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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洪湖赤卫队贺英个人资料：1933年贺龙姐姐遇害，牺牲后手持长枪怒目圆睁，敌人不敢上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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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洪湖赤卫队贺英个人资料：1933年贺龙姐姐遇害，牺牲后手持长枪怒目圆睁，敌人不敢上前
#历史开讲#
“你带点钱去，总还剩点骨头渣渣吧，收拾一下。”1933年，贺龙得知大姐贺英牺牲之后，惨遭分尸示众的消息，顿时泪如雨下，当即拜托贺炳炎替自己去收尸。在当地群众的帮助下，贺英的遗体被收拢，缝合起来入殓安葬。
多年之后，每当回忆起湘鄂西革命斗争的历史时，贺龙总会提到自己的大姐贺英：“我大姐用生命保存了一批革命力量，这一功劳是不可抹掉的，应该载入革命的史册。”
“甘罗十二反宰相，贺英十二骂皇上。”
“贺家香姑谁不夸，十二三岁就当家。”这句歌谣曾经在湖南桑植洪家关一带很是流行，而其中的“香姑”就是贺龙的大姐贺英。贺英比贺龙年长10岁，由于母亲体弱多病，因此贺龙刚一出生，贺英就承担起抚养贺龙的重任。
在贺英长到十三四岁的时候，按照封建习俗应当要裹脚，但贺英坚决不肯。面对村里长辈的责备和父母的劝说，贺英理直气壮地回应道：“人活在世上，不在脚板大小，要看他的路子走得正不正。我们穷苦人家，把脚包得尖尖的，肩不能挑，手不能提，长起嘴巴靠谁养？”
父母觉得女儿说的很是在理，也就没再逼她裹脚了。贺英自己不裹脚，还要妹妹们也不裹，甚至当众解下妹妹的裹脚布，扔到了熊熊烈火中。后来村里人评论贺英：“甘罗十二反宰相，贺英十二骂皇上。”
图丨贺英画像
贺英对于封建礼教的抗争，很快引起了同村其他女孩的注意，纷纷找上门求贺英出手相助。于是，贺英将本村和附近寨子的30多位同龄姑娘召集在一起，告诉大家首先要学会和父母抗争，向父母讲清“裹脚”是封建统治对妇女的迫害。
贺英的一番话赢得了姐妹们的阵阵掌声，虽然没有上过学，但贺英讲起道理来却是一套一套的。事后，贺英又找到村里的文化人，请他们帮忙写标语，带着姐妹们发传单，大张旗鼓地向封建礼教宣战。
在搞好宣传工作的同时，贺英还亲自登门拜访少数家长作风霸道的家庭，一个一个地耐心说服。经贺英这么一搞，女孩子的家长担心找不到姑爷，再也不敢逼女儿裹脚了。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洪家关一带的妇女再也没有裹脚的旧习俗。
1906年，刚满20岁的贺英与表兄谷绩庭拜堂成亲。谷绩庭交往甚广，湘鄂川黔边界到处都有他的朋友。在朋友们的帮助下，谷绩庭弄了几十条枪，带着不少的贫苦农民兄弟，拉起了劫富济贫的大旗，在湘西一带很有影响力。
贺英积极支持丈夫的行动，不久也成为帮会的一员，并开始苦练枪法，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成了帮会中的神枪手，名副其实的“凤头大姐”。
图丨以贺英为原型的《洪湖赤卫队》韩英
当时湘西巡防军统领陈渠珍忌惮谷绩庭的影响力，多次派兵围剿未成，便决定派人暗杀。1922年重阳节，驻防在洪家关的某连长奉陈渠珍的命令，请谷绩庭下山赴宴，趁机将其杀害。
谷绩庭的遇害，给贺英带来了极大的打击。她强忍着悲痛，带着弟兄们将丈夫的遗体运回，亲自将丈夫的遗体擦洗干净，又找来针线将伤口缝好，用白布裹紧后装入棺材。
出殡当天，贺英请来七个道士，按照白族的习俗热热闹闹地做了七天道场，随后在自家大门口的正前方，修起了一座高高的坟墓，将谷绩庭安葬。
自从谷绩庭牺牲之后，帮会里的弟兄们就像失去了领头羊，贺英见此情形，急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开始思考这支农民武装的前途。考虑到家乡不能缺少这样一支队伍做后盾，贺英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贺英将骨干们召集到一起，会议一开始，她就起身大声疾呼：“劫富济贫的旗帜我们一定要打下去，现在司令谷绩庭没了，谁来领这个头？”经过一番热烈的讨论，大家一致推举贺英来当这个司令。
图丨《洪湖赤卫队》剧照
自此，贺英就率领这支队伍，和周围的封建军阀、土豪劣绅打了不少仗。当时贺龙已经开始率领部队南征北战，贺英则在家乡联络了几个地方武装，攻下了桑植县城，控制了桑植县的大半区域。
贺英的部队纪律严明，受到群众的拥护和爱戴，还举行了送“万民伞”的盛大仪式迎接贺英进城。在贺英的保护下，城内秩序井然，民众安居乐业，贺英的名字也深深地印在了人民的心中。
“不要指望国民党那帮人能干出什么好事来”
1927年初，随着北伐的节节胜利，贺龙率领部队驻防武汉，并写信给大姐贺英，请她到武汉团聚。武汉蓬勃的革命气氛，让贺英意识到过去那种只为个人报仇雪恨，不为解除广大群众的苦难出力，革命是不会成功的。
在革命思想的影响下，贺英经常和贺龙一起分析时局发展，她逐渐意识到弟弟贺龙过于乐观，只看到了革命的坦途，却没发现坦途前的坎坷。随着武汉的政治空气发生明显的变化后，贺英坚决要回湘西去。
离开武汉的前一天，贺英和贺龙进行了长谈。贺英对贺龙说：“看来蒋介石、汪精卫这些人都靠不住，国民党那帮人只顾升官发财，不要指望他们能干出什么好事来。我得回去稳住后方那支队伍，一旦你在外面碰到难题，也有条退路。”
带着从汉口购置的一批武器，贺英回到桑植后，立即扩建队伍。
图丨任澧州镇守使时的贺龙
不出贺英所料，很快长沙发生了“马日事变”，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追捕。随后，贺龙领导南昌起义的消息传到了桑植，异常高兴的贺英在中共湘西特委的协助下，联络当地农民武装，再次攻克了桑植县城，打击了国民党的反动气焰。
南昌起义爆发后，贺龙的老家洪家关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面对敌人的强大进攻，贺英带领队伍边走边打，短短29天里就打了32场仗，最终隐蔽在山上保存实力。
在山上隐蔽的那段时间，贺英多次派人化装下山打探消息，听说贺龙从上海到了洪湖，贺英立刻将队伍拉出山，一面同敌人打仗周旋，一面等候贺龙回乡。
1928年3月，贺龙、周逸群奉党中央的指示，回到湘西组织武装斗争，贺英得知后立刻带着队伍迎接贺龙。一见到贺英，贺龙就告诉大姐，现在自己不是国民党，也不是中华革命党，是中国共产党。贺英听罢激动地拉着贺龙说：
“好啊，共产党好啊，你是，我也应该是。”
图丨贺龙旧照
当时，人们对于贺龙回乡议论纷纷。要知道在三年前，贺龙回乡时骑着高头大马，前面有卫兵开道，威风十足。如今的贺龙穿着布衣，脚蹬草鞋，没了卫兵，也没了高头大马。
许多人对此很不理解，甚至贺龙的二叔听说侄子参加了共产党，让贺英去劝说贺龙，还是回国民党的队伍去。贺英听后气愤地回敬道：“你就知道升官发财，共产党的主张多好，他们一定会成功的，我也要跟着他们干！”
晚上，贺英与贺龙、周逸群商量组织武装的事，贺英当即表态，自己将队伍连人带枪交出来，算是自己对共产党献的礼，以后自己也是共产党的了。
第二天，贺英就集合自己手下1000多人，动员大家加入共产党，如果不愿意可以自行回去。由于贺英享有很高的威望，1000多人没有一人离去。紧接着，贺英又走东串西，动员亲朋好友和旧部加入共产党的队伍。
在大姐贺英的帮助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贺龙就拉起了一支3000多人的队伍，并整编为工农革命军，在石门、松滋一带打游击。贺英将队伍交出去后，又招收了一批游击队员，继续坚守在家乡。
图丨贺龙故居
主力部队一走，地方团防、土豪劣绅们又活跃起来。贺英就带着游击队，联系一些地方武装，同敌人巧妙周旋，并随时派人打听贺龙部队的消息。由于连续作战，贺龙部队几次受挫，不得不转战于崇山峻岭中，陷入了极端困难的时期。
贺英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刻将部下召集到一起，商议解救办法，最终大家决定长途奔袭，支援主力部队。他们奔袭到40公里外，一连打了好几家土豪，弄了不少的金钱物资，统统给贺龙送去。
当看到贺龙部队的指战员们一个个面黄肌瘦，穿得就像叫花子一般，贺英心中说不出的难受。她忍着泪和战士们开玩笑说：“文常，你这条龙怎么带了一群猴儿兵啦？”
“大姐，你别看他们是猴，他们也会七十二变。到了春暖花开之际，我们就一变十，十变百，变成千千万万个猴儿兵。”贺龙的一番话，让大家都笑了。
除了给贺龙送去物质帮助，贺英还向贺龙提了一个建议：“我看你带队伍，一定要把大家的心拴住……记得在武汉时你讲过，你们军队里有共产党和共青团，用这个能不能把队伍‘伍’起来？队伍就是要‘伍’，不‘伍’就要塌台。能编一个班就编一个班，能编一个连就一个连，带队伍不管人多少，但一定要心齐。”
图丨贺龙故居中贺英、贺戊妹挂像
贺英的一番话，让贺龙茅塞顿开，频频点头：“大姐，你虽然不是党员，但我听着像是党的领导给我上了一堂生动的党课，我心中有数了。”
贺英下山之后，贺龙立即开展了著名的“堰垭整顿”，成立了红四军，让部队很快恢复了元气。
“快去找红军，找大舅报仇去……”
1930年4月，红四军按照中央的要求，与红六军会合组成红二军团。出发前，贺龙抽出部分骨干，组成独立团，加上地方游击队2000多人，作为湘鄂边武装力量，交由贺英指挥。
地方反动团防见主力部队离开，随即联合反动武装向留守部队猛扑过来。贺英闻讯带领队伍与敌人激战三天三夜，打退了敌人对苏区的进犯。
没过多久，敌人又调集几千人马开始“清剿”，大肆搜捕共产党员和革命家属。当时贺英的一个远房兄弟的妻子，在躲避敌人的扫荡时，被逼跳下了山崖。
贺英立刻意识到，这是敌人趁着主力红军不在，向后方家属举起屠刀的危险信号。作为留守部队的联防司令，贺英有责任保护好红军家属，为此她立刻召集干部开会，下达了保护措施。
图丨贺龙与战士们在一起
1933年5月5日，一个名叫许黄生的叛徒，向敌人告密游击队的藏身之处，团防大队立即趁着夜色，包围了游击队的驻地，并逐渐缩小包围圈。当哨兵发现竹林中的响动后，立刻遭到了敌人的杀害。
当时贺英正在睡觉，听到枪声立即起床，抄起武器命令游击队员们展开反击。在大家的英勇作战下，敌人不敢上前，队伍里的伤员和家属陆续从后门撤出。战斗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后，敌人仗着人多势众步步紧逼，还叫嚷着“打死贺英有重赏”。
贺英紧靠在门边沉着应战，敌人始终冲不进来。突然一颗子弹打中了贺英的右腿，鲜血流了一地。一旁的战士急忙给贺英包扎，背上她正要离开时，肩膀不幸被子弹射中，只好将贺英放下。
贺英一边指挥身后的几个人先走，一边继续还击给大家掩护。随着“砰砰砰”的枪弹声响成一片，游击队的伤亡在不断增加，贺龙的两个外甥也负了伤，贺英咬紧牙关强忍着疼痛，鼓励战友坚持就是胜利，天亮之后就会有人来增援。
眼看着天色已经渐渐亮了起来，贺英知道附近的游击队听到枪声，一定会赶来增援。
图丨贺龙旧照
突然，贺英的腹部连中两枪，其中一颗还是炸子，贺英的下腹部立刻被炸开了一个洞，肠子顿时流了出来。贺英知道自己的伤势已经难以挽救，她镇定地将肠子塞回腹中，一边让人用白布将自己的肚子缠起来，一边把自己8岁的外甥向轩叫过来，递给他两把枪：
“孩子，莫哭，快去找红军，找大舅报仇去……”
然后，贺英命令其他人立刻撤退，随后自己端起一把长枪，继续和敌人厮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贺英腹部的绷带已经完全被血浸透，意识也逐渐模糊起来。在敌人的一颗子弹射中她的心脏后，贺英永远地倒了下去。
敌人见屋里没了动静，小心翼翼地冲了进去。只见贺英凤眼圆睁，背靠着墙壁坐在血泊中，手里的长枪仍然没有放下。慑于贺英的威名，敌人不敢上前查看，对着贺英的遗体又放了一排枪，见贺英毫无反应，才确定贺英已经失去了生命。
贺英牺牲三天之后，在当地群众的帮助下，被安葬在洞柘湾。安葬当天，天降大雨，广大红军指战员和苏区人民在雨中嚎啕大哭。新中国成立之后，贺英被迁葬于鹤峰满山红烈士陵园。
图丨鹤峰烈士陵园内的贺英烈士墓
值得一提的是，贺英为革命献出了毕生精力和生命，直到牺牲时都不是共产党员。贺龙后来披露，贺英生前曾多次提出入党要求，书记周逸群考虑到贺英不入党的作用更大，希望她暂时不入党，等到适当的时候再履行入党手续。
就这样，贺英直到牺牲也没有入党，但她却是人们心目中纯粹的共产党人。1989年黄新庭将军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曾十分动情地说过：
“贺英大姐带领的游击队是共产党领导的，为了党的事业却没有入党，当时找她谈话的党的书记周逸群同志早已牺牲。现在我们共产党应该兑现承诺，追认她为中国共产党员，否则，我们就对不起这位为建立新中国而英勇献身的革命英烈。”
2、洪湖赤卫队贺英个人资料，红色丽人陈波儿
今年电影院重新营业后，截至8月27日，战争巨片《八佰》累计票房突破13亿元，成为2020年首部票房超过10亿的电影。
早在1938年，袁牧之和陈波儿就主演了电影《八百壮士》，第一次将八百壮士的英勇事迹搬上银幕。
1938年电影《八百壮士》
陈波儿是电影明星、是革命家、是人民艺术家，一生只主演过4部电影，却名留影史。她与丈夫袁牧之志同道合，对创建和领导新中国电影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07年7月15日，陈波儿出生于广东潮州市潮安区庵埠镇陈厝街祖宅，父亲陈湘波是做干果批发生意的商人。
陈波儿原名陈舜华，艺名“波儿”来自于“布尔什维克”旧译“波儿塞维克”的词头，以表示革命倾向，也表示她对父亲陈湘波的尊重。
陈波儿的母亲是侧室，经常受到祖母和大太太的责骂，陈波儿骨子里的反叛精神从小就扎根了。
她经常听二哥讲述带有思想启蒙的故事，从小特立独行敢想敢干，动员学堂中的小姐妹一起剪掉大辫子，被视为大逆不道。
1927年，陈波儿认识了来庵埠镇组织农民运动的彭湃，把彭湃请到家里，听他讲革命的道理，深受启发。
陈波儿离家出走，从厦门到南京、上海一路求学，进入上海艺术大学读书。
1929年，陈波儿参加了鲁迅先生等进步人士发起的“保障人权自由大同盟”，改名陈波儿，参加了中共地下组织直接领导的第一个话剧团体“上海艺术剧社”，开始了左翼戏剧运动，演出《梁上君子》、《西线无战事》等话剧，成为中国革命戏剧最早的演员之一。
1931年，陈波儿被列入国民党特务搜捕的黑名单，不得不离开上海，转移到香港。
陈波儿与上海艺术大学的同学任泊生因共同的革命志向走在了一起，1931年4月18日在香港举行了婚礼。
婚后第二年，陈波儿生下儿子任克，第三年生下次子任干。但小儿子任干在两岁多时，不幸患病夭折，对陈波儿打击很大。
陈波儿与任泊生
陈波儿的两个儿子
陈波儿在香港从事近3年的革命活动，1934年带儿子任克重返上海，进入明星影片公司，与赵丹主演了《青春线》。
《青春线》赵丹 陈波儿
同年陈波儿参加了中共直接领导的“电通影片公司”，首次与袁牧之合作了影片《桃李劫》，将女主角黎丽琳演绎得清新自然、含蓄秀美，没有当时夸张过火的表演痕迹。
《桃李劫》1934年12月上映后，一炮打响，引起广大知识青年的共鸣。影片的主题曲《毕业歌》唱遍了大半个中国，陈波儿在影坛走红，有评论说：“中国影坛，演话剧的艺人，潮水似的卷进来，波儿就是其中的一个‘波儿’。”
《桃李劫》的巨大成功引起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注意，1935年冬，电通公司被迫关闭。
《桃李劫》陈波儿 袁牧之
1936年，陈波儿和电通部分人员参加新成立的明星二厂，她与袁牧之在明星二厂第二次合作，拍摄了《生死同心》，陈波儿饰演了在斗争中成长的进步女性赵玉华，连续两部影片的成功使她成为广大观众热爱的明星，对从事革命进步活动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生死同心》陈波儿 袁牧之
袁牧之是中国电影史上的传奇人物，被誉为影坛的“千面人”，集演员、编剧、导演和电影事业家于一身。他编导了中国电影史第一部音乐喜剧故事片《都市风光》，在《风云儿女》中首次唱响了《义勇军进行曲》，是大名鼎鼎的电影《马路天使》的导演。
袁牧之对陈波儿有好感，但陈波儿已经是有夫之妇，只能发乎情，止乎礼。
陈波儿在拍电影之外，参加了不少社会活动。1935年她与宋庆龄、何香凝等16人联名上书要求释放沈钧儒等“七君子”，最终“七君子”被释放。
1936年11月下旬，传来了傅作义将军的部队一举攻克被日军占领的“百灵庙”喜讯，陈波儿即发起并组织了“上海妇女儿童慰劳团”，奔赴北方抗日前线为抗日将士演出，3个月后带领慰劳团胜利返回上海。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1937年8月13日，话剧《保卫卢沟桥》在上海蓬莱大戏院上演，陈波儿、赵丹、金山、田方、金焰、崔嵬、周璇等大明星都参加了演出，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保卫祖国，场场爆满，台上的演员和台下的观众一起喊出了爱国抗日的口号。
淞沪会战打响后，1937年秋陈波儿与袁牧之组成"救亡演剧第一队"离开上海，一路进行抗日宣传活动。
在南京八路军办事处，陈波儿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8年，陈波儿与袁牧之在武汉主演了“中制”拍摄的抗战影片《八百壮士》，这是陈波儿第4部影片，也是她一生主演的最后一部影片。
在《八百壮士》里，袁牧之饰演团长谢晋元，陈波儿饰演爱国女童子军杨惠敏，该片在抗战大后方和港澳东南亚地区引起轰动，对正面宣传抗战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八百壮士》
陈波儿拍完《八百壮士》后，1938年带着儿子任克到达革命圣地延安。她的丈夫任泊生南下参加了新四军，这对夫妻为了革命天各一方，聚少离多。
陈波儿与儿子在延安
袁牧之也不约而同到了延安，他请陈波儿参演自己导演的话剧《延安生活三部曲》，陈波儿高兴地答应了。
《延安三部曲》演出结束后，陈波儿带领华北敌后妇女儿童考察团从延安出发，一路跋山涉水，两次渡过黄河，多次通过日本侵略者的封锁线，到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工作，帮助当地老百姓建立互救会，教大家识字、唱歌，写了不少调查报告和文艺作品。
陈波儿率领考察团到了重庆，向大后方人民汇报抗日根据地的英雄事迹，引起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注意。
1940年7月7日早晨，十几个特务冲进考察团的住所要抓陈波儿，周恩来和邓颖超得知后，亲自过来营救。特务碍于周恩来是大人物，无法下手，陈波儿躲过一劫。
1940年底，考察团圆满完成任务，回到延安。
陈波儿与朱德
陈波儿与聂荣臻
1942年5月，陈波儿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聆听了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与姚仲明合作编写并导演了话剧《同志，你走错了路》。
延安文艺座谈会大合影，第一排穿黑衣的为陈波儿
陈波儿在延安还创作了剧本《伤兵曲》、《劳动的光辉》，导演了《马门教授》、《新木马计》、《俄罗斯人》、《前线》、《罗斯基》等话剧，拍摄了《保卫延安》等珍贵历史纪录片。
1945年，中央决定成立延安电影制片厂，陈波儿主动要求到重庆采购摄影器材，并打听任泊生的消息，却得知任泊生已经另娶妻子，情感上受到打击。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接收了长春日伪“满映”，成立了东北电影制片厂。1946年8月，陈波儿来到东北电影制片厂，见到了老熟人袁牧之。
袁牧之收到老朋友的信，说陈波儿的丈夫任泊生已经病故（后来得知是讹传），要袁牧之好好照顾陈波儿。
1947年，陈波儿与袁牧之在哈尔滨举办婚礼，距离他们认识已经过去了十几年。
陈波儿 袁牧之
袁牧之任东北电影制片厂厂长，田方任秘书长，陈波儿任党总支书记兼艺术处处长。夫妇俩携手创造了诸多新中国电影史零的突破。
东影拍摄了17集大型纪录片《民主东北》，留下了珍贵历史影像资料。
陈波儿导演了提线木偶电影《皇帝梦》，这是中国首部木偶电影片。
从1948年8月到1949年6月，陈波儿与东影同志们共同拍摄了《桥》、《中华儿女》、《光芒万丈》、《白衣战士》等六部故事片。
（从左至右）张闻天、吴印咸、陈波儿、刘英和袁牧之在东影厂合影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陈波儿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亲眼见证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冉冉升起。
开国大典上的陈波儿
新中国成立后，袁牧之担任文化部电影局第一任局长，陈波儿任电影局艺术处处长。
1950年，陈波儿直接领导并制定工作计划，完成了26部国产影片的拍摄，给新中国电影事业奠定了基础。
1950年7月，陈波儿筹备建立了表演艺术研究所，并出任所长，1950年9月举行了开学典礼。
表演艺术研究所课堂
陈波儿因出国访问，没能参加开学典礼，回国后对大家说："我非常惦记你们，非常想见到你们，想知道学校的一些情况。你们要勤奋学习，将来我们要把学校办成中国的第一所电影大学……"
表演艺术研究所就是现在的北京电影学院前身，陈波儿是北京电影学院的创始人，开启了人民电影教育事业的新纪元。
表演艺术研究所的学员中有被列入"22大"影星的庞学勤、李亚林、张圆、也有赵联、印质明、刘世龙、贺小书，叶琳琅、安琪、安振江等红极一时的著名演员。
几十年过去后，他们回忆表演艺术研究所的学习生活时，最不能忘记的是伟大的电影教育家陈波儿同志。
陈波儿早在1943年就已经发现患了心脏病，两次晕倒在排练场。建国后，陈波儿为了新中国电影事业殚精竭虑，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陈波儿为了革命事业离开家庭，有十几年没见过母亲。直到1951年她去广州谈暂时停建珠江电影制片厂的事情，事情办完后，她顺路接母亲离开广州赴上海。
在火车上，陈波儿对母亲说：“从今以后，我不离开你。”没想到这是她和母亲的永诀。
陈波儿和儿子任克
陈波儿到了上海后，与上影厂以及“昆仑”公司的同行们谈话时突然心脏病发作，在同济医院抢救无效逝世，生命停留在1951年11月9日，这一年她只有44岁。
陈波儿的灵枢上覆盖着党旗，11月13日首都电影院举行了追悼会，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同志分别送了花圈。
陈波儿去世后，组织考虑她的母亲受不了这突然的打击，就说陈波儿出差了。周恩来夫妇非常关心陈波儿的母亲，经常给她送钱送东西，直到1967年老人去世。
袁牧之于1954年辞去职务，1955年与昆曲演员朱心结婚，育有两女一男。大女儿袁牧女，小女儿袁小牧，儿子袁牧男。
袁牧女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78级表演系，是谢园、张丰毅、周里京、张铁林、方舒、沈丹萍的同班同学，2014年去世。
1978年6月30日，袁牧之在北京逝世，享年69岁。
袁牧之
2011年是陈波儿同志逝世60周年，北京电影学院领导同志及师生代表前往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了隆重庄严的祭奠仪式，并举行了纪念陈波儿同志逝世60周年研讨会，深入探讨了陈波儿同志的教育思想。
杰出的人民艺术家、社会活动家、新中国电影事业的奠基者陈波儿同志永垂不朽，她的照片永远挂在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的墙上，勉励一代又一代学院师生为繁荣中国电影事业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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