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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日本盗掘中国皇陵实录：日军专设文物搜集员
- 2、日本人盗掘中国帝王陵经过
1、日本盗掘中国皇陵实录：日军专设文物搜集员
日本人与中国比邻而居，却常常觊觎中国的优秀文化资源，其中尤以文物为最。从清朝末期到二战战败，日本人盗走了中国无数文物，并以中国的皇陵为盗掘重点，日军甚至还专门配备文物搜集员。
侵华日军配备“文物搜集员”
中国古代帝王陵成盗掘重点
早在光绪二十年甲午战争爆发后，日本政府便根据顾问九鬼隆一的《战时清国宝物收集办法》颁布了《敌产管理法》，要求“搜集”被占领国的图书、文物。
在此背景下，大量中国文物被抢掠到了日本。至今，日本仍是中国文物最大的流散地、收藏国，其国内大大小小的博物馆无不藏有中国宝物。
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侵华日军各部都配备了“文物搜集员”，他们受过专门训练，具有一定的文物专业知识。每占领一地，“文物搜集员”便对当地文物、古籍进行全面搜刮。
同时，日本又派遣各种“考察团”来华并分赴到各个地区，对文物、书刊等进行搜索和甄别。
2、日本人盗掘中国帝王陵经过
事件主角：日本东亚考古学会
简介：日本著名的考古学术组织。由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浜田耕和东京帝国大学原田淑人于1925年（民国十四年，日大正十四年）筹划组织，1927年（民国十六年，日昭和二年）3月在东立正式成立。主要人物是小林行雄、田村实造等。
盗墓事迹：民国时期三十年前后，先后多次有组织地盗掘今内蒙古赤峰境内的辽代帝王陵，及其他中国古迹。
图：辽代帝王陵所在的王坟沟地貌
民国期间，辽代帝王陵寝及都城遗址，曾遭到了多次严重的盗掘，《民国盗墓史》其它章节中都说了。这些盗掘都属于过去盗墓圈里常说的“滤坑”行为，并不能算是首盗。其中，以日本人的“滤坑”活动为最，他们以“东亚考古学会”为主体，以考古、调查的名义，对今内蒙古赤峰境内的辽陵进行了全面的盗掘，事后出版了多本这方面的专著。
⊙日本人曾看到辽圣宗棺木
赤峰，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因境内有赭红色的山峰而得名，现已发现古人类文化遗址6800多处。有史以后，赤峰便是中国北方少数民族活动的中心，是草原青铜文化和契丹、辽文化的发祥地。
对于这么有历史的地方，对中国文化窥视已久的日本，自然不会放过。进入赤峰地区比较早、有影响的日本盗墓者叫鸟居龙藏，时间在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日明治四十一年）。
鸟居龙藏（1870-1953），日本四国德岛市人，是日本著名的人类学家、考古学家。曾在北京燕京大学长期担任客座教授。其与坪井正五郎等人主持的东京帝国大学理学部“人类学教室”，是日本的传统考古学研究部门。
图：鸟居龙藏
当时喀喇沁第十二位王贡桑诺尔布创办了“崇正学堂”，聘请了包括有间谍身份的河原操子在内的多名外国教师。河原操子回国后，贡桑诺尔布便从日本请来了鸟居龙藏及其夫人乌居君子，分别任毓正女学堂和崇学堂总教习。而在此之前，鸟居龙藏已先后到中国的台湾，及湘、黔、滇、蜀等地调查过。
鸟居龙藏以教师身份为掩护，在内蒙古地区开展了长达两年的人类学考古调查活动。1911年（宣统三年，日明治四十四年）出版了《蒙古旅行》一书，记述了他的中国之行和在当地的调查活动。
1914年（民国三年，日大正三年），鸟居龙藏发表了《东蒙的原始居民》一文，引起世界考古界的震动。随后，东西方的考古学者们接踵而至。
鸟居龙藏分别在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日明治四十一年）、1930年（民国十九年，日昭和五年）、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日昭和八年），三次到巴林左旗做文物勘查。
图：鸟居龙藏（中间）在赤峰留影
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日昭和八年），鸟居龙藏又受日本“东方文化研究所”的委托，开始又一次深入东北和赤峰地区调查辽文化遗存和新石器时代的遗迹。鸟居龙藏利用他与喀喇沁王府的关系，争取到了昭、卓两盟蒙古上流人士支持，在境内各地“调查”时，还有各地王府卫队护送。被其先后光顾的有辽中京、辽上京、祖州、庆州、洞山石窟寺、辽庆陵等一大批辽代遗址。
鸟居龙藏事后称，在进入辽庆陵中辽圣宗的东陵地宫圆形后室时，还见到辽圣宗皇帝的棺木，其前工整地排列着身披契丹、汉两族服饰的木俑。如今，这些遗物大都已不复存在，仅发现了两个头戴巾帻、二目凝视前方的木俑。
鸟居龙藏的三次“调查”，盗得了大量中国文物。未经中国政府许可，后来全部偷运回了日本。现在在他家乡德岛市所建博物馆中，陈列了大量在赤峰出土的珍贵文物，其中以辽庆陵中的随葬品最为珍贵。
⊙组织“考古队”盗辽帝王陵
日本人有组织地对辽陵进行盗掘，应该始于1930年（民国十九年，日昭和五年）。
图：辽庆陵地宫平面简图
当年，日本东亚考古学会组成了“内蒙古调查团”，到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右旗索博日嘎苏木北庆云山的辽庆陵“考察”，成员包括江上波夫、田村实造一些考古专家，为接下来大规模调查和盗掘辽庆陵作准备。
从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日昭和九年）开始，日本东亚考古学会在前期考古调查、盗掘基础上，又委派考古学博士关野贞对庆陵进行“考察”。
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日昭和十年），南满医科大学教授黑田源次禾、竹岛卓一，又以“日满文化学会”的名义再次调查辽庆陵，后来还出版了《林东古迹踏查记》一书。
对庆陵大规模盗掘活动发生于从1939年（民国二十八年，日昭和十四年）。这一年，日本东亚考古学会决定组成由田村实造、小林行雄为领队，钓田正哉、斋藤菊太郎为助理的“辽庆陵考古队”，对辽庆陵进行全方位的考古工作。日本人对三陵进行实测、摄影，并临摹了东陵壁画，盗走了一部分文物。
图：辽庆陵地宫前室之间甬道门
东陵，即1914年（民国三年）被林西县长发现，并盗掘过的辽圣宗陵寝——永庆陵。在本书其它章节提到过，在所有的辽代帝王陵中，永庆陵的壁画是最精美的，内容有装饰图案、契丹和汉族人物以及山水等，至今仍可以看出。日本人后来据此专门出版了《庆陵壁画》专著。
田村实造对地宫勘察得极为详细，进行了准确的测绘和壁画临摹和摄影。又揭取了一部分保存比较好的壁画，最后由田村实造和小林行雄执笔撰写了《西拉沐沦河调查旅行记》、《辽陵帝后的哀册与庄陵》两大本专著，1953年（日昭和二十八年），两人又合作编著了《庆陵——关于东蒙古辽代帝王陵墓的研究报告》一书。 这是迄今为止、有关辽庆陵发掘中最为完整的一份资料。
永庆陵地宫（墓室）距地表深约10余米，由前、中、后室、四侧室组成。前室呈平面方形，其余各室为圆形；各室之间有长甬道相连。墓内全长21．2米，最宽15．5米，最高约6．5米。日本人在盗掘时，曾出土有枋、搏、斗拱等小木作构件。
图：内蒙赤峰辽墓壁画《茶道图》
前室左右有两个耳室，其墙壁的上部、天井均有装饰性花纹；前室中间放有用汉白玉雕成的哀册，分别用契丹文和汉文镌刻；中室是一个环形的墓室，四个通廊将四周墙壁分成四个部分，其上分绘《四季山水图》；后室为圆形，是放置圣宗和其两位皇后尸身的地方。鸟居龙藏看到的棺木，应该就在这里。
田村实造、小林行雄也有新发现，他们在永庆陵内看到了一尊造型精美的木雕犬。
日本人对辽庆陵的全面盗掘收藏颇丰。从永庆陵中盗出了辽圣宗哀册石刻一方，可能是1930年（民国十九年）汤玉麟盗墓（本书另章专述）后未盗走的。日本人将哀册盗运到沈阳，放在伪满政府的“国立博物馆奉天分馆”内。
图：辽祖陵遗址残碑，上为契丹大字
1945年（民国三十四年，日昭和九年）日本投降后，哀册被截留于沈阳东北博物馆，现在保存在辽宁省博物馆，与汤玉麟盗出的碑石陈列在一起。
………………
⊙挖三个月未找到辽祖陵
辽亡国后，辽祖陵遭女真人毀灭性的破坏。《契丹国志》记载，1120年（金天辅四年）夏天，“金人破上京祖州之天膳堂，焚略殆尽，发掘金银珠玉。”
到了民国时，日本人又想盗掘辽祖陵。
图：辽祖陵地貌
辽祖陵位于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哈达英格乡石房子村西北，一巨大的袋状山谷中。谷间丛林茂密，泉水潺流。此即《辽史》中所记载的“黎谷”、 “液泉”，当地蒙古族人称为“依贺保勒格”。
“布袋谷”极为险峻，四周群山环抱，山峦叠嶂，草木茂盛，其峰颠间豁口处均以石块筑成高大壁垒，无径可通谷内。现在仍可以看到，在谷口处有两座巍然耸立的岩峰，高有70多米，如巨龙昂首，东西对峙，形成自然一座山门，史书中称之为“黑龙门”，是出入峡谷的惟一通道。而辽祖陵是“凿山为殿”，陵墓本身的坚固程度非同一般。
l935年（民国二十四年，日昭和十年），日本人便光顾了这一带。到了1939年（民国二十八年，日昭和十四年），日本人在盗掘辽庆陵的同时，花费巨资，在此进行了长达3个月的大规模盗掘。
图：辽祖陵遗址上残碑，上为汉字
但是，日本人并没有得逞，始终没有找到辽祖陵地宫——明殿，甚至连墓道也没有挖到。最后，日本人盗走了地上文物作罢，其中包括耶律阿保机夫妇玉册残简等珍贵文物。这些珍贵文物后来全部被盗运至东京，藏于当时的东方文化研究所内。
看来，皇后述律氏选择陵址时是经过深思熟虑、多方勘察的，充分考虑到了盗墓的后果。
中国考古专家相信，辽祖陵地宫一一明殿到现在仍没有被盗掘，从现存遗迹分析，即便早期女真人对祖陵进行了灭顶性破坏，也没有挖到通往地宫的墓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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