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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张爱玲婚恋悲剧根源：童年常受父亲继母毒打
- 2、张爱玲创作《秧歌》、《赤地之恋》的主客观状况
1、张爱玲婚恋悲剧根源：童年常受父亲继母毒打
张爱玲晚年(资料图)
本文摘自《历史不忍细看》，文欢 著，河南文艺出版社，2007年7月
然而人生是诡谲的，一个人太想得到一样东西，上天倒不一定让他得到。张爱玲可以“趁早”出名，但不一定能“痛快”。
1949年，政权易手，上海文坛的“传奇”时代结束。3年后，张爱玲远走香港。迫于生活压力，这个出身簪缨望族，从未到过农村、从未接触过中国革命的她，却写出了两部政治倾向极其鲜明的长篇小说《秧歌》和《赤地之恋》，后者张爱玲本人也承认是在美国驻香港新闻处的“授权下”写的，连“故事大纲”都被拟定，写作时还有他人参与。这样粗糙的文字，难道是由张爱玲那只高贵得几乎不染纤尘的手写出来的吗？
《秧歌》和《赤地之恋》出版不久，1955年张爱玲到了美国，很快与一个叫赖雅的比她大29岁的美国剧作家订婚。而赖雅却是一个信仰共产主义的人，坚定到不允许旁人说一句共产主义的坏话，捷克共产党领袖是他的好友。有人会说，婚恋是婚恋，写作是写作，但联系张爱玲前夫胡兰成的汉奸身份，这些现象至少可以说明一个事实：张爱玲的人格和写作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分裂。共产党也好，小资产阶级也好，都与她无关，她真正关心的是自己的生存。既然发表作品可以乘机出名，那就快快发吧，哪怕发表的地方不那么干净；既然写反共小说可以赚钱，那就写吧，反正天高皇帝远，共产党也管不到这里；既然赖雅那么有才华，在美国文艺界又那么有号召力，人也不坏，他相信共产主义有什么关系？年龄大点有什么关系？此后，在生活的压力下，张爱玲还在美国加州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做过中共术语研究，主要工作就是收集当年中共言论中的新名词，这不免令人匪夷所思。一边是《红楼梦魇》，一边是中共术语，也许只有张爱玲才能在生命中书写出这样的“传奇”。
有人说张爱玲毕竟是女人，不懂政治，没有政治敏感，但1945年日本即将投降之际，上海召开“大东亚文学者大会”，通报上列出张爱玲的名字，她马上表明了拒绝的态度。
一个人迫不得已时可能会做些违背自己意愿的事，但到了张爱玲这个地步，也真够可怜的了。她始终做着她的富贵梦，端着贵族架子，四体不勤，谋生无着，于是只好糟蹋她的写作。
张爱玲与胡兰成的婚姻，不用说是一场孽缘。胡兰成是够下作的了，与张爱玲结婚不到半年，就在武汉与一个姓周的护士如胶似漆；当张爱玲追到温州质问，他又已经与一个叫范秀美的当地女子同居。人们常怪胡兰成给张爱玲造成了太多不幸，但问题是为什么张爱玲偏偏“碰”上了胡兰成？
世间没有偶然的事。不管张爱玲多么“高贵”，胡兰成多么下作，他们在人格上其实是有相似之处的。胡兰成卖文(任敌伪报纸主笔)，张爱玲也卖文；胡兰成没有原则，张爱玲也没有原则。对他们而言，最重要的原则是能出人头地，尽享浮生的繁华与荣耀，只不过胡兰成确实更下贱一些。
在美国，最令张爱玲引以为自豪的写作遭遇毁灭性打击。一部部作品写出来，一部部被出版社拒绝，为此张爱玲不知流下了多少羞恨交加的眼泪。绝望之中她只好为香港电影公司写剧本以谋生，甚至着手写作《张学良传》。她终于发现，她并不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红”的天才。其实，20世纪40年代她在两年内从一个因战争辍学的大学生一跃而成为上海最有名的作家，是与上海“孤岛”时期的特殊形势分不开的。艺术和人生的“传奇”，并不能到处复制。没有原则的人，看上去忙忙碌碌十分主动，其实是被动的，路越走越窄，人生越来越暗淡。胡兰成、张爱玲都是如此。而一个作家，如果没有一颗博大的心灵和日益坚实的信仰体系，必然一步步走向枯竭。
夏志清先生曾建议张爱玲多接触美国社会，然后以美国生活为素材进行创作上的突破。但张爱玲孤傲又软弱，无法融入美国这个早已现代化了的社会。她的生活越来越封闭，最后把自己关起来，有人给她打电话要事先写信预约，她连友人书信也懒得看了。
在张爱玲的性格中，有一种寒意沁人的真正的冷。她不像其他女人一样喜欢小猫小狗，对唯一的弟弟也冷眼相看。即使和她最亲密的人如好友炎樱、姑姑也锱铢必较，每一笔账都算得清清楚楚。对于社会，她也没有多少了解的欲望，一次她坐人力车到家要付车夫小账，觉得非常“可耻而又害怕”，把钱往那车夫手里一塞，匆忙逃开，看都不敢看车夫的脸。有一次空袭后，她和朋友在街头小摊吃萝卜饼，竟能对几步外穷人青紫的尸体视若不见。
张爱玲(资料图)
张爱玲出身于贵族之家，父亲是一个封建遗少，性格乖戾暴虐，抽鸦片，娶姨太太，母亲是曾经出洋留学的新式女子，父母长期不和，终于离异。后来父亲续娶，张爱玲与父亲、继母关系更为紧张。有一次，张爱玲擅自到生母家住了几天，回来竟遭到继母的责打，然而继母诬陷张爱玲打她，父亲发疯似的毒打张爱玲，“我觉得我的头偏到这一边，又偏到那一边，无数次，耳朵也震聋了。我坐在地下，躺在地下了，他还揪住我的头发一阵踢”。然后父亲把张爱玲关在一间空屋里好几个月，由巡警看管，得了严重痢疾，父亲也不给她请医生，不给买药，一直病了半年，差点死了。照她想，“死了就在园子里埋了”，也不会有人知道。在禁闭中，她每天听着嗡嗡的日军飞机，“希望有个炸弹掉在我们家，就同他们死在一起我也愿意”。
在这种阴沉冷酷的环境里长大，青春期遭受过如此残酷的折磨，心理上不发生一些畸变，几乎是不可能的。张爱玲对这个世界充满了恐惧和怀疑，在心里筑起一道坚硬的屏障，把她与世界隔开。“人是最靠不住的”，是她从青春磨难中总结出来的人生信条。冷酷无情、杀机四伏的家庭，在张爱玲的心灵里种下了一只阴郁的“虱子”，成了她一生不能克服的“咬啮性的小烦恼”。她的急功近利，她的冷漠世故，她的孤僻清高，都与此有关。
曾有人问海明威“作家成长的条件是什么”，海明威说是“不幸的童年”。这句话对张爱玲是适合的。但海明威的话只说了一半。如果一个作家成年后，仍不能逐渐超越早年不幸所造成的人格缺陷，这种不幸则可能将作家毁掉。张爱玲终其一生没有完成这种超越。这个曾经风光无限的女子，就像她笔下众多女子一样一步步走向没落，走向凋零。她与胡兰成那真真假假躲躲闪闪的恋爱，怎不让人想起委曲求全的白流苏？当她在枯寂荒凉的公寓中度过一个又一个漫长的白天黑夜，怎不让人想起那“一步步走入没有光的所在”的曹七巧？
在生命中的最后20年，张爱玲呈现出越来越显著的心理疾病。她对人越发冷淡，生活日益封闭，家具、衣物随买随扔。她其实是以这种方式，来摆脱内心的空虚与枯寂。
而多年来一直潜伏在心里的“虱子”，此时终于变成实实在在的客体，来向她发动最后的攻势了。在洛杉矶的最后23年里，为了躲避这种令她触之丧胆的小东西，她在各地旅馆辗转流徙，随身只带几个塑料袋。在搬家中，财物抛弃了，友人的书信遗失了，甚至花几年心血完成的《海上花》译稿也不知所终。去世前4个月，她还写信给林式同，说想搬到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或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去——这两个地方都是沙漠，也许她以为在沙漠里可以摆脱被虱子咬啮的苦恼。
1995年9月8日，张爱玲谢世于美国洛杉矶寓所，7天后才被人发现。屋里没有家具，没有床，她就躺在地板上，身上盖着一条薄薄的毯子。一个曾经无限风光的生命以一种最凄凉的方式凋零。我常常想，张爱玲弥留之际，有没有想到晚年躺在床榻上的七巧？是否也懒得去擦腮上的一滴清泪？
她以一双早熟的慧眼洞彻了人性的弱点和世间的荒诞，并以生花妙笔展示给世人看，但她没有足够的光芒来穿透黑暗，驱散心灵中的“虱子”。“生命是一束纯净的火焰，我们依靠自己内心看不见的太阳而生存。”一位外国作家如是说。但张爱玲心里没有太阳。她的生命正如她所说，是“一袭华美的衣袍”，这衣袍曾经光艳照人，风情万种，但最终还是被“虱子”吞没了。这是怎样的悲哀！
2、张爱玲创作《秧歌》、《赤地之恋》的主客观状况
1952年，张爱玲离开大陆，去了香港。在香港写了两部小说《秧歌》与《赤地之恋》。与张爱玲其他从不关注政治的态度刚好相反，这两部小说处处都在写政治，《秧歌》写“土改”，《赤地之恋》写朝鲜战争。张爱玲创作这样两部小说的原因，既要从张爱玲本人的思想观点和价值取向来分析，也要从外部的写作时期、社会背景等客观状况说起。
【关键词】张爱玲创作；《秧歌》、《赤地之恋》；主客观状况
先从张爱玲本人的思想观点和价值取向来看。首先，从张爱玲的家庭和成长环境来看。她的家庭门第曾颇煊赫，祖父张佩纶官至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祖母是清朝重臣李鸿章的女儿。父亲张廷众是典型的清朝遗少，受过良好的教育，精通中国古典文学和现代西方文学，旧习气很深，赋闲在家，嫖妓、养姨太太、赌钱、吸大烟。母亲黄逸梵是湖南黄军门的女儿。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回忆说：“我母亲虽然出身传统世家，思想观念却不保守。尤其那时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她对男女不平等及旧社会的腐败习气更为深恶痛绝，传统的旧式妇女，对丈夫纳妾、吸大烟等等行径，往往只有容忍，不置一辞；因为家里并无她们发言的地位。我母亲对父亲的堕落则不但不容忍，还要发言干预。我父亲虽也以新派人物自居，观念上却还是传统的成份多。这就和我母亲有了矛盾和对立。” 夫妻俩的分歧越来越大。张爱玲的父母不合、分居、复合而终至离婚。家庭的不幸使张爱玲性格交得孤独、冷漠、不合群、不苟言笑，内心极为敏感，早熟而尖刻地研究世事人情，也使她渐渐远离社会，疏远了人群。
1938年，张爱玲取得了伦敦大学远东区考试第一名的好成绩。可惜欧战爆发，她未能到伦敦上学，1939年春，转到香港大学读书。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被日本围困，战时香港的所见所闻给了她切身的、剧烈的影响，她深切体会到个人在环境、存在面前的无能为力和生命的朝不保夕。
战争最终把还没有毕业的张爱玲赶回了上海，她开始以写作谋生。这时的上海正是沦陷区中的“孤岛”，处于一个非常严峻的时期。作家柯灵看到张爱玲红遍上海，写信恳切陈词，劝她静待时机不要急于求成，以她的才华，不愁不见之于世，“因为环境特殊，清浊难分，很犯不着在万牲园里跳交际舞——那时卖力地为她鼓掌拉场子的，就很有些背景不干不净的报纸杂志，兴趣不在文学而在于替自己撑场面。” 张爱玲回信坦率，说她的主张是“趁热打铁”。她在《传奇再版序》中也说：“呵，出名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 张爱玲确实如愿以偿地早早出名了，同时她的文章作了日本统治升平的点缀。
1944年，正当国土沦陷的乱世，23岁的张爱玲与汉奸文人胡兰成结婚。胡兰成曾历任汪伪政府的中央委员、宣传部次长、行政院法治局局长。虽然婚恋感情是个人私事，可是在国家与民族正当危难之际，到底说明她对国家、对民族感情的淡漠。而且张爱玲的婚姻也为日本的侵略和统治作了粉饰。1956年8月，12年后，张爱玲在第二次婚姻中选择了美国剧作家赖雅（Ferdinand Reyher）。与第一次婚姻恰恰相反，赖雅信仰共产主义，还是德国共产党人剧作家贝托·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的好朋友。在这两次婚姻中，张爱玲对对方的政治立场持视而不见的态度，这和她特殊的出身和成长经历是分不开的。
1950年七、八月间，张爱玲随上海文艺代表团到苏北农村参加土改工作。这是她一生仅有的距离农村、距离农民最近的日子。其实，这时的张爱玲与农民的生活、情感都谈不到接近，在思想上更格格不入。了解她的柯灵在《遥寄张爱玲》一文中就曾说“全国解放，在张爱玲看来，无疑是灾难”。 1952年夏天，张爱玲离开上海，去了香港，夏衍委托龚之方劝她留下来，同时婉转地撮合她与著名导演桑弧的亲事，张爱玲默然良久，最后说了一句：“恐怕这两件事都不大可能了。” 她去意已决。
从日本战败到新中国成立后，社会环境没能带给张爱玲个人以安全感。日本宣布战败后，张爱玲与汉奸胡兰成的婚姻和她在国土沦陷期间的出“风头”，遭到公众的指责。1950年3月至1952年1月，张爱玲在《亦报》上连载《十八春》和《小艾》时只能使用“梁京”的笔名，从中可见当时张爱玲心中的不安。虽然以夏衍等人为代表的新中国文艺界向她表示了关心与欢迎，可冷漠、孤独又极为敏感的张爱玲没有融入到新中国中来，相反这种不安进一步变成了“恐共”感，促使她离开了新中国。
再考察一下《秧歌》、《赤地之恋》创作时的外部客观环境条件。一个作家在创作一部作品时.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时代和环境的影响。
50年代，香港正是英国的殖民地和资本主义世界面对新中国的前哨基地。美国一方面对新中国进行武力威胁，出兵朝鲜；另一方面对新中国实行经济封锁，企图以香港为桥梁，向中国进行文化渗透。为了配合其美式文化宣传，制造颠覆新中国政治的舆论，巩固其在亚洲的阵地，美国国会拨款在香港成立了“亚洲基金会”，掀起了一股“美元文化”（美元纸币呈绿色，有人戏称之“绿背文化”）浪潮。该基金会一方面资助出版机构，出台一系列带有政治色彩的出版物；一方面笼络来自内地的文化人，这批政治落魄、心境悲凉的文化人在美国“经济援助”的诱惑下，充当了政治的宣传工具，他们组成了一个“友联”体系，他们的活动与创作一度几乎主宰了香港文坛。“绿背文化”背景下的出版物，是冷战的产物，大多是政治的传声筒，是为某种政治目的服务的。
张爱玲在香港举目无亲，试图定居日本，失败之后，开始接连遭遇极为不利的境遇，最困扰她的就是经济问题。当时是冷战初期，美国政府赋予驻香港美国新闻处的主要任务是中国文学的翻译，尤其要求翻译和介绍反共倾向鲜明的現代文学作品。张爱玲用英语翻译了台湾作家陈纪滢的中篇小说《获村传》。该作品描述了从义和团起义到日本侵华期间，一个纯朴的中国农民如何先后被北洋军阀、日本军队和共产党利用。这对张爱玲后来《秧歌》和《赤地之恋》的创作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在困境中，才华横溢而又政治观念淡漠的张爱玲也一反以往的习惯了的题材和创作倾向，在美国新闻处的资助下，以《秧歌》和《赤地之恋》加入了“绿背文化”大合唱，她的“恐共”情愫在小说中演变成鲜明的“反共”意识。
参考文献
[1]关鸿编选.金锁沉香张爱玲[M].北京：人民文艺出版社（漫忆女作家丛书），2002.
[2]柯灵.著.遥寄张爱玲，关鸿编选金锁沉香张爱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159.
[3]张爱玲.著.流言，[M].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08）：186.
[4]柯灵.著.遥寄张爱玲，关鸿编选金锁沉香张爱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163。
[5]魏召昌.著.在上海的最后几年，关鸿编选金锁沉香张爱玲，142.
作者简介
赵瑜荣（1974），女，内蒙古自治区人。博士学位。内蒙古恒远职业技术学校教师（中级教师职称）。研究方向为文学和哲学研究。
作者单位
内蒙古恒远职业技术学校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 010070
本文关键词：张爱玲秧歌和赤地之恋绝版，张爱玲的《秧歌》和《赤地之恋》，张爱玲秧歌和赤地之恋。这就是关于《张爱玲创作《秧歌》、《赤地之恋》的主客观状况，张爱玲的《秧歌》和《赤地之恋》（童年常受父亲继母毒打）》的所有内容，希望对您能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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