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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铺采摛文的意思是什么
- 2、骈文和八股文的历史
1、铺采摛文的意思是什么
1、释义：指铺陈文采。运用大量华丽的语句，张扬文采，从不同的方面描写事物，不厌其详，不厌其细。
2、出处：南北朝 刘勰《文心雕龙·诠赋》：“《诗》有六义，其二曰赋。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
3、示例：于是那种铺采摛文，体物叙事的汉赋，才正式成立。出自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第六章。
2、骈文和八股文的历史
文字按一定的章术法式予以排列组合，便成了文章。有一种文章体裁为中国所独有，那就是骈（音：[pián]）文，又称俪文。
“俪文律诗为诸夏所独有，今与外域文学竞长，惟资斯体。”（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
骈文起源于两汉，“由西汉而渐进至东汉”，极盛于两晋南北朝。这种文体以双句﹙即俪句、偶句﹚为主，讲究对仗、声律与藻饰。其以四字六字相间定句者，又称四六文，常作为骈文的别名。四六文多以四字六字相间为句，世称骈四俪六。刘勰把骈偶的形成归于自然：
“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辞，运裁百虑，高下相须，自然成对。”﹙《文心雕龙·丽辞》﹚
“八股文实骈俪之支流，对仗之引申。”（钱钟书《谈艺录》）
“俪”字本义为配偶，引申为成双成对，或对偶。“俪辞”指对偶的词句。“对语俪辞，盛行于俗”。“骈”字的含义与“俪”相同，其本义是两匹马并驾前躯。
所谓骈俪文乃是以对句为主的文章。所谓对句，即对偶句。
如“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耀，山岳潜形”；“沙鸥翔集，锦鳞游泳”；“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均见范仲淹《岳阳楼记》）
与对偶句并行的是散行句。先秦古文一篇之中，既有对偶句也有散行句。散行句中也有句散而意偶或句偶而意散的。对偶显齐整，散行显活泼。整齐的对偶或许呆板，要用散行句使之生动，散行句欠齐整，要用对偶句凸显庄重。何处用对偶，何处用散行，都要适应文章内容的需要，构成奇偶错综的变化。
构成对偶的句子也要适应这种需要而有所变化。
试看李斯《谏逐客书》：“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求丕豹、公孙支于晋。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穆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这两句是对偶。下两句若用同样的写法，“东迎蹇叔……东求丕豹……”，
联用三个“东”字就重复了，故后两句便不指明方位。如此对偶并不要求字数相等，“由余”、“蹇叔”是两个字，“百里奚”三个字，“丕豹、公孙支”是两人五字，这样对偶较为自然，在对偶中又有参差。这种变化是适应上述需要自然形成的。
对偶句与散行句结合的写法有时也可以增强文章的气势。
如西汉贾谊《过秦论》：“秦孝公据殽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而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
文中“席卷天下”与“包举宇内”对偶，“囊括四海之意”与“并吞八荒之心”对偶，这四句不仅字数相当，意思也相同。这四句对偶句与开头的散行句“秦孝公……”相配合，使文章显得很有力量。
对偶是句与句相对，排比则是两句与两句相对。
如班固《西都赋》：“左据函谷、二崤之阻，表以太华、终南之山；右界褒斜、陇首之险，带以洪河、泾渭之用。”
一二两句和三四两句构成排比。所谓排比，就是比物连类，即把内容相关，结构类似的句子排比起来。
这种比物连类的例子在散文里也有，
如“天道不言而品物亨、岁功成者，何谓也？四时之吏、五行之佐，宣其气矣。圣人不言而百姓亲、万邦宁者，何谓也？三公论道、六卿分职，张其教矣。”（王禹偁《待漏院记》）
文中“天道……”与“圣人……”构成的排比，就不限于两句对两句了。
章回小说的回目则是三句相对，如《三国演义》第一回：
“宴桃园豪杰三结义 斩黄巾英雄首立功”，
“宴桃园”与“斩黄巾”相对，“豪杰”与“英雄”相对，“三结义”与“首立功”相对。
又如《红楼梦》第一回：
“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
人名对人名，“梦幻”对“风尘”，“识通灵”对“怀闺秀”。
“天地生物不能有奇而无偶，亦不能有偶而无奇。人之一身奇也,而二手二足则偶矣。手足之指各五，奇也，而二手二足合合而为十，则偶矣。首奇也，而两耳两目，则偶矣；一鼻一口又奇矣，且鼻有二孔，则偶矣。且一奇与一偶相对，则有为偶矣。推之植物之花叶，最为吾人之美观者，何莫非奇偶之相杂。”“古人之文，原不能有奇而无偶，亦不能有偶而无奇；不能分其何篇为骈文，何篇为散文也……或奇或偶，均发乎天籁之自然”。﹙陈柱《中国散文史》﹚
骈文是从辞赋发展而来的。
赋是介于诗歌与散文之间的一种文体，通过“铺采摛文”以“体物写志”。汉代人常把赋与辞连用，称为辞赋。
甲骨文上的卜辞，只是一些句子，鲜有一章一节的。《周易》卦爻辞和《鲁春秋》也是如此，不过经卜官和史官编纂，比卜辞整齐些罢了。王安石指《鲁春秋》为“断烂朝报”，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所谓“断”便是不成片段，不成章节。（参见朱自清《经典常谈》）
《尚书》就不同了。即使其中大部分是后人追记，但《商书》即使有些是追记，总在商周之间。那几篇不仅有章节，而且成了篇。卜辞是“辞”，《尚书》大部分也是“辞”。两者都是官方文书。
辞本是“讼”的意思，乃辩解的言语也。这种辞兼有议论与叙述两重含义。春秋时列国纷争，彼此交往频繁。外交言语关乎国家命运，不用说更需要慎之又慎了。这种言语也称“辞”，又称“命”，或合称“辞命”，或“辞令”。所谓外交辞令出处就在这里。
孔子很注意辞命，觉得它并非易事，故自己谦虚地说干不了。但教学生却有辞命一科，他称赞子贡擅长言语。这里的“言语”便是辞命。那时“言”与“文”似乎是合为一体的。“辞”多指开口说的言语，“命”多指手写的言语。不过也可兼指。各国派使臣出国办外交，有时只有口头指示对策，有时准备文稿让他带走。这都是“命”。使臣受了命，到时候还得随机应变，临场发挥。盖因许多情况是难以预料的。
战国时期游说之风大为盛行。游士有时光凭一张口就能封卿拜相。所以最重说辞。这些游士们的说辞往往滔滔不绝，说得天花乱坠，只图打动人主的心。那时候墨家、儒家、道象、法家无不重视辩论的方式方法。
孔子主张“慎言”，痛恨“巧言”。《论语》以记言为主，却不是孔子自己所记，而是他的弟子所记。诸子书大抵多是弟子及后学者所记，自己写作的极少。
所谓记言，最初记的是对话，后来发展为独白，便是“论”。初期的论言意浑括，可以《老子》为代表，再进一步便是恢张的“论”。
战国游士的说辞好用譬喻，譬喻一时蔚为成风。这种风气开后世辞赋之先河。那时的“论”还只是以篇为单位，还没有“书”的观念。《吕氏春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有系统的书。这部书出于秦相吕不韦的门客之手，有十二纪、八览、六论，凡30多万字。十二代表十二个月，八是卦数，六是秦国的圣数。上述数目字构成了《吕氏春秋》的框架，并非逻辑的程序。
西汉刘安主编的《淮南子》始按逻辑程序编书，结构也严整多了。自从有了私家著作，学术也就渐趋平民化了。《论语》是第一部私家著作，以后这种著作越来越多，传播亦越来越广。
伴隨着议论文的发展，记事文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左传》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但它的记事顺序是按照《春秋》的，故又称《春秋左氏传》。
西汉司马迁所著《史记》才称得上中国第一部有自己系统的史书。这部书包括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二是十二个月，是地支；十是天干，八是卦数，三十取“三十辐共一毂”的意思，以表彰那些“忠信行道以奉主上”的“辅弼股肱之臣”。七十表示人寿之大齐，因为列传是记叙人物的。《史记》“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但这部书对中国文化最大的贡献在于描写人物。左丘明只描写事，司马迁则描写人。写人比写事更难些，更需要精细的观察与得体的剪裁。
赋的创作在汉代盛极一时。据记载，成帝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加上西汉末年和东汉一朝的作品，数量当更为可观。
“赋似乎是我国特有的体制；虽然有韵，而就它全部的发展看，却与文近些，不算是诗。”﹙朱自清《经典常谈》﹚
“不歌而诵谓之赋。”作为一种文体，赋乃“古诗之流也”。最早以赋名篇的是战国荀卿的《赋篇》，到汉代形成一种特定的体制，兼具诗歌与散文的特征。汉以后，赋或向骈文发展，或更加散文化。接近于散文的称“文赋”，接近于骈文的称“骈赋”。
从字义看，“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文心雕龙》﹚
铺张是赋的本来面目。但铺张的作用原在讽谏，所谓“劝百而讽一”就是这个意思。由于汉武帝好辞赋，作者极众，争相竞胜，故致为铺张而铺张的地步。
赋，可分两类：“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前者是“诗人之赋”，后者则为“辞人之赋”。甚至有诙谐嫚戏，毫无主旨的。难怪辞赋家会被人鄙视为倡优了。﹙参见朱自清《经典常谈》﹚
汉赋多模仿楚国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汉人把他们的作品收为一集，名曰《楚辞》。这类作品富于抒情成分与浪漫气息，篇幅、字句较长，形式也比较自由，多以“兮”字助语势。汉赋继承楚辞形式上一些特征，但较多采用散文的写法。汉代虽将辞与赋统称为“辞赋”，但“赋”与“辞”业已有所不同。
初期的汉赋，从形式上看，与《楚辞》几乎没有差别。枚乘《七发》开创了一种以铺张为能事、进一步散体化的新赋体。又经过司马相如等人的发扬光大，到武帝时新赋体成为汉赋的主流。
新体汉赋一般可分大赋与小赋两类。大赋多为铺叙夸耀都城、宫殿、苑囿之盛与帝王大规模行猎的场景，旨在迎合最高统治者好大喜功、追求享乐的心理，而在篇末寓讽谏之意。主要有：司马相如的《子虚赋》，杨雄的《长楊赋》、《羽猎赋》，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东京赋》、《西京赋》等。上述作品写得富丽堂皇，很有气势，但往往夸张浮饰又堆砌词藻，喜用冷字僻词。
小赋的篇幅较短，内容比较广泛，或抒情述志，或借物寓言，风格比较清新，主要流行于东汉，著名作品有：张衡的《归田赋》、赵壹的《刺世疾邪赋》、祢衡的《鸚鹉赋》等。
从形式上看，汉赋的特色是排偶、铺张、用典故。西汉记事记言还用散行的文字，语意大抵简明。东汉就在散行里夹排偶。汉魏之际排偶更甚。西汉赋作虽用排偶，尚重自然，并不力求工整。从东汉到魏，越来越工整，用典也越来越多。西汉习用的文字句子很短，最短只有两个字。到东汉句子就长起来了，最短四个字。魏代更长，往往用上四下六或上六下四的两句来表达一个意思。所谓骈文就是这样从赋体演变而来的。骈体源于辞赋，句读整齐，对偶工丽，声调鹭港，还夹带不少抒情成分，既赏心又悦目，因而投人所好，形成了一种经久不衰的文章体裁。
梁昭明太子选编《文选》，不选经、子、史，也不选“辞”。在他看来，经太尊，不可选；史“褒贬是非，纪别异同”，也不能入选；子“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同样不能选入。“辞”是子、史的支流，当然不能选。上述种种皆不符合“文”的标准。他所选的只是“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之作。“事”即事类，就是典故。“翰藻”兼指典故与譬喻。只有典故、譬喻用得合宜的文章，才能选进他的《文选》里。这种作品仿佛各种乐器，“并为人耳之娱”，又好像各种绣衣，“俱为悦目之玩”。这就是“文”不同于经、史、子及“辞”的地方。两者作用不同，性质自异。
昭明太子第一次提出了“文”的标准。后来梁元帝又说：“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就是说，只有用典故，有对偶，谐声调的抒情作品才符合“文”的标准。
明清两代的官吏选拔制度，以八股文作为考试的主要内容。
“股”即排偶。这种用于科举考试的特殊文体，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有严格的规定。
从内容看，作者必须代圣人立言，不仅专取《四书》《五经》命题，还要遵照一定的注疏。由于题目来源不同，八股文又分别称为《四书》文和《五经》文。在科举考试中，《四书》文比《五经》文更为重要。
从形式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每篇文章由破题、承题、起讲、起股、虚股、中股、后股、结束等部分组成。从起股到后股的四个部分，各有两股相互排比的文字，总共八股。八股文的名称即由此而来。
“八股有特色。一是命题作文。二是对上说话。三是全部代言。四是体式固定。就体式说，又可有四句。一语破的。二水分流。起承转合。抑扬顿挫。这四句中：一是断案。二是阴阳对偶。三是结构，也是程序。四是腔调，或说节奏，亦即文‘气’。”﹙金克木《说八股》﹚
作为科举考试的试卷文字，八股文始于明代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
明清之际顾炎武释道：“经义之文，流俗谓之八股，盖始于成化以后。股者，对偶之名也……每四股之中，一正一反，一虚一实，一浅一深。其两扇立格，则每扇之中各有四股，其次第之法，亦复如之。故今人相传，谓之八股。”（《日知录·试文格式》）
明代读书人，凡是参加科举考试的，无不会作八股文。其中作得最好的有三家：一是唐顺之﹙1507-1560﹚，毗陵﹙今江苏武进﹚人，嘉靖八年﹙1529﹚会试第一﹙会元﹚，年仅二十三岁；二是归有光﹙1506-1571﹚，江苏昆山人，三十岁中举人，八应会试皆落第，徙居嘉定县安亭镇﹙今属上海市﹚读书讲学，学生常数十百人。五十五岁始中进士，授长兴知县，后被荐为南京太仆寺丞，卒于任；三是王鏊﹙1450-1524﹚，吴县﹙今江苏苏州﹚人，以殿试第一﹙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官至户部尚书。为人博学多识，正直敢言，道德文章为时所重，尤以八股文最负盛名。
兹以王鏊所作一篇八股文为例，用来说明八股文的作法。这篇八股文题为“百姓足君孰与不足”。
“民既富于下，君自富于上。”这第一段叫做“破题”，就是用最简洁的两句话，说破题目的意义。
“盖君之富，藏于民者也。民既富矣，君岂有独贫之理哉！”这第二段叫做“承题”，就是再用两三句话承前旨，以申述题意。
“有若深言君民一体之意，以告哀公，盖谓公之加赋，以用之不足也。欲足其用，盍先足其民乎！”这一段叫“起讲”，用以说明该题目的来由，所以又叫“原起”。
上述三段都可用散文，以下四段就非要用排偶句不可了，因为这四段是全文的主体。
“诚能百亩而彻，恒存节用爱人之心；什一而征，不为厉民自用之计，则民力所出，不困于征求；民财所有，不尽于聚敛。闾阎之内，乃积乃仓，而所谓仰事俯育者无忧矣；田野之间，如茨如粱，而所谓养生送死者无憾矣。”
这第四段叫“起股”，又叫“提比”或“前比”，旨在说明“百姓足”的具体內容，算是一段序论。
“百姓既足，君何为而独贫乎？藏诸阊阎者，君皆得而有之，不必归之府库，而后为吾财也；蓄诸田野者，君皆得而有之，不必积之仓廪，而后为吾有也。取之无穷，何忧乎有求而不得；用之不竭，何患乎有事而无备？”
第五段叫“虚股”或“虚比”，是以两句疑问句作为语气之转折。
“牺牲粢盛，足以为祭祀之供；玉帛筐篚，足以资朝聘之费。借曰不足，百姓自有以给之也，其孰与不足乎？饔飧牢醴，足以供宾客之需；车马器械，足以备征伐之用，借曰不足，百姓自有以应之也，又孰与不足乎？”第六段叫“中股”或“中比”，从百姓足转述君孰与不足，这是全文的中心思想所在。
第七段叫“后股”或“后比”，是用具体的事例对前段的中心思想加以论证。“牺牲粢盛，足以为祭祀之供；玉帛筐篚，足以资朝聘之费。借曰不足，百姓自有以给之也，其孰与不足乎？饔飱牢醴，足以供宾客之需；车马器械，足以备征伐之用。借曰不足，百姓自有以应之也，又孰与不足乎？”
“吁！彻法之立，本以为民，而国用之不足，乃由于此，何必加赋以求富哉！”
最后一段叫“结束”或“大结”，是用几句散文将全文作一总结。
这种格式化的答卷形式符合中国古文常用的“起、承、转、结”的套路，从文章结构看，倒也顺理成章，简单明了。
八股文的字数亦有规定。如清顺治二年（1645年）规定，每篇限550字。康熙二十年（1681年）增至650字。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又增至700字，违者不予录取。
由于八股文是“命题作文”，所以文题在其格式中占有重要位置。明、清时八股文题有大、小题之分。所谓小题以《四书》一个字或一句话命题，如以《论语》“子之所慎齐战疾”一句中的“战”字为题目。所谓大题便是用几句话或一两章、节命题。例“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这个题目，就是取自《论语》一章的大题。
小题一般用于童试，限从《四书》中出题，内容不甚齐整；大题则用于乡试、会试，从《四书》《五经》中出题，题义通常完整明白。
由于八股文的题目都出自《四书》《五经》，故命题时间越长，试题重复的机率就越大，以致于考生可以通过摹仿科弟高中者的八股文，即程墨轻易获取科名。为防止考生蹈袭，考官往往挖空心思，故意出一些偏题怪题，增加了考生的负担，使考生穷于应付。有的考官出题更是随心所欲，以致考生难以下笔。
八股文命题走向险僻偏难的过程，最终导致科举考试走向穷途末路。
作为明请科举制度的一种考试文体，八股文随着科举制度的衰败而退出了历史舞台。但作为一种文体，八股文能使心思入细，理路清晰，并非无长处可言。八股文格律整肃、界划分明，理路分明、文辞繁富，会作八股之人鲜见文理杂乱者。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指出：“语言文章之工，合于逻辑者，无有逾于八股文者也。”
《儒林外史》第十一回写鲁编修训导女儿说：“八股文章若做的好，随你做甚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若是八股文章欠讲究，任你做出甚么来，都是野狐禅、邪魔外道！”
八股文本是“古体散文”与“骈体”、“辞赋”之合流，再融入“诗”、“词”的“丽语”，又沿袭戏曲的神情，可谓集众美兼众长，不失为一种独特稀有的文体。﹙参见徐一士《谈八股文》﹚
由于明清两朝都拿八股文来考核读书人，以便从中选拔和任用官吏，致使其成为读书人的进身之阶，故八股文有入仕的“敲门砖”一说。
作八股文是一种高难度的写作训练，不仅需要一定的文字功底，还需要相当的人文素养，毕竟代古人立言也。
这一点钱锺书说得很清楚：“八股古称‘代言’，盖揣摹古人口吻，设身处地，发为文章；以俳優之道，抉圣贤之心……及明太祖乃规定代古人语气之例。”﹙《谈艺录》﹚
所以，经过写作八股文的严格训练之后，再去作其它文体，就容易多了。
平心而论，八股文只是选拔官吏的一种标准化的考试文体。八股文易于评定优劣，不同的考官基本上能用一致的标准评阅试卷。
然而，为了选拔少数官吏，却诱使大多数读书人为求登科及第，绞尽脑汁，精心研习，竭尽心力，以至模仿盛行避忌甚多，于是陈陈相因，每况愈下，导致知识渐趋贫乏，思想日益僵化。这就无端虚耗了无数士人的光阴与心血。用清代冯桂芬的话来说，八股取士“意在败坏天下之人才，非欲造就天下之人才”。
郑观应曾这样比较中西取士之法：“泰西取士之法”，“无论一才一艺，总期实事求是”，而中国八股取士比泰西明显落后：“中国文士，专尚制义，即本国之风土人情、兵刑钱谷等事，亦非素习。功令所在，士之工于此者得第，不工于此者即不得第，虽豪杰之士，亦不得不以有用之心力，消磨于无用之时文。即使字字精工，句句纯熟，试问能以之乂安国家乎？不能也；能以之怀柔远人乎？不能也。一旦业成而仕，则又尽弃其所学。呜呼！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天下之无谓，至斯极矣。”﹙《盛世危言》﹚
清初徐灵贻曾辛辣嘲讽这种乱象道：“读书人，最不济。烂时文，醉如泥。国家本为求材计，谁知道变作了欺人技。”“辜负光阴，白白昏迷一世。就教他骗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气。”
钱钟书也在《谈艺录》引证前人几段评八股的文字，一段是：“古者学成而为进士，后世成进士，始可以为学。兢兢守四子一经之说，一切经史子集、兵农礼乐、天文律历象数诸书，相戒屏斥，以是为不利于科举。”
另一段是：“当明之初，以科目网罗天下之士，已而诸科皆罢，独以时文相尚，而进士一途，遂成积重不反之势。自其为诸生，于天人性命、礼乐制度、经史百家，茫焉不知为何事。”
作为中国独有的一种文体，八股文与汉字似有不解之缘。汉字是一种与众不同的文字，有象形会意，亦有偏旁。诗文中平行的两个句子相对，称为对偶。它的基本要求是句子结构相对，另外还有事类对、颜色对、数目对，以及正对、反对等讲究。如“红花”对“绿叶”，若用“黄叶”或“青枝”去对，就不合适了。因为“红花”与“绿叶”，不仅颜色对，字的平仄也正对，而且红绿两字都带偏旁“系”。
对联，和八股文也很接近。所谓对联，是根据汉字的字义、字形、词性与声韵等构成的一种对偶语句，也可以说是一种文字游戏。
对联，亦称“楹联”、“春联”、“联语”，俗称“对子”。相源于古代桃符﹙木板﹚，“以桃印，长六寸，方三寸，五色书文如法，以施门户，止恶气。”﹙《后汉书·仪礼志》﹚
相传始于五代后蜀主孟昶题桃符词：“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此后民间广泛流传春节贴对联的风俗。对联要求语言、声调、内容、形式都对称。
例如，清乾隆帝南巡驻跸通州（今北京）时，出了一上联：南通州 北通州 南北通州通南北。隨行的纪晓岚才思敏捷，对之以“东当铺 西当铺 东西当铺当东西”。下联“东西”对上联“南北”，东西为名词，南北为方位词。“东西”与“南北”相对，含一语双关之意，表面上泛指各种事物，暗中却隐藏着另一种意思。
又如，河南巩县唐代大诗人杜甫墓镌刻一副对联：
以忠爱为心 国步多艰 匡时句出惊风雨
为生民请命 痌瘝在抱 警世诗成泣鬼神
上联描写诗人爱国之志，下联表达诗人忧民之思。这副对联既是对杜甫诗作的精辟概括，也是对杜甫人格的高度评价。仰视这副对联，不由得使人联想其诗，追忆其人，具有强烈的感染力。
对联即对偶语句。写春联、贴对联是中国特有的民间习俗。从对偶到春联，再到律诗、骈文，中国文化已经从文字游戏步入文学殿堂。自韩愈提倡古文、反对骈文，形成新的古文传统之后，骈文似乎消声匿迹了。其实不然，八股文生于宋，少长于明，至清而大成，实现了散文骈体化，形成了一种比六朝骈文还要圆熟的文体。
“所以八股不但是集合古今骈散的菁华，凡是从汉字的特别性质演变出的一切微妙的游艺也都包括在内，所以我们说它是中国文化的结晶，实在是没有一丝一毫的虚假。”（周作人《论八股文》）
本文关键词：赋 铺采摛文，以铺采摛文为特征的汉赋，铺采摛文读音，采篇的意思，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什么意思。这就是关于《铺采摛文的意思是什么，以铺采摛文为特征的汉赋（骈文和八股文的历史）》的所有内容，希望对您能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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