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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中国茶贸易历史
- 2、 中国茶 历史
- 3、茶叶的出口贸易发展历史
- 4、中国茶叶出口历史
- 5、中国茶叶贸易史
- 6、茶的出口历史
- 7、茶叶贸易历史
- 8、茶叶贸易史
- 9、我国茶历史
- 10、茶贸易及历史渊源
- 11、中国茶饮的历史
1、中国茶贸易历史
茶叶、丝绸和瓷器是古代中国对外贸易的三大贸易“王牌产品”。
一、茶叶：东方树叶飘洋来
茶的出口主要是从唐朝开始，这一时期，中国茶叶的品类、饮用方法都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南方的广大地区也成为了稳定的茶叶主产区，陆羽的《茶经》更是光耀千秋，正是积累了以上的种种有利条件，中国才开始大规模出口茶叶。唐朝包容的文化更是为茶叶出口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国强邦交忙”，盛唐时期，亚洲各国商人、使者、留学生纷纷来唐，而唐人的足迹也遍布亚洲，这一过程极大地促进了茶叶的出口。同时，唐也是历史上“茶马互市”的源头。
宋朝是中国海商出口茶叶的一个高峰，陆上丝绸之路的中断客观上促进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而海上丝绸之路又有着离茶叶产地近的优势，因此宋朝的海上茶叶贸易迅速崛起，南宋以后甚至成为国家重要税源之一，这一时期，中国茶叶出口到西亚后，又从西亚被带至欧洲，引起了欧洲上层社会的注意。同时因为宋朝不占有战马产地，“茶马贸易”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时至今日，在西南地区，我们仍能发现茶马古道的遗迹。
明朝时期，除了茶马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外销量不断增大外，中国的茶叶出口还出现了一个大事件：万历三十五年，中国茶叶首次销往荷兰，这是中欧直接茶叶贸易的起点，此后，荷兰、英国等国陆续开始大规模从中国进口茶叶。
清朝，中国的茶叶出口达到了顶峰，乾隆的全盛时期，欧洲商船直接从东南沿海进口茶叶，而晋商则把茶叶从陆路贩向沙俄和东欧，这一时期，中国茶叶出口值占到了出口总值的接近九成，大量茶叶出口，换回海量白银，本不产银的中国也因此成为了“白银之国”。不过，可惜的是，由于近代国内频繁战乱、西方工业革命等诸多原因，茶叶销售到清末也丧失了优势。
二、丝绸：神秘的软黄金
中国出口丝绸的历史最为悠久，而且在历史上，丝织品如绸缎等，也曾在中国内部发挥过通货的作用。早在汉代，丝绸制品就是中央帝国出口的王牌产品，著名的“丝绸之路”也是因此得名。
两汉时期，通过中间商，中国就已经开始向欧洲输出丝绸。唐以后随着气候的变化，中国南方地区逐渐成为丝绸的主产区，同时由于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领先，中国人在养蚕和丝绸制作工艺上也远远领先于其他国家，这样就使得中国丝绸在国际市场上极具竞争力。
直到宋元之间，丝绸依然是中国出口的主要产品之一。而更对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的是丝绸技术的扩散。公元初，丝绸技术扩散到朝鲜和中亚，而罗马帝国则直到六世纪中叶才掌握了养蚕的技术，此后，丝绸技术在全世界各个文明国家快速发展，其进步还在亚欧大陆带动了纺织、制衣、印染等多个工业门类的发展，对人类整体的技术和社会历史进程都产生了深刻的作用。
在西方工业革命后，欧洲在纺织和印染工业上取得更大的进步，而中国则裹足不前，所以清朝中叶以后中国丝绸产品对西方国家已无竞争力，中国成为廉价原材料——生丝的出口国，高昂的附加利润则被洋商获取。
三、瓷器：冰肌玉骨从土出
瓷器是中国出口的又一利器，最早的瓷器出现在东汉末年，而最早出口瓷器的记录目前则可以追溯到唐代。最初的出口对象是朝鲜和日本。在国内制瓷技术不断提升的同时，中国瓷器的出口也逐渐得到了大发展。
宋元时期，东来的外国海船往往携带大量瓷器西返，这一时期，西返的瓷器，往往是以使用性质的粗瓷，工艺品则以龙泉窑最多，江西瓷器也由此开始崛起，因其地域靠近福建和浙江沿海，利于出口。
而在明代以后，随着以景德镇为代表的瓷器工业中心的形成和中国制瓷工艺的进一步成熟，大量精美、昂贵的瓷器开始出口欧洲，甚至出现了当时上等的中国瓷器和黄金等价的奇观。乾隆时期，中国对欧洲的瓷器出口达到巅峰，同时，部分欧洲商人和上流社会还开始从中国订制瓷器，因此出现了很多按照西方人审美和要求，绘有西文字母和欧洲图案的出口产品。
而在道光之后，欧洲制瓷工艺进步迅速。18世纪60年代，英国人维奇伍德在白瓷工艺上取得重大突破，1782年，欧洲使用蒸汽机进行生产。这些重大突破，很快将中国远远甩在了身后，1792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开始不再从中国进口瓷器。
2、 中国茶 历史
茶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世界公认的饮茶就是中国首创，而在中国根据陆羽《茶经》中的记载：“茶之为饮，发乎于神农氏”，在中国的文化发展史上，往往是把一切与农业、与植物相关的事物起源最终都归结于神农氏。而根据相关历史文献记载，中国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开始了有关对茶叶的探索，只是在秦时代茶更多的是王公贵族的专属，没有得到更好的传播。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文化开始在中国盛行。佛法大师在探讨、悟佛理时要心境平和，没有杂念，而茶恰好有提神醒脑的功效，使人内心更加的通透明澈，饮茶开始在佛家流行。只是相对于魏晋南北朝的动乱局势，连绵不断的战争，民不聊生，生存尚是问题，亦不会拿出更多的时间去研究茶叶。
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文明中，唐朝占有绝对的一席之地。唐朝国泰民安，社会生产力水平得到了大幅的提升，茶叶开始逐渐地走向社会大众。在这一过程中，有一批文人骚客、儒家大士开始深入的研究茶叶，其中尤以陆羽为主，陆羽所著的《茶经》更是世界现存最早、最完整、最全面介绍茶的专著，被后人誉为茶叶的百科全书，茶文化的核心内容茶道也在这一时期诞生。在唐朝这一时期，就初步形成了内容多样，内涵丰富的茶文化机制。
在南宋，茶文化发展到一个高潮时期，民间就出现了的专业品茶社团，宫廷也设立了专门的茶事机关，皇帝用赐茶来笼络王公大臣；在民间，也形成了各种各样的茶，有人迁徙，邻里要“献茶”，有客来，要敬“元宝茶”，婚时要“下茶”，结婚时要“定茶”，同房要“合茶”。民间一时斗茶风起。日本现盛行的茶道，也是由南宋时期漂洋过海传播而去。宋朝过后，茶文化开始没落，明太祖朱元璋撤销北苑贡茶苑，不再设皇家茶园，散茶正式形成，散茶真正的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人们喝茶的方式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不过却已经没有盛唐、南宋时期的全盛状态。在17世纪，西方列强用枪炮叩开中国的大门，中国的茶文化也随之传入到西方国家，并逐渐的在世界流行。
新中国成立后，茶文化已经不再是单一的文化机制，融入了更加丰富的理念。加强了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的结合，形成了具有竞争力和影响力的文化机制，茶歌艺术、茶乐艺术也应运而生，使得茶文化更加的符合我国的社会实情。
3、茶叶的出口贸易发展历史
世界茶叶贸易的基本特点：一是全球茶叶种植区域集中；二是茶叶进出口也较集中；三是红茶是世界茶叶贸易主要品种。
一、全球茶叶种植区域集中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
目前，世界上有超过50个国家和地区种植茶叶，但种植区域集中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其中，中国、印度和斯里兰卡种植面积位居世界前三位，2017年种植面积分别为222.5万公顷、62.4万公顷和23.2万公顷，占全球茶叶种植面积的比重分别为54.6%、15.3%和5.7%。产量排名与种植面积略有差别，产量排名前三位的国家是中国、印度和肯尼亚，2017年产量分别为245.9万吨、130.4万吨和43.3万吨，占全球茶叶产量比重分别为40.3%、21.7%和7.2%。
二、茶叶进出口较集中。
尽管种植茶叶的国家和地区仅有50多个，但参与全球茶叶贸易的国家和地区却多达170多个。在这17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肯尼亚、中国和斯里兰卡是世界前三大出口国，2017年出口茶叶46.8万吨、36.7万吨和28.9万吨，占全球茶叶出口量的20.3%、15.9%和12.5%。前三大进口国为巴基斯坦、俄罗斯和美国，2017年进口茶叶20.5万吨、18.1万吨和16.6万吨，占全球茶叶进口量的18.6%、16.5%和15.1%。
三、红茶是世界茶叶贸易主要品种。
国际上一般将茶叶分为绿茶（greentea）和红茶（blacktea），其中红茶是全球茶叶贸易的主要品种。2017年世界茶叶出口230.7万吨，其中红茶出口166.1万吨，占72%；绿茶出口为45万吨，占19.5%。
4、中国茶叶出口历史
丝绸，瓷器，香料，珍珠等
一、丝绸。早期只有中国能生产丝绸，中国因此被称为赛里斯国，也就是丝国的意思。外人特别喜爱中国的丝绸，中国通过西北与欧洲交往的道路也被称做丝绸之路。后来外人获取了蚕种和丝织技术，丝绸之路也渐渐衰落。
二、瓷器。中国瓷器虽然出现很早，但技术成熟大约在唐朝时期。此后中国大量出口瓷器，象南宋立足江南，地狭人稠，于是多生产瓷器等物出口海外，获取利润。明清之时，欧洲、西亚等地也掌握了瓷器生产技术，中国出口渐衰。
三、茶叶。中国是茶叶的原产国，唐朝时就有人写作了《茶经》一书，表明饮用茶叶已成了一种高雅的享受。明清时，茶叶成为中国出口之大项，一两茶叶甚至比一两黄金还值钱。在中国茶叶的影响下，日本、英国、俄国人都有了饮茶的习俗。后来，英国人在印度种植茶叶，中国茶叶受到了很大冲击，一度失去茶叶生产第一大国地位。
5、中国茶叶贸易史
中国茶叶对外贸易，有1500余年历史，大体可分四个贸易时期。
中国茶叶的早期输出外销
公元475—1644年的一千余年，是以物易茶为主要特征的出口外销。
中国茶叶最早输出在公元473—476年间，由土耳其商人来我国西北边境以物易茶，被认为是最早记录。唐代，於公元714年我国设“市舶司”管理对外贸易。以后中国茶叶通过海、陆“丝绸之路”输往西亚和中东地区，东方输往朝鲜、日本。
明代（1368—1644）是中国古典茶叶向近代多种茶类发展的开始时期，为清初以来大规模地开展茶叶国际贸易提供了商品基础。
郑和七次组率船队，出使南亚、西亚和东非三十余国。同时，波斯（今伊朗）商人、西欧人东来航海探险旅行，及传教士的中西交往，把中国茶叶文化传往西方，为以后的华茶大量输入欧洲作了宣传和与论准备。
6、茶的出口历史
目前，中国茶叶种植面积已达290多万公顷，占全球面积的61%左右。茶产量达到261万吨，居世界第一，占全球产量的45%。
据国际茶叶委员会的最新统计，2008-2017年间，世界茶叶种植面积一直保持稳定增长，2008年世界种植面积为342万公顷，到2017年达到489万公顷，十年间增长了147万公顷，比2008年增长了43%，且大部分增长来源于中国，中国的茶叶种植面积常年全球居首。
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茶叶种植面积为305.9万公顷，占全球茶叶种植面积的62.6%。
2017年世界茶叶种植面积比上一年增加了17万公顷，而2017年中国茶叶种植面积比上一年增长了15.6万公顷，可以说，世界茶叶种植面积增长部分的91.8%来源于中国。
同期，中国茶叶产量为260.9万吨，占全球总量的44.89%。
中国是产茶大国，也是出口大国。
据一牛财经查看海关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茶叶出口量36.5万吨，同比增长2.7%；出口金额17.8亿美元，同比增长10.5%。同期，中国茶叶进口量3.55万吨，同比增长19.1%；进口金额1.8亿美元，同比增长19.4%。
对此，海关表示，从数据看，中国茶叶出口量增价涨，出口金额增幅近4倍于出口数量增幅，茶叶出口大国地位进一步稳固。
此外，数据还显示，2018年，中国绿茶出口依然强劲，出口30.3万吨，同比增长3%，出口金额12.2亿美元，同比增长7.9%。绿茶出口量占中国茶叶出口总量83%，出口金额占总出口额69%。
同时，中国茶叶流通协会近日公布的《2018中国茶叶行业发展报告》提出，中国依然是全球最大的茶叶消费国，2017年，世界茶叶消费量最大的国家是中国，达212.4万吨，居第二位的是印度，为105.9万吨。
但是世界茶叶产大于销的矛盾依然突出，世界茶叶增长主要来自于中国与印度，因此改善供需矛盾，除了要提高茶叶消费量外，产茶国应当适度控制茶园的种植面积。
7、茶叶贸易历史
明清时期海外贸易变化很多:
1492年，明弘治五年，皇帝为中国明朝第九个皇帝明孝宗朱佑樘，弘治年间，明朝政治清明，经济持续发展，史称弘治中兴。
1750年，清乾隆十五年，
明代，自开国之初，就开始严格限制海外贸易，严格海禁，“敢有私下诸番互市者，必置之重法。（明《太祖实录》卷二三一，洪武二七年正月甲寅）”大运河开通后，并废海运漕粮。虽然设了广州，宁波，泉州等市舶司，但实行的是朝贡贸易。对外方来使发给凭证，限两三年以至更长时间来华一次，须在港口堪合凭证，所有商货运京师开市。永乐以后，仍是以禁为主，即使是郑和七下西洋，也没有扩张外贸的意思。到隆庆初（1567），始“除贩夷之律”，而仍有不少限制。所幸这些政策实际上没有禁绝私人的海上贸易，当然，这种政策下，外贸要健康发展是不可能的。
明代的外贸中心是福建，外贸对象则主要是南洋，次为日本。明廷禁通日本又甚于南洋。福建的关税收入，万历初年只有两万两，崇祯最高时也不过五六万两，而南宋绍兴十年（1140）广州市舶司的税收达110万贯。海禁之害，于此可见。（数据来自《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
至于贸易量，只有粗略的估计，据（美）魏斐德著《洪业：清朝开国史 》估计， 中国17世纪通过与西属菲律宾的贸易，成了美洲白银的主要吸收者。西属美洲所产白银，有20％被西班牙大帆船直接运过太平洋到达马尼拉，然后运往中国购买丝绸和瓷器。还有一部分美洲白银，通过中亚贸易到达俄国的布哈拉，然后间接转入中国。美洲新大陆出产的贵金属，有一半之多经上述渠道流入 中国。加上每年来自日本的15万到18.7万公斤白银，在17世纪的前30多年中，每年流入中国的白银，总量约达25万至26.5万公斤。在17世纪20年代欧洲贸易衰退之前，停泊于马尼拉的中国商船每年多达41艘。据史志宏《明及清前期保守主义的海外贸易政策形成的原因及历史后果》一文估计，从隆庆五年到明末的七八十年间，仅通过中国-吕宋一墨西哥这条太平洋“大帆船贸易”路线流入中国的美洲白银就不下6000万比索，折合成库平银当在4000万两以上。
海外贸易的结果是大量白银从美洲，从日本，以及欧洲流入中国。学者李隆生根据众多学者对于明季从日本和西属美洲流向中国的白银数量的不同估计，取了一个平均值。最后得到估计如下：“若取各家平均，则明季由日本流入中国的白银为1亿7000万两，西属美洲流向中国的白银为1亿2500万两，合计2亿9500万两。所以，整个明季由海外流入的白银可能近3亿两。” 《晚明社会变迁》一书中说“综合粗估结果，1570——1644年美洲白银总共大约有12620吨流入了中国”把吨换算成两，这就相当于3亿3653万多两白银流入中国，如果日本流入中国的白银仍旧按照1亿7000万两计算，则明季从海外流入中国的白银当在五亿两以上。
当流水一样滚滚而来的白银流人中国后，运出去的却是丝绸、瓷器、茶叶、蔗糖等。也就是说，明朝的海外贸易，卖出去的是各种产品货物，买进来的货物寥寥，得到的只是白银等贵金属。可以说，这几乎是一种单方面的货物贸易。所以才有如此之多的白银流入。面对中国，西班牙乃至于日本，拿不出来什么有竞争力或者为中国所需的产品或者货物，有的只有白银，只有拿白银这种硬通货来购买他们所需要的中国产品和货物。
清代最初严厉禁海，平定三藩之乱收回台湾之后，于1684年开海禁，指定澳门，漳州，宁波（后移定海），江南云台山四处为外贸口岸。期间，于1717——1727年禁止对南洋的贸易。到1757年，又改为广州一口通商，封闭其他三个口岸。清随明制，也是限制对外贸易，主要有这么几项：限制通使；歧视出海华商；限制商船规模；限制出口商品；严管来华外商。只是在当时商品经济发展的势头下，非但外国人来华贸易无法完全禁止，中国的海商也有了强大的经济实力，在南洋一带开拓了事业，要禁止他们出海是不可能的。清朝的限制，主要原因有二：一，防止反清势力与外人勾结；二，认为出口原来国内流通的商品，会使国内匮乏，动摇国内市场。但又认为进口品对国内供应干扰不大，所以对进口无所限制。
据史志宏《明及清前期保守主义的海外贸易政策》一文说： “康熙开海之初，私人海外贸易获得了很大发展，到东洋、南洋贸贩的船只及人数都日益增多。如到东洋日本的中国商船，据长崎交易所的记录统计，1684年为26艘，此后5年间直线上升，1688年达到194艘，增加6倍半。1689年日本颁布“亨贞令”对中国赴日商船加以种种限制以后，赴日船只有所减少，但仍较明末为多。亨贞令以后的赴日中国商船数，据统计，1689—1711年的23年间，总计1791艘，年均约78艘。明末赴日中国商船数，1634—1644年间，年均57艘。到南洋各地的中国商船更多。据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皇帝说，“每年造船出海贸易者多至千余”（注：《清圣祖实录》卷270，康熙五十五年十月壬子。），虽然不是确数，但可见其多。”
据铁血网友精灵小田的贴文《论清代并没有“闭关锁国”—由清前期海外贸易谈起》说：
“雍正七年到乾隆二十一年(1729—1756年)四海关贸易的商品流通量，除了江海关因只有两年的数字，表现下降外，其他三海关贸易总值均呈增长趋势。以隆乾二十一年(1756)各海关的贸易总值而言，粤海关比雍正七年(1729)增长44％；闽海关比乾隆五年(1740)增长29％；浙海关比乾隆元年(1736)增长22％。这大体上可以反映这一时期海外贸易的发展趋势。乾隆二十二年(1757)以后，粤海关在80年间贸易总额是不断增长的．总值估计为42亿2716万8950两，比乾隆二十二年以前四海关贸易的总值4亿0821万5787两，增长10倍以上。如果把厦门、宁波等港口的贸易额也统计在内，增长还要多。
“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政府实行开海设关、严格管理海外贸易的政策之后，虽有10年的“南洋海禁”和乾隆二十二年(1757)撤销闽、浙、江三海关贸易的阻碍和影响，但中国的海外贸易并未因此停顿或萎缩，而是以不可抗拒的势头向前发展，其规模和贸易总值远远超越前代，达到了新的高度。乾隆十年(1745)四港贸易总值达到3657万1777两，比明代的最高年份增加35．5倍。就以粤海关一处的贸易而言，雍正七年(1729)的贸易值为1110万5800两，比明代的最高年份也增长10。1倍。”
明清两代数字的比较与分析
我们在这里无从得知明清两代的海外贸易的具体的统计数字，如果《洪业：清朝开国史》和《晚明社会变迁》一书的估算准确的话，明代每年流入的白银将大大多于清代的水平。这里，二者都认为，明季从海外流入中国的白银当在五亿两左右。而后文中，1770——1830年间流入中国的白银共合5亿元左右，我们都知道，银元折合库平银约七钱二分，5亿元折合银两约3.6亿两（1斤=16两，1两=10钱，1钱=10分），那这个5亿元就远远的不及明代的5亿两了。但这只是流入中国的银子数量的比较，换言之，只是出超数字的比较，还不是贸易量的比较。
如前文所言，明代的巨量白银流入，很大程度上是由当时的贸易方式所决定的。白银在一定程度上是作为一种特殊的“货物”被中国的商船从日本或者马尼拉用丝绸、瓷器、茶叶、蔗糖等货物交换回来，或者是西方的商船运进这种“通货”用以交换中国的商品。在这种情形之下，流入的白银量之大，就不难理解。而在清代，海外贸易的情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海外的产品的需求也有所增大，基本上改变了明代以来的单方面货物贸易的情形。由于西方大国关系的转变和殖民地的扩张和发展，也由于英国资本主义工场生产的发达和工业革命的促进，清代尤其是中后期，外贸对象由西葡荷转为了英美，英国的工业品陆续来华，虽然量不大，主要是一些毛织品和金属品。
明清两代在中国的海外贸易中，之所以一直不能掌握主动权，其主要原因就是朝廷的限制措施。而这个限制的思维则直接导致中国海军的沦落。就是在中国海军最骄傲的时代的郑和船队，也没有保护和发展民间海外贸易的使命。反之，他的使命中，倒是有劝谕华人回归的一项。当然，郑和的航海活动，客观上促进了民间海外贸易的兴盛。
郑和之后中国在海上的唯一强大时期就是以郑芝龙为首的海商集团强大的时期，证明发展海权一定要结合发展海上贸易，象郑和船队一样单纯的宣国威于海上必然不能持久。明清两代的海上衰弱，主要原因还是没有认识到海上贸易对国家的重要性。没有保护和开拓海上贸易的认识和需求，自然没有发展海上武力的动力。在这样的认识之下，统治者认为当时简陋的海防已经足够，就不足为奇了。
清代一直视出海的国人为防范的对象，视其为“不安本分之人”，规定“出洋贸易人民，三年之内，准其回籍。”“若逾期不回，是其人甘心流移外方，无可悯惜，”这样就是出洋的商民和寓居海外的商民失去了本国政府的保护。在明清时代，东南亚屡次发生屠杀华人华侨事件，明廷清廷都不闻不问，任其自生自灭，还认为他们是“自弃于化外”的“本应正法之人”，说他们“孽由自取”，对他们持遗弃态度。这样的观点和政策，自然视发展海军为无用，而西方殖民实力在东南亚的加强，使清代再没有发展出象郑芝龙那样的民间海上势力。
这样的朝廷的水师，当西方在东方海面终于积聚起足以挑战这个东方大国的海上实力之时，只靠着“狗血”迎敌的帝国船队只有束手待毙，而我们强大了千年的中华上国，终于第一次遇到了他不可能战胜的力量。
明代在隆庆年间，深悉地方民情的海澄县令罗青霄，目睹民间从事海外贸易的实况，吁请开海禁，福建巡抚涂泽民上奏朝廷获得批准，在福建漳州海澄月港开港，“准贩东西二洋”，唯前往日本经商仍在禁止之列。然而开放民间海禁的好景并不长。万历二十年(1592年)，日本关白丰臣秀吉出兵侵略朝鲜，中国海防吃紧，明廷即于次年下令禁海。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日本自朝鲜退兵，明廷才于次年二月复开市舶于福建(论者以为此间海禁为时仅一年，不确)，东西两洋贸易方又为合法，而对日贸易仍行禁止。万历末年，明朝海防日益废弛，海道不靖，随着葡萄牙人、荷兰人的先后东来，横行海上，劫夺船货，明廷又出于海防安全考虑，第三次禁海。崇祯元年(1628年)三月，福建巡按御史赵荫昌请“禁洋(舟工)下海”，令有司定议。崇祯十二年(1639年)三月，给事中傅元初代表福建公论上奏，请求朝廷下令福建地方讨论是否应该重行开海征税，未有结果。上述明朝海禁和开海的反复过程，从未见人叙述其详。如此算来，明廷自隆庆年间的开海禁，实际上前后不到五十年。东南沿海民间海上贸易的兴盛局面只是昙花一现，就在明廷海禁政策的控制下和欧人东来的干扰下，再次步入海外贸易的萧条境地。
因明朝官方船队80年来不再西行，而私人海商出海被严厉禁止，波斯湾－印度洋－南洋的海外贸易主动权渐被葡人掌握。
1510年，果阿落入葡人手中。
1511年，中国的重要藩国、郑和下西洋时的海外基地－马六甲失陷于葡人。从此葡人掌握了马六甲以西的海外贸易主动权，中国丧失自宋元以来的传统优势地位。
1603年，马尼拉发生大仓山惨案，华侨死难25000人。西班牙人恐中国报复，遂派专使前来解释。福建巡抚徐学聚接上谕后答复（录自菲律宾总督Don Pedro deAcuna：《China Review》 Vol7,No4 P251-253）：“屠杀华人一事，可勿视为重要，中国皇帝宽怀大度，对于屠杀华人一节，决不兴师问罪......在境华人，固多系不良之徒，亦勿容怜爱。”
1639年，马尼拉再次屠杀华侨20000人，明廷以“中国四民，商贾最贱，岂以贱民，兴动兵革，弃之无所可惜”为由拒绝干涉。这与后来乾隆帝的答复异曲同工。
林仁川先生根据国外有关史料，作了估计工作。其中1641年6、7两个月，郑芝龙运往日本长崎的诸多货物中有白生丝25700斤，黄生丝15550斤，各种纺织品140760匹；1641年，销往日本长崎的各种糖5726500斤，1644年为1417550斤，1645年为3377900斤。
--------------------参见林仁川《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第三章
在魏斐德的《洪业 清朝开国史》中是这样表述的：
“1620年至1660年间，欧洲市场爆发了贸易危机，以西班牙的塞维利亚为中心的世界贸易体系遭到沉重打击。中国尽管与欧 洲相距遥远，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严重影响。在17世纪20年代欧洲贸易衰退之前，停泊于马尼拉的中国商船每年多达41艘，到1629年便降为6艘，加之当时与中亚贸易的萎缩，新大陆输入中国的白银便大大减少了。17世纪30年代，白银又开始大量流入中国。西属新大陆的白银又从海上源源运至马尼拉，大量日本白银被澳门人带到了广州，而更多的白银则从印度的果阿经马六甲海峡流入澳门。但不久，即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白银流通再次被严重阻断，而此刻正值长江下游地区高度商品化的经济急需更多白银以对付通货膨胀之时。1634年后，菲力浦四世采取措施限制船 只从阿卡普尔科出口；1639年冬，许多中国商人在马尼拉遭到西班牙人和土著人的屠杀；1640年，日本断绝了与澳门的所有贸易往来；1641年，马六甲落入荷兰人手中，果阿与澳门的联系也被切断。中国的白银进口量骤然跌落。明朝末年日益恶化的通货膨胀，可能正是白银进口长期不足的严重后果之一——在长江三角洲等人口稠密地区，通货膨胀导致谷价暴涨，给当地城镇居民带来了极大灾难。在1635年至1640年白银进口量骤减期间，那些主要以养蚕为生的人们处境更艰难了。由于国际丝绸贸易萎缩，浙江北部的湖州等丝绸产地迅速 衰落。与此同时，天灾和疾疫又一起袭来。从1626年到1640年，罕见的自然灾害席卷中国大地，严重的干旱和洪涝接踵而至。接连不断的饥荒，伴随着蝗灾和天花，导致人口大量死亡。经过这场浩劫，晚明的人口总数大幅度下降。有的学者甚至提出，从1585年到1645年，中国人口可能减少了40％。不管怎样，中国人口的 严重下降，恰恰与全球性的经济衰退同时发生。仅这一点便足以使历史学家们相信，中国也被卷入了17世纪那场困扰着地中海世界的普遍危机。 明朝后期，许多亲身经历了那次通货膨胀的人们认为，当时的经济困难主要是由经济的货币化引起的。
8、茶叶贸易史
茶是世界三大无酒精的文明饮料之一，它受到世界各国人民喜爱，饮茶风尚遍及全球。迄今为止，全世界种茶国家高达六十多个，但探本溯源，世界各国最初所接触的茶名、饮用的茶叶、饮茶方法、引种的茶苗、种植技术、制作工艺以及茶具茶艺等皆源自中国，其途径或直接或间接。英国能成为驰名世界的爱好饮茶之国，正是在中国的影响下。作为一种神奇的饮料，茶在18世纪成为英中贸易的核心商品，长期处于贸易中的支配地位，为贸易商赚来了高额利润。红茶在18世纪得到了大发展，英国人在这一时期形成了以红茶为主，下午茶为特色的饮茶习惯。直至今日，红茶己然成为“国饮”，而这一切主要通过英国东印度公司与中国积极发展红茶贸易来实现。
中国不但是茶文化的发样地，而且是世界上最早种植茶树与利用茶叶的国家。通过考古遗迹和史书记载可以证明，早在上古时代的母系氏族社会里，我国就发现和食用茶叶。同时，中国还是世界上最早研究茶的国家，并将其撰写成书流传千古。约公元前2世纪的辞书之祖《尔雅》，收集了丰富的古代汉语词汇，其中就有茶名的“茶”字，这是可以考证的世界上最早关于茶的记录。唐代陆羽(733年一804年)撰写了世界上第一部关于茶叶的专著《茶经》，对中国和世界的茶学发展作出了伟大的贡献，被誉为“茶仙”，尊为“茶圣”，祀为“茶神”。由此可见，中国茶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
尽管中国茶叶拥有悠久的历史，但欧洲国家却直到16世纪中叶才知道中国茶叶，而茶叶为其认识与享用始于访华的欧洲传教士。在中国茶叶还没有进入英国本土的时候，己有少数访华的英国传教士认识中国茶，他们大都真正到过中国并在旅居过程中接触到中国的饮茶文化。东印度公司驻日本平户(今广岛)的代理人维克汉姆仪.Wichham)对中国茶非常喜爱，他在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6月27日写给澳门分公司经理伊顿的信中，特意请其想办法在当地购买最优质的茶叶(Chaw)一罐。值得一提的是，他在信中使用的茶是“chaw”的拼写，可见当时的英文文献资料中使用了广东话“cha”的派生词。塞缪尔，拍切斯(Samuel Purchas)于天启五年(1625年)在伦敦出版的《泊切斯巡札记》中提到了茶是中国人和日本人的日常必备品。
中国茶叶究竟最早是何时传入英国，其传播途径如何，学术界众说纷纭。目前可以确定的是顺治十四年(1657年)出现在英国的茶叶是由荷兰传入的。威廉·乌克斯在《茶叶全书》中也有类似的记载。陈椽的《茶业通史》一书指出：“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荷兰开始与中国通商。翌年成立东印度公司，专门从事东方贸易。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荷兰商船自爪哇来澳门运载绿茶，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转运回欧洲。这是西方人来东方运载茶叶最早的记录，也是中国茶叶输入欧洲的开始。”
书中还提到：“顺治十四年(1657年)，英国一家咖啡店出售由荷兰输入的中国茶叶……。”由此茶叶初入欧州应归功于荷兰人，庄国土教授也认为“第一批茶叶输入欧洲，系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由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商船从中国澳门运到爪哇，再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运抵荷兰阿姆斯特丹。”还有一些中国学者认同这种观点。此外，简·佩蒂格鲁的《茶叶社会史》、刘鉴唐、张力主编的《中英关系系年要录(公元3世纪一1760年)》等书都有类似的论述以及胡赤军在《近代中国与西方的茶叶贸易》一文中也有类似的描述。
由此得知，荷兰是最早把中国茶叶带到欧洲的国家，而后将其转售西欧其他国家。它在顺治十四年(1657年)时第一次将少量的茶叶卖给了英国。
当时，茶叶刚进入英国本土还不为人所知，于是某些具有商业头脑的商人抓住了商机，陆续将其纳入到自己经营的范围中，这使得茶叶在英国社会逐步传播开，之后茶叶的影响也逐渐增大。其中，伦敦商人汤玛士·卡拉威(Thomas Callaway)无疑具有超前的商业敏感性，他于顺治十四年(1657年)率先在自己的咖啡馆中出售茶叶。为了提高自己所经营的咖啡馆中茶的竞争力，他开始张贴广告，向民众介绍茶和茶的功效。
9、我国茶历史
茶起始于鲁周公，兴于唐，盛于宋，普及于明清，而茶字正式出现是在西汉的《僮约》一书，在唐代则由陆羽编著《茶经》，从而系统阐述茶叶饮法，从最早的食用，再到烹煮，再到冲泡饮用，经过不断的发展与继承，而茶文化活动，也涵盖了茶道、茶德、茶精神、茶联、茶书、茶具、茶谱、茶艺等。
中国是茶的发源地，是世界上最早发现茶和食用茶的国家，在三千多年的西周，就开始有人工培育茶园的出现。根据现存相关史料记载，中国饮茶在西汉已有，魏晋时成为宫廷高级饮品，唐代，在统治者及知识分子范围内得到普及，很多平民百姓也已开始饮茶。西汉辞赋家王褒的《僮约》记载：“烹荼尽具”“武阳买茶”，当时人们把茶用来烹煮饮品，并出现了专门的茶具，这也是饮茶文化形成的重要时期。可见，茶叶的最早利用要早于西汉，因为茶叶栽培利用的发展和传播在早期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有时消费也往往能促进生产。随着茶叶消耗量的增大，茶叶的生产和贸易也发达起来。
唐朝时期的四川、湖北、湖南、江西、浙江、安徽、福建、广东、贵州等省的广大地区都是产茶区。唐朝煮茶、煎茶盛行。到唐朝，茶圣陆羽的《茶经》标志着茶文化进入兴盛时期，煮茶、煎茶、饮茶之风扩散到民间，茶成为一种家常饮品。唐朝人发明了蒸青制茶法，即把新鲜茶叶洗净、蒸后制成茶饼烘干，需要时就取一点来煮，煮茶讲究三沸：一沸，加点盐，煮至水中微有声，气泡像鱼眼；二沸，先舀出一瓢水，再放入茶末，煮至锅边气泡像连珠；三沸即全沸，再加入二沸时舀出的水，便可饮茶汤、嚼茶叶。
由于唐朝佛教文化鼎盛，当时的日本等国纷纷派遣唐使、留学生来学习，茶叶因气味清香又提神醒脑，深受喜爱，茶文化也因此走出了国门。茶风盛行，茶叶生产持续扩大，唐代出现了我国也是世界上第一部茶叶专著—《茶经》。《茶经》作者陆羽（公元７３３年～８０４年），唐代竞陵（湖北天门）人，字鸿渐，自称桑莅翁，又号东闵子。全书共分上、中、下三卷十节，阐述有关茶的起源、采制工具、茶的品种与制法、烹饮茶具、煮茶方法、饮茶风俗、茶的产地及等级、茶的典故、传说和药方等。可以说是一本关于茶叶的大百科全书，对茶叶知识的传播和茶叶生产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为后世研究茶史提供重要资料。如他在《茶经·七之事》中记载当时几乎所有可以搜罗到的有关茶人茶事史料。上自炎帝神农氏，下至本朝人物，极为详备，为我国茶业历史资料的保存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至宋代，茶已成为主要经济作物之一，江淮和秦岭以南各地区都在种植。尽管很多农民只是将它看做一项副业，但实际上一些茶农就是以种茶为生。宋承唐代饮茶之风，日益普及，并将其发展到新的高度，专业的茶师、茶学评论、文学艺术作品纷纷涌现。宋朝人的饮茶方式称为点茶和斗茶。点茶即将研细后的茶末放在茶盏中，先冲入少许沸水点泡，把茶末调匀，然后慢慢注入沸水，用茶筅(一种调茶工具)去拂，调匀后即可饮用原汁原味的茶水；斗茶则是为了评比茶的品质，当时在闽北最盛行，诗人范仲淹将其生动地描写为“北苑将期献天子，林下雄豪先斗美”。在当时，茶已成为老百姓生活中的必需品，名茶种目繁多，如吴兴的紫笋、常州的阳羡、绍兴的日注、隆兴的黄龙等，都被誉为“绝品”；还有龙、凤、胜雪、密云龙、王液长春、万春银叶等数十种名茶。唐宋以后，饮茶在老百姓日常生活中早已司空见惯。元代武汉臣《李素芝风月玉壶春杂剧》中云：“早晨起来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将茶与柴米油盐酱醋并列在一起，成为人们生活中必须考虑的问题，可见茶在当时人们生活中已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明、清两代，名茶种类已达四五十种，已分绿茶、红茶、花茶了。
如今，茶叶和咖啡、可可一起，并称为世界三大饮料，深受各国人民的喜爱，许多国家纷纷从我国引进茶树、茶籽以及制茶工具等。而我国的茶叶在历史长河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同时也不断开拓创新。
10、茶贸易及历史渊源
茶通万里：万里茶道的历史与价值
万里茶道，指从1689年清朝和沙皇俄国签订《尼布楚条约》开始，以茶叶贸易为主，连接欧亚大陆的国际商贸古道。它南起中国福建武夷山，途经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山西、河北、内蒙古及现蒙古国境内，在当时的中俄边境贸易口岸恰克图进行交易，然后继续西行，抵达俄罗斯圣彼得堡，自圣彼得堡又传入中亚和欧洲其他国家，成为18世纪东西方贸易的主要通道。
万里茶道的形成与蒙古草原和西伯利亚一带的游牧民族生活需求有直接的关系。他们长期生活在纬度较高的寒冷地带，日常饮食以食肉、饮乳为主，缺少水果蔬菜，难以补充人体所需的各种微量元素。由于茶叶具有解腻、提神、增加热量、补充微量元素的作用，对他们来讲是须臾不可或缺的饮品，“宁可一日无肉，不可一日无茶”。茶叶作为生活必需品，被誉为“健康天使”。
19世纪俄国茶炊
1689年，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为双边贸易提供了制度保障，万里茶道就此开通。1728年，中俄又签署了《恰克图条约》，确定在边界两侧各设一个贸易圈。此年，沙俄市圈建成，称“恰克图”。1730年，中国市圈竣工，称“买卖城”。市圈内建有市场、商号、货摊以及贮藏货物的库房。中俄双方各派官员管理。1755年，清政府中止了沙俄商人来北京贸易，全部集中在恰克图进行。恰克图作为中俄贸易的重要口岸和基地发挥重要作用，日渐繁盛。中国输俄的商品以茶叶为大宗，1845年至1847年以前每年输出俄国的茶叶大约40000箱，1852年以后达到175000箱以上。其他商品有丝绸、布匹、铁器等。俄方出口中方的商品以毛皮、药材、工艺品等为主。
恰克图贸易给双方商人带来了巨额利润，俄商人将茶叶转贩至欧洲市场，获取厚利。同时，恰克图贸易还给沙俄政府带来了不菲的关税收入。1760年从恰克图收的关税已占俄全国关税收入的24%，1775年上升到38.5%。1821年至1850年，恰克图一处俄对华贸易额占俄全部对外贸易的40%—60%，最高时达到60%以上，而中国对外输出商品的16%和对内输入商品的19%是在这里进行的。这一时期的中俄贸易基本上是平等互利，双方商贸亦为公平贸易，并且年年呈现顺差，不少白银从俄国流入中国。
20世纪初，由于交通的发展，运输茶叶的路线改为以江海水路和铁路为主，通信事业的发展，有助于信息的传播，加快了流通速度，再加上俄政府对中国茶叶进口采取关税壁垒政策，以及印度茶、锡兰（今斯里兰卡）茶的竞争等原因，长达两个多世纪的中俄茶叶之路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
山西祁县晋商老街，街道两侧遍布明清时期的茶庄、烟店、票号、钱庄、当铺等商铺旧址和商贾宅院
晋商是万里茶道的开拓者和经营主力军。山西商人历来有走出去行商，从事长途贩运的传统，足迹遍布全国各个主要商业重镇和码头。明清时期，晋商凭借区位优势、地利之便，成为长城沿线“九边重镇”和蒙古草原一带“茶马互市”等民间贸易的先驱者与经营垄断者，张家口、归化、包头、多伦、库伦、恰克图买卖城等商业区域均为晋商掌控。如恰克图买卖城清雍正八年（1730年）仅有4家晋商商号，至嘉庆初年发展到60余家；到道光年间，茶庄发展到100家左右，全部为晋商经营。茶叶贸易造就了一代又一代杰出的“旅蒙晋商”和伟大的国际贸易之路——万里茶道。
晋商为中国茶叶的国内外贸易乃至茶产业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一是创造了“总号经济模式”，企业的最高决策层即东家与大掌柜坐阵总号，运筹帷幄，统揽全局；各分号在外独立自主，灵活经营。二是创造了茶票业兼营模式，实现了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有机结合。三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形成产、加、运、销一条龙，农工商一体化的茶产业经营模式。四是创造了茶叶品牌化营销模式，在抓好茶产品质量的同时，注重茶产品的品牌打造和市场营销。晋商在湖北羊楼洞一带生产的“川”字牌青砖茶，在湖南安化生产的“千两茶”，至今都是蒙古国和俄罗斯市场的畅销货。五是创造了“顶生意”的身股激励模式，把东家的利益和员工的利益绑在一起，共同发展。六是树立了勇于开拓、艰苦创业、诚实守信、以义制利、善于经营、精于管理的精神，创造了茶通天下、货通天下、汇通天下、义通天下的丰功伟绩。
万里茶道是伟大的，也是辉煌的，它是中蒙俄三国人民勤劳与智慧的结晶，它在经济、政治、文化、民族与宗教等方面留下了宝贵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具有巨大的历史影响力。
河南省社旗县赊店镇是万里茶道上的重要驿站，图为晋商在此建造的山陕会馆（摄影/温飞）
从经济方面讲，通过贸易流通，满足了游牧民族对茶叶等生活物资的需求，同时也把牧民的牲畜、毛皮销售出去，增加了收入，有助于牧民生活质量的改善和健康水平的提高；推动了中国茶叶及相关产业的发展，茶叶的品种与形制不断丰富，质量不断提高，包装更加考究，品牌效应更加突出，带动了制造业、包装业、运输业、服务业、金融业、建筑业乃至镖局等相关产业的发展和昌盛；带动了其他商品的流通，品种和数量大幅增加；吸引了大批的劳动力集聚，拓宽了就业门路和岗位；在造就了一大批大商号和大商人的同时也培养了众多的商业人才，涌现出了许多优秀的职业经理人，推动了中国商业的发展和管理水平的提高；开创了中国茶叶的国际贸易市场，促进了沿线城镇的发展和繁荣，许多地方都是因茶而生、因茶而兴盛起来的。
从政治方面讲，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不仅勘定了边界，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贸易发展促进了政治的稳定。为了维护正常的贸易秩序，两国制定了一系列运行、管理和监督制度，而且特别规定禁止用鸦片与茶叶进行交易，有利于两国之间增进了解和沟通。
晋商在福建武夷山等地收购茶叶，经由航运及马匹、牛车、骆驼等陆路运输工具贩往恰克图等地
从文化方面讲，在进行经济贸易的同时，文化的交流也潜移默化地进行。在恰克图，中俄商人直接交流没有语言障碍，使用带有中国腔、俄国腔、蒙古调的“恰克图语”，各方商人相互都能听得懂；中国饮食文化在这里也得到传播，中国生产的红茶和砖茶受到商人青睐，包子、饺子、羊肉面、炸油饼在这里都能吃得到，做法和口味甚至食品名称的读音都带有山西味；富有民族特色的两国手工艺品很受欢迎；晋商与俄商在恰克图非常注重礼仪礼节，经常相互走动，相处和睦，每逢对方节日还要相互祝贺，互赠礼品。
从民族与宗教方面讲，行商的伙计都要学会中医的针灸拔罐，有的还随身携带药方和药品，方便给牧民治疗常见病；晋商非常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途经敖包和寺庙要献茶并祭拜，并且善于处理当地政府官员、王公贵族以及寺庙僧侣的关系，如遇灾害、修路、寺庙维修或有重大祭祀活动等都要慷慨捐资，广做善事，多行义举。由此可见，万里茶道也是民族之间交流融合、文明传承的和睦大道。
作者简介
张维东，中国商业史学会副会长，万里茶道专业委员会主任。
11、中国茶饮的历史
奶茶最初来源：奶茶原为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日常饮品。至今最少已有千年历史。自元朝起传遍世界各地，目前在大中华地区，中亚国家，印度，阿拉伯，英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区都有不同种类奶茶流行。
蒙古高原和中亚地区的奶茶千百年来从未改变，至今仍然是日常饮用及待客的必备饮料。其他地区则有不同口味的奶茶，如印度奶茶以加入玛萨拉的特殊香料闻名；香港奶茶则以丝袜奶茶著称，台湾的珍珠奶茶也独具特色。
奶茶兼具牛奶和茶的双重营养，是家常美食之一，风行世界。奶茶品种包括了奶茶粉， 冰奶茶，热奶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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