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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李白认识杜甫吗
- 2、重温李白和杜甫的伟大相遇
1、李白认识杜甫吗
李白和杜甫相会在公元744年,李白被赐金放还离开长安,而在这个时间杜甫还在漫游天下。当时李白44岁,杜甫33岁。两人结伴在河南、山东一带漫游,为期不到两年。当时李白声名显赫,而杜甫的名声还不大。因此,从当时直到后来,杜甫都很仰慕李白,留下大量关于李白的诗句。高适也曾和两人一起漫游今开封一带。杜甫在自己的《遣怀》诗中记载的是:“忆与高李辈,论交入酒垆。两公壮藻思,得我色敷腴。气酣登吹台,怀古视平芜。”李白关于杜甫的诗可以确认的只有两首,一是《沙丘城下寄杜甫》,另一个是《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公元745
2、重温李白和杜甫的伟大相遇
42岁的李白迎来了命运的一次重大转折,公元742年秋天,一份来自当朝皇帝的诏书,让他再次走进长安。告别家人时,他写下一句诗:“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世人只知道李白是个惊才绝艳的诗人,却不知他自有他的政治抱负。年轻时,他曾到过长安。他是着去拜谒宰相、公主、求见高官,自谏经世之才,结果都未偿所愿。那次短暂的停留和挫败,并没有消磨掉他的傲气。李白对自己的才华深信不疑,“如逢渭水猎,犹可帝王诗”。多年间,他在大唐的土地上四处游历,但长安从来都是他心中无可替代的那座城。现在,他终于等来了那声召唤,这是李白一生中距离帝国最高权力最近的时刻,浪漫的诗人踌躇满志。也正是在这一年,唐玄宗李隆基做了一个决定,将年号从运行了近30年的“开元”改为“天宝”。
大唐的每一次聚会都离不开音乐和美酒,但真正的主角是诗歌,那是最适合大唐帝国的语言。在没有文字之前,民间就有了诗,先民们对自己生存情状的记录和吟唱变成了诗。世界上很多民族的历史都是从诗开始的,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经由孔子编撰,更是成为儒家思想的重要经典。而飞扬的精神孕育了飞扬的唐诗,写诗成为唐帝国风靡的时尚,众口相传、家喻户晓的诗句是最好用的社交名片。唐朝诗人群星闪耀,那些被后世不断提及与怀念的名字,正流传在帝国的大街小巷。诗人们以诗相交扬名立万,诗人之间的吟诵、欢饮常常通宵达旦,有人醉卧、有人醒来。梦中的佳句就这样飘然降落到人间。李白永远都是聚会的焦点,他散发着独特的气质。那是与大唐最契合的气质,洒脱豁达,天性流露。朋友们都喜欢他,他似乎就是那个手可摘星辰的天上人。只是除了举杯邀明月,李白还有更大的志向。寻求精神自由的同时,他也试图在政治上一鸣惊人,这是他矢志不移的两大追求。诗意折射人心,人心映射时代。李白的性格恰好承接了盛唐的两面,浪漫与进取。
生逢开元盛世,是李白的幸运。他的少年和青年时期,正好遇上了大唐帝国的鼎盛年华。而他,几乎就是开元时代的化身。始于公元618年的唐朝,经百余年积累,历经太宗李世民的贞观之治到玄宗一代,一切都达到了巅峰,街市繁荣,乡野殷实,人口从唐初的200余万户增长到了约900万户,国力空前强盛,整个社会从上到下弥漫着一种安乐祥和。这一切源自唐出的一系列制度建设。经完善后的三省六部制确立了新的组织结构,既有互相制约的权力设置,又强化了皇权的力量。沿袭于西魏的府兵制被继续启用,成为国家安全的军事保障。科举制度在唐朝最终成熟,源源不断地为治国安邦输送人才。唐朝的政治制度全面积淀了自秦汉以来中国古代的制度优势,有这个强大的基石支撑,唐帝国昂扬向上,一路生平。
接替开元的天宝元年,聚立国已有124年了,大唐的盛宴还在继续,这个生机勃勃的国家依然那么动人,自信与从容遍布在寻常巷陌。初唐诗人王勃的名篇滕王阁序中即写到“物华天宝”,意思是指各种珍美的宝物。相对于带有开创之意的“开元”,“天宝”或许更符合唐玄宗此时的心境,他正在进入人生的晚年,该打的仗已经打过,该走的路已经走过,是时候安享太平了。他对自己的国家甚为满意,他希望自己治下的这个伟大时代能和那些不朽的诗篇一起被永久传颂。于是,唐玄宗想起了那个久负盛名的天才诗人李白。在大唐的万千气象中,诗歌是那个流芳百世的精魂,在大堂的无数诗人中,李白是一面万众瞩目的旗帜。
就在李白兴冲冲准备奔赴长安时,在东都洛阳而立之年的诗人杜甫刚刚完成了人生的一件大事,他成家了。杜甫生于书香之家祖父官至修文馆直学士,在诗歌创作上成就卓越,是初唐“文章四友”之一。因为母亲早逝,父亲常年在外为官,杜甫幼年时就被送到洛阳的姑母家寄住。杜甫为自己设定的目标是像父辈那样求取功名。他也一直沿着这个轨道前行。24岁那年,他参加了一次进士科考试,结果不中。但他并不灰心,独自一人登上泰山,那是儒家的精神圣地。先师孔子曾发出登泰山而小天下的慨叹,杜甫则以一首体式雄浑的《望月》在诗坛以气鼓峥嵘的姿态登场。他期待着有一天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但现实永远在考验每个人的理想。杜甫的时间年轮上,一直接连不断地布满哀伤。父亲和姑母先后撒手人寰,家境日渐衰落。杜甫本来就不爱交集,现在,他只能越加发奋的读书,等待下一次科举考试。除了埋头苦读,他也时常约人一起演习礼仪。如果来日有机会进入庙堂,他一定会行出最标准的大礼。有时候,他觉得时间过得太快,他快要等不起了,有时候又觉得太慢,属于他的机会、支持迟迟不肯降临。更多时候,寂寞让时间仿佛停止。就在焦灼和平静的交替中,他和唐帝国一起度过了开元年号的最后时光。
独自一人的时候,杜甫会想起自己的心底始终还有一个向往。成为李白那样潇洒风流的人物。一边访名山大川,一边写诗郊游,“醒时相交欢,醉后各分散”。杜甫还没有见过比自己年长11岁的李白,但他熟悉李白那些奔放飘逸的诗句,那些仿佛来自天际的带着仙气的诗句。不过,这位诗坛的后起之秀明白自己有比写诗更重要的责任要完成,科举初试是唯一的途径。安静的日子容易让人产生错觉,以为时间永远不会结束。历史就这样缓缓走进了公元742年天宝元年,无论对于李白还是杜甫这一年,都显得意味深长。
从气宇轩昂走进长安,到意兴阑珊地离开。诗人的天真在一年多时间里就被现实政治基得粉碎。李白受到唐玄宗的嘉奖,并被赐予官职,但却是毫无实际权力的翰林学士。那是一种技术官,也就是拥有某种技艺或术数的官吏,职责是陪侍皇帝游赏。李白突然意识到,在皇帝眼里,他和那些占星卜卦之徒并无二致,兼济天下的理想成了笑谈。无比失望的诗人恢复了呼朋唤友、豪饮欢歌的本性。虽然皇帝带他足够宽容,但奢靡禁锢的宫廷终究不是李白想要的生活,而他放荡不羁的行为也无法兼容于权贵。终于有一天,李白递上辞呈,皇帝批准了他的请求,并赐金放还。性格决定命运,李白的命运,其实一早就有他的天性注定了。
在洛阳,杜甫终于见到了偶像李白。长安失去了李白,却成全了一次千载难逢的相遇。公元744年,由此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个值得纪念的年份。
这时候的李白,仕途受挫,无限风光烟消云散。这时候的杜甫,前途未卜,郁郁多年仍不得知。这样的两个人,在这样的时刻见面了。奇妙的缘分和惺惺相惜的才情让他们很快相熟。后来,高适如约而来,三人一起登高怀古,寻幽访胜,甚至骑马打猎。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那一年的春天和秋天,他们写诗、畅饮、幽思和欢欲都无比纯粹。诗人总是格外敏感的,在小天地里纵情时,他们也感知到了大唐帝国的变化。就在李、杜二人相见的这一年,唐玄宗将纪元方式从“年”改为“载”。天宝三年变成了天宝三载。以年纪元是从周朝开始的,在那以前,夏曰岁,商曰祀,唐、虞曰载。或许唐玄宗认为自己缔造的政清人和,可与上古贤君尧舜比肩。对杜甫来说,和李白的欢聚是快乐而难忘的,虽然他仍旧带着一些谦卑。两年时间里,他们见了三次。李白带着杜甫寻仙人、找仙草、炼仙丹。因为遇见李白,苦闷的杜甫抬头看了看天。
在开元盛世度过人生的盛年,幸运的李白也是不幸的,他将在人生的下半场不断遥望那段无法重现的华彩。归于山野未尝不是件幸事,但即便是不愿摧眉折腰事权贵的李白,依然会有东风吹梦到长安的眷恋。进则儒,退则道,一直是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两重选择。唐朝风气开化,儒释道三教并列,承继本土思想之源的儒和道是两股不同方向的激流。做一个儒者,入世建功。还是追随道家出世,追求个人自由,每个人都将主动或被动的做出选择。某种意义上,是时代的急流冲击着、塑造着个性截然不同的诗人,而他们也将赋予这个时代截然不同的气质。杜甫理解李白痛饮狂歌空度日的背后,飞扬跋扈为谁雄的痛苦,谁不想青史留名呢?他知道无论如何自己都需要奋力一搏。
天宝五载,35岁的杜甫启程前往长安。他满怀信心而来,却再次年的考试中遭遇了一场意外的阴谋。那一年,唐玄宗发布诏书,号召天下士人,有一技之长的都到京师就选。天赐良机,杜甫志在必得,他已为此准备了数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诗文才学夜已经进,甚至生出了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执念,但他还是落败了。不止杜甫,这次参加招贤考试的人全部都落败了。为确保自身权利无逾,身为监考官的宰相暗中操纵了全过程。呈报结果时,他甚至上表祝贺皇帝说这是野无遗贤。意思是因为皇帝治国有方,所以有才能的人早就被选上来了,民间再没有能人。这已经不是那个广纳天下贤才的大唐了,不仅仅是人才选拔制度在动摇,及至天宝年间,维系大唐百余年安稳与发展的根本性制度都在动摇,大唐帝国的生命力正在衰退。但杜府还不想离开长安,他仍抱有幻想。这令他饱受煎熬,一边是生计无着,几度轮于饥寒交迫的境地,一边是不得不奔走求告于达官贵人的屈辱。希望与沮丧渐渐都变得毫无新意,疲惫而窘迫的杜甫,在长安度过了匆匆数年。
熬到天宝十载,事情似乎有了转机。皇帝打算举行祭祀盛典,杜甫接连献上三大礼赋,受到赏识,进入了等候分配官职的行列,结果一等就又是四年。面对长时间的困顿,44岁的杜甫不得不妥协,接受了一个芝麻小官。主要职责是看守兵甲器杖,管理门禁钥匙。蹉跎落寞中,杜甫偶尔会忆起和李白的相聚,他记得那些高天流云、大江大河、世外道仙。但此时的杜甫已从头到脚都浸泡在苦难之中,而无数个体生命的悲剧,只是更大的危机的预言。
天宝14载冬,公元755年12月16日,安史之乱爆发。这是一个刺骨寒冷的夜晚,兼任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携部下史思明,以奉密诏讨伐当朝宰相杨国忠为明,从河北起兵反叛。八品小吏杜甫刚刚上任一个多月,惊天之变,猝不及防,叛乱如晴天霹雳一般震撼了太平已久的大唐帝国。安禄山的部队一路南下,势如破竹。拱卫长安的最后一道屏障潼关半年后失守。72岁的唐玄宗带着几千禁军,携家眷亲信,在夜色中逃离长安。如此强大的帝国几乎瞬间崩塌,叛乱者安禄山恰恰是皇帝一手提拔、重用、宠信之人。
经过几代人高歌猛进的开拓,唐帝国的国境极为辽阔。为了加强对边疆的控制,唐玄宗在边地设了十个军镇,由九个节度使和一个经略使管理。节是当时的一种全权印印信,受此印信者,可全权调度辖地的人口、土地、兵甲、税赋。节度使由皇帝指派任命,权力极大,雄踞一方,称为藩镇。玄宗逐渐着用五人为节度使,实际形成了军人割据,尾大不掉,终成皇权大患。安禄山的势力和野心最终刺破了绚烂盛景的气泡,帝国潜在已久的危险以最激烈的方式席卷了所有人。长安再不是那座流光溢彩的都城。
贵妃杨玉环被突然推上一条奔赴黄泉的不归路,道路尽头,就将天人两隔。兵变发生在皇帝一行向西逃亡的第三天,护卫的禁军在马嵬坡止步不前,矛头直指杨氏一族。宰相杨国忠被杀,但这还是无法平息官兵的愤怒,他们要求杨国忠的妹妹杨贵妃同罪。唐玄宗需要做出抉择,安史之乱的源头,归根到底是治国者之失,但此刻,他如同坐在一个被点燃的火药桶上,性命攸关。威名一世的唐玄宗放弃了他的爱人,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杨贵妃,即将走完一生的最后几步。当年李白曾为他写下“云想衣裳花想容”的诗句,她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的结局会是这样的。这原本是多么美妙的光景啊,江山无限,情爱无限。但她却要带着巨大的震惊和无奈永远离去,她根本没有任何机会辩解和后悔。一转身,就是一个时代的一去不返。
帝国没有了方向,举国观望之际,北方突然传来消息,太子李亨在灵武登基称帝,是为唐肃宗。听闻此讯,正在流亡中的杜甫即刻北上,却在途中被叛军俘获,押回长安。岁月不知人间有变,又一个春天如常到来,沦陷的长安城凋敝零落,死寂一般,杜甫百感交集。目睹繁华转身后的血腥与黑暗,诗人杜甫的悲伤开始超越个人的凄楚命运,覆盖到大唐惊变的芸芸众生。诗不再只是闲情雅兴的抒发,他成了历史的记录。新帝即位,太上皇李隆基事先并不知晓,也无人知晓,大唐就这样悄无声息地画上了一个休止符。中国历史的一次巨大转折,在兵荒马乱中仓促上演。
侥幸逃出长安后,杜甫做的第一件事,是直奔新帝唐肃宗的凤翔大本营。这可能是老实厚道的书生杜甫一生中最疯狂的举动,虽然自身难保,但只要有机会,他仍想报效国家。唐肃宗被这份忠义感动,赐予他“左拾遗”一职,这是皇帝身边的谏官,官阶很低,却是杜甫做过的最大的官。然而,乱局之下,政治生活远非想象中那样秩序分明。这位杜拾遗很快陷入官场纷争,险些被定罪杀头。杜甫为之努力了近乎一生的初始报国梦,和所有人曾以为永不落幕的大唐盛宴一起结束了。但杜府并没有放弃内心之道,危难中舍生取义的道德人格,以天下苍生为己任的使命感,是儒家精神的根骨。即便因言获罪,即便一再被贬,杜甫做了自己认为必须要做的事,千秋万岁名,不过是寂寞身后事,只有坚守心中的理想,才是儒者的乘胜之道。千年以来,政治时有腐败,财富时有困竭,武力时有崩溃,家国时有灾难,但只要维持大道的人在中国的历史命脉就不会断,杜甫就是这样的人!
仗一打就是数年,各路势力纷纷卷入,战火不断蔓延。杜甫从长安城里一个勉强度日的小吏,变成了朝不保夕的地方贬官,一叶飘萍,无处皈依。昔日繁花似锦的大唐已是哀鸿遍野。几乎整个黄河中下游,人烟断绝,千里萧条。玄宗时期,府兵制被改为募兵制,军队招募专事作战的职业军人,过惯了安定和平日子的中原人很少入伍,军队的实际控制逐渐旁落。战乱爆发后,唐军和叛军的战斗反复焦灼。公元759年,两军在河北邺城一带展开激烈的攻防大战,唐军一度全线崩溃,为补充兵力,官府疯狂的在各地抽丁抓人,裹挟在逃难人群中的杜甫由洛阳,途经新安、石壕、潼关等地,晓行夜宿。一路上,他看到了太多生死别离、艰难民生,铺天盖地的灾难面前,他忠实地记录下眼前所见,没有虚构,没有矫史,也没有煽情。后人用“三吏”“三别”概括杜甫写下的这些长篇叙事诗,他让普通人的生活和情感成为诗的主角,将史写成了诗,每一句诗都如同一柄利刃,刺痛人心。他们是杜甫创作历程上的丰碑,也是历史深处永远的伤痛。据粗略统计,这场历时七年多的叛乱中。约有3000万人流离失所,死于战乱或饥荒。这是一场自上而下的全面深重的震荡,无人幸免。安禄山死于儿子之手,他的儿子又被史思明杀死,而后史思明也被自己的儿子所杀。
公元763年春,唐军终于打赢了。太上皇李隆基和唐肃宗都没能看到这个结局,他们在前一年的五月先后离世。在唐朝前后接近300年的历史中,安史之乱发生的时间只在中期,但它从根本上动摇了帝国的上层结构,中央集权削弱,藩镇之祸未除,民生不安,边境不稳。此后150年的大唐,风流云散再难中兴。就如杜甫所写的,“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下一个落脚点在哪里?杜甫自己也不知道,他已经习惯了辗转漂泊。有时向着村野走,有时沿着山路走,有时顺着水流走。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就像春秋时期周游列国的孔子,朝行青泥上,暮在青泥中。杜甫也在慢慢羁旅中一步步走向自己的内心.他一路流亡,曲道关陇,进入川蜀之地。乱世中,他抛弃了身上卑微的官职,复归为一介平民。
年过半百的杜甫几乎一无所有,除了诗歌,生命一样的诗歌。尽管“我生苦飘零,索利有嗟叹”,但在诗歌中,他从来都不只为自己的命运叹惋。遭遇幼子饿死的刻骨之痛时,他为天下苍生发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不平之声;茅屋在风雨中飘摇时,他祈愿“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他尝遍了社会底层的酸辛疾苦,他的目光无法不在低处徘徊,因为他本就是“天地一沙鸥”。杜甫经历了彻底的失去,也完成了彻底的重建。他自称“儒”、“老儒”甚至“腐儒”。他以写诗来完成儒家立言的使命。诗歌中流露着仁爱,呼唤着仁政。后人称杜甫为诗圣,而成为圣贤,正是儒家的最高理想。
安史之乱是唐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历史一个显见的拐点,这也是一个文化的转折点。诗人们开始超越一己之穷达,把忧家、忧己和忧国忧民融为一体,在恣肆的激情中注入理性的思考。家国情怀和人本思想,从此成为中国历史下半段进程的重要线索。在人生最后一首诗作中,儒者杜甫回忆了颠沛流离的一生,他的心依然牵挂着苦难中的家和国:“轩辕休制律,虞舜罢弹琴。尚错雄鸣管,犹伤半死心。圣贤名古邈,羁旅病年侵。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葛洪尸定解,许靖力还任。家事丹砂诀。无成涕作霖。”
在成都草堂居住的五年,是杜甫最后一段安定的生活。等到草堂也住不了了,他就沿着长江一边漂流一边借地短居。行至夔州时,杜甫看到一个叫李十二娘的人在舞剑,动人的身姿和娴熟的舞技让他想起了一个人,他问李十二娘师傅是谁,对方告诉他是公孙大娘。听到这个名字已是老翁的杜甫激动难抑。六岁那年,他曾亲眼看到公孙大娘的剑舞,那绝世风采如同巨星一般照亮过他年少的心灵。时隔50余年,杜甫仍清晰记得那场穿越了时光的演出,连同往昔的锦绣、蓬勃、痛楚和执念。那是他对青春和盛唐的记忆。而今回首只见“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公元770年59岁的杜甫在湖南一条小船上走完了一生。人生如寄,但斯人不朽。
杜甫一直挂怀的朋友李白,同样没有躲过安史之乱,但他竭尽全力撑住了跌宕起伏的一生。在经历种种艰险阻碍后,依然乐观地写道:“轻舟已过万重山”。对于李白,人生或许不过是一场宿醉,后人称李白为诗仙。所有仰望他的人都知道,他就是千古唯一的那个“谪仙人”。杜甫没有成为李白,他活出了另一种伟大的人生。李白如从天上而来,飞流直下,杜甫如在大地上生长,厚重深沉,无论少了哪一个,大唐的天空都将黯然失色。2000多年前,孔子与老子一儒一道,开启了中国思想的源头。李杜二人一仙一圣,世人仿佛再次见到同样的光彩。他们承继了中国此前1000年的思想和精神相互照耀,也照耀着中国。
李白辞世50年后,他的诗歌和诗名依旧在四处传颂。在长江南岸的宣歙方镇,一位姓范的地方长官和大唐的无数文人一样,视李白为偶像。数年寻访后,他意外的在自己管辖的当涂县境内找到了李白的墓地。墓木已拱,他即刻下令,严禁在周围谯采和放牧,他要让这位诗人安心归仙。又是数年过去,李白的后人找到了,范长官不禁心潮奔涌。他猜想,或许终能有幸一睹李白船下的盛世风采了。来到面前的是两个中年农妇,他们是李白次子伯禽的女儿,衣衫素净,形容檏野,各自嫁给了普通农民为妻。感慨之余,范长官希望帮助他们改为士族身份,却被两人一再婉拒。他们说,早已习惯了山野生活,贸然成为士族,怕会辱没了爷爷的名声。范长官不好勉强,能做的也只是给他们免除了当年的徭役,以表达对李白的敬意。目送二人离去,他唏嘘不已。目之所见与心中所望全然不同,恍惚的瞬间,他凛然一惊,突然想到,春秋流逝,眼前的大唐还是那个大唐吗?
历史将演变出更加复杂的下一个时代。盛唐过去了,但盛唐的精神不灭,它不仅是在盛世之中的昂扬与激越,更重要的是在乱世之中对社会理想的坚持和守护。大唐永远是中国人思念的心灵故乡!
本文提取自凤凰视频节目“皇牌大放送”2022年4月13日的视频《惊变:重温李白和杜甫的伟大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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