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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有哪些独立与官方的民间智库】，中国真正成为独立自主的国家，今天小编给您分享一下，如果对您有所帮助别忘了关注本站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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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中国有哪些独立与官方的民间智库
- 2、绝大多数智库，做不到我们这样
1、中国有哪些独立与官方的民间智库
智库是由智者组织成的、通过研究和交流以及宣贯方式影响公共政策的制订或公众的思想的机构。根据智库的创建机构与创建资金来源、运作资金的不同，智库可以分为三类：官方智库、半官方智库、民间智库三类。官方智库是由政府创建的智业机构，如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等机构。官方智库由政府以财政方式提供启动资金并由财政拨款作为主要运作经费，接受政府指令性研究课题和宣贯任务。
官方智库的特点是均列入事业单位编制，有些官方智库管理层人员还具有公务员身份，有行政级别，如中国科学院设有局、处等机关。这种官方智库没有独立地位，成为政府的附庸，不能完全保证研究报告的客观性，资源使用效率也比较低。但优点是研究经费充足，能够聚集数量较多的专家，能够开展大型研究课题。半官方智库是由政府控制的机构如高等院校、社会团体、人民团体等创建的智业机构，如各大学设立的学会和研究会、共青团和妇联以及工会等下属的研究机构、社会科学联合会下属的研究机构等。
2、绝大多数智库，做不到我们这样
编者按：近些年中国已经注意到智库建设的重要性，并且开始打造“智库国家队”。但现实情况却差强人意，尤其人们对于中国智库能否保证其独立性上一直持怀疑态度。那么在中国的大环境下，中国智库面临着怎样的环境和发展困难，又该如何进一步发展。就此相关话题，国际知名媒体采访专访了中国民间智库安邦智库的创始人、董事长、首席研究员陈功。
安邦智库是国内现存的最早“从事宏观经济与战略决策研究”的独立民间智库，能否从安邦智库的历史谈谈您对中国“民间智库”以及与此相对应的中国“官方智库”的理解。
陈功：中国当前处在一个智库大爆发的时代，各类智库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这种情况的出现与两大背景有关：
一是中国国际国内发展的需要。作为有近14亿人口、经济规模全球第二的国家，在国内要解决发展问题，在国际要解决认同问题，需要智库的研究和谋划。
二是中央对发展智库的要求和支持。发展智库已写入中央文件，再加上国家巨额的资源投入，众多智库应运而生实属必然。
诞生于1993年的安邦智库是中国一家战略型跨国独立智库，创建于1993年，到现在已经有26年历史。26年的时间是几代人的时间，说法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就很多了，“民间智库”的说法只是其中之一，我们自己更在乎的是“独立智库”这四个字，这是我们自己的说法。
目前我们在北京、上海、杭州、深圳、重庆、成都、长春、乌鲁木齐、马来西亚等多地拥有分支机构。作为一家战略型的民间跨国独立智库，安邦智库拥有数千家政府和企业客户，安邦智库的研究业务覆盖了六大领域：宏观经济研究、产业经济研究、公共政策研究、城市问题研究、国际关系研究、新疆及中亚研究等。
安邦智库的研究特点是以信息分析为基础，以大规模复杂知识为系统，进行可持续的跟踪研究。我们的很多重大的战略观点都是建立在这一研究基础上的。
安邦智库的成功，还得益于坚持走市场化的道路，最终成功地利用市场营销取得营业收入，同时，还用自己的收入确保了研究的独立性，财务的独立和方法的成熟，在近26年的时间里，为安邦智库赢得了社会的尊敬和政府的支持。
但是，我们也能看到，中国今天还有很多民间智库，其发展还处在很初级的阶段。这类智库大致可分为几种情况：
第一类机构由于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原因，其发展受到抑制，对公共问题的研究也多以思想、理念宣扬为主，虽然有独立性，但还处于“争取理念空间”阶段，现实性和建设性不强。
第二类机构以规范的咨询公司和研究公司形态出现，在其服务领域中涉及公共政策，它们具有独立性，也有一定的研究水平，但在获得研究课题和资源方面往往受到歧视，难以与官方机构竞争。由于要为生计考虑，这类机构往往饥不择食，难以专注于公共政策研究。
第三类机构是各大学、研究院所的相关研究机构。它们虽然比官方研究机构有较多的独立性，但研究资源本质上还是间接来自政府，研究的独立性也存在问题。近年由于“拉课题”的压力，它们的研究水平有下降的趋势。
与民间智库形成对照的是官方智库，但问题是官方智库的独立性是个大问题，在我们看来，中国在公共政策研究领域最需要做的，不是由政府投入资源去成立一家家豪华的官方智库机构，而是要放开“市场”，鼓励民间机构去建立和发展独立的智库。
首先是要允许民间资金和民间机构进入这个领域，其次是要打破官方智库机构对政府咨询业务的垄断，第三是官方资源也应该一视同仁地公开投向民间咨询机构。
一个经济上逐渐崛起的中国，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国际大形势，中国自身发展也面临前所未有的调整。这样的历史背景前所未有地向中国提出了需求：中国需要大力发展自己的智库，需要以更宽松、包容、支持的心态来鼓励民间对公共政策决策的参与。
这几年智库这一词忽然就火了起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在打造“智库国家队”。以您多年从业智库的经验，以目前的发展来看，中国智库的发展存在哪些问题？
陈功：评价智库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一个国家的智库业究竟能够为国家利益做什么贡献？能够像安邦智库那样对中美贸易战做早期预警吗？
毋庸置疑，中国当前的智库发展存在不少问题，比如，国内智库的构成基本以体制内为主，具有强烈的体制内色彩，所谓的“智库国家队”并非是专业队；民间智库发展不够，决策的独立性严重不足，很少有能够像安邦智库一样对中美贸易战做早期预警的；
研究资源的投入和流向大多集中在体制内机构，加剧了智库机构的单一化；国内智库的研究水平不高，在上下两个层次--战略前瞻与接地气方面都存在不足，有效支持决策的能力不足；号称智库的机构数量很多，但水平良莠不齐，“虚胖”的问题趋于严重。
中国智库自身的评价体系、公信力等问题，也严重影响了中国智库的发展。在国际舞台上，中国智库鲜有显著成就。议程设置能力与话语权弱小，在一系列重大事件中与西方智库交锋，长期处于劣势。当前中国智库受国外财团等赞助占到很大一部分。有些是外资直接赞助的模式，还有的间接通过其他渠道注入中国智库。
就不同性质的智库来讲，中国官方智库沦为“官方传声筒”的说法长期存在；民间智库长期无法被政府信任；大学研究机构由于自身的评价体系，致使其研究方向长期脱离实际。
提及智库就无法离开西方的智库。有说法称，如果按照西方智库的标准，中国目前难有真正意义上的智库。你如何看待这种看法，能否谈谈你对西方智库的看法，以及中国该如何去学习和借鉴西方意义上的智库？
陈功：中国与西方智库的比较是一个很专业的事情，客观的说，一方面中国的智库，的确做的很糟糕；另一方面，西方国家的智库，也未必一切就做的很好，以我的观察来看，他们在现有资源条件下，实际做的也很一般，尤其是有关中美关系方面的智库。
相对现在的西方智库，目前中国民间智库发展的相关土壤与环境还不够完善：
一是政府的信息公布制度还不够透明完善，非官方智库无法保障信息和数据来源，很难展开深入的研究；
二是政策上并没有对智库做好定位，例如智库尽管是众所周知的非营利组织，但现实是民间智库如果没有找到政府机构挂靠，就要选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形式注册；
三是政府还没有形成让体制外民间智库参与政府决策与政策研究的常规机制；
四是中国社会也缺乏保证其独立性的公共基金以及社会捐赠文化。这些都是我们需要改进的地方。
经费问题始终是智库发展最为关键的问题。资金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智库的独立发展？能否从安邦智库几年来发展的经验来谈这个问题？
陈功：绝大多数智库，做不到安邦智库这个样子，所以安邦智库是特例，没有普遍性，安邦智库也从未把那些所谓的智库作为比较对象。
西方智库的资金，往往来自于不同的利益集团――各类基金、企业、私人捐助、政府委托等；而国内研究机构直接由政府出资，完全是由政府出资养着的体制内机构。
在服务对象上，西方智库接受委托服务，面向的对象既有政府，也有企业等市场机构，比较多元化；国内官方研究机构的服务对象严格来说只有一个――政府，并且随时要准备好为政府服务，因此它们是“御用”研究机构。
最大的差别则在于是否拥有独立的地位，这关系到研究的出发点是否独立，决策建议是否独立并具有前瞻性。显然，国内“智库”不具有这种独立性，“听命”、“唯上”色彩浓厚。由于多种原因，它们的这种缺陷是先天性的。
信息获取方面，中国有非常严格的控制。有说法称中国民间智库往往在关键信息的获取上存在障碍，您对此怎么看?
陈功：无非就是保密文化吧，但保密只能保“执行的秘密”，也就是“结果的秘密”。智库做的更多的是执行部门“前面的事情”，打个比方来说，你开车要去哪里，这个可以保密，你开车技术好坏，这个无法保密。所以保密不保密的，只有外行人，才会认为关系很大。
实际上在信息社会中，信息的出现犹如水银泄地般的无孔不入，无所不在，所以公开的信息资料早已经成为一种拥有无与伦比重要性的信源。
追踪式研究是智库的基本研究模式，安邦智库就借助二十几个数据库来完成这种追踪式的研究，要求做简报式的产品，将追踪的成果记录下来，进行评估。
所以，安邦智库对大小事件随时有观点，并非是偶然的，这是追踪研究体系的成果。一般来说，追踪式研究的优点很明显，来龙去脉很清楚，事务的演变格局和框架很清楚，时间序列中的各个节点很可靠，很清楚，不是传说中的东西，不是人云亦云，这样推导出的结论，就比较可靠。
因此，信息的专业与否实际与信息公开与否并无直接的关系，与信息专业性真正有关系的是信息分析人员的专业性以及他们的持续跟踪研究，这是系统的力量。
研究水平方面,有说法称中国民间智库虽然与体制内智库相比更独立，但民间智库的科研水平低，您如何看到这样的批评之声？
陈功：就大多数情况而言，是这样的，只是安邦智库除外。因为安邦智库做的时间实在太长了，对各种攻击和评论习以为常。
对体制内外的智库机构，应该进行不同的价值控制。但凡是体制内的机构，他们所做的研究就是工作，是政府职能机构的本职和本分，并且与权力结构和相关利益紧密相关。
因此，从智库研究的客观性来看，有理由假定体制内机构的建议和观点，与社会环境有一定的不兼容性。而对于体制外的机构（民间机构），则通过“白名单”和“黑名单”进行控制，鉴别其中的价值。
由作为用户的政府建立黑白名单来对智库进行质量评判和价值控制，这是目前环境下采取的现实办法。
未来，随着中国智库发展的水平提高、环境开放，对智库价值的评判将会有更加多元的判断主体，在智库圈子、专业研究机构、专业舆论环境里，将会形成类似“智库共同体”之类的同行评议机制，这是政府之外的评价机制。
我在兰德访问的时候，兰德公司的人说，你们中国人来的太多了，但有什么用？这个话的潜台词是，我们的这一套，你们学不了，也用不了！这个话也对，也不对。
说它对，我在兰德公司看到的情况，的确表明人家的研究事务运作是非常专业和成熟的。西方国家对专业精神的崇拜，贯穿始终，做出来的东西就是质量高，影响力就是大，而且要命的是，经得起时间考验。
西方国家搞政策研究的，项目主管都是头发花白的老先生或是老太太，斯斯文文的，讲话节奏不快，但观点犀利，这种专业人士，很难对付。你靠调门高，一点用处都没有。
以您的体会，中国政府对于中国民间智库的态度是怎样的？中国政府应该拿出怎样的态度去迎接这样一种在未来发展将更为壮大的新兴群体。
本文关键词：中国有哪些独立与官方的民间智库合作，中国有哪些独立与官方的民间智库组织，从中国独立出来的国家，什么是独立国家，中国真正成为独立自主的国家。这就是关于《中国有哪些独立与官方的民间智库，中国真正成为独立自主的国家（绝大多数智库，做不到我们这样）》的所有内容，希望对您能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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