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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余光文的人物简介
- 2、摄影革命家沙飞：中国人民革命摄影事业的奠基人，建国后为何枪毙
1、余光文的人物简介
1、余光文（1902年—1985年12月2日），又名余效书，化名吾必成，湖南省平江县三市镇人。1925年加入湖南平江县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参加农民运动。翌年加入党。1927年参加湘赣边秋收起义。
2、曾任军事科学院副秘书长。1962年1月3日，被授予少将军衔。1985年12月2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2、摄影革命家沙飞：中国人民革命摄影事业的奠基人，建国后为何枪毙
1950年3月4日，距新中国成立还不满半年，随着一声枪响，开创了中国人民革命摄影事业的著名摄影家沙飞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倒在了他为之奋斗的革命胜利之后。此时，他还不满38岁。随他而去的，是鲁迅先生“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摄影底片，与他的主人一道生死相随八十余载，静静地埋在石家庄殡仪馆后院的墙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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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如今，不论你走进哪一家博物馆，关于中国近代史部分的展厅里，尤其是抗日战争时期，你都会看到沙飞的摄影作品。
不仅仅只是在博物馆，在课本、在书籍、在报刊杂志、在新媒体文章、在摄影展览......只要是关于抗日战争历史，沙飞的作品从不会缺席。以至，纪念抗战胜利的邮票选用的也是沙飞的作品。
沙飞，人民军队第一位专职摄影记者，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新闻摄影机构的第一任领导者，中国摄影史上第一个提出摄影武器论的人。沙飞和他的战友们创办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份新闻摄影画报——晋察冀画报（今解放军画报），沙飞和他的战友们拍摄和保存了中国革命战争时期最完整的影像资料，沙飞和他的战友们建立和发展了中国革命摄影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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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飞以摄影家身份到前线来，他的功绩不仅是摄影开拓人，也是新闻开拓者。《晋察冀日报》前身是《抗敌报》，沙飞是创始人，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兼任社长，此时还是非党员的沙飞任副社长兼编辑科长，一支笔一个人在战斗。1948年6月14日《晋察冀日报》终刊，与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合并为华北《人民日报》，进而成为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他又创办了抗敌三日刊——子弟兵报——后来的北京军区战友报。
......
八路军战斗在古长城。1938年，地点在河北涞源浮图峪
沙飞被处以极刑后，组织上专门作出决定：
一、沙飞不是反革命；
二、不牵连妻子；
三、不歧视子女，组织负责抚养沙飞的孩子。
八十年代，北京军区军事法院经数年调查，复审查明：“沙飞枪杀津泽胜是在患有精神病的情况下作案的，其行为不能自控，不应负刑事责任。原判认定沙飞有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政治上极端落后，并以‘蓄意谋害’判处其死刑是错误的，应予纠正”。1986年5月19日，北京军区军事法庭为沙飞错案平反，判决：“撤销原华北军区政治部军法处1950年2月24日判决，给沙飞恢复军籍。”6月11日，北京军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决定，恢复沙飞同志的党籍。
虽然迟到了三十六年，但在法律层面洗去了沙飞所受到的责难，在组织层面还给我们一位伟大的战士。
2004年5月20日，在石家庄市双凤山陵园举行沙飞铜像揭幕仪式。参加揭幕仪式的除了沙飞的5个子女及亲友，还有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席邵华、聂荣臻元帅的女儿聂力、沙飞的老战友全国文联主席周巍峙，还有新华通讯社、人民日报社、解放军画报社、中国摄影家协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鲁迅博物馆、北京军区战友报社、石家庄日报社等单位的代表。
沙飞，中国摄影史上划时代的人物，他和他的战友们创造了中国摄影史乃至世界摄影史上最光辉的业绩。他被后人称为中国革命摄影事业的先驱者、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国革命新闻摄影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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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萨拉热窝的枪声点燃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斐迪南大公遇刺时，一位新闻摄影师一直打开着镜头盖，为世界留下了当时的现场实时画面。而在两年前，一个叫司徒传的婴儿，出生于广州一个药商家里，祖籍广东开平赤坎。
司徒传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在广州度过，高小毕业后，他考入广东省无线电学校，同时还考入广州育才英文学校。他喜欢文学，爱读鲁迅的小说、郭沫若的诗。
1926年，14岁的司徒传在无线电学校毕业后毅然从军，在北伐军中当电台报务员。他随军先后去了上海、宁波、厦门、北京等地。北伐胜利后，他在广西梧州军用电台工作了3年。5年的军旅生涯，锻炼了他的体魄，磨炼了他的意志，开阔了他的眼界。
1932年初，20岁的司徒传到汕头电台当特级报务员，月薪150大洋。他工作安稳、收入高，业余时间喜欢看文学作品，他把能买到的鲁迅的书全看完了。他读得越多，对社会、对人生理解得越深刻。他思想活跃、敏锐，是个浪漫的理想主义者。
他与电台同事王秀荔（后改名王辉）相知、相恋到结合。他对她说，我将来要像鲁迅一样当文学家，对不公平、不合理的社会，我也要呐喊。鲁迅第一个把匈牙利诗人裴多菲介绍到中国，司徒传尤其喜欢裴多菲的“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这首诗。
沙飞夫妇在张家口（1946）
司徒传和王辉于1933年3月30日在汕头登记结婚，带着新买的照相机去度蜜月。他们先去广州（司徒传父母家），再乘火车去香港（王辉的出生地），之后乘船去上海，还去了南京、苏州，在杭州凭吊了民族英雄岳飞及秋瑾的墓，并合影留念。司徒传（沙飞）拍了岳飞墓的照片，这是他的第一幅摄影作品。
沙飞夫妇蜜月旅行在苏州 留园 1933 春
沙飞在蜜月中拍了不少相片，都是他自拍的新婚夫妇双人照。现在能够找到并确认的沙飞自拍像，就是他在蜜月旅行时，用自己买的第一架照相机上的自拍器装置拍摄的仅存照片。每照完一卷就在当地相馆冲洗，急切地想看照得好不好。
沙飞夫妇蜜月旅行在南京 玄武湖美洲茶室 1933 春
在这几张泛黄的老照片上，我们看到的是一对“三十年代青年”“小资产阶级情调”的留影照片。当时的沙飞还只是个业余的“文艺青年”和准“业余摄影爱好者”，最初作为自拍像的只是蜜月旅行的留影照片，画面上是西装的新郎相伴旗袍的新娘寻访名胜古迹“到此一游”式的纪念照。
沙飞夫妇蜜月旅行在杭州 西湖平湖秋月 1933 春
现在从间杂在战争影像里看到的少许沙飞的照片，已经很难判断其中究竟有没有哪张确属沙飞的自拍像。由于战场特有的紧张气氛和他非常珍惜战争中的宝贵胶片，沙飞根本想不到和舍不得给自己拍摄一张自拍像。
为蜜月旅行买的照相机使沙飞对摄影产生了兴趣，逐渐迷上了这个小黑匣子。他每月给父母寄钱后，剩下的不多的钱，几乎全用在了摄影上。最初每逢假日，他都和妻子带着弟弟、妹妹和孩子们出去玩，或与妻子及朋友们去打球、听音乐。爱好摄影后，他喜欢一个人到处奔波拍摄美丽风景。当他的目光转向社会底层时，被穷人的苦难打动，他的镜头开始对准劳苦大众。他陪家人的时间越来越少了，他的照相机不再对着妻子、孩子。
1935年6月，沙飞以别名司徒怀签立了摄影团体黑白影社（上海）志愿书，经委员会审核，正式成为社员。
1936年初沙飞拿回家一本外国画报给妻子看。有几幅照片，是关于奥匈帝国皇位继承人菲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遇刺时的实时影像。沙飞激动地对妻子说，我要当摄影记者，要用照相机记录历史。他说这话时，情绪沸腾，眼睛放着奇异的光。
“假如我不认真地拍摄，一定终身遗憾，也有负于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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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司徒怀考取了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西画系。9月，离开汕头，满怀勇气地去到上海。从此，他开始了动荡的生涯，并用照相机记录了中国现代史上一幕幕重要的瞬间。
足迹
司徒怀滞留上海的岁月并不长久，但上海是他萌生以摄影为志业的重要地点。虽然从上海美专不辞而别，但与鲁迅的邂逅，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的人生走向。
擦洗
人力车夫
码头工人
暮归
铁路工人
求乞也不成
中国大部分儿童还饿着
在上海的司徒传，此时他还未成为一个革命宣传家，但是他所拍摄的照片，都体现了一个青年对于社会正义的呼吁与对底层民众的同情心。这些照片在反映其正直的品性的同时，也展示其不凡的艺术身手。沙飞的这些早期影像用光硬朗，画面饱满，信息明确，这为后来其献身宣传摄影奠定了观念与手法的基础。
他与画家司徒乔、电影艺术家司徒慧敏、喜欢摄影的牙科医生司徒博等族亲来往密切，1926年在北京，鲁迅曾买过司徒乔的两幅画。他拿着挚友李桦写给黄新波的信找到后者时，他与在上海的左翼木刻家们取得了联系。
鲁迅与青年木刻家。左起：鲁迅、黄新波、曹白、白危、陈烟桥。1936年10月8日上海八仙桥青年会
鲁迅先生在全国木刻展览会上，1936年10月8日 上海八仙桥青年会
1936年10月8日，在上海八仙桥青年会第二次全国木刻展览会，沙飞见到鲁迅先生并为之拍摄。
10月28日广州《民国日报》发表沙飞的文章《鲁迅先生在全国木刻展会场里》，他写到：““……最后的一天——十月八日，十二时半，我去食客饭，饭后赶回会场，不料鲁迅先生早已到了。他自今夏病过后，现在还未恢复，瘦得颇可以，可是他却十分兴奋地，很快乐地批评作品的好坏。他活像一位母亲，年青的木刻作家把他包围起来，细听他的话。我也快乐极了，乘机偷偷地拍了一个照片。......因为是难得的机会啊。鲁迅先生徘徊了好些时才走，给予人们一个极亲的印象。”.”
沙飞拍摄后，马上亲自冲洗放大。看到照片，他非常满意。他把自己拍摄的照片寄给鲁迅先生，其中的两张照片背面写了字。一幅写道：“鲁迅先生在第二回全国木刻展览会场中与青年木刻家谈话时之情形。沙飞摄。”另一幅写的是：“（鲁迅先生）十月八日在上海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场中与青年木刻家谈话时之情形。沙飞摄。版权归作者保留，稿费请寄上海蒲石路怡安坊五十四号沙飞收。”
鲁迅在第二届全国木刻展的照片，刻画出他“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轩昂气质，成为鲁迅留在人们心中永远的肖像。
这是司徒传首次使用沙飞这个名字。这是沙飞拍摄的第一组新闻照片。他成功了！这组照片奠定了他今后职业的基础。他知道自己选择将摄影作为终生事业的决定是正确的。
沙飞曾经向战友石少华谈过当时的情景：“我拍鲁迅和青年木刻家谈话的照片，先把谈话的情景拍下来，又从各个角度，拍鲁迅先生的特写。把先生的风度、对年青人的关心等，根据我的感受，用摄影手段表现出来。作为新闻照片，第一幅就够用了，但这机会非常难得，我拍完第一幅后，没有放过这宝贵的历史时刻，继续细心观察，拍摄鲁迅的特写镜头。这是先生最后一次抱病参加活动。假如我不是如此认真地拍摄，一定终身遗憾，也有负于历史。”
然而，正当沙飞沉浸在为鲁迅先生拍摄了照片的兴奋之际时，10月19日一早，他得知鲁迅刚刚去世的消息，惊呆了，随即背上照相机，直奔大陆新村鲁迅先生寓所。他默立在先生遗体前，深深鞠了三个躬，然后轻轻打开照相机，按下了快门，留下了先生在人世间最后的影像。
鲁迅遗容。1936年10月19日鲁迅寓所
走在队伍最前边的欧阳山（右），蒋牧良（左），“鲁迅先生殡仪”张天翼，后边紧跟着的是由20名作家签名的“敬献鲁迅先生”祭联，祭联首位签名的是草明。
鲁迅先生丧仪 1936年10月22日
沙飞拍摄的这些照片在广州、桂林展出后，1937年8月带到华北抗战前线，1946年春在张家口赠送了三张给来自延安的老朋友草明。草明珍藏至离世，其女吴纳嘉保存至今。
司徒传把照片投寄给上海、广东各大报刊，使用的名字——沙飞，他热爱祖国、向往自由，希望像一粒小小的沙子在祖国的天空中自由飞舞。飞向自由的一粒沙，这就是沙飞名字的由来。
沙飞拍摄的照片引起了轰动，人们在哀悼鲁迅先生的同时，也注意到了照片的拍摄者。鲁迅先生虽然走了，但他给我们送来了一位杰出摄影家——沙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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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2月3日至5日，沙飞第一次个人摄影展览在广州长堤基督教青年会举行。
1937年1月初，沙飞到达广西省会桂林。1月18日，《桂林日报》发表沙飞的诗《我有二只拳头就要抵抗》。
我有二只拳头就要抵抗，不怕你有锋利的武器、凶狠与猖狂，我决不再忍辱、退让，虽然头颅已被你打伤。
虽然头颅已被你打伤，但我决不像那无耻的、在屠刀下呻吟的牛羊，我要为争取生存而流出最后的一滴热血，我决奋斗到底、誓不妥协、宁愿战死沙场。
我决奋斗到底、誓不妥协、宁愿战死沙场，我没有刀枪，只有二只拳头和一颗自信的心，但是自信心就可以粉碎你所有的力量，我未必会死在沙场的，虽然我愿战死沙场。
1937年6月25日至27日，沙飞在桂林初级中学举办第二次个人摄影展览。
十天后，卢沟桥事变爆发。
1937年8月15日，《广西日报》刊登沙飞文章“摄影与救亡”，他写道：
“……摄影在救亡运动上既是这么重要，摄影作者就应该自觉起来，义不容辞地担负起这重大的任务。把所有的精力、时间和金钱都用到处理有意义的题材上——将敌人侵略我国的暴行、我们前线将士英勇杀敌的情景以及各地同胞起来参加救亡运动等各种场面反映暴露出来，以激发民族自救的意识。同时并要严密地组织起来，与政府及出版界切实合作，务使多张有意义的照片，能够迅速地呈现在全国同胞的眼前，以达到唤醒同胞共赴国难的目的。这就是我们摄影界当前所应负的使命。”
随即，沙飞带着鲁迅的照片底片、朋友们捐助的摄影器材，奔赴华北抗日前线。
八路军攻克平型关。（1937）
1937年，八路军铁骑冲破平型关，长驱出击。（1937）
八路军占领长城烽火台。（1937）
8月底，沙飞到达山西省省会太原，任《全民通讯社》摄影记者。
《塞上风云》 1937年秋，向长城内外进军的杨成武支队（注：115师独立团）。
注：照片中系115师骑兵营，时间1937年10月。
八路军攻夺涞源城时的炮兵阵地，大炮是平型关战斗缴获的。 （1937）
长城，是中华民族的象征。之前，日本随军记者日军拍摄了很多日军在长城上嚣张张狂的照片，到处散发。沙飞拍摄的《战斗在古长城》系列，这是国内第一张中国军队在长城上抗击敌寇的照片，中国军队在长城上英勇抗敌的影像出现，在舆论上对侵略者一个有力的还击，对中国军民乃至全世界的进步力量都给予很大的鼓舞。一经发表，传遍大江南北，并且传到国外，极大地鼓舞了全民族坚持抗战的信心。
1937年秋，河北涞源插箭岭长城，插箭岭战斗之我军指挥所。
1937年秋沙飞在河北涞源拍摄照片：《战斗在古长城》
八路军在古长城上欢呼胜利。:1937年秋 浮图峪
沙飞是由晋察冀军区（后与晋冀鲁豫军区合并为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一手培养并直接领导的我军高级文化干部（正师级）。聂帅一直是沙飞的直接领导，对于艺术家沙飞的思想、业务、生活上都关心致至，政治上悉心培养。
1937年10月，平型关大捷硝烟未散，时任山西太原全民通讯社摄影记者的沙飞赶到平型关一线进行采访，我们今天看见的有关平型关大捷后八路军进军的照片都是他那时拍摄的。在八路军115师，沙飞受到师长林彪与副师长聂荣臻的亲切接见。这是沙飞第一次接触共产党的军队。这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以崭新的面目出现在眼前，深深吸引了年轻的沙飞，受到极大的鼓舞。
八路军收复长城要隘紫荆关（1937）
1937年10月23日，115师五台分兵，聂荣臻率独立团、骑兵营、战地工作团等2300人挺进晋察冀。11月7日，晋察冀军区成立。沙飞跟随八路军向敌后开进，此时，他已是一位八路军战士，只是还未履行手续。同年12月，沙飞在河北阜平正式参加八路军，成为我军历史上第一位专业摄影人士。
聂荣臻率领军区机关，由山西五台向河北阜平进发，于1937年11月18日到达。
1938年1月，晋察冀边区政府在河北阜平正式成立。 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全体代表留影。
阜平县政府 （1938）
沙飞刚到部队时，聂帅给他了两件见面礼：其一是三天前独立团缴获来的日本大洋马，供沙飞专用；其二是一部镜头为F2.8自动对焦的法国魏尔脱相机。相机是115师骑兵营在收复河北曲阳县城时，从一个被击毙的日军中队长手中缴获的。当时沙飞手中使用的是在上海花五块大洋买的白朗宁相机，而这部法国魏尔脱相机是当时最好的相机，在上海的时价是四百块大洋。聂帅将魏尔脱相机送给沙飞，摄影家喜出望外，如获至宝。这架法国相机伴随沙飞直到抗战胜利。
1938年春，河北涞源浮图峪长城，战后总结会。城楼标语“收复失地”
沙飞曾在上海美专学习西画，大学学历，这在八路军部队中是十分稀罕的。惜才如金的聂帅对沙飞极为器重，一开始就让非党员的沙飞担任正团级的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编辑科科长兼第一任《抗敌报》社副主任。后来又根据沙飞特长，于1939年2月在军区政治部专门成立了新闻摄影科，任命沙飞为科长专负其责，继而又委以重任，让沙飞担任正师级的《晋察冀画报》社社长，还亲自挥毫泼墨，为画报题词。
八路军主力部队活动在雁北察南山中 （1938）
聂司令对文化人非常重视，来到晋察冀的秀才们都受到特殊关怀，提拔很快，很多人到解放战争的时候职务已超过了许多老红军，只是到了五五年授衔时才有所平衡。就是这样，仍然有很多在38、39年参加八路军的文化人在55年被授予大校、上校。这些文化人中的突出代表，除了沙飞，另一位为我们所熟知的是魏巍。
1937年11月，山西五台县人民自卫队（俗称“和尚连”）
下面是张难得的照片，一分区领导与国民抗日军(俗称学生军）领导合影。国民抗日军后与涞源支队合编为晋察冀一分区三团。人们所熟知的大名鼎鼎的朱日和“蓝军旅”就是从该团发展而来。
聂司令在生活上给予了沙飞最大程度的照顾，考虑到文化人的生活习惯，特批沙飞不用出早操。
当时，八路军战士的津贴是每月一元，我党有名的大才子邓拓（1928年入党，《晋察冀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建国初期《人民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的津贴每月三元，晋察冀军区各部部长及下属军分区主要首长，如第一军分区司令员杨成武，每月津贴四元，而军区最高首长聂荣臻的津贴每月仅五元。沙飞呢？每月八元！这是当时的顶级水平，能与之媲美的是白求恩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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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确认沙飞是中国摄影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并把许多美誉加诸其上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有两个伟大而纯粹的人，曾被沙飞当作终生的精神导师。而沙飞也用自己敏锐的“目光”，将他们的面容永远镌刻在人类的史册上。
白求恩临终遗嘱送给沙飞的照相机。59年由沙飞的大儿子王达理捐赠给中国摄影家协会（当时名称中国摄影学会）
鲁迅和白求恩——一个中国人，一个外国人；一个文豪，一个世界著名外科医生；一个为沙飞终生敬仰，却仅来得及和他说几句话；一个视沙飞为同志加兄弟，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将自己心爱的“莱丁那”相机赠给了他。可以说，没有这两个人，沙飞的艺术道路和艺术成就，都是难以想像的。
白求恩与八路军哨兵。唐县和家庄 1939
从沙飞的《自述》中我们知道，鲁迅先生曾在他濒临绝望的时候拯救了他。当时沙飞正遭到生活的极大压迫(于举办广州个人影展后)，为此“动摇、痛哭甚至企图自杀过”，但他随即记起了鲁迅的一句话：“能生，能爱，才能文。”以及托尔斯泰的名言：“不要让现实的大海把你毁灭。”后来，沙飞更是把留有导师最后面容的底片用小铁盒贴胸紧藏，至死也没有稍离片刻。
白求恩在模范病室为八路军伤员做手术. 1938年9月
白求恩为摩天岭战斗伤员做手术 1939年10月20日 注：就在这一天做最后一个手术时，白求恩划破了手指。
如果说，鲁迅是给了沙飞榜样的力量，时刻激励着他“与黑暗的旧势力奋战到底”的话，那么，白求恩给予沙飞的，则更多的是精神和艺术的启发。在为白求恩拍照的日子里，沙飞不仅感受到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同时就是一个纯粹而高尚的人，而且为其艺术见解所深深折服。喜欢写诗作画拍照片的白求恩认为，“艺术家的作用就是打破平静。在这害怕变动的世界中，他鼓吹彻底变革这一生活的准则”。沙飞无疑是服膺这种艺术主张的，他的那些传世杰作，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肉搏 1938 （杨成武收藏）
肉搏 （1938） 杨成武收藏
作为战地摄像记者，沙飞往往不顾个人安全，与战士们一起冲到第一线。战士们手中是枪，是刺刀，是手榴弹，沙飞手中的武器是相机，给我们留下的战场照片，无不让人心潮澎湃，恨不得自己穿越过去与战士们一起杀敌寇。
沙飞用手中的相机为武器，为我们留下了大量根据地军民战斗、工作、生产、生活的历史影像。他用照相机拍摄了八路军战斗在古长城、打击侵略者的照片；拍摄了日寇暴行的照片；拍摄了百团大战、聂荣臻与日本小姑娘的照片；拍摄了国际反法西斯战士白求恩的照片；拍摄了抗日根据地八路军将士、人民生产生活、青年踊跃参军的照片；拍摄了在华日人反战同盟活动、国际友人参观与工作的照片；拍摄了抗战胜利后张家口工厂恢复生产的照片……
聂荣臻和日本小女孩（美惠子） 1940
1939年5月，359旅五台战斗俘敌若干名，遣返时王震旅长对日俘谈话，王震旁边戴眼睛的是359旅敌工部长赵安博。
摄影在战争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前线的消息和状况是通过设立在村口或者营房里的临时摄影展、战壕中传递的相片册页传播到战士与群众之中的。
1939年6月， 河北阜平一区参军大会上给参军青年家属发馒头。
小脚妇女往前线送弹药. 山西五台 1939
黄土岭战役胜利归来的八路军接受聂荣臻、杨成武检阅。 1939年冬
晋察冀边区供给部女工为前线战士赶做军鞋。 （1939）
抗大二分校的同学在行进 （1939）
八路军在百团战役后举办“新闻照片街头流动展览”（1940年）
拍照对于那些出生入死的战士而言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在发起冲锋前，随军的摄影师会给每一位敢死队的战士拍照。
但事实上，由于物资的匮乏，并不是每个相机里都有胶片。
战士们其实隐约知道这些事，但面对相机，他们依然会穿戴整齐，抬头挺胸，在这个庄严的，或许是最后留下自己来过世间的时刻，看向镜头。然后转身冲进九死一生的战场。
1940年冬，晋察冀北岳区反扫荡战斗
沙飞的这一组照片可以说是二战各国战地照片中最经典的，看到这照片，谁能不为勇敢冲锋的八路军战士感动？谁能不心痛那位中枪的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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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生活是艰苦的，斗争是残酷的，日军的扫荡成了家常便饭，负伤甚至牺牲随时可能出现。
屹立在恒山之巅的八路军哨兵
八路军郭天民、刘道生部队占领晋冀交通枢钮天险娘子关。（1940）
1940年，阜平，抬伤兵。
押解俘虏。 （1940）
1938年12月，为了更好地发挥新闻摄影的宣传作用，沙飞萌发了举办战地摄影展的想法。经过沙飞和战友们的紧张筹备，1939年元旦，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察冀摄影展览正式推出。八路军官兵和周围数十里村庄的群众争相前来观看，受到极大震撼。聂荣臻观看展览后高兴地说：“照片形象鲜明真实，战士和老乡们容易看懂。照片是一种很好的宣传教育工具，要是能够放大，群众会看得更清楚，那就更好了。”影展结束后，聂荣臻还派人将照片送到延安和重庆，受到毛泽东的赞赏。
影展取得成功后，沙飞就一直思索如何落实聂荣臻的指示，扩大新闻摄影宣传教育的效果。于是，他大胆地提出了创办画报的设想，得到了聂荣臻的肯定和大力支持。1942年3月20日，首试出版《时事专刊》，喜获成功。5月1日，晋察冀画报社在平山县指角沟村正式成立，沙飞任主任，全社100余人。6月，沙飞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2年7月7日，在聂司令员关怀支持下，沙飞及其战友创办的《晋察冀画报》创刊号出版。《晋察冀画报》是《解放军画报》的前身，是我党我军的第一份摄影画报。为了出版《晋察冀画报》，沙飞连续工作，累得吐了血。
封面照片《塞上风云》（1937年10月） 为杨成武部战斗在长城内外
《晋察冀画报》创刊号，共发表新闻照片150幅，其中沙飞一人作品就有82幅。
在最困难的1941、1942、1943年中，根据地的军民在苦苦地坚持着。1941年，华北大旱，河南蝗灾，日军在这一年相继对冀东、平北、平西、平津保三角地带、晋察冀北岳区发动大扫荡。1942年，麦收前日军对冀南、冀中、太行根据地发动大扫荡。由于冀中、冀南平原根据地绝大部分被日军占领，地瘠民贫的山区根据地失去了重要的粮食、棉花等物资来源，根据地陷入粮荒。
聂荣臻曾经发布过《树叶令》，为不与民争食，晋察冀的八路军部队不许在距离村庄十里之内采食树叶，要把这些树叶留给饥饿的乡亲们。老百姓则省出口粮，将黑豆、荞麦、荞麦皮、玉米、玉米芯、树叶等等磨成粉，掺在一起，蒸成饽饽送给子弟兵。就是这样，每个战士每天的口粮只是两个不大的饽饽。
革命的号笛 抗日前线的八路军军号手。 （1942）
忍着饥饿，八路军依然在顽强地战斗着，他们每个人的枪里，仅有五发子弹，甚至更少。
严阵以待的八路军战士
雄伟的八路军步兵阵容 （1942）
1942年，反扫荡中民兵在花塔山打击日寇。
与敌展开村落战
凶残的日军制造了一起起的大屠杀。作为战地记者，亲临现场的沙飞用相机记录下日军的累累罪恶。也许，目睹了太多这些悲惨的场面，让沙飞从内心深处充满了对鬼子的痛恨，以至于影响到了他的精神状态。（为不致引起不适，过于血腥的照片不贴出。）
浩劫后的村庄
摄影记者雷烨（注：烈士）与抗敌剧社小演员田华。 （1942） 田华大家都知道，长大后成为了著名人民表演艺术家。
1943年12月8日，军区除奸部与先期到达的画报社在河北阜平柏崖村汇集，被日军跟踪尾随。拂晓时分，日寇突袭了村庄。当时与除奸部一起行动的三支队仅有一个警卫连的作战部队，直接护卫画报社的仅有一个工兵班。
晋察冀军区保卫部长余光文（55年少将）的妻子张立（军区政治部干事）因行动不便被日军抓住，日军逼她交出部队的行踪，张立不从，被日寇用刺刀捅死、她的三个月的儿子及一个老乡的孩子，被日军扔到开水锅煮死；炊事班长邵永顺抱着他们三岁的女儿小宝冲了出去。
张立与女儿小宝（余泽军） 1943
时任画报社主任的沙飞率报社人员随部队冲出村外，在突围行动中虽然保住了画报社近万张照片底片，但人员损失惨重，包括画报社指导员赵烈在内的9名工作人员牺牲。专职负责掩护画报社的工兵班除班长受重伤外，其余全部战死。沙飞在突围过程中，双脚被冻坏，险被截肢。
那一天，小小的柏崖村有一百多人被杀害，史称柏崖惨案。
沙飞被战友运回村子后，亲眼目睹了大铁锅中被煮死的小孩。他后来非常感慨地说：关于孩子，在抗日战场上有两件类似而又截然相反的事情，一件是在百团大战中，聂荣臻司令员亲自照顾并送还了被我军救出的日本小孩子；另一件就是在柏崖惨案中，日本兵把两个中国小孩扔进开水锅里煮死。这就是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的鲜明对照。
沙飞在那几年的战争摄影中，日寇的各种罪恶——特别是柏崖惨案中的罪恶给他留下深该印象，为他后来枪击和平医院的日本籍医生埋下伏笔。
作为中国最杰出的战地记者，沙飞用自己数以千计的作品，树起了中国摄影史的一座丰碑。但对他富于传奇的一生，则不论解读或评价，都显得困难重重。因为我们面对的不仅是一个以摄影机作为武器的艺术家，而且也是一个最终被精神错乱“葬送”的天才。
沙飞工作照 1939
沙飞的病情是一点点慢慢积累起来的，或许，繁忙而紧张的工作暂时抑制了他的病症的发展。
北岳区东线战斗祝捷会上展出缴获日军大炮。 （1943）
进入1944年以后，八路军开始了反攻，根据地的形势日益好转，沙飞的照片也温馨明快了许多。
1944年秋，晋察冀边区慰问团带慰劳品赴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慰问伤病员。
1944年，摔伤的两名美军飞行员在和平医院疗养。
晋察冀军区兵工厂造手榴弹。 拍摄时间大约1944年左右。
八路军解放山西灵邱城后，儿童斧劈堡垒残木。 （1945）
7
抗战胜利了，沙飞终于得以抓住空闲，与家人在一起合张影。他热爱自己的祖国，他爱自己的家人。
沙飞、王辉夫妇与长子王达理、长女王笑利欢聚在张家口。
这一张照片，很有可能是他最后的一张自拍照。短暂的欢聚过后，他又投入到繁忙的工作中。
大汉奸张家口市伪市长韩广森、伪副市长崔景岚被枪毙.。 （1945）
1946年3月1日， 察哈尔首府张家口，军调处三人小组。
1946年，沙飞在张家口元宝山主持召开晋察冀军区摄影工作会议。
十几年艰苦、紧张的战斗生活，导致沙飞的身体每况愈下，得了严重的肺结核。1948年5月，他住进了白求恩和平医院。
日本投降后，以白求恩医科学校为骨干组建的华北医科大学进驻张家口，与张家口医学院合并，命名为白求恩医科大学。为使学校更快发展，吸收原张家口伪蒙疆中央医学院的医生、教师及其他卫生人员参加我军并到白求恩医科大学工作。经过多方工作，院长、著名病理学教授稗田宪太郎和20多名日籍教师、医生、护士参加八路军，到白求恩医科大学工作，这其中就有被沙飞误杀的津泽胜。
津泽胜是稗田宪太郎的学生、好友，也是难得的医学人才。当时，他在北平和妻子开了一个小诊所，稗田动员他们夫妇到张家口参加了八路军，夫妻俩一位是内科主任（团级），一位是儿科主任。
津泽胜大夫是最早参加日本反战同盟的成员之一，是同盟内的名人，对八路军的政策有相当的认识了解，在医院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的工作精神很快融入到以白求恩的名字命名的国际和平医院，他认为自己能成为这所具有光荣传统医院的一员是他一生的幸运和理想。他工作认真负责，医术精湛，受到全体工作人员和病人的称赞。
津泽胜是沙飞的主治医生。刚入院时沙飞经常咳血，身体瘦弱，走路都困难，几乎卧床不起。在津泽胜一年多的精心治疗下，沙飞的病情大为好转，达到了出院条件。
然而，就在沙飞行将出院时，1949年12月15日，津泽胜最后一次查房，交待了出院后的注意事项。当他离开后，沙飞又让警卫员将其喊回，刚一进门，沙飞掏出手枪连开两枪，一枪打在额头，一枪从左肩偏过，津泽胜倒了下去。之后，沙飞又用肩膀撞开冲上来阻拦的两位警卫员，冲着津泽胜额头正中开了致命一枪。
沙飞一生中最崇敬的人就是鲁迅。沙飞曾对著名画家司徒乔说，在鲁迅先生的葬礼上我听人议论，先生是被给他治病的日本医生害死的。鲁迅是被日本医生害死的，成为沙飞心中永远抹不去的阴影。后来沙飞在住院期间，几次对家人说，日本医生害死了鲁迅，现在又害我。
他曾对他的护理员和警卫员说过，津泽胜给他拍X光片是想毁坏他身体的器官，让他多晒太阳是为了杀死他体内的细胞，让他多散步是为了消耗他的体力......从而寻找机会暗杀他。
据津泽胜的助手张富云（后任白院副院长）回忆，当时的医学水平对精神病知识了解甚少，经验不足。对沙飞病中的长期失眠，忧郁焦虑症状，认为是他长期战争紧张过度造成的，是结核病的一般心态，未能考虑他是精神病病态。对沙飞的某些行为、言语总是向常人方面想，认为可能是文艺家的语言性情。而沙飞的家人、警卫员、护理员更不是医学专业人士，他们只会认为首长又在说胡话了。
由于津泽胜是科班出身的日籍医生，又在医科大学当过教授，所以很注意仪表礼节，工作起来严谨认真，不苟言笑。这一切在沙飞眼里，都好像带着一股武士道精神似的。尤其使沙飞起疑的是，津泽胜在给病人切脉时，那食指和中指轻按病人脉上的手势，同他在电报局发电报的手势几乎一样。有时还一轻一重地一按一点，简直就是把病人的脉腕当成了发报机的按键了。因此沙飞断定，这个表面温文尔雅，面颊时时浮现谦和微笑的大夫，一定是潜伏下来的日本特务。另一个日本大夫高永信，常对沙飞施行“叩诊”，被沙飞称为“重打诊”，认为完全是津泽胜的帮凶。
目睹过日寇太多的惨无人道，沙飞的精神受到强烈的刺激，患上了迫害妄想型精神分裂症。但这种病情爆发是瞬间、短暂的，平时与正常人一样，当时的医疗手段和医疗技术很难作出准确的诊断。
枪击案发生后，在白求恩和平医院的一百多日籍医护人员人心惶惶，院方一方面派专人安抚，一方面积极抢救。然而最终没能挽回津泽胜的生命。
2007年6月，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给津泽胜颁发了荣誉证书。
华北军区军法处的调查：第一，对医院的相关人员调查中并未发现沙飞有什么精神不正常行为；第二，羁押期间沙飞精神正常，还给军区写信，行文落笔也是完全正常；第三，事发前一天沙飞拿警卫员的枪开了一枪，然后让警卫员压满7发子弹给他。这一切看来是有预谋；第四，他给军区的信中，说日本人杀了很多中国人，意即杀一个日本人算什么......
在当时，所有的不利都指向了沙飞。
悲剧发生，沙飞枪杀了日本医生津泽胜；又一幕悲剧发生，沙飞被华北军区军法处处以极刑。
王辉和沙飞的五个孩子 （1954）
沙飞羁押期间，为稳定他的情绪，他随身携带的相机等物品并未收交统一保管。当他的战友们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他最珍视的鲁迅先生的底片不在其中。从1936年他给鲁迅先生拍照之后，他就小心翼翼地用纸包好底片，装在一个小铁盒中，放在贴胸的口袋里。经核查，由于疏忽，执行完后军法处忘记了取出......
沙飞走了，带着留有他最敬爱的导师最后影像的底片，离开了我们。但是，他反映中国革命的不朽摄影作品却永远留在人民心中。
520，一个充满爱的日子。再过几天，沙飞110岁了！他深爱着他的祖国，深爱着他的同胞。祖国不会忘记他，人民会永远想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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