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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为什么说鲁编修是八股迷的典型
- 2、聚焦科举之外，《儒林外史》如何借旁观者旁敲侧击、指桑骂槐？
1、为什么说鲁编修是八股迷的典型
鲁编修已经达到了科举考试的最高等级，实现了其人生的最高理想。但作者写他却是从他在京城清苦的实在混不下去的返乡途中开始的。他出场后的开场白是：“做穷翰林的人，只望着几回差使。现今肥美的差，都被别人钻谋去了。白白坐在京城，赔钱度日，况且弟年将五十，又无子息，只有一个小女孩不曾许字人家，思量不如告假反舍，料理些家物，再作道理。”作者以如此寒酸之笔来写这位“成功者”，其话外音显然是说，以整个的个人尊严和物质生活享受为代价换来的翰林编修之职，除了徒有虚名之外，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鲁编修认为：“八股文章若做的好，随你做什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若是八股文章欠讲究，任你做出什么来都是野狐禅，邪魔歪道。”
2、聚焦科举之外，《儒林外史》如何借旁观者旁敲侧击、指桑骂槐？
若是时间回溯到200多年前的清朝，在那时，同样作为国家选拔人才的考试，科举中的局外人形象又有哪些呢？都说艺术来源于生活，今天我们就借着吴敬梓所作的小说——《儒林外史》来聊聊这个话题。
科场之"上"的文臣武将
蘧祐官任南昌府太守，在任期间讼简刑清，百姓安居乐业，可见其才能卓越。但蘧祐本人并非汲汲于权势之人，常言"宦海风波，实难久恋"。卸任后本应荣归故里的他，在面对子孙的亡故时，甚至说出"只怕还是做官的报应"这样一番话，可见作者借蘧祐之口表达了对官员的反面态度。
在批判官场昏暗的同时，作者还是在黑暗中留下了点点星火，塑造了礼贤下士、不屈于权势的李本瑛，刚正不阿、洁身自好的向鼎等正面官员形象。
说起文官中的反面形象自然少不了作者笔下的"鲁编修"。作者对其反面形象的刻画主要集中在鲁编修对八股入仕这种僵化体制的由衷认同上。他将八股文上升到人生标准，认为只要学成八股，人生其余之事皆不在话下。持有如此可悲可叹的理念之人，下场自然同样令人唏嘘，鲁编修最后在得到升迁任命时突发疾病死去。
汤奏是典型的忠臣良将，有勇有谋、思虑周全，虽是武将却喜爱同文人雅士交好，吟诗抚琴无一不通。萧云先乃名门之后，身怀治国安邦之才，心有匡时济世之志。他身先士卒、屡建奇功，可谓是少年英雄。
在清初重文轻武的政治环境下，汤奏、萧云先并没有得到好结局。有保境息民之功的汤奏以"率意轻进、靡费钱粮"的理由被连降三级，政绩卓越的萧云先被诬告"任意靡费钱财"，不仅背负了罪名，而且沦落到倾家荡产的地步。
出类拔萃的人才不得重用，平庸无能之人却身居高位，在对人物的描写中作者也显露出对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官场的厌恶和惆怅之情。
科场之"外"的名人雅士
《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最钟爱的角色莫过于这些名人雅士了。他们才华横溢，有身居庙堂之才，却躬耕乐道，避世绝俗。杜少卿，生于钟鸣鼎食的书香世家，却离经叛道逃避科考，家产散尽后以卖字画为生。在如此困苦的情况下仍能自得其乐。庄绍光，身居乡野但有经国之才，面对权势不卑不亢，后因谗言被遣送还乡，自此纵情于山水之间怡然自得。
最后再来说说迟衡山，他既不似杜少卿的潇洒不羁，也不像庄绍光般平和豁达，他的形象是刚强正直的。小说第四十四回，迟衡山义正言辞地斥责了那些假借风水之名，行肮脏市侩之事的小人行径，所说言语可谓是醒聩震聋。
这些贤人志士内心赤诚、言行一致的品性是作者心中的理想人格，更是作者对儒林中人的期望。
科场之"下"的市井众生
科场之下的市井小民在吴敬梓笔下也颇具看头。他们中有无心科考但天文地理无一不通的王冕，书法极佳且率性而为、不畏权势的季暇年，棋艺高超而无半分自满的王太，安贫乐道、自在逍遥的裁缝荆元，身卑位贱但仗义执言的鲍文卿，忠心为主、恪尽职守的娄焕文……
他们生来无万贯家财，不求富贵名利，虽无兼济天下的豪情，但这一生也算得上自在圆满。这些人的存在为我们展现了仕途之外别具一格的人生风景。
市井众生有好有坏才算真实。谈到市井小人自然少不了《儒林外史》中的胡屠户。范进中举之前，胡屠户对其言语讥讽、气焰嚣张。得知范进中举立马卑躬屈膝，毕恭毕敬。前倨后恭的态度将其势利的嘴脸袒露无疑。
比恶俗浅薄的势利小人更惹人厌恶的是那些阴险毒辣的恶人。
《儒林外史》中潘三不仅谋人钱财，还害人性命，拐卖人口，在科考中甚至敢徇私舞弊。为人作恶多端，为祸一方，算得上是作恶的集大成者。作者通过对这样一个恶人入木三分的描写，使得这市井众生更显真实，人物形象更加全面。
朝廷重文轻武、文字狱的频繁发生、小市民阶层的扩大等社会现状以及作者自身的际遇是科场外旁观者形象形成的主要原因。
吴敬梓一生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儒林外史》中人物形象的创作很大程度上受到康乾盛世时期重文轻武的政治环境影响。清朝统治者是在马背上打下的天下，他们十分注重对武装力量的控制。为了不使大权旁落，清朝"抑武"现象非常严重，武将的权力基本被架空，没有实权。
再加上满人对汉人十分不信任，虽然统治者大力宣扬"满汉一家"的思想，但朝廷在官员的选拔上还是表现出了排挤汉人的倾向。这两点就使得汉人武将在朝堂上举步维艰，不得重用。小说中汤奏、萧云仙等武将就处在这种困难境地中。
既然"抑武"表现的那么明显，那么清朝统治者为了笼络人心，必然要采取"重文"措施。清代恢复了八股取士的制度，鼓励汉人科考，以消除他们对清朝的仇视。
但八股文空有形式，内容僵化无物，将其用以选拔，根本无法筛选出有才之人。社会上一些有志之士均表达出对八股取士制度的鄙夷，吴敬梓也是其中一员，对鲁编修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就表现出他对八股文的厌恶。
康雍乾三朝中文有发生，到乾隆时期达到顶峰。上位者极尽捕风捉影之能事，对发表贬低清政府言论的文人严厉苛责，文人被斩首、诛连之事时有发生。朝野上下纷纷噤若寒蝉，不敢议论政事。
吴敬梓借小说中塑造的市井小民、文人雅士之口含蓄表达了对统治者文化政策的不满。比如说文字狱重点打击的是江浙一带，小说中主要描写的文人也生活在这一带。蘧公孙由于私藏《高靑邱文集》而遭难，这又与康雍乾三朝爆发的文字狱不约而合。
随着生产的发达，清代传统的小农经济逐渐被商品经济所取代，人们纷纷从农耕生活中走出，去大城市经商。城镇越来越繁华，小市民阶层日益扩大。生活是艺术诞生的土壤，《儒林外史》中人物形象的丰满便得益于吴敬梓对生活的细心观察。
他周围的各色市井小民全都在他的笔下成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书中人，如前倨后恭的胡屠夫、真诚仗义的潘保正、仗势欺人的潘三等等。正是这些有血有肉的人物让小说变得更加真实。
作品是作者人格思想的外化表达，吴敬梓能创作出《儒林外史》这样流传千古的作品必定与其平生境遇有关。吴敬梓出身科举世家，在儒家思想的浸润下长大，"仁"字不仅根植在其思想之中，而且也流露在他的笔端。
作者笔下的儒士王冕推行"以仁义服人"的治国之法；虞育德虽然自身囊中羞涩，却愿意将自己将近一半的家财拿来救济别人；杜少卿衣不解带地照顾年迈的管家，乐善好施，见人有难则慷慨解囊。这些人身上都体现了"仁"，他们的存在衬托出官场的污秽不堪，也彰显了作者对儒家思想的推崇。
科场旁观者形象的文学含义
在内容上，小说以科举为中心展开，但科举离不开社会环境，科考之外的人便是对书中形象的补充，强化小说的真实性。如杜少卿、庄绍光这类儒士形象，他们远离庙堂，洁身自爱，与科考士子共同组成了"士"这个群体。如此一来既丰富了书中读书人的形象，又不至于喧宾夺主。
小说中对旁观者形象的描绘还扩展了故事的叙事范围。小说中不仅有达官贵要，清流名士，还有市井小民，蝇营狗苟之人。所以我们不仅看到了大腹便便、追逐名利的王惠，刚正不阿的迟衡山，还看到了前倨后恭的胡屠户，横行霸道的潘三。
在结构上，全书五十回中出现了大量文人形象，如果仅侧重于描绘科举士人，难免会使小说结构失衡，所以就需要一些旁观者来平衡文章架构。例如第十八回用了大量篇幅描写科场，第十九回就将镜头转到了恶霸潘三这个市井人物的身上。
作者通过对不同形象的描写，淡化了小说中尖锐的讽刺意味，增强了小说的层次感。这种描写手法既烘托了科场士子形象，又增加了小说的艺术魅力，在结构上达到了平衡。
结语
《儒林外史》凭借其非凡的艺术成就在我国古典文学史中占据着极高的地位。小说以八股取士为主要背景，在自身经历的影响下，作者塑造了各色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通过吴敬梓笔下这些栩栩如生的人物，污秽昏暗的官场跃然纸上。
就其人物塑造而言，科场的旁观者形象不仅丰富了小说内容，平衡了小说结构，更是为后世的创作留下了宝贵的文学财富，晚清甚至民国的一些小说中仍能看到《儒林外史》中人物形象的影子。
这些"局外人"虽说不是小说的主体，但在文学价值上，并不逊色于书中那些科考士人，对其深入研究不仅有助于对《儒林外史》文学造诣的发掘，还为清朝的经济、政治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文学素材。
参考文献
《儒林外史》
《明清小说人物群像的塑造方法》
《从<儒林外史>人物形象看吴敬梓的社会理想》
《明清世情小说雅俗流变及地域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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