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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非遗：是“躲”在博物馆 还是大胆“闯”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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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非遗：是“躲”在博物馆 还是大胆“闯”市场？
非遗是人类文化的瑰宝，随着时代的发展，该怎样保护和传承好她呢？8月12日，笔者来到湖南长沙市雨花非遗馆寻找答案。
民间艺术的殿堂
一进展馆大门，琳琅满目的门面、身怀巧技的艺人、古色古香的作品扑面而来，感觉像来到了一座城市中的绿洲，又像站在了连接历史和现在的艺术殿堂中。
偌大的展馆里，有着各类非遗传承人的工作间：女书、泥书、陶瓷、造剑、瓷刻、木工、石刻、竹艺、棕编、湘绣、香料等，全湖南乃至全国的传统技术，都在这一座两层楼的馆内开花结果。邵东泥书传承人刘上四，光用桐油和泥巴就能把毛主席的字模仿得栩栩如生；做瓷器和刀剑的师傅们在作品上点缀出令人叹为观止的精光；“洪氏一刀剪”的传承人能用一刀剪出几个不同字体的“福”出来；一个小水池中的茶座，被香料的飘渺云烟围绕着，恰似身处瑶池仙境……无论是用于欣赏的艺术品，还是随处可见的日常用品，都能感受到传统工艺迸发出的勃勃生机。
除了埋头苦干的艺人，展馆中随处可见天真烂漫的孩童。他们在老师和讲解员的带领下,在展馆内穿梭，参观精美的工艺品，欣赏、学习老艺人们的手艺。
“这么做是增强孩子们的体验性，感受传统技艺的魅力。说不定，我们还会从中找到接班人。” 非遗馆馆长郭存勇介绍。
孩子们在这座展馆中焕发出自己的生气。木工坊里的一双双生疏而灵巧的小手，正雕琢出一个个小巧玲珑的玩具；书法室里一对对聚精会神的眼睛，正观望着老师优美刚劲的笔法；一楼大厅里那些平日活泼爱动的小脑袋，也在安静认真地观看介绍非遗的宣传片。
“老师教学亲切自然，课堂组织能力强，授课形式也符合学生的年龄和特点，内容细致而系统……” 一位同升湖学校的学生家长在授课评价表中写道。
从木匠到家具老板，再到非遗馆馆长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年仅13岁的郭存勇在父母的支持下，开始学习木匠工艺。对手艺和创新充满兴趣的他，在师傅的指导下，进步飞快。
但时代的飞速发展，让他很快经历了一场转折：做手艺的出路，似乎越来越窄了。
“工业化时代来了，原来需要手工精雕细琢的东西，现在工厂化可以大批量生产，手艺人的日子不好过了，东西也不好卖了。”在现代商业大潮的冲击下，郭存勇放弃了木匠之路，转而和妻子一起办起了一座木制家具厂，生意做得红红火火。但在做生意的闯荡过程中，他也看到了不容乐观的现象：面对残酷的市场竞争，传统手艺人正在飞速减少, 他们手中的民间绝艺，也逐渐退出人们的视野。
“这种情况下，如果手艺人还坚持之前的‘单打独斗’，作品就只能被搬到玻璃罩里供人观赏了。但是我们的非遗真的应该失去吗？明显不是，木工、竹编、湘绣、棕编、陶瓷等等，都是非常实用的东西。我看明白了，拯救非遗最好的方法，就是让非遗在传承的基础上市场化。”
2014年开始，郭存勇退出了木制家居行业，开始从全国各地邀请非遗传承的手艺人，来到他在雨花区所租借的门面来展现自己的手艺。
“我们想要做的，就是让所有的手艺人聚集在一起，让他们互相交流心得，让他们一起发展，一起传承我们的文化，也一起致富。这样一来，他们对自己的手艺和传统工艺的未来也会更加自信。”
一开始的道路绝非平坦。在听说郭存勇打算做非遗文化产业时，他曾经的好友和股东认为这是在倒贴钱，从而疏远了他，但是他没有放弃自己的信念和行动。为支付门面租借费赞助手艺人，他不惜卖掉自己从前创业赚钱买下的几千平方米的房子。
在2015年5月的韶山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会上，郭存勇发现了“洪氏一刀剪”的传承人洪源的精湛手艺，听说老师傅经济窘困，他就邀请洪老师来自己展馆里发展。这位老艺人来到展馆后，培养了一大批徒弟。如今，老人虽已去世，但徒弟们不仅继承了他的衣钵，还开了工作室。
“看到他们能赚钱，比我自己赚钱还高兴。”郭存勇感叹。
让社会需要，让大众接受
从2015年开始，雨花非遗馆设置了体验课，前来体验传统手艺的人与日俱增，2018年至2019年更是达到了10多万人次，一天最多可以看到三四十辆大巴车停在展馆门口。
“北京最好的高中之一北京四中的学生来过我们这进行体验，同学们对这些传统手艺特别感兴趣。”郭存勇开心地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都喜欢来咱们展馆参观体验。比方说体验制作瓷器和刀剑的，都是些帅小伙。有年轻的血液加入是最可喜的，强迫人来学非遗是没用的，我们得证明它的价值，让别人愿意来学它。”
非遗传承之路该如何走下去？郭存勇有自己的思考。
在他看来，非遗不是文物，而是技艺，技艺是可以传承的。人们之前总是关心非遗能不能保护好，但其实真正应该关心的，是该怎么用，只有用好了才能传承好，这样无论在什么时代都不用担心文化的香火传递。
“我们所见到的非遗，其实只是历史上的冰山一角，谁知道它经历过多少次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演变呢？我们要做的，就是让非遗成为一个实用和必用的东西，让人们看到它的市场价值，满足他们的需求，给人们带来乐趣。如此，非遗可就成为挖不完的宝藏。”（郑展翅）
2、北京民间绝艺（四）
景泰蓝
据故宫博物院副研究员夏更起介绍，从嘉庆年间开始，宫内的景泰蓝造办处逐渐停产。清朝晚期，随着皇室工匠的流失，景泰蓝工艺开始“移居”民间作坊。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景泰蓝再次受到西方人青睐，并开始大量出口。此时除少量官营珐琅作坊外，民间商号纷纷开张，如老天利、静远堂、志远堂等，其中以老天利名声最大，工艺最精。据早年在老天利当过学徒的双福寿老人回忆，老天利工厂约位于宝禅寺街，为清末外国人出资兴建，有西方资本主义工厂的特征，将打胎、掐丝、点蓝、烧蓝、镀金等工序分开，由专人完成，且工人还有班车乘坐，产品几乎全部出口。据相关资料记载，1923年至1924年间，老天利一家全年交易额达15万余元，雇工350多人，并时常雇用零散工，马立新街有其门市，上海、汉口等地还有分销处。由于老天利的工人多为散落民间且手艺精湛的珐琅艺人，因而出品基本继承了清朝时的工艺水平，底座上印有“老天利制”的铭文。
1904年，老天利制作的“宝鼎炉”在美国芝加哥世界博览会上荣获一等奖，1915年又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再获一等奖，中国景泰蓝开始受到国际关注。据说民国时北平民间约有珐琅厂50余个，留下铭文的有五六个，当时国内市场上开始出现景泰蓝实用品，且销量很大。同时，美、英、法等国商人也在北平设立洋行，争相购买景泰蓝，王府井大街上还出现了专为外国人代收景泰蓝的公司。
从陷入低迷到再创辉煌
工人在进行“烧蓝”工序的操作。类似的需人控制温度的步骤正体现了手工艺生产特性，目前北京市珐琅厂有限责任公司是国内最大、最老的景泰蓝生产厂，各工序仍能保证传统水平。
1937年，日本对中国发动全面侵略，外销中断，珐琅厂陆续倒闭。即使还有作坊开工，其制品也是“十蓝九砂”，品质极其低劣。一位曾在海王村旧货市场摆摊的老人感叹：“北京的景泰蓝热闹了几百年，到那会儿算是绝根了。”
林徽因的学生、 中国第一位从事景泰蓝专业设计的钱美华大师告诉记者，解放初期，景泰蓝生产仍在低矮、昏暗的作坊内完成 ，产品单一、图案简单、色彩单调。为挽救景泰蓝工艺，市政府于1950年6月成立了北京市特种工艺品公司。钱美华回忆，1951年，梁思成、林徽因在清华大学营建系主持成立了一个工艺美术研究小组，林徽因还抱病带领钱美华等学生深入民间作坊调查研究，从制胎、掐丝、点蓝等工序开始，跟老师傅熟悉流程。在林徽因的指导下， 美术组还为景泰蓝设计了一批具有民族风格的新颖图案，突破了以往单调的荷花、牡丹图。特艺公司还在崇文门外喜鹊胡同3号成立了研究、制作景泰蓝的国营特艺实验厂，将许多散落民间的景泰蓝艺人请进厂参加实验。钱美华说，当时已有几位老师傅被迫改行拉黄包车了，被请回厂时激动得热泪盈眶。
随着新产品试制成功，景泰蓝“起死回生”。1956年，由42个珐琅作坊合并组成公私合营北京珐琅厂。1958年6月，3个珐琅生产合作社合并成立了北京景泰蓝厂，同年改名北京市工艺美术厂。同年10月，国营景泰蓝实验厂并入公私合营北京珐琅厂，成立国营北京市珐琅厂。从此两个国营大厂开始了解放后景泰蓝的“康乾盛世”。
米振雄评价景泰蓝是“困难时期对国家有极大贡献的‘功臣’”。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诸多产业落后于别国，只有以景泰蓝为主的手工艺保持供不应求的出口趋势。
2005年初，米振雄、张同禄历时两年经数万次实验联手制作出的“佛宝天龙八部”，使失传200多年的铸胎珐琅工艺重现，成为业界盛事。但与此同时，无论新东安市场内的“老北京一条街”还是各大名胜周边的旅游用品店，都在热烈出售打着“北京景泰蓝”旗号的各种“掐丝珐琅”制品，其中价格在几元至几十元不等的“景泰蓝”最受游客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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