任文科学长，到任后陈独秀就把《新青年》杂志搬到了北京大学。李大钊于1916年未等卒业即从日本回国，先主办《晨钟报》，后又担任《甲寅日刊》编辑。经章士钊介绍，1917年底受聘于北大，1918年1月接替章士钊任北大图书馆主任，并兼任教授。北大共事期间，陈独秀团结李大钊等一大批先进分子，进入其创办主编的《新青年》杂志编辑部，组成了新文化运动阵营。据当时人回忆，在北京大学期间，陈独秀与李大钊接触频繁，“常出入李大钊的办公室”。1918年1月初陈独秀召集《新青年》编辑部会议，对编辑方针与编务作出重大调整，采取轮流编辑（主编）制，从第4卷第1号开始，杂志分别由陈独秀、钱玄同、高一涵、胡适、李大钊、沈尹默轮流负责编辑，陈独秀负总责。在陈独秀的团结号召下，李大钊不仅成为《新青年》的轮流主编，也是主要作者之一。
陈独秀提供《新青年》杂志这个阵地，李大钊则积极为《新青年》杂志撰写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学说，以及俄国十月革命。1918年7月至11月，李大钊连续在《新青年》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及《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三篇文章，在中国首倡马克思主义，并热情颂扬俄国十月革命。正是因为《新青年》杂志和李大钊等人的宣传研究，使得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学说开始风靡中国。
巴黎和会上帝国主义欺负中国的消息传到国内后，陈独秀和李大钊两个爱国主义者开始并肩作战。1919年5月4日下午，在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携手发动下，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在整个运动中，陈独秀、李大钊密切关注着运动的最新进展，他们不仅积极领导、支持和参加学生的爱国运动，而且当北洋政府逮捕32名爱国学生后，他们又努力进行营救并给予行动指导。他们还呼吁学界、商人、劳工等社会各阶层共同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亲日派北洋政府。6月11日，陈独秀和李大钊共同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并亲自散发传单。陈独秀在散发传单时被捕入狱，李大钊立即展开营救行动，并责无旁贷地担负起这场爱国运动的领导重担。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1919年9月16日，经过李大钊的努力营救及在全国舆论的压力下，北洋军阀被迫同意陈独秀保释出狱。对于战友的出狱，李大钊以激动与喜悦的心情，当日赋诗云：“你今天出狱了，我们很欢喜……什么监狱什么死，都不能屈服了你；因为你拥护真理，所以真理拥护你……”
陈独秀出狱后仍然处于反动军警的严密监视之下。1920年初，陈独秀受邀秘密前往武汉进行演讲，因发表宣传社会主义革命的演讲而引起湖北军阀当局的驱逐。因此，当陈独秀回到北京时，早已收到消息的京师警察厅准备再次逮捕陈独秀。李大钊获悉此消息后，为陈独秀安全考虑计，在征得其同意后，决定亲自护送陈独秀出京。此时，恰逢北方收账时节，于是，李大钊雇了一辆骡车，装扮为收账先生，让陈独秀坐在车内。为了避免暴露陈独秀的南方口音，沿途住宿等一切交涉皆由李大钊出面办理。也就在这辆雇来去天津的骡车上，陈独秀与李大钊“商讨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这就是后来传为美谈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故事。
1920年3月31日，李大钊领导成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0年5月，陈独秀领导成立了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1920年8月在上海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成立之前关于党的名称问题，陈独秀征求李大钊的意见，李大钊主张定名为“共产党”，陈独秀表示同意。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北京共产党组织于1920年10月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李大钊办公室正式成立，当时取名为“共产党小组”。在各地党的组织先后成立后，国内外已经有了8个党的早期组织，共50余名党员。于是，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成立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就成为必然要求。在陈独秀、李大钊的领导和关注下，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诞生。从此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陈独秀便担负起了中共中央局书记领导全国党的工作的重任，李大钊则负责指导北方地区党的工作。在陈独秀和李大钊的领导下，实现了与中国国民党的第一次合作，掀起了国民大革命高潮。1925年，在陈独秀和李大钊的直接领导和指挥下，五卅运动获得胜利，给予英日等帝国主义以有力打击。
星辰陨落，伟业永传
大革命风起云涌之际，奉系势力进入并掌握北京，北方革命形势越来越险恶。1926年9月，中共中央写信给北方区委，多次催促他们转移至武汉。李大钊一边为贯彻执行中央指示及时安排大批革命同志出京南下，一边则坚持留守阵地为北伐军打到北京做接应准备。尽管身边的同志和朋友十分担心李大钊的安危，纷纷劝他早日离京，但李大钊坚定地表示：“我是不能轻易离开北京的；假如我走了，北京工作留给谁做？”就这样，李大钊一直没有离开北京，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坚持党的工作。
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和“京师警察厅”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率领300多名反动军警暴力闯入东交民巷的苏联大使馆，将李大钊等共产党员非法逮捕。李大钊的被捕，举国震惊，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强烈抗议奉系军阀反苏反共的暴行，陈独秀领导的中共中央立即动员各界力量开展营救行动。当李大钊得知北方铁路工人组织想通过劫狱营救自己后，他表示坚决反对，他说：“我个人为革命、为党而牺牲，是光荣而应当，且已经是党的损失……我不能再要同志们来作冒险事业……不要使革命力量再遭损失”。4月28日李大钊等同志英勇就义，壮烈牺牲。陈独秀对李大钊的牺牲十分悲痛，他对自己的战友是这样评价的：“守常是一个难得的好人。他的生平言行，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光明磊落，肝胆照人。”表达了对李大钊的深深怀念和高度赞扬。随着大革命的失败，陈独秀离开了党中央领导岗位，抗日战争爆发后，辗转来到重庆江津的偏僻农村，于1942年5月27日病逝。
对于“南陈”与“北李”的丰功伟绩当时就有人写诗颂扬道：“北大红楼两巨人，纷传北李与南陈；孤松独秀如椽笔，日月双悬照古今。”1933年，中共北京地下组织为李大钊举行迁葬仪式，在公祭送葬的队伍中，有一副挽联写道：“南陈已囚，空教前贤笑后死；北李如在，哪用我辈哭先生。”作者将“南陈北李”四字艺术地嵌入挽联之中，可见当时“南陈北李”已在社会上享有很高的盛誉，并广为人知。（祝彦、寇晓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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