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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珍贵古籍修复：调查 | 探秘古籍普查修复，一本残破古籍如何起死回生
- 2、珍贵古籍修复，在国家图书馆修复古籍的年轻人
1、珍贵古籍修复：调查 | 探秘古籍普查修复，一本残破古籍如何起死回生
一间屋，一番细致比对，“身份不明”的古籍得以登名入册；一双手，一场精心打理，“风烛残年”的朽书又重焕生机。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日复一日的时光中，古籍保护工作者安静地普查、修书，同时也在整理和修补中华民族的历史。
普查——
十余年间，近百万古籍全面摸底
“都来看看”“这是宋代的刻本啊”……在某大机关图书馆一处小房间里，一套珍贵的宋刻本古籍显露真容。几位普查员边做登记，边欣喜地轻声探讨着；
在西城区第一图书馆，乾隆时期内府藏书《班马字类》上的几枚玉玺印章，也引得普查员端详良久。“一般收藏到特别珍贵的书画作品，乾隆皇帝才会盖上他这几个章。”
谈到同事们在工作中时而遇到的“高光点”，首都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副主任邸晓平语气清淡，眼角眉梢却不自觉浮上笑意。对古籍普查工作者而言，无论见到稀有的宋刻本、明刻本，还是此前未曾谋面的新成员，都是工作中的“小确幸”。这种因热爱带来的喜悦，随机、真实而又波澜不惊。
在古代文献领域，将书写或印刷于1912年以前、具有中国古典装帧形式的书称为古籍。若再细分，清乾隆六十年之前的一般称为善本，之后的则为普本。邸晓平介绍，2007年伴随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开展，首都图书馆于2009年正式加挂“北京市古籍保护中心”的牌子，肩负起本馆和全市的古籍普查与保护工作。
概括来讲，古籍普查即为古籍“上户口”。普查员需要去到各家市属古籍收藏单位，如公共图书馆、高校图书馆、中学图书馆等，一本一本对所藏古籍进行登记。邸晓平介绍，每一种古籍都至少要摸清并记录索书号、题名卷数、著者及著作方式、版本、册数、存缺卷数和破损情况等基本信息。再复杂一点，其序跋、版式、印章、开本尺寸等也要进行留存。
十余年间，阶段性外出到其他单位“上班”的普查员，就在一个个或宽敞或逼仄的房间，围着桌子不断重复鉴定、登记的程序。屋内安安静静，窗外日升日落。靠着这支仅有数人的古籍普查小组，京城四十余家市属古籍收藏单位、近百万册古籍藏书得到了一轮全面摸底。
身份鉴定，线索细节需扎实确认
拿到一册古籍，要如何鉴定它的身份？对历史文献相关专业出身、又比较有经验的普查员来说，如果书籍品相较好，大部分信息可以直接从其本体得到。但若书籍题名页不完整甚至丢失，确认它的“户口”则不亚于一场小型探秘——
一册题为《旧学四种》的线装古籍上，没有作者姓名和出版商信息，线索仅有作者留下的一个“号”——东海褰冥氏。普查员不慌不忙，拿出工具书《清人室名别称字号索引》进行查询，得知“东海褰冥氏”是清末时期谭嗣同的别号。再搬出《中国现代人物大辞典》比照，在谭嗣同的词条下确认，“东海褰冥氏”正是谭嗣同的“别署”。
北京市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主任史丽君介绍，古籍普查工作中的另一难点，在于仿刻本，翻刻本的区分。“比如有个清康熙的本子太流行了，其他人就仿刻或翻刻一下，还会特意做旧，不进行细微比较很难看出差别。”纸张、字体、序跋、藏书章、版刻风格……古籍上的线索草蛇灰线，均是同等重要，任何一处都需细细考察。
在史丽君看来，古籍普查工作像清水一样单纯，也可以说略为单调，但大伙儿依旧会有各自的“兴奋点”，如同珍珠散落，为日常平添亮色。
于她而言，喜欢去发现书中的前人批校题跋。“有些古籍流传有序，可以把它想象成二手书三手书，有些宋刻本传到现在可能历经十余人之手。通过批校题跋会知道谁曾经看过这本书，当时的心情和认知，我跟谁看的是同一本书……今古重叠的心境是很奇妙的。”
此外，普查中常需记录序跋和印章，它们往往使用草书、篆文，古籍行文中也常会用到异体字，并不十分容易辨认。每每识别出这些信息，都会带给史丽君“应用纯粹知识”的最直接的成就感。“这时候会觉得孔乙己‘回字有四样写法’，在我们这儿还挺有意义。”
修复——
精修细补，“掉渣”古书获生命延续
挑高房间里摆放着几张宽桌，阳光透过窗子倾泻而下。向外望去即是车水马龙的三环路，屋内众人各自伏案，默不作声沉浸在手头忙碌之中。这里是北京市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的古籍修复室，日常清点普查中发现的破损古籍会被送至此处，经一番“诊治”后焕发新的生机。
52岁的修复组组长刘晓羽身穿蓝色罩衣，守在角落水池边，全神贯注用木棒来回“擀”着浅盘里浸泡的纸张。它们平平摊开，一张张错落叠放，受到轻压时，纸张上的污渍便被清除……这些纸张来自受天坛委托修复的《太常寺则例》，刚送到时纸张酥得翻起来甚至会“掉渣”，修复组决定对其进行较为彻底的“医治”。
刘晓羽所做工序称为“清洗脱酸”，是制定方案、拍照、标序号、拆封等诸多准备工作过后，这套清代古籍迎来的一道重要修复步骤。纸张还能放水里洗？“古籍用纸和我们现在日常的纸不一样，古法造纸就是从水里捞出来的嘛。”刘晓羽介绍，“健康”纸的PH值应在7-8，《太常寺则例》酸化严重，PH值仅为4.5。将它们浸泡在热水中，加入氧化钙，可以起到除污除酸的作用。
清洗脱酸完成后，将水篦出，静待纸张至八分干，趁着“潮乎”状态下的韧劲轻轻分开晾干，整个过程手法必须稳之又稳。
接下来，便可视每页古籍的破损状况灵活修补了——特别脆弱的纸，其背后要再覆上一张薄纸整体加固，称之为“托”；古籍均为单面印刷折叠装订，中间位置磨损欲裂的，要用薄纸再粘一条，称为“溜口”……
最常见的，还是对于页面上出现的破洞进行修补。修复师用小麦淀粉调制成“浆糊”，选取与破损古籍纸张类似薄厚、材质的纸，手工染成最接近的颜色，一点点精细补在破损处背面。这是项相当费时的工序，遇到虫蛀严重的古籍，页面上孔洞如同筛子，修上一页至少需要个把小时。
为了避免修补后因薄厚不一产生凹凸感，补完的每页纸张还需喷水并使用重物压平，再折页压实，经草订后正式装订。是否牢固、是否平整、书口是否端正……修复组成员完成的每一本书，最终都要交给刘晓羽进行检查。原本“风烛残年”的掉渣书，如今拿在手中平整洁净，又最大限度保留了“古气”，将延续至少50年的寿命。
“上交之前会尽量多看几眼”，刘晓羽目光扫过几本修完的古籍，流露出慈爱的神情。“对我们修复师来说，最大的成就感可不就在完成后，觉得还‘挺成功’的一刹那。”
词源校记二卷修复前
词源校记二卷修复后
勃勃生机，了解热爱耐得住寂寞
十余年古籍修复工作开展下来，队伍中曾有过“青黄不接”的时候。但近来伴随古籍保护与高校联合，不断扩大人才培养，这一行业也显露出勃勃生机。
26岁的女孩刘鎏一袭白衣，温婉恬静，去年从社科院文物与博物馆专业毕业后，即进入到北京市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古籍修复组。刘鎏本身有美术功底，对书画古籍有特别爱好，读书时曾跟随故宫修复师学习书画修复，早已预知修复工作的大致日常状态。入馆工作后上手快，更重要的是有了解和热爱，才耐得住寂寞。
“古籍保护计划的开展，带动了后续一系列项目，比如人才培养、古籍修复用纸的制造、技术的回溯，再到古籍影印出版数字化等等，是一个延续的整体。”史丽君坦言，理想中的古籍使用状态是最大限度对古籍进行影印化、数字化，为普通大众在利用古籍文献内容上提供便利，摆脱对古籍本体的依赖。而古籍本身，则和钱币等实体一样，作为文物进行妥善保存。“就像观众到博物馆里看瓷器，也只是欣赏，不是说非要打开柜门去触摸。”
此外，古籍的普查与修复并不仅局限于“公对公”，普通市民家中存有古籍，如有需求也可带至古籍保护中心进行登记、修复，获取专业的古籍保护。通过十几年的古籍普查保护和宣传推广工作，北京市古籍保护中心让更多人了解和熟悉了古籍，有效促进了公众更好地了解和支持公共图书馆的文献保护工作，并使广大读者形成了科学的文献观，也成为了古籍保护工作的成员。
来源 北京日报客户端 | 记者 魏婧
编辑 匡峰
流程编辑 刘伟利
2、珍贵古籍修复，在国家图书馆修复古籍的年轻人
我已经是第三次来国家图书馆的古籍修复室了，可每次来都觉得充满了新鲜感。这里总能用深深的文化气息感染人，也总能有一些为人谦和、工作认真的新朋友。
如果不是因为这些古籍，28岁的北京姑娘潘菲可能会成为明星。五岁开始，她便开始学习钢琴、声乐和芭蕾，从小就显现出不俗的艺术天赋。那些年里，她似乎一直在慢慢接近聚光灯的焦点。
潘菲
但是，如今的她选择了一片不那么大的天地：书桌、剪刀、糨糊、成堆的古籍。因为年事已高，有的送来的时候已经破破烂烂，看不出原先书的模样。
“其实我小时候手工课做得挺差的，”潘菲笑着说。“可是我喜欢安静的工作环境，这里给了我机会。我并不是那样外向的人，把唱歌作为自己的事业可能不太合适。”
尽管如此，她仍然在业余时间坚持参加合唱团，继续着自己和音乐的缘分。
位于北京的国家图书馆目前拥有19名古籍修复师。潘菲和同事们每天面对的是世界上最大的中华古籍特藏，足足有270万册之巨，其中中文古籍善本也有27万。国家图书馆的前身京师图书馆成立于1909年，拥有南宋以来的历代皇家藏书。
国家图书馆现拥有四大古籍镇馆之宝：纵观丝绸之路风华的《敦煌遗书》(Dunhuang manuscripts)、曾经在抗战时期藏在废煤窑里躲过日寇掠夺的传奇佛经《赵城金藏》(Zhaocheng Jin Tripitaka, 因出自金代得名) 、世界上最大的百科全书明代《永乐大典》(Yongle Encyclopedia)以及著名的清代《四库全书》(The Complete Library in Four Sections)。
赵城金藏
中国的雕版印刷术在唐代就已经出现，现知最早的明确纪年的中国印刷品是雕印于咸通九年（868年）的《金刚经》（Diamond Sutra），后流失海外，现存于伦敦大英图书馆。国内现存最早的印刷品是藏于国家图书馆的《佛说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一卷》，刻印于五代后唐天成二年（927年）。相比之下，欧洲出现大批量生产的印刷机要晚至1455年的《古腾堡圣经》(Gutenberg Bible)。
说起自己曾经的理想，潘菲说自己在高中的时候想当医生，不过她觉得今天的工作也算部分实现了自己的理想。
“医生是给人治疗肉体，只不过我们的治疗对象不是人，是承载我们国家文化历史的古籍罢了，”说到这里，她挺骄傲的。
潘菲已经在国图待了四年。她从南京的金陵科技学院古籍修复专业毕业。她的母校也是全国唯一开设有专门古籍修复学科的高校。她的班上有39个同学，但是现在在全国各地的图书馆和博物馆里从事古籍修复的十个人都不到。其他人大多在公司、律所和银行干着外表更加光鲜的工作。
对此，潘菲倒不是特别介意，他认为工作有没有意义并不能用赚钱多少来衡量。她说：
“我们合唱团里好多人去那也是因为在自己的工作里得不到成就感。我比他们走运，修了一本书，我就很有成就感啊。”
“The reason why my friends go to the chorus is that they are looking for self-satisfaction, which is absent in their jobs. I’m luckier. alt="珍贵古籍修复，一本残破古籍如何起死回生" src="http://p3.toutiaoimg.com/large/19e200035e2311f82d77" />
李屹东来自大连，他刚来国图一年半。1989年出生的他是团队里年纪最小的一个。尽管毕业自中央美院的古书画鉴定专业，他很谦虚地说自己离上手最重要的古籍还很远。要是说到《敦煌遗书》这样的重量级古籍，恐怕没个十年的沉淀谁也不敢上手。
李屹东
“没有五六年的锻炼，我也不敢独立操作大的修复，”李屹东说。“现在还是主要听师傅的。第一课我得学会怎么打糨糊。”
超市里卖的胶水肯定是不能用，市面上买的淀粉也可能有食品添加剂，对纸张不好。李屹东每天来的第一件是就是揉面团、和面、再水洗配制淀粉，这都是糨糊制作的传统工艺。淀粉洗掉了剩下的面筋还能炒着吃。
李屹东
“自从干了这份工作，我现在看电视对农业节目特别感兴趣，”李屹东在组里被公认为逗咖。“觉得自己和自然特别亲近，农业节目还能教我什么东西可以做菜吃啊。”
可是，李屹东和同学聚会的时候，有时候就不能那么愉快地聊天了。大家谈论的都是怎么做投资，而他有时候不太能跟上节拍。
“什么工作都得有人做，不是吗？”他看得很开。
资治通鉴残稿
山东姑娘崔志宾是李屹东的同事，今年刚三十。四年前从首都师范大学艺术史专业毕业后来到国图。她说闲暇时候自己特别喜欢做甜点，而且她每天的工作似乎也得用到做甜点的技术。
崔志宾
“有的书送到我这的时候就跟千层酥似的，书页都粘连在一起，有的纸张是竹纸，特别脆，一碰就掉渣，”她解释说。“分开这些书页得非常小心。”
现在组里的一个大工程是乾隆皇帝的藏书精华《天禄琳琅》。在修复之前，大家对于里面的内容甚至有多少页都知之甚少。
55岁的朱振彬老师是项目的负责人，一直以“为古书续命”为己任的他发明了一种分开书页的好办法：把古籍用毛巾包好，在锅里蒸上六分钟，不能多不能少，火候把握是关键。遇到这种关键配方，崔志宾都很认真地做笔记。
朱老师介绍说：
“中华古籍的纸张材质和装帧方式多种多样，这也让我们的修复比西方古籍的修复复杂得多，每次修复都得对症下药。宁可慢一点，也不能为了赶进度牺牲质量。”
“Varieties of paper and binding methods used in ancient Chinese books make the process of restoration more complicated than Western alt="珍贵古籍修复，一本残破古籍如何起死回生" src="http://p3.toutiaoimg.com/large/19e100036374a4d56af1" />
西夏文古籍
对于崔志宾来说，修复古籍的过程也是一种与古人的对话。美术史专业出身她如果看到古籍里的插图就会格外感兴趣。
“你也会看到古代人修过的痕迹，有的修得也挺马虎，”她说。虽然出于保留历史信息的需要，有的过去的痕迹会保留下来，但是崔志宾能做的是不给后人留下更多的遗憾。如今，每本古籍的修复过程都要进行详细的日志记录。
佛说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
下班回家的路上，崔志宾也会用手机刷娱乐八卦，对他们来说，这也算是跟上社会节奏的一种方式吧。
2007年，国家启动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成立了总部设在国图的国家古籍保护中(the National Center for Preservation and Conservation of Ancient Book)，到今年刚好十年整。据中心的统计，全国的公共机构收藏的古籍有多达5000万册，可是在2007年的时候全国专业的古籍修复人员不足百人。
这也是当时为什么开始大力培养古籍修复的新鲜血液，也进行了一系列人才培养的探索。老的师傅带徒弟的方式得以保留，但是高校的系统培养也营运而生。也就是在那样的背景下，潘菲成为了新开的古籍修复专业的学生。目前全国专业的古籍修复人员超过了1000人。
“我们的课表都是满的，恨不得周末都排了课，”潘菲回忆说。“那时候专业刚刚成立不久，学校也在摸索培养一个合格的修复师需要学什么。结果就是，我们什么都学：从四书五经、图书馆学、博物馆学到计算机编程。工作之后发现很多我们也用不上，因为都有更专业的老师来操作，但是毕竟开拓了不少眼界。”
他们的师傅杜伟生已经65岁了，是组里年纪最大的。在国图的古籍修复室干了43年，现在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他带的学生数以千计，但现在正式的收徒不过八个人。
杜伟生
杜伟生说：
“我宁愿叫自己是他们的老师，不是师傅。旧时候的师傅大概只会教给徒弟七八成的本事，可是我希望现在的年轻人以后能超过我。”
“I would rather call myself their teacher, not the master. In old times, it was a tradition that masters only taught 70 to 80 percent of what they knew to apprentices for fear of being exceeded. But I want these young people to exceed my skill.”
他说自己从年轻人身上也学到了很多东西。过去的修复师全凭经验，没受过多少高等教育。现在新一代的修复师们能更快把新的科技手段运用到修复过程中。
“比如，现在用机器就能更快分析出纸张成分和纸张厚度，这都帮了我们大忙。可是，我们的工序非常复杂，可能永远不会被机器所替代吧。”
因为年轻人的加入，老师傅也感觉到工作氛围发生了改变。
“过去的修复室里说话都不敢，大家都埋头干活，气氛很严肃，”杜伟生回忆说。“但是你看现在不一样了，气氛很活泼。古籍修复也需要大家互相交流，共同解决问题。这是好事。”
对此，潘菲也感到很幸运。
“过去徒弟只能请教自己的师傅，现在这里人人都可以是我的老师。大家都很好相处，”她说。“既然选择了这份工作，可能就意味着我们要一辈子待在这了。谁能陪我这么长时间呢？除了家人，他们对于我来说也是最重要的人了。”
中国日报网双语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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