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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全球化应向何处去——21世纪的中国与全球化
- 2、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论文：全球化的再度兴起及中国的领军作用
1、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全球化应向何处去——21世纪的中国与全球化
中国是全球化的重要参与者，也是全球化最主要的受益者之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年均增速达9.5%a，经济总量占世界比重从1978 年的1.8% 提高到2020 年的17%b。中国在几十年间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工业国和第二大经济体。2020 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外资流入国，并成为该年度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中国也一直在反哺世界，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
在全球化站在十字路口的今天，中国有责任承担起与自身经济体量相符合的国际责任，反哺全球化。基于长期的全球化研究以及推动中国全球化发展的实践，我们尝试探索一条推动全球化实现包容性和公平性发展的路径，通过发挥中国的优势和特点，让中国为全球化发展注入新动力。我们的构想分为七个部分。
第一，人的全球化是全球化发展的产物，也是全球化发展的原动力。中国推动新型全球化首先要以“人本全球化”为切入点，凝聚全球华侨华人、留学生等群体的力量，沟通全球，构建共识。
全球化自出现之时便伴随着人的流动。从这个角度出发，移民既是全球化发展的产物，也是推动全球化发展的力量。在移民流动的过程中，他们不仅可以影响贸易、投资、技术交流，还会在接触和交流过程中实现不同国家思想文化的碰撞与融合，进而提升对彼此的认同，潜移默化地为达成全球合作共识奠定基础。
伴随着全球化的浪潮，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三次移民潮，6 000多万名华侨华人分布在全球。华侨华人在海外生根多年，既是中外经贸合作、文化交流、科技交流的纽带，也是中国走向世界的一座桥梁。此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留学生数量增长迅速，教育部数据显示，1978—2019 年，我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累计已达656.06 万人。 2010—2018 年各类来华留学人员累计达到344 万人。无论华侨华人，还是留学生，都是促进民心相通、构建全球共识，推动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力量。
第二，在“筷子文化圈”基础上推动建立亚盟，通过推动区域性的、更高标准的一体化新安排，带动其他区域一体化合作，最终实现新型全球化。
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表明了全球化的多样性。区域一体化其实也是调节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收益不平衡的一种机制，也就是说，正是由于不同区域的利益差异性，某个区域内可以形成它自己的区域利益表达，这种表达可以对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形成缓冲。中国主张的是包容性的全球化和开放性的区域主义。
新冠肺炎疫情可以说是全球化发展历程上的一道分水岭。在疫情出现之前，全球多边合作已经陷入“瓶颈”；而疫情之后，各国对多边合作的态度或将面临两极分化的局面，区域一体化的发展势头可能超过全球多边合作的趋势。
对中国来说，推动亚洲区域一体化是中国支持以多边原则推动全球化发展的重要抓手和发力点。很早就有学者提出了亚盟的概念，尽管对于亚盟的可行性，中外学者存在不同的声音，但亚盟并非镜中之花。美国社会学家、匹兹堡大学教授罗兰·罗伯森认为，全球化问题并不是单纯的经济、政治、社会或国际关系问题，反而首先表现为文化问题。
亚洲国家虽存在不同的文明，但它们之间的文化纽带早在千年前就已形成，儒家思想便是其中最重要的元素之一。直至今日，儒家文化仍是东亚诸国之间乃至世界各国华人社群之间互联互通的文化纽带。儒家思想中的许多理论，与当今可持续发展以及合作共存的多边主义思维形成呼应与共鸣。在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可以看到儒家文化中的各种元素以各种具体或抽象的形式存在，例如，“筷子文化圈”的客观存在和疫情期间东亚国家民众对政府抗疫措施的遵守，都体现了“亚洲价值观”。
在国际格局复杂多变的背景下，中国应把握机遇，推动亚洲区域一体化发展，以更积极、更主动的姿态，深化与亚洲国家的外交、经贸、文化联系。除了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同亚洲各国的双边经贸关系外，中国应助推东南亚国家联盟（简称“东盟”）“10+N”在内的亚洲各大自由贸易区，包括积极寻求加入CPTPP，乃至倡导CPTPP、RCEP 的整合，尝试朝向一个统一的“亚太自贸区”（FTAAP）发展，为经济全球化注入新动力。
第三，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多边化发展，填平东西方发展“洼地”，为新型全球化提供发展动力，实现全球化再平衡。在全球化过程中，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使得全球市场无法得到有效调控，国际公共产品的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日益拉大的差距。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正是发展中国家向全球提供公共产品的一次重要尝试，对促进全球特别是亚欧大陆互联互通具有重要意义。
“一带一路”倡议目前还处于以双边协定为主的阶段，我们认为，多边化发展将是其进一步发挥国际公共产品作用，推动全球治理创新的必要选择。秉持开放态度，进一步多边化发展，使“一带一路”平台从规则制定、人员构成、组织管理、项目落实等各方面实现标准化、公开化发展，才能吸引更多国家参与建设“一带一路”，实现各国间取长补短、互惠共赢、公平竞争，进一步拓展“一带一路”发展空间，为世界经济复苏发展创造更多机遇。
具体来看，中国可以搭建组织架构和决策管理的多边机制，比如建立“一带一路”国际委员会、国际秘书处等，强化“一带一路”国际公共产品的属性；拓展联合国框架下的多边合作对象，建立“一带一路”与现有国际秩序框架下主要治理机构的对接；吸引更多发达国家参与，拓宽“一带一路”外延，继续拓展第三方市场合作。还需要打造多层次、多角度的公共合作与服务平台，包括建立“一带一路”国际企业联盟、“一带一路”专业人士联络服务平台、“一带一路”智库等对话平台、“一带一路”国际开发银行合作联盟，建立预警或信息共享机制，构筑“一带一路”建设的“防火墙”等。
第四，深化新型“南南合作”，搭建更具代表性的全球治理平台，推动全球化向更包容、更公平的方向发展。
如果从经济和贸易的角度来看，金砖国家、中非和中拉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带一路”倡议在地理范围上的延伸。金砖国家作为一个具有跨区域全球性的国际组织，其成员国之间在文化历史、经济发展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性，这就使金砖国家未来的磨合和发展对于全球化的发展具有样本意义。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已经在国际金融秩序和政治安全合作上形成了初步力量，一定程度上平衡了全球治理语境中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话语权。金砖国家合作机制还能够使五国在G20 内发出更加统一和协调的声音，使G20 成为更具有代表性的全球经济治理平台。
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在经济上长期处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的洼地，这使它们在政治上的声音也不高。但撒哈拉以南地区有着较为深厚的经济潜力、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有可能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获得提升。拉美国家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的情况有所类似，不过拉美国家中的巴西、阿根廷和智利等国家已经经历了现代化进程的洗礼，经济基础较好，与全球接轨的程度较高。虽然曾陷入“现代化陷阱”，但拉美国家在全球事务中仍有较为积极的参与，这也使它们成为东亚、欧美之外另一股全球化力量。
深化新型南南合作，还需要进一步创新传统南南合作中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开拓数字经济、技术研发、人才培养等新合作领域，加快中非自贸区、中拉自贸区建设，深化南南合作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对接等。
第五，加强与欧洲国家在气候变化、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合作，同时，加强与欧盟在国际事务上的合作，实现中美欧关系的有效平衡，为全球多边合作注入动能，为全球治理奠定新的基础。
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欧盟的经济实力仅次于美国，正在走向更加紧密的经济一体化，同时也面临英国脱欧带来的一体化危机和俄乌冲突带来的危机。欧盟与中国不存在地缘政治上的矛盾，双边经贸往来紧密，长期以来互为最重要的投资者，并于2020 年年底顺利达成CAI。中欧双方在许多国际问题上有共同或者接近的立场，共同提倡多边主义的国际秩序。但是，中国与欧盟之间也存在价值观上的差异。
中国与欧盟的关系，将决定未来欧亚大陆的内部经济互通和整合程度，并为全球治理奠定新的基础。CAI 如期完成谈判为中欧增进互信合作，推动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创造了历史机遇。中欧在气候变化、数字经济等领域具有广阔的合作前景，可充分推动相关合作。此外，处理好中、美、欧三边关系对带动其他国家参与多边合作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对中国来说，可与欧盟在国际事务上，特别是在联合国框架内进行更多合作，维持世界秩序的稳定和改革，通过中美欧“三角”平衡推动多边主义发展。
第六，构建与美国的“新型大国关系”，加强双方在基础设施、数字经济、气候变化等领域的合作，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实现良性竞合。
中美关系是中国对外关系的重中之重，不但影响两国发展，更关系到全球化的未来。鉴于美国国内政治派别已经就对华采取强硬措施达成了一致，拜登政府上任后，新一届美国政府在对华政策上仍会保持强硬。拜登将中国视为美国最大的竞争者，倾向于联合盟友“围堵”中国。但西方并非铁板一块，撕裂的美国在团结盟友“围堵”中国上能发挥多大的领导力及影响力仍有待观察。与特朗普相比，拜登上台以来给中美关系带来不同的挑战与机遇。中国应把握机遇，实现中美良性竞争。
从长期来看，要坚持中美之间战略互信、经贸合作、人文交流三大支柱，以不断寻找更为稳固和坚定的中美合作的基石。在继续推动双边经贸谈判的同时，需密切中美商界合作，大力开展“州级外交”，畅通中美人文交流，携手全球治理改革，拓宽中美合作领域，避免两国走向“脱钩”从而给中美和全球带来不可承受的风险。
第七，主动分担全球治理责任，在现有全球治理机构改革中发挥更多作用，倡导基于“共治”理念的多边合作机制，为世界提供更多公共产品，打造“东西共治”“全球共治”的格局。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主导建立的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治理系统，是现行全球治理体系的发展基础。随着国际格局的变化，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推动多极化趋势增强，地缘政治力量对比发生变化，旧式的“美式全球治理”渐渐无法满足各国解决现阶段全球问题的需要，全球治理落后于全球发展和全球实践的全球化矛盾，成为各国亟须推动全球治理创新的根本原因。
中国推动全球治理升级的思路非常清晰。一方面，在全球化遭遇逆流的困难局面下，对现有国际多边机制的尊重和维护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首要之义。中国不会另起炉灶建立新的世界秩序，而是强调在现有规则下，特别是G20、联合国和WTO（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改革争端解决机制。另一方面，基于对全球治理责任的“分担”，以及与世界各国“共治”等原则，助力全球治理体系的革新和升级，中国可以通过建立世界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全球气候变化应对组织、全球数据安全组织、全球数字货币组织、全球税收组织、全球智库组织、国际电商联盟等为世界提供更多公共产品。
要实现上述的全球化发展，其时间跨度必然是前所未有的，必然要付出艰辛和努力，但也不会是天方夜谭。如果我们能够理解此前全球化对人类文明的意义，了解推动全球化背后的那些力量，以及全球化本身一波三折的发展历史，就会清楚全球化是个不可阻挡的趋势。它可能会遇到挫折，可能会有范式的改变，可能会付出很大的代价，不过它仍是人类未来的方向—这就是我们为之努力的根本原因。
2、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论文：全球化的再度兴起及中国的领军作用
作者：王宁（上海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欧洲科学院外籍院士）
全球化这个概念最早出现在英语世界。其中，美国接过这个概念加以推广，试图借助全球化在一切方面推广美国的价值观念和发展模式。中国作为一个后来者经过多年的艰苦谈判，最终于本世纪初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正式进入了全球化的机制。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后调整了自己的经济结构，从而迅速地适应了世贸组织的各项规程，并且充分利用全球化带来的契机大力发展中国经济，在一个不太长时间内迅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中国文化和人文学术也开始乘着全球化的东风在海外传播。但这种传播相对说来依然有些滞后，并且不断地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打压。实际上，中国的人文学界早已认识到了全球化的重要性和必然性，并且不同程度地介入了全球化的进程。几乎所有的人文学者都可以就全球化这个话题发表自己的观点，或者将自己所涉猎的学科领域纳入全球化的语境下来考察和审视。
确实，在中国加入全球化进程的时间里，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个方面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全球化所产生的影响不仅体现于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GDP排名的飙升，更体现于中国的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当北京奥运会于2008年成功举办之后，西方媒体普遍认为，中国的崛起意味着昔日的“东亚病夫”已不复存在，一个生机勃勃的东方大国已经出现。中国的重新崛起已经成为一个不争之实。此外，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也为中国文化全方位地走向世界铺平了道路。而在这之后，我们先后在上海举办世界博览会和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世博会和进 博会的巨大成功更是向全世界表明，上海作为世界第三大金融中心的地位已经得到进一步确立，而且在不远的将来还会有更大的发展。
可以看出，从多方面来说，中国都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这一点连美国的思想界也不予以否认。但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全球化在带给人类带来诸多福祉和发展机遇的同时，也给人类的生活带来一些负面效应：贫富等级加剧、自然资源日趋耗竭、民族/国家疆界日益模糊以及文化上的趋同等等。此外，互联网的普及以及电子商务的飞速发展也使得相当一部分人被甩进了失业大军的行列。再者，全球化的到来也为诸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之类的疾病的全球性传播和蔓延埋下了伏笔。但是中国政府充分发挥了全球治理的作用，在短时间内有效控制了疫情蔓延，并为今后防御和抗击类似的全球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提供了中国的解决方案。
如果从历史的观点来看，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全球化的出现有不同的源头，它并非西方的专利品。虽然全球化概念的提出标志着西方发达国家试图将其发展模式和价值观念推向整个世界，在一开始确实含有某种帝国霸权的成分。但不少西方学者也都已经意识到，如果说经济全球化始自西方发达国家的话，那么文化上的全球化则依循另一条路线：其中的一个源头就始于中国古代的丝绸之路。因此，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完全有着历的依据和当下发展的需要。因此就这个意义上说来，全球化是一个率先发生在西方世界的现象。但是全球化很快便为一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等国家，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其中，中国对全球化进行的“本土化”取得了巨大成就。
面对中国的成绩，美国的近两届政府便逆历史潮流而动，气急败坏地高举起“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的大旗，试图全方位地制裁中国。面对这样一种情形，我们应该怎么办？既然美国高举起“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的大旗，甚至威胁要退出一些国际组织，中国就应当针锋相对地顶住这股逆流，坚持自己的立场，并且勇敢地承担起新一波全球化的领军角色。因为无论就其几千年悠久的文明史或是当下的政治经济实力，中国都完全有资格承担这一角色，并参与一些重要国际组织规程的制定。在这方面，笔者在国际学界发表了一系列文章，阐释了全球化的理论建构：(1) 作为一种经济一体化运作方式的全球化；(2) 作为一种历史过程的全球化；(3) 作为一种金融市场化进程和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全球化；(4) 作为一种批评概念的全球化；(5) 作为一种叙述范畴的全球化；(6) 作为一种文化建构的全球化；(7) 作为一种理论话语的全球化。在笔者看来，全球化不仅是一个经济现象，更是一个政治和社会文化现象。全球化在某个国家和地区的实现必定与当地的国情和民族文化相互作用和交融，最后形成一种“全球本土化”的态势。这一点尤其体现于文化上的全球化，也即文化上的全球化现象并非只是单一的“趋同性”，而更在于其多样性。
此外，文化上的全球化也并非单向度的，而应该是一种双向的：西方文化进入中国，中国文化也应在海外得到传播，尽管在很大程度上会出现一些变异。可以说，在整个20世纪的大部分年代里，中国的人文学者都致力于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和人文学术理论，这当然是必要的。但我们却忽视了将中国文化和人文学术思想推介到世界并予以传播。这一历史的教训足资我们吸取，在新一波全球化兴起的时刻，我们应该抓住这个机遇大力推进中国文化和人文学术的国际化进程。这样我们就可以证明，全球化在中国的成功登陆不仅使得中国的经济得到迅猛发展，进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也为中国文化和人文学术的国际化铺平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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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光明网-理论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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