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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先骕的人物生平,胡先念是哪里人(《学衡》百年︱柳门高足景昌极)

百科 2025-12-24 04:22:48 投稿 阅读:9948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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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学衡》百年︱柳门高足景昌极
  • 2、胡先骕的人物生平

1、《学衡》百年︱柳门高足景昌极

谢任(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景昌极(1903-1982),初名炎昭,后改名昌极,字幼南。作为大学里的哲学家和佛学家,景昌极毕生从事研究工作和教育事业。在《劬堂学记》中,多篇回忆柳诒徵的文章都提到:景昌极为柳门高足之一,天资聪颖,著译殷富。仅从《学衡》的作者及其发表的文章数量来看,赫然排在最前列的自是柳诒徵和吴宓,紧随其后的便是他们的弟子缪凤林和景昌极。

1903年,景昌极生于江苏泰县。景家为书香门第,但至父辈时已家道中落。其兄弟姊妹甚多,其父治家亦较严格。1912年,景昌极入私塾,读完四书。1913年入自北小学,但该校仅办一两个月便停办。1914年春,入泰州私立伍成高等小学。因国文成绩较好,升了一班。1916年,从私立伍成高等小学毕业。暑假,差不多和南高开校同时,入南京第一中学。

1919年,景昌极从南京第一中学毕业,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文史地部学习。此时的国文史地部汇聚了柳诒徵、王伯沆等名儒硕彦,同学之中则有胡焕庸、陈训慈、张其昀、缪凤林等青年才俊。景昌极就读于此,学业日进。据其自述:“在南高的四年是承前启后形成我一生志趣学业的最大关键”(《民国以来学校生活的回忆和感想》)。在此四年中,他积极参与史地研究会、文哲研究会等研究机构的相关活动,在《学衡》、《文哲学报》、《史地学报》上发表论文多篇,并逐渐将哲学研究确定为自己的学术志趣所在。

1922年冬,景昌极提前完成南京高师的学业,并于次年1月,与同学缪凤林一起进入南京支那内学院,师从欧阳竟无研究唯识学。在景昌极此后的著作中,佛学尤其是唯识学的影子不时闪现,可见此一时期的学习与研究对他的影响。9月,经吴宓推荐,景昌极被聘为沈阳东北大学哲学系讲师,开讲唯识学。后升为教授,同时兼任历史系教授,教西洋史。1928年夏,由于东北形势日益变化,景昌极偕夫人返回南方。次年春,经柳诒徵推荐,任成都大学哲学教授。居成都凡二年半,陆续撰成哲学讲义五种,1932年以《哲学新论》的名义出版。

1931年,景昌极返回南京,任教于国立中央大学。至1936年4月,竺可桢从中央大学调往浙江大学任校长,景昌极复从竺可桢往浙大任教。1937年,随着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景昌极回到家乡泰州。1939年9月,任泰州时敏中学校长。泰州沦陷前夕,因不愿与日伪“合作”,景昌极于1940年12月辞去校长之职。其后,直至抗战胜利他都闭门读书。期间,景昌极曾应光孝寺住持苇宗之邀,为寺中所办佛学院的学僧讲授逻辑课。1947年,该上课讲义的修订稿以《名理新探》之名正式出版。

抗战胜利后,景昌极先后在武汉大学、安徽大学任教。1949年回到家乡,在江苏省立泰州中学任教。1961年任扬州师范学院教师,1965年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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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昌极

从景昌极的生平来看,与学衡同仁和南高师友的交往具有关键意义。除上文提到的相关事宜,就其发表文章的刊物而言,排在前两位的分别就是《学衡》与《国风》。《学衡》主要由吴宓主持,《国风》则由柳诒徵、缪凤林、张其昀等创办。就其研究领域而言,主要是哲学与唯识学。哲学研究是在刘伯明和吴宓的直接影响下开始的,唯识学研究则是在南高学习的最后一学期,于支那内学院欧阳竟无的指导下进行的。景昌极的学术根基在此,其学术贡献亦体现在这几个方面。

首先,作为柳门高足,景昌极十分支持《学衡》事业,并积极参与其中。吴宓在日记中就明确记述:“半年后(1922年),除胡先骕、邵祖平君与柳诒徵、缪凤林、景昌极君外,《学衡》社之基本成员,无复有过问社务或谈论杂志内容者矣!”《学衡》杂志先后面临两次停刊危机,柳门师徒均鼎力资助,景昌极也主动捐款作为《学衡》的办刊津贴。可以说,《学衡》之所以能够坚持十余年之久,包括景昌极在内的柳门师徒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在文化观点上,景昌极也基本与他的师长保持一致。1922年,针对“新文化”的青年对学衡诸人的讽刺,景昌极以白话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指出他们仅抓住细枝末节,而对主旨大义不能理性批评。到了1936年,景昌极还在其文章《新理智运动刍议》中批评新文化运动的幼稚与偏颇。

其次,景昌极在哲学领域的成就尤其突出。他兼通哲学、文学、逻辑学、语言学等多种学科,尤以哲学著述为富。其中,成书出版的有《哲学论文集》、《哲学新论》、《道德哲学新论》、《名理新探》等。在《哲学论文集》序言中,他有如下自述:“一曰不迷信古人;二曰不依傍西哲;三曰不以掇拾考据代思想;四曰不以玄秘艰深文浅陋;五曰正名析辞、定义核理,无悖于科学精神;六曰去华从实,息邪止诐,无害于世道人心。”此六点是他对自己学术思想的系统总结,也是他进行哲学思考的根本原则。这种对独立思考和大胆怀疑的强调同样体现在其他著作中,他甚至提出:“哲学之为学,大类于数学而远于史地,有待于深思而不必博考。”在此,我们可以看到景昌极在柳门之内和学衡派中较为独特的一面,同时这也是他能够获得师友赞许的原因之一。

再次,景昌极在佛学——尤其是唯识学领域——也有相当造诣。在南京支那内学院从欧阳竟无学习唯识学以后,景昌极的学术生涯便与唯识学联系在一起。其关于佛学的论述文章有《见相别种辨》《见相别种未释之疑》《能所双忘空有并遣的唯识观》《唯识今释补义》《佛法披拣》《印度密教考:附时轮金刚略说》等等。其中,《能所双忘空有并遣的唯识观》一文引起了意大利学者多谦的关注,《见相别种辨》则直接引发了现代中国佛学界(特别是唯识学界)三大学术公案之一:即唯识学中见与相的关系问题。景昌极认为,自唯识学建立以来,见相关系一直存在误解。他主张古说,尊重安慧,而基测主张见相别种,遂引起见重大争议。该文一出,唐大圆等起而批驳。最后,太虚大师也亲自撰写《见相别种辨释难》一文,争论方才止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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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昌极致陈训慈的书信

另外,景昌极还参与了一些外文著作的翻译工作。其重要译著有《文学评论之原理》(与钱堃新合译)、《柏拉图五大对话集》(与郭斌龢合译)等。《文学评论之原理》的第一章曾于1922年在《文哲学报》第2期刊登。次年,完整的译本即由商务印书馆发行。这是国内“第一本翻译成书的西方文学基础理论原著”,不仅如此,它还代表了学衡派的文学和文化立场,在译序与译文中表达了诸多对新文学的批评。1922年3月,《学衡》第3期刊出景昌极翻译的《苏格拉底自辨文》,此后《苏格拉底对话集》的首个中文译本便陆续刊登在《学衡》杂志上。至1933年,《柏拉图五大对话集》由国立编译馆结集出版,并附郭斌龢所撰《柏拉图之埃提论》与景昌极所撰《柏拉图理型说略评》。苏格拉底是西方文化的重要根基,学衡派以翻译其经典著作的方式,回应着西学与新文化运动对中国思想与学术的冲击。

除了上述活动,景昌极还与“八千麻袋”事件有一段故事。1921年,北洋政府曾把装入麻袋的明清内阁大库部分档案卖给造纸厂,幸被罗振玉及时抢救下来,这就是档案史上著名的“八千麻袋大内档案事件”。当时,王国维曾在《清华周刊》撰文,把八千麻袋清宫档案、安阳殷墟甲骨文、西域木简和敦煌汉唐写经,并称为近代中国文化的“四大发现”。

2、胡先骕的人物生平


1894年(光绪二十年)农历四月二十日,胡先骕生于江西南昌。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春,胡先骕11岁时,便遵母命赴南昌府学考试,被录取为府学庠生。
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中国废止了科举制度,胡先骕至南昌府办的洪都中学堂学习,开始接受现代自然科学教育。
1909年(宣统元年),考入京师大学堂预科学习。
1912年(民国元年)秋,参加江西省留学考试,被录取为西洋留学生。 名列第一,进入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和哈佛大学,学习农业和植物学。
1916年(民国五年)11月,胡先骕在美国学习期满,以优秀成绩获农学士学位。
1917年(民国六年)受聘为江西省庐山森林局副局长。在此期间,对庐山植物资源进行了较全面的考察,奠定了他日后在庐山建立植物科研基地的想法。
1918年(民国七年)7月,受聘国立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农林专修科植物学教授。
1919年(民国八年),在《东方杂志》发表《中国文学改良论》一文,站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立场上,对北京大学陈独秀、胡适等所倡导的白话文和文学革命,提出批评。当选中国科学社书记。
1923年(民国十二年), 国立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并入国立东南大学,胡先骕任农科的植物学教授兼生物学系主任。 再次赴美深造,在哈佛大学攻读植物分类学。
1925年(民国十四年)完成《中国有花植物属志》,首次对中国植物进行全面整理 ,获博士学位,随即回国,仍任教于国立东南大学。在《东南论衡》发表《东南大学与政党》等时论文章。
1928年(民国十七年),胡先骕与秉志等人在尚志学会和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支持下,于北京创办了静生生物调查所。建所初期,秉志任所长兼动物部主任,胡先骕任植物部主任,并受聘在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讲授植物学
1938年(民国二十七年),胡先骕派俞德浚会同蔡希陶在云南昆明创建了“云南省农林植物研究所”,由静生生物调查所与云南省政府教育厅合办。胡先骕兼任所长,并办有较大规模的植物园,即现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前身。
1940年(民国二十九年),胡先骕赴江西泰和就任中正大学首任校长职务。
1946年(民国三十五年),中正大学农学院生物系特聘胡先骕为研究教授。同年7月,胡先骕赴庐山参加江西暑期学术讲习会。年末,胡先骕辞去国立中正大学教授之职,移居北平,主持静生生物调查所研究工作。
1948年,胡先骕与国立中央大学森林学系郑万钧教授联合发表有关裸子植物水杉新种的论文,标志着其学术造诣达到了新的高峰。
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
1951年,他根据对近代植物形态学、解剖学和分类学的研究,创建多元植物分类系统,提出著名的被子植物出自多元的分类学系统理论。解放后,先后编写《种子植物分类学讲义》、《中国植物分类学》、《经济植物学》等著作。
1968年7月16日突发心肌梗塞逝世于寓所,终年7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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