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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士族与庶族的区别
- 2、奇葩的唐代门第观：皇家社会地位竟不及臣子之家
1、士族与庶族的区别
士族与庶族的区别：士族按门第高低分享特权，世代担任很重要官职，而庶族本身为平民身份，只能通过科举制度才可以入朝为官。在社会地位上，士族“视寒门之子轻若仆隶”，为了维护士族的特殊地位，他们不与庶族通婚，与庶族不同座、不同食、不同行，即使都是显贵，士族和庶族之间也差之千里。
士族制度萌芽在东汉，形成于魏晋，它的发展是在南北朝时期，衰落于南朝末年，被废除是在隋唐时期，其势力被彻底扫荡是在唐朝末年。士族衰落之后庶族才兴起，魏晋及南朝的朝代更替也是士族与庶族势力消长的过程。武则天统治时期，编辑了《姓氏录》，更是提高了庶族地主的政治地位。士族“视寒门之子轻若仆隶”，为了维护士族的特殊地位，他们不与庶族通婚，与庶族不同座、不同食、不同行，即使都是显贵，士族和庶族之间也差之千里。
2、奇葩的唐代门第观：皇家社会地位竟不及臣子之家
书接上回：权臣陨落的样板：解密唐朝长孙无忌谋反案
长孙无忌被杀后不久，武后就将李义府调回了中央，兼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李义府二回朝廷，便联合许敬宗办了一件大事儿：促使高宗重修《氏族志》，狠狠打击了门阀制度。
门阀制度的历史非常之悠久。其始作俑者当为汉武帝。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致汉朝官僚多以经术起家，到东汉逐渐形成了累世公卿的状况。比如东汉末年群雄之一的袁绍，其家便是“四世三公”的豪门。曹魏为了拉拢这些世家大族，实行九品中正制，国家选拔官吏只看家世出身，使得世家大族子弟能够凭借家世出身直接当官。发展到两晋南北朝，便形成了士族和庶族的区分。士族在政治上、经济上乃至文化上均享有特权，并且最关键的是，这种特权可以为其后代子孙所直接继承。与士族相对的是庶族，即士族以外的一般中小地主，也称寒门。士族和庶族虽同为贵族，但若论政治地位、社会地位，却是一如天上云，一如地上泥。士族不仅不与庶族通婚，而且甚至坐不同席。
门阀制度在东晋时达到鼎盛，至南北朝便开始衰落，发展至隋唐其势更衰。但百足之虫尚且死而不僵，更何况是一种沿袭了几百年的传统呢？！隋唐之际，世家门第的影响依旧十分强大。当时的士族，主要有四个地域集团，并各有所尚：山东士族尚婚姻，江左士族尚人物，关中士族尚冠冕，代北士族尚贵戚。发展至唐初，关中士族因李渊的缘故而异军突起，而江左和代北士族已经没落，但以崔、卢、郑、李、王五姓为首的山东士族根深蒂固，仍然具有强大的政治实力和社会影响力。山东士族喜欢自我标榜门第族望，虽然他们在政治上已经不唱主角了，但在社会地位上仍然是不折不扣的第一等。非世族人家如果想与他们通婚，需要多付很多的彩礼钱。名利诱惑之下，很多非世族人家竟“舍其乡里而妄称名族”。山东士族内部也喜欢相互攀比，如果兄弟两人族望相等，便以妻族的背景进行攀比。
太宗对此非常厌恶，为了打击山东士族，他从两个方面下手：一是从制度方面下手，大力推行科举制；二是从观念方面下手，修订《氏族志》。
贞观六年（632年），太宗命吏部尚书高士廉、御史大夫韦挺、中书侍郎岑文本、礼部侍郎令狐德棻等人“遍责天下谱谍，质诸史籍，考其真伪，辨其昭穆，第其甲乙，褒进忠贤，贬退坚逆”，重新修订《氏族志》。高士廉等人经过六年的考校，最终于贞观十二年（638年）提交了初稿。太宗一看，火了，排第一的居然不是李唐皇室，而是山东士族中最显赫的博陵崔氏。高士廉等人也不是不知道皇帝的意思，但最终仍把博陵崔氏列为第一，可见门阀制度影响之大。
此事进一步坚定了太宗打击山东士族的信念，他毫不客气地对高士廉等人说：“汉高祖与萧何、曹参、樊哙、灌婴等人均以布衣起兵，你们至今仍然十分推重景仰，认为是一代英豪，难道在乎他们的世卿世禄地位吗？高氏偏守山东，梁、陈二朝僻居江南，虽然也有个别英豪，又何足挂齿！何况他们的子孙才气衰竭，德行浇薄，官爵降低，然而还很骄傲地以门第族望自负，挂羊头卖狗肉，依赖高贵人家，寡廉鲜耻，不知道世上的人为什么要尊贵他们？如今三品以上公卿大臣，有的以仁德行世，有的以功勋称道，有的以文章练达，致身显赫。那些衰微的世族，不值得羡慕。然而那些希望与世族们通婚的，即使多供给金银财物，还为他们所看不起，朕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如今想要厘正错谬，舍弃虚名追求实际，而你们仍然将崔民干（博陵崔氏在朝中的代表，时任黄门侍郎）列为第一位，这是轻视大唐的官爵而依循流俗的观念。”
不提别的功绩，仅这一番话，已足以让太宗被尊为一代明君了。
高士廉等人根据太宗的指示，以唐廷大臣们的“朝品秩为高下”为修订标准，最终形成了一个新的方案。这个新的方案将皇族李姓列位首位，外戚长孙氏、窦氏为第二等，博陵崔氏为第三等，共九等二百九十三姓一千六百五十一家。这下，太宗满意了，立即下令：颁行全国。
太宗重修《氏族志》，首次触动了森严的门第等级，具有进步因素，也符合当时新旧士族阶级的变化状况。但必须指出的是，太宗的改革并没有彻底否定门阀观念，而是侧重于扶持关陇士族，调和关陇士族和山东士族之间的鸿沟，形成新的门阀制度，以巩固皇权。但山东士族依旧保持着相当高的社会地位。因为，制度朝令可夕改，但观念的改变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完成的。太宗虽然修订了《氏族志》，但他的重臣房玄龄、魏征等人依然以同山东士族通婚为荣。所以，山东士族“旧望不减”，甚至发展到了“一姓之中，更分某房某眷，高下悬隔”的恶劣程度。
《氏族志》修订后，过了二十年，到了高宗显庆四年（659年）。当年六月，高宗旧事重提，颁布诏书，将《氏族志》改为《姓氏录》。之所以要改，原因很简单：李义府和许敬宗促成了这件事情。
有两件事情对李义府的刺激极深。李义府虽然姓李，但既不是李唐皇族所属的陇西李氏，也不是李氏的第二郡望——赵郡李氏。他一心想抬高自己的身价，跻入李氏的豪门郡望中。给事中李崇德出身赵郡李氏，是个不折不扣的小人，为了巴结李义府，他主动将李义府放入了族谱当中。李义府因此摇身一变，成了赵郡李氏的后人。但李义府被贬官普州后，李崇德觉得李义府倒台了，已经没什么利用价值，就将李义府从族谱上划去了。李义府“闻而衔之”，等到再次回朝任相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使人诬构其罪”。李崇德自知难逃一死，索性于狱中自杀。
这是一件，还有一件。李义府自己改族谱未果，便想让儿子娶山东士族的妻子，以间接提高后代子孙的地位。但山东士族端着架子，根本就不把他们家放在眼里，“李义府为其子求昏不获”。李义府对此甚为痛恨，决心改变这种状况。
而许敬宗之所以要掺和到这件事情当中来，则完全是为了巴结武后。武后的父亲武士彟是商人出身，在重农轻商的古代中国，本就为世俗所轻贱。因此，他虽是李渊的老班底，但也没有资格进入《氏族志》。武后的想法和当年的太宗是一样的：我都是皇后了，怎么我们武家的地位还这么低啊？不行！得改！因此，武后就指使许敬宗和李义府向高宗上奏，提出修改《氏族志》。
高宗就下诏，令礼部侍郎孔志约、著作郎杨仁卿、太子洗马史元道及太常丞吕才等十二人对《氏族志》进行修订。显庆四年（659年）六月，修订完成，共收录二百四十五姓二千二百八十七家，分为九等，当时五品以上的官员全部收入，皇族李氏、外戚武氏等四家被列入第一等，而所有在朝廷无官职的旧士族全部被排除在外。武后十分满意，高宗遂下诏颁行，并变更其名为《姓氏录》。为使《姓氏录》真正取代《氏族志》，李义府还奏请将原存于各地官府中的《氏族志》全部收回并焚毁。高宗准奏。
《姓氏录》总该改变社会观念了吧？不好意思，还是没有！
《姓氏录》颁布后，舆论一片哗然，许多士人将其贬称为“勋格”，以被录入为耻。高宗无奈，除了狠招，下诏明确要求：后魏陇西李宝、太原王琼、荥阳郑温、范阳卢子迁、卢浑、卢辅、清河崔宗伯、崔元孙、前燕博陵崔懿、晋赵郡李楷等十人的子孙，不得相互通婚。但这些世家大族对高宗的禁令根本不予遵行，继续通婚，明着不让搞，就偷偷来，“或载女窃送夫家，或女老不嫁，终不与异姓为昏”。而且高宗的禁令在无形中反倒增加了这些大族的资本：“其后天下衰宗落谱，昭穆所不齿者，皆称‘禁婚家’，益自贵。”他们不仅蔑视诸姓，即使皇室也不能入其眼。唐文宗时，皇帝向宰相郑覃求婚，希望郑覃能把孙女嫁给皇太子，但郑覃宁可把孙女嫁给时为九品官的崔某。为此，文宗很受伤：“民间修婚姻，不计官品而上阀阅。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
不过，改变虽难，但终究还是在变。武后、许敬宗、李义府的出发点是卑微的，或许还是卑鄙的，但他们打击世家门第的行为却在客观上顺应了历史潮流，促进了历史的进步。
此后，李义府又在政坛上蹦跶了两三年，直到龙朔三年（663年）。在此期间，他“恃中宫之势，专以卖官为事，铨综无次，怨讟盈路”，招致了高宗的不满。
一次，无法忍受的高宗提醒他说：“卿子及婿颇不谨，多为非法。我尚为卿掩覆，卿宜戒之！”
岂料，李义府听了，“勃然变色，颈、颊俱张”，竟然反问高宗：“谁告陛下？”
高宗一愣，说：“但我言如是，何必就我索其所从得邪！”
嚣张跋扈的李义府早就不把高宗放在眼里了，“殊不引咎”，竟“缓步而去”。高宗从此对李义府生出了不满。
术士杜元纪自称善于望气，他曾对李义府说，他的府邸有牢狱之气，不祥。李义府听了，十分紧张，忙问解决之道。杜元纪骗他说，得花二十万缗（古代穿铜钱用的绳子）钱才能摆平此事。李义府信了，“聚敛尤急”。刚好他的母亲去世，朝廷给他放假。李义府便带着杜元纪来到长安东郊，“登古冢，候望气色”。有人趁机上书高宗，说李义府“窥觇灾眚，阴有异图”。紧接着，右金吾仓曹参军杨行颖上书揭发李义府之子右司议郎李精卖官鬻爵。
盛怒的高宗不顾武后的阻拦，于四月将李义府下入大牢，经调查，“事皆有实”。随即，李义府被除名，流放巂州，其子李精被除名，流振州，其余诸子及婿并除名，流庭州。一时间，“朝野莫不称庆”。
李义府二度被贬，于巂州朝思暮想，左盼右盼，只想着有一天能再回朝廷。等了两年多的时间，终于又等到了一个机会。高宗要封禅泰山了，按惯例，是要大赦天下的。最终，高宗也确实下诏大赦天下了，但特加了一个例外，即：“唯长流人不听还”。
绝望的李义府忧愤发病，死在了巂州。
（未完待续）
本文系系列作品《唐高宗李治传》第四章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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