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义全部过程，武昌起义不是偶然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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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武昌起义全部过程：武昌起义不是偶然事件，从革命宣传到首义爆发，走过怎样的历程呢
• 2、武昌起义全部过程，武昌起义意外成功

1、武昌起义全部过程：武昌起义不是偶然事件，从革命宣传到首义爆发，走过怎样的历程呢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晚八时，举义的第一枪首先在武昌新军工程八营打响，其他各标营也纷纷响应举事，武昌首义爆发了。

一些不明就里的人，自然是要疑惑的，清廷为了反革命而组建起来的新军，为何反而成为了反抗清廷的革命武装，做了清王朝的掘墓人呢？

首先是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宣传

其中的因缘，还是要从孙中山先生对于革命事业的宣传工作开始讲起。

一八九四年十一月，孙中山先生远赴夏威夷的檀香山，组建起中国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来，鼓吹排满，宣传革命。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主张。

湖北的革命团体正是在孙中山先生这一革命思想的影响下建立起来的。在日本，一些有革命倾向的留学生“倾诚归响”（据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云集到了孙中山先生的周围。其中就有湖北籍留日的吴碌贞、傅慈祥、刘成禺、田桐等人。

一九零二年，刘成禺、兰天蔚二人在日本东京创办了革命刊物《湖北学生界》，以“唤起内地学生觉醒”，宣传“爱国救亡”的民族主义。发刊后，对湖北青年学生革命思想的形成，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刘静庵先生：“革命宣传到军队中去”

有鉴于“庚子年，‘自立军’举义失败的教训”，刘静庵先生认为，“会党发难易，成功难，即成而嚣悍难制，不成则徒滋骚扰”（据李廉方，《辛亥武昌首义记》），同时亦指出“革命非运动军队不可，运动军队非亲身加人行伍不可”（据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

于是，张难先、胡瑛受其感召，率先投入到湖北新军当兵，秘密散发革命刊物，宣传革命思想。张难先、胡瑛是第一批受其感召，率先投入到湖北新军中的革命青年，并秘密散发革命刊物，启迪新军士兵的反清思想。

一九零四年六月，吕大森、曹亚伯等人在武昌成立“科学补习所”，吕大森为所长，胡瑛为总干事，是为新军中第一个革命团体。表面上喊着“研究科学”，事实上“则以心记之宗旨‘ 革命排满’四字为主”（据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

“科学补习所”的成立时间不长，就被侦察到，被迫停止了活动。而革命的火种已然散布到了 整个湖北新军军营中。

这期间，在武昌新军中自发形成了众多革命团体，如王宪章、张廷辅、蔡济民等人组建的“将校研究团”；张廷辅、罗良骏、王文锦等人组建的“武学研究社”；张融、黄维汉等人的“义谱社”；胡玉珍、邱文彬、王缵承、赵承武等人的“益智社”；等等（据章裕昆，《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

蒋翊武

从“科学补习所”到“文学社”

• “日知会”

“科学补习所”遭到破坏后，革命党人刘静庵以美国基督教武昌圣公会公职人员的身份为掩护，利用管理圣公会附设在武昌的阅览室——日知会的机会，继续宣扬革命，联络革命党人，从而组建起一个新的革命团体，日知会。日知会不仅成为武汉革命党人的活动中心，还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取得联系，以孙中山先生委派的同盟会鄂籍会员余诚为会长。实质上，日知会是以同盟会湖北分会的事实来开展工作的。

• “群治学社”

一九零六年冬，萍浏醴起义爆发，胡瑛和余诚、刘静庵商议准备起义响应，由于熟悉内情的郭尧阶的告密，刘静庵、胡瑛、张难先三人被湖广总督张之洞逮捕，“日知会”被查封。“日知会”会员任重远、李长令和在汉阳狱中的李亚东秘密计议，“谋集日知会旧侣，再结新社”于一九零七年七月，组建“军队同盟会”。一九零八年冬，又改组为“群治学社”（据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

一九零九年的十月至十一月间，《商务报》的总主笔詹大悲，发行人兼会计刘复基，编辑蒋翊武三人一起来到武昌“探营”，了解到“群治学社”的情况后，蒋翊武随即投军到“群治学社”源起的新军二十一混成协四十一标三营左队，并很快与该标的杨王鹏、唐牺支、章裕昆等“群治学社”的发起人取得联系，加入“群治学社”。

• “振武学社”

一九一零年春，因为聚众殴打主张借款筑路的杨度，李抱良、刘复基被英国捕房拘留，“群治学社”再次被清廷侦知，《商务报》被迫停刊。

八月，为暂避风头，“群治学社”改为“振武学社”；九月，黎元洪的亲信施化龙侦探到“振武学社”，杨王鹏、李抱良被开除出新军，临行时将社务交给当时尚名不见经传的蒋翊武。

• “文学社”

一九一零年底，蒋翊武邀请詹大悲、刘复基、章裕昆等人，一同在阅马厂集贤酒馆集会，商讨振兴重组“振武学社”的相关事宜。 詹大悲认为“振武学社”已被清廷察觉，建议改名为“文学社”，得到大家的一致赞同。

一九一一年一月三十日，蒋翊武等人召集原“振武学社”在新军各标中的代表，于黄鹤楼风度楼召开“文学社”成立大会。会议期间，蒋翊武被推举为社长，詹大悲为文书部长，蔡大辅为书记。“文学社”正式成立。

蒋翊武积极推动新军中各革命团体的联合举义

蒋翊武为人朴实淳厚，工作勤奋务实，做事稳健。做了“文学社”社长后，首先便吸纳并入了军中其他的革命小团体，如上文中提到的“将校研究团”、“武学研究社”、“义谱社”、“益智社”等；并积极推动与“共进会”的联合举义。

• “共进会”

“共进会”也是新军中颇具影响力的革命社团。它的成立，还要从一九零七年讲起。适时同盟会的领导人孙中山先生和黄兴致力于筹划在南方的武装起义，而东京本部的同盟会却因人事、意气和宗派的纷争，日趋松散。来自长江中游地区各省，并在同盟会中有较高地位的一些会员，如刘公倡议另行组建革命团体，在长江举义。

于是，一九零七年八月，“共进会”在日本东京成立。着重强调排满，宣言： “共进会者，合各派共进于革命之途，以推翻满清政权，光复旧物为目的。”制定红底十八星军旗。

“共进会”在湖北活动的主要组织者是孙武。孙武原为“日知会”的成员。“日知会”被破坏后于一九零七年出走，绕道东北至日本，并在日本加入“共进会”。“共进会”同志因孙武曾为武备学堂学生，又曾任军官，便推举其为军务部长。

一九零八年，孙武携带着“共进会”文件、印信和旗帜样式等回到武汉，随即便在武汉吸收会员、设置机关。

当“文学社”在蒋翊武的带领下逐步壮大的时候，“共进会”通过“抬营主义”，将新军“一队一队、一营一营、一标一标地争取过来”，使“共进会”得以迅猛发展。

• “文学社”与“共进会”的摩擦及联合

因为“文学社”和“共进会”同在新军中吸收会员，吸收会员的方式也大致相同，就难免要出现会员的交叉。争夺会员的过程中，就时常要发生一些摩擦。这也造成了另一种奇异的现象：即本来是文学社的社员，后来又改入了共进会；而原本共进会的会员，则改入了文学社。各位同志也将跨社、跨会视若当然，究其原因，乃是两个革命团体的宗旨根本一样，……早已无彼此之分了。（据郭寄生，《辛亥革命前后我的经历》）

一九一一年四月，广州“三·二九”起义失败的消息传到武汉，文学社和共进会都在积极地进行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

五月三日，共进会两湖的骨干召开紧急会议，并一致决定，“文学社革命团体与本会宗旨是一致的，我们向(来) 认为(是) 友党，宜将本会议决事项争取文学社同志赞助。务期同舟共济，严防两败俱伤。”（据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

在两会合并过程中，核心的争论点其实是在领导权问题上。“文学社”社长蒋翊武以为，“文学社”在新军中苦心经营多年，并在人数上占有绝对优势，不甘屈让；而“共进会”的实际领导人孙武凭借自己是海外成立的组织，又是同盟会的分支机构，也不甘示弱。

“文学社”与“共进会”联合举义

直到九月十四日。“文学社”、“共进会”在雄楚楼十号刘公(共进会会长)的寓所召开联合会议，双方均表示愿意放弃“ 湖北大都督”和“ 社长”的名义，携手共谋大义。并根据刘复基的建议，双方“文学社”和“共进会”的名称暂时搁置不用，而是以武昌革命党人的身份举行起义，至于领导权的问题，则以蒋翊武为军事总指挥，专管军事；孙武为军政部长，专管军事行政；刘公任总理，专管民政。“关于全体重大事件，由三人集合大家共同商决处理。”（据李春萱，《辛亥首义纪事本末》）同时委人赴上海邀请黄兴、 宋教仁、谭人凤来武汉主持工作。

九月二十四日，“文学社”、“共进会”又在武昌胭脂巷十一号举行联合会议，会上决定在十月六日（农历中秋）举行起义。军事总指挥部设在武昌小朝街八十五号，原文学社总机关；政治筹备处设在汉口长清里九十八号（后改在宝善里十四号），原共进会的总机关。

​至此，武昌首义即将点燃了。

2、武昌起义全部过程，武昌起义意外成功

多年以来，以同盟会为革命中枢的革命党人，大多奉行“边陲起义”的策略，对于地处帝国中部的武昌，并不被同盟会高层所重视。

这样一种偏重华南，尤其是两广，而忽视其它地区的革命策略，在同盟会内部也颇受争议。

但平心而论，在当时的革命处境之下，两广边陲地带便于武器运输，又临近香港、澳门，便于起义人员聚散，同时远离清廷统治中心，防备力量相对薄弱，起义易于获得成功。

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华南为中国侨乡，有大批从华南一带出去的华侨分布在南洋，在这一带发动起义更容易获得这些华侨们的支持，从而易于募集革命经费。

从以上来看，这一“边陲起义”的策略在当时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但是革命的现实却并没有让同盟会看到这一策略有成功的希望。尤其是当精心筹备，且耗费巨资的广州黄花岗起义惨遭失败之后，不仅巨额的华侨捐款打了水漂，而且党人精英也牺牲惨重。

耗费巨资的广州黄花岗起义惨遭失败

这让同盟会内部对“边陲起义”策略的不满再度高涨，不满的情绪渐渐集中到了身为广东人的孙中山身上。

同盟会总理孙中山

作为同盟会总理的孙中山无疑对这次起义的失败负有领导责任。面对党内汹涌而来的责难之声，他既对起义中牺牲的同志感到极大的悲痛，又深感自己不被党内同志所理解和信任。

在出走美国之后，孙中山一度颇为消沉，对同盟会东京本部的会务几乎放任不理，而且还对党内同志声称，经此一败，五年之内不敢再言起义。

黄兴也因在起义中负伤，断了两根手指，逃亡香港之后，眼看再次起义近期无望，遂不得不静心养伤。

这两大革命领袖都颇为心灰意冷，对革命成功的信心也跌倒谷底，从而导致人心涣散，会务也几乎陷入停顿。

湖南革命党人谭人凤对于东京本部会务涣散非常着急，要求总理孙中山进行整顿，但孙中山先前虽然答应，后来却不辞而别，为此谭人凤对孙中山大为不满。

在一次与胡汉民的激烈冲突中，谭人凤曾愤愤地说道：

“本部在东京，总理西南无定踪，从未过问，总于何有？理于何有？东京经费，纯仗同志摊派维持，并未向各处招摇撞骗。汝等以同盟会名义，掣骗华侨巨款，设一事务所，住几个闲散人，办一机关报，吹几句牛皮，遂本事冲天，而敢藐视一切耶？”

话说得已经相当露骨，几乎快撕破脸面了。

宋教仁（左）与谭人凤（右）

既然总理不理会务，谭人凤于是联络宋教仁、陈其美、居正等人自行整理，并于1911年7月31日在上海组织成立了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设本部于上海，设分会于苏、皖、湘、鄂、川各省。

从本部及分会的设置地就能很明显地看出，同盟会中部总会将革命的重心放在了沿长江流域的中部省份，而这正是之前革命所忽视的地方。

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后还发布了“成立宣言”和“总会章程”两份文件。

在宣言中力陈此前革命之缺点，在于“有共同之宗旨，无共同之计划；有切实之人才，无切实之组织也。”“前之缺点，病不合，推其弊，必将酿旧史之纷争；后之缺点，病不合，推其弊，必致叹党员之廖落。”

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宣言

这明显是在批评此前同盟会在孙中山的总理之下，革命计划缺乏充分讨论，唯总理独断，以致内部纷争不断；革命组织缺乏切实整理，唯起义独重，以致党员四处离散。

谭、宋二人身为同盟会元老级会员，对于同盟会此前革命之缺点的批评，可谓一针见血，切中肯絮。

对于孙中山、黄兴依靠华侨捐款，采用军事冒险主义发动华南起义的方式，同盟会中部总会同样提出了毫不客气的批评，甚至还表达了对广州黄花岗起义主事诸人处置善后的不满。

在这一通大肆批评之后，宣言接着写道：“返沪诸同志，迫之于情不能自己，于是有同盟会中部总会之组织。”看到这里，似乎感觉谭、宋等人要脱离同盟会，另组一支队伍单干的意味。

但是宣言中又声称：“奉东京本部为主体，认南部分会为友邦，而以中部别之。”明确地表示出中部总会仍然隶属同盟会大系统之内，承认其地位只是同盟会旗下的一个分部组织。

是“分部”，还是“分裂”？这里面暗藏玄机

但是这其中隐隐有些让人颇为费解之处。

首先，在名称上冠以“总会”，并下设多个“分会”，已俨然是一个独立的革命组织形态，不然，难道在“总会”之上还有一个“总总会”？如果承认“奉东京本部为主体”，那么就应该依照已有的“南部分会”一样，称为“中部分会”，岂不是更合情合理？

其二，如果自认只是同盟会旗下的一个分部组织，而同盟会成立之初早已定有革命的宣言、宗旨、纲领、组织章程等，那么一个新分部组织的成立，何来又另发布一份宣言和会员章程？

在其会员章程中，规定其会长、总务干事均的任免由本会会员选举产生，并未提及可由东京本部任命。然而，在其分会章程一节中，对于分会会长，虽由分会会员自行选举，但却附上了这样一句：“有认为必要时，得由总务会指认。”何以出现如此双重标准呢？

其三，中部总会的成立并没有经过同盟会东京本部的任何组织程序，一些同盟会会员不经本部任何决议，就自行组织成立一个分部，还冠以“总会”之名，这将东京本部置于何地？将组织程序置于何地？将总理又置于何地？

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章程

面对以上三点疑问，再综观同盟会内部的纷争，似乎只能得到如下合理的解释。

谭、宋等人为了扭转同盟会的革命策略，再依靠以孙、黄为中心的现有同盟会组织来实现革命策略的转变已颇为无望。

于是他们决定另行组织一个革命团体，抛弃“边陲起义”的革命策略，实施以运动策划中部省份发动起义的革命策略。

新成立的革命团体在实际上脱离同盟会东京本部而独立运作，但是在名义上还是打出了同盟会的招牌，承认自己仍然隶属于同盟会这面革命大旗之下。

之所以还要继续举起同盟会这面旗，自然是有着更深一层的考虑。

• 一是同盟会这么多年的舍身起义，已经被革命淬炼成一块金字招牌，在国内各路各派革命力量中拥有极高的知名度，举起这面旗子有助于号召党人。

• 二是虽然对孙中山有诸多不满，但还是得顾及总理的脸面，毕竟孙中山率先举起反清革命的旗号，十多年如一日，声望和资历无人能及，至少在名义上还是遥戴他为革命的“共主”。

• 三是从更为实际上的考虑，孙中山控制着一个革命的命脉，那就是经费来源管道。谭、宋等人心里也明白，此后国内的革命运动还是得多多少少仰仗孙中山从海外募集到的钱。

宋教仁手撰《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章程》

但不管怎么说，同盟会中部总会的成立不可避免地让东京本部进一步空心化，并在实际上造成了分裂的事实。

谭、宋吸取了之前革命失败的教训，为新成立的同盟会中部总会制定了革命策略，将重点放在沿长江流域诸省，尤其是把首义之期望寄托于湖北，并且摈弃军事冒险主义，主张扎实运作，积蓄力量，等候时机，宁缓勿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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