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君汉文帝是谁，汉文帝在历史上是一位怎样的帝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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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明君汉文帝是谁：汉文帝在历史上是一位怎样的帝王？

2021年12月14日上午，国家文物局公布陕西省西安市白鹿原江村大墓即为汉文帝霸陵。汉文帝这位在传统史学叙事中的明君仁主，究竟是怎样一位帝王呢？

汉朝 高后八年 (公元前17 9年 ) 八月初一 , 强势的女主——大汉太后吕雉驾崩。 吕后之死打破了汉朝政局的平静，被压制很久的功臣勋旧集团与齐王刘襄、朱虚侯刘章兄弟联手，打掉了所谓的“诸吕”集团。 这场政变的主脑周勃和陈平还制造出了所谓的“安刘必勃”的政治谣言，将“谋为乱，欲危刘氏”的罪名扣在吕家人身上。

惠帝和吕后身后，其实还有个少帝刘恭。杀尽吕家人之后，陈平、周勃这些人又因这个少帝与吕氏家族的关系，担心这个少帝“即长用事，吾属无类”。所以，这些功臣干脆“以为少帝及三弟为王者皆非孝惠子”，就说少帝和他三个弟弟都不是惠帝亲生儿子，于是乎，全杀光！

所谓“安刘”，先来个杀刘，这些功臣都不是吃素的，何况他们还记着当年高祖、吕后大肆屠杀功臣的旧账！杀尽惠帝一脉之后，刘氏宗室中有望问鼎皇位的只有三个人：齐王刘襄、代王刘恒和淮南王刘长。

在这三人之中，第一个出局的就是淮南王刘长。刘长这个人的母亲原来是赵王张敖的美人赵姬，后来又跟了刘邦。赵姬生下刘长不久就自杀了，刘长就被吕后抚养了，“早失母，常附吕后”。这样的背景，导致了刘长第一个被功臣列侯集团除名。

齐王刘襄是当时的热门，从宗法上讲，刘襄是刘邦的长孙，而且在诛杀吕氏家族的行动中，齐王一系发挥了重要作用。齐王首先发兵反吕，朱虚侯刘章首先捕斩吕产，立有大功。但是，陈平、周勃这些列侯功臣也不会拥立齐王。为什么呢？就是因为齐王当时太强大了。

如果答应迎立齐王刘襄，那么当初功臣列侯集团“以赵地王章，尽以梁地王兴居”的许诺必然要兑现。这样一来，齐王一系除了掌握直辖的郡县外，还领有齐、赵、梁三国，这势必会打破诸侯王与功臣列侯集团的势力平衡，威胁功臣列侯在政府中的主导地位。这个结果，可不是陈平、周勃发动政变想要的结果！

最后，代王刘恒成为他们最佳的选择。《汉书·陈平传》上说，“立文帝，平本谋也”，也就是说，最初主张立代王刘恒的是陈平。陈平的主张，也得到了周勃的赞同，《史记·绛侯周勃世家》也说，“于是勃与平谋，卒诛诸吕而立孝文皇帝”。

功臣集团拥立代王的理由说的冠冕堂皇，他们说“代王母家薄氏，君子长者，且代王，高帝子，于今见在，最为长。以子则顺，以善人则大臣安。”其实，代王刘恒的母亲薄姬原是魏王魏豹的妾室，后来又被刘邦睡了，才有了刘恒。所以，周勃这些人说什么薄家是“君子长者”，纯粹有点胡扯。说白了，功臣列侯们以为代王刘恒没有强大的实力，所以拥立他，以便继续操纵朝政。

面对突如其来的皇位，刘恒及其臣下却犹豫了，长安太诡异了！代国郎中令张武等人就认为：

汉大臣皆故高帝时大将，习兵，多谋诈，此其属意非止此也，特畏高帝、吕太后威耳。今已诛诸吕，新喋血京师，此以迎大王为名，实不可信。愿称疾无往，以观其变。

这些代国臣子的担忧不无道理，当时控制长安的这些昔日的功臣勋旧都是跟着刘邦打天下的老油条，诡诈多谋，只怕刘邦和吕后，现在杀了诸吕之后，更是大权在握，所以代王贸然去长安，肯定有风险。

不过，也有人认为刘恒应该抓住机会，“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刘恒本人也一时难以决断，甚至还占卜问吉凶。最后，刘恒派出自己的舅舅，薄太后的弟弟薄昭，“乃遣太后弟薄昭见太尉勃”，当薄昭回来报告:“信矣，毋可疑者。”

这样一来，刘恒才决定去长安，承受那王冠之重。

长安之行，并不简单。如何处理与陈平、周勃的关系，就是刘恒需要处理的第一个问题。当代王刘恒一行抵达渭桥时，陈平、周勃等人“拜谒称臣”，而后周勃提出“愿请间”，但被宋昌以“王者不受私”拒绝。周勃又“跪上天子玺”，但又被刘恒以“代邸受玺”拒绝。

代王刘恒为何要屡屡拒绝周勃等人的示好呢？这就是他高明的地方，这个态度意味着他接受的不是周勃和陈平这些人的拥立，而是顺天应人、合理合法的继承皇位，大位来得光明正大，不是受谁的恩惠。

当然，这些姿态还只是小手段，刘恒其实还处于弱势。如何应对被周勃等人控制的长安政局，那才是需要真正解决的大问题。代王进入长安之后，当晚即将入主未央宫的时候，竟然遭遇到了守卫者阻拦，“有谒者十人持越卫端门，曰：‘天子在地，足下何为者？’，不得入。太尉往喻，乃引兵去，皇帝遂入。”

这是多么吓人的事情！刘恒已经是明确的皇位继承者，竟然进不了未央宫，直到太尉周勃点头，才得以进入端门。很明显，当时的话事人还是周勃！

“卧榻之侧，其容他人酣睡”，皇宫禁地，刘恒难道都不能自己控制吗？入住当晚，刘恒就“拜宋昌为卫将军，领南、北军，张武为郎中令，行殿中”。郎中令和卫尉是掌握宫城的重要职位，通过任命张武为郎中令，宋昌为卫将军兼领南北军，刘恒这一招闪电式的人事改组，直接就控制了京师和宫城武装力量。

周勃能夺宫诛诸吕，又杀惠帝诸子，刘恒能不紧张吗？刘恒即位，是为汉文帝。

文帝初掌朝政，其与周勃等人的关系极为微妙，如果说君弱臣强，似乎也不算过分。《汉书》中有一段记载非常形象：“绛侯为丞相，朝罢趋出，意得甚。上礼之恭，常目送之。”

文帝的示弱在有的大臣看来就是不可取的，所以才有了袁盎的“社稷臣”与“功臣”之辨。在袁盎看来，“绛侯所谓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在与在，主亡与亡。”但是，在吕后专权时代，“绛侯为太尉，本兵柄，弗能正。”待到吕后驾崩，“大臣相与共诛诸吕，太尉主兵，适会其成功，所谓功臣，非社稷臣。”

袁盎的意思是说周勃不过是顺手推舟，干了大事而已，只是功臣，而非社稷之臣。周勃却“有骄主色”，而皇帝却一再谦让，这是极为不妥的。汉文帝听了袁盎的建议，从此不再对周勃过于恭敬，于是“上益庄，丞相益畏。”

文帝渐渐坐稳位子，开始着手削弱周勃势力。文帝明知周勃“少文”特质，也就是没什么文化，还故意询问“天下一岁决狱几何”，“天下一岁钱谷出人几何”这些问题，周勃愧不能对。相形之下，有文化的陈平就显得出色多了，文帝明显是在离间二人，周勃还一个劲地责怪陈平“君独不素教我对”。

周勃是功臣，甚至想当权臣，但是他绝不敢做逆臣。有定策之功，又位高权重，周勃也往往惊惧不自安，于是便自己走了一招臭棋，自乱阵脚，“请归相印”，文帝就坡下驴，真的免了他丞相之职。

据《汉书·百官表》言记载，“十月辛亥，右丞相平为左丞相，太尉周勃为右丞相，八月辛未免”。汉文帝前元元年（公元前179年）十月，周勃任丞相，次年八月就被拿下，仅仅干了十个月。文帝手段也是了得！

不过，较量才刚刚开始，周勃也没有那么容易认输。文帝前元二年(前178)冬十月，文帝趁着丞相陈平的去世，下了著名的“令列侯之国”诏书。所谓“令列侯之国”，就是命列侯去自己的封地，离开长安政治中枢，这个建议是那位著名的贾谊所提。

按照文帝的方案，也计划把免职的周勃赶到绛侯封地。但是，事态变化得实在太快，“十一月乙亥，绛侯勃复为丞相”。周勃竟然再度当了丞相，这只能说明文帝当时还动不了周勃，勋旧集团的势力还是很强。

文帝的“令列侯之国”政策，很显然有点操之过急。文帝前元二年(前178年)“十一月晦，日有食之。十二月望，日又食”。在当时，日食这种事情算是天象示警，皇帝是需要反思的。文帝趁机下了一道罪己诏，主动承认自己是“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则天示之以灾，以诫不治”。

文帝采取的措施是削减行政开支，其中还包括削弱军事权力，“今纵不能罢边屯戍，又饬兵厚卫，其罢卫将军军”。文帝的“罢卫将军军”是什么意思呢？这是取消了卫将军统领的军权，卫将军由文帝始置，以宋昌为令，同时镇抚南北军。卫尉和中尉都受卫将军节制。取消了卫将军的兵权，这算是对功臣军人集团的一种让步，但并没有罢免卫将军这个位子，说明文帝其实还留了后手。

取消卫将军兵权算是一种让步，而放弃贾谊也意味着文帝暂时还是弱势。文帝在进入长安之后，在打压周勃等人同时，也在扶植自己的势力，上闻河南守吴公治平为天下第一，召以为廷尉。吴公荐洛阳人贾谊，帝召以为博士。”

在文帝的心腹班底里，贾谊应该是才华最为出众的人，史载此时贾谊“最为少。每诏令议下，诸老先生未能言，谊尽为之对，人人各如其意所出。诸生于是以为能”。文帝非常赏识贾谊，“超迁，岁中至太中大夫”。

但是，贾谊的继续上升，却被勋旧功臣们阻止了，文帝“议以贾谊任公卿之位”，却被周勃等人以各种理由阻止，他们说贾谊是“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最终，文帝自己也放弃了贾谊，外放他去做了长沙王太傅。贾谊的不得志原因复杂，但肯定也是文帝与周勃等人较量的牺牲品。

文帝第一次“令列侯之国”失败，并不意味着他就放弃了。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九月，刘恒不动声色地搞了一次军改，九月，初与郡守为铜虎符、竹使符”。

这一招是什么？这是以新符取代旧符，这就意味着取消了周勃等人对军队的权力。当年周勃能成功，也是因为用计骗得了吕家人掌握的虎符。文帝这一招，真可谓釜底抽薪，周勃彻底成了没牙的老虎！

文帝三年，又出现日食了，“三年冬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上次日食，文帝是罪己，这一次，他直接动了周勃，直接命他去绛侯封地（今山西绛县），说什么“前日诏遣列侯之国，辞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为朕率列侯之国”。

周勃就这样被赶出了长安政治核心圈，去了绛侯封邑。没有了军权的周勃，到了自己的封地也是惶惶不可终日，甚至时刻担心人头不保，“每河东守尉行县至绛，绛侯勃自畏恐诛，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见”。

后来，有人还上书举报周勃谋反，其实这要不是诬告，要不就是文帝自己玩的手腕，周勃被拿下，抓进大狱，羞辱折腾一番，再由皇帝出面平反释放，如此一般，不过是说明皇权彻底战胜了功臣集团而已！

周勃活到了文帝十一年去世，余生战战兢兢······

2、明君汉文帝是谁，面具之下的汉文帝

一 皇位天降:吓坏了年轻的代王

汉孝惠帝刘盈死后，由于其子被认为是冒认的假儿子，身为刘邦诸子中最大的代王刘恒，突然被周勃、陈平等功臣拥立为新君。

刘恒七岁时就被分封出去，一直在太原安静地做代王，对长安并没有什么兴趣。这种政治上的谦退与寡欲，与其母薄氏有很大关联。薄氏当年以魏豹故妻的身份进入汉宫，偶然间被刘邦临幸后生了刘恒，之后又被冷落，刘恒被分封的那一年，落寞的薄氏跟着儿子去了太原。薄氏一生没有大的追求，只愿陪着儿子平平安安在太原当王。

汉高帝死后，戚夫人因当年受宠而被吕后嫉恨，惨遭人彘之刑，其子赵王刘如意也被杀死。薄氏谦退的态度，让母子二人逃过了吕后时代残酷的宫廷之灾，刘恒谦退的政治态度与这段经历不无关系。

所以当公元前180年京城使者前来请他当皇帝时，他第一反应不是兴奋，而是惊恐与怀疑。毕竟诸吕之乱刚刚平定，血腥厮杀过后，长安到底是什么样子?周勃、陈平这些老臣到底安的什么心?刘氏子孙又是什么态度?他一无所知，不敢贸然接受皇位。这时的刘恒，还是个普通人，所思所言所为都是本能反应。但也是从这时开始，刘恒的形象包装开始了，刘恒自觉或不自觉发生变化，向后世史书上那个面目模糊的圣君形象靠近。

刘恒从太原出发，到达长安郊外，发生了一件颇有转折性的小事。周勃、陈平等平乱功臣到渭桥迎接新君，太尉周勃突然到刘恒车驾前行大礼，请求借一步说话。周勃意图简单粗暴，要抢在众功臣之前把皇帝玺符送给刘恒，求一个头号拥立功臣的政治资格。刘恒当时年仅二十三岁，正是年少轻狂、容易热血上头的年纪。普通人在这个年纪遇到这种事，大概率会亲自下车扶起周太尉，热情地问候之、感谢之、询问之。

但他已非普通人。代王中尉宋昌当即阻拦，说:“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不受私。”

1999年首播的经典电视剧《雍正王朝》，就化用了这段典故。康熙驾崩后，十七阿哥求见新即位的雍正帝，邬思道拦了下来，说道:“若是公事就找张廷玉处置，若是关防就找十三爷，若是私事，天子没有私事。”电视剧化用，说明这一反应实在经典，掐准了藩王向君王身份转变时最准确的点。

作出准确反应的是宋昌而非刘恒，但在史书语境中，宋昌作为刘恒臣子，其反应自然是刘恒政治意志的延伸。宋昌反应得快，刘恒学得也快。周勃当众跪献天子玺符，刘恒有样学样地说:“至代邸而议之。”功臣们早已定调，还需要再说吗?但刘恒在众目睽睽之下，不进皇宫而要先进代王旧邸“商议”，众功臣只得面面相觑。

从不知所措到打太极，刘恒从这一刻起，正式转入皇帝状态了。

二 收拾功臣:问鬼神只因内心忧虑

《史记·陈丞相世家》中记载过一件汉文帝与大臣召对的事。汉文帝问右丞相周勃:“天下一岁决狱如何?”周勃答:“不知。”又问:“天下一岁钱谷出入如何?”周勃又不知，惭愧得汗流浃背。

文帝又问左丞相陈平同样的问题，陈平应对得很巧妙，决狱是廷尉的职责，钱谷是治粟内史的职责，这些小事去问他们好了。丞相是辅佐天子管理大事的，管好众臣就行。文帝连连称善。周勃自此之后请辞右丞相，汉文帝允准。

这件事发生在汉文帝即位不久，表面上看是君臣之间抖机灵，大老粗周勃斗不过皇帝和陈平，弄得狼狈不堪。但背后大有文章。丞相不管具体事务，这是稍具政治常识的人都明白的。文帝以此拿捏周勃，背后有更深的目的。此事过后不久，文帝借口长安城中列侯太多，导致京师供应压力增大，暗示绛侯周勃带头离开京师，到自己的封地居住。离开京城，意味着远离最高权力，周勃一百个不愿意，但又无力反抗。

周勃回到绛县后，再次被打击，文帝将其下狱论罪，扣了一顶谋反的大帽子。周勃花了大钱疏通国舅薄昭，在薄太后面前求情才免罪出狱。当年那位将百万之军、杀诸吕定社稷的周大将军，不由得哀叹今日才知狱吏之贵。

周勃真有反心吗?肯定没有。薄太后就质问过汉文帝，他要想谋反，当初做太尉时早反了，为何要等到现在。后世史家解读绛侯系狱，大多归因于周勃是汉初军功集团首脑，汉文帝打击他乃是消解功臣集团的影响力。

此说固然有理。但是打击功臣纵有千般理由，不至于一个大老粗这样刻薄。文帝这样无情，大概是因周勃曾杀过汉惠帝刘盈的几个儿子。史学界对刘盈的几个儿子身份多有怀疑，真伪我们且不必论说。汉文帝为什么会对此事产生反应呢?不管二哥刘盈之子是真是假，周勃作为外臣，居然拥有对裁定皇族血缘、身份的权力，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如果有一天，功臣集团对刘恒也产生不满，会不会也如法炮制、废而杀之呢?政治家也好，普通人也罢，对未知命运的恐惧与担忧，往往是一样的。汉文帝断然下令拘拿无辜的周勃，极有可能出于过度忧惧。

掀开历史的帷幕，见到的往往是最本真的人性。李商隐《贾生》诗云:“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李义山一反过往对汉文帝的推崇，辛辣讽刺文帝向鬼神求安慰。其实这何尝不是文帝内心恐惧忧虑的反应呢?

文帝也对皇族兄弟有过类似举动。文帝把幼弟淮南王刘长逼死，纵容儿子刘启打死吴王刘濞的太子，民间传言:“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米，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史记·淮南衡山列传》中记载了汉文帝的反应，他罕见地对民间传言作出解释，又尧舜放逐骨肉、又是周公杀管蔡，引经据典看似有根有据，但怎么辨也抹不平骨肉相残的事实。

汉文帝虽有政治正确的面具，但那个面具只是一个壳子，内心的不安却无人照顾。夜深之际，孤独而阴沉的汉文帝，也不得不求助鬼神。

三 被宣传夸大的节俭

被历史宣传误导的，还有汉文帝的节俭作风。

班固在《汉书·文帝本纪》传论中热情洋溢地赞美了汉文帝，说他做皇帝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

确实，汉文帝为政富有仁爱之风，开启了文景时代宽仁政治环境，尤其是他下令施行的“三十税一”之策，连续十三年免除田租，为老百姓带来前所未有的宽松赋税，这是他不容置疑的伟大功绩。

史家论人喜欢走极端，许多人论及汉文帝往往把他说得十全十美，可惜事实并非如此。

就以《汉书》记载来说，有一次汉文帝想建一个露台，召问营造的匠人，评估一下需要多少钱。匠人说需要百金，汉文帝算了一下，中等人家十家的家产，也就值一百金，建造露台太浪费，于是断然停掉。

这件事固然反映了汉文帝爱惜民力、不愿浪费，但能据此认定他是个高度自律、始终节俭不浪费的人吗?

《史记·佞幸列传》记载过另一件事，汉文帝宠幸邓通，动辄赏赐给邓通数以万金，而且前后达十几次。

赏给邓通的钱，可以建上千座露台，两件事放在一起比较，汉文帝之前的节俭，简直有一种惺惺作态的作秀感。

如果邓通是出将入相的功勋之臣也罢了，多劳多得，也可理解。但这位佞幸之臣对国家对百姓并无半分功劳，他能从蜀郡一个穷困的船工一跃成为皇帝宠臣，只是因为汉文帝做了个梦，梦见登天时有人推了他一把，那人的装束与邓通类似，邓通就这么戏剧性地实现阶层跨越。

汉文帝找人给邓通相面，相者说邓通最后将穷得一文钱不剩而死。汉文帝大笑，这还不好办，当即下令赐给邓通一座铜山，允许他自行开采铜矿铸造铜钱。

以国家名器为个人赋予财富自由，放在任何时代都无法接受。但汉文帝就是这么任性。宠信无德无才的小人邓通，背后的深刻动因，是汉文帝对皇位合法性的深深不安。

他当初即位，高帝嫡子嫡孙已亡，嫡长继承的补救性措施是兄终弟及。那么楚王刘交(高帝刘邦的庶弟)、齐王刘襄(刘邦庶长子刘肥的儿子)都有即位的可能性，汉文帝入长安不肯直接入皇宫，请楚王等人共议，乃是资格不够硬的怯懦。

多年之后他宠幸邓通，把他拔擢到无以复加的高位，说白了仍是为皇位法统增加一点旁证资本。我梦中登天有人相助，现实中就有这样一个人。那么我当了皇帝，不是天意是什么!

历代君主都会面临个人欲望与政治道德之间的抉择。相对于一些抛弃底线的君主来说，汉文帝控制得更好，基本维持了好的一面，成为了后人眼中的明君。

政治面具掩盖之下，汉文帝的多面性仍然顽强地存在着。如今看来，这恰恰是历史人物的真实魅力所在。(陈峰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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