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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董竹君第二任丈夫：从歌女、都督夫人到商界明星，董竹君和她近一个世纪的传奇人生
坐落在上海市淮海路边茂名南路59号的，是一家饮誉海外的花园式饭店——锦江饭店，它成立于1951年，但它的历史要追溯到民国时期。它的诞生，源自于一位与世纪同龄的传奇女性——董竹君。
董竹君是“锦江”的创始者，但她的成就远不止于缔造了这一商业传奇。
这样一位传奇女性，从被困青楼卖唱，到留学日本；从四川省都督夫人，到走出家庭创业、勇敢选择离婚；从纱厂破产，到创立锦江。她不断追求着自由与独立，将人生把握在自己手里，也从未忘记在战火中对民族和国家的责任。
她说，“我从不因被曲解改变初衷，不因冷落而怀疑新年，亦不因年迈而放慢脚步”。
01.
董竹君原名董毛媛，1900年出生在上海洋泾浜畔的一处贫民窟内。父亲董同庆是黄包车夫，母亲忙碌于给富贵人家做粗活和照顾家庭，一家人很是寒苦。因为营养不良，家中的弟弟妹妹先后不幸夭折。
生活虽然贫困，董竹君的父母却极为重视女儿的读书问题，认为不读书就没有出路。六岁时，董竹君入私塾上学。但一家人的生活条件始终没有好转，越来越穷，逐渐交不起房租，董竹君读书的费用自然也没有了着落。
1912年，母亲提出要董竹君学唱京戏，隔了些日子，父亲也这么劝，为了生计，父母不得已要将女儿送去卖唱。他们对女儿许下三年期限，“三年时间很快就会过去”“期满就接你回家”。董竹君想着读过的《二十四孝图》《孝经》，觉得自己应该做一个孝顺的孩子分担家庭重担。
十四岁第一次照相的董竹君
1913年，十三岁的董竹君被抵押入上海的长三堂子做“小先生”。长三堂子是高级妓院，因妓院高级，那里的高档妓女便被称作“先生”。
董竹君成为了青楼里卖唱不卖身的雏妓，因为嗓子好、生得美貌、读过学堂，与寻常的卖笑女气质不同，她很快成为了长三堂子的招牌，众人追捧、名气极高。
照顾她的孟阿姨给她讲妓院里的大小事，告诉她姑娘们不会永远卖唱不卖身，还告诉她不能期待被父母接走或被老鸨放走。
02.
董竹君对自己的生活极为清醒，在后来的自传中，董竹君写下了她当时对革命党人夏之时说的话：“这些姑娘们离开了父母，离开了家庭，虽然穿红着绿，金银玉环，在花天酒地里生活，表面上看起来蛮好，但她们在吞着眼泪，过着得过且过的日子，谁能知道她们心境的悲惨？”“实在是太不公平了。我虽只卖唱也有体会，这里是人间地狱。”
1912年的四川副都督夏之时
夏之时便是董竹君后来的丈夫。虽然二人的婚姻最终以离婚收场，但在当时，夏之时带逃离妓院的董竹君离开，两人又一起在日本和四川生活过。
革命党人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是董竹君与夏之时相遇的契机，夏之时躲在上海继续反袁，以妓院为掩护。
在妓院里，地主家庭出身的革命青年夏之时发现董竹君爱好读书，也喜欢听客人们谈论国家大事。
董竹君月经初潮后，孟阿姨开始格外担心她被安排接客，一旦接客成为了“摇钱树”，多方势力为钱为利参与进来，很可能再也出不了妓院。不少人在打听着董竹君的情况，目的却是不同，孟阿姨帮着留心观察，觉得其中夏之时夏爷不错，是真心喜欢董竹君的。
董竹君也喜欢上夏爷。但夏爷有一个太太，董竹君不愿为妾。夏爷提出花钱赎她，董竹君也拒绝，她想靠自己逃出妓院，这样才不会日后被丈夫奚落为“你是我拿钱买来的”。
董竹君开始装病、哭闹，被妓院的人关到西藏路，由人轮流看守。
有一天晚上十一点，董竹君与看守一起吃喝，取得了看守的信任后，她让看守买回鸡蛋糕，回来后又去更远处买水。看守第二次去买东西一走，董竹君便迅速摘掉身上的首饰珠宝，脱了绸缎服饰，当作赎身钱留下，只剩一套白色的内衣裤，冒着天寒飞奔下楼，拦了一辆黄包车赶往夏之时的住处。巧合的是，夏之时等人当晚也正在收拾行李准备离开上海。
董竹君上楼后，夏之时惊喜非常：“啊呀！你真的逃出来了！”
那是董竹君第一次靠自己赢得自由。
1914年，夏之时的原配夫人阎氏已经病逝，26岁的夏之时与14岁的董竹君结婚。婚后两人一起逃往日本。
1914年，上海日租界，与夏之时的文明婚礼照
在日本生活的四年中，董竹君的人生发生了几件大事：读书、生育、改名。她改掉了原名毛媛，取名竹君，与夏之时生下了大女儿夏国琼。
日本读书时期，董竹君与女儿
董竹君在日本时期努力学习日文，学习数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甚至动植物学课程，经常读书到深夜，不断扩充着眼界与思想。
夏之时怀着传统的婚姻观念，将董竹君当作私有物品，虽然支持她学习，但禁止她与其他男子接触，不愿让她去有男同学的学校读书，聘请五位家庭教师到家中来教妻子。当董竹君听到窗外有青年男子吹奏音乐，夏之时都会瞪眼睛，板起脸来挖苦妻子。
1916年，夏之时回国革命，临走前交给董竹君一把手枪，给她防贼自卫，“假如你做了对不起我的事，你也用它”。夏之时还把四弟叫到日本照顾妻子，实则也是监视。
1917年秋，董竹君完成了在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全部课程，学法语寻找机会留学法国。此时夏父病危的消息传来，董竹君便中断留学计划，带着女儿回国前往夏之时的老家四川合江。
夏家是一个传统大家庭，看不上董竹君的青楼出身，大家族间的勾心斗角与刁难排挤，令董竹君常常忧虑、气愤，苦闷非常。与此同时，夏之时思想行为已与之前大不相同，他征收苛捐杂税供养军队，更是中饱私囊，董竹君与夏之时在思想和行为上出现分歧。
1919年春，夏之时被昔日部下熊克武骗到成都，失去兵权。夏不愿做虚职，便赋闲在家，消沉地抽鸦片、打麻将，脾气越来越大，开始打骂妻子和女儿。一次，因怀孕临产的董竹君做完家务很累不想打牌，夏之时便拿起花架子摔过去。1926年夏天，董竹君得了肺病，期间夏之时始终没有照顾。
家人合照
03.
董竹君不满于被困在夏家，以贴补家用为由得到丈夫的同意，在四川开始创业，办起了织袜厂和黄包车公司，因为果敢决断，准确把握时机，又善于用人，企业蒸蒸日上，董竹君的经商能力已经显现。
1929初，四川局势混乱，通货膨胀，董竹君的两家企业遭遇危机，被迫关闭。董竹君选择净身出户，带着备受轻视虐待的四个女儿离开四川。夏家坚持要她将儿子留下，年仅三岁的儿子便被留在夏家，过继给了三弟夏畴五，从此母子分别十七年。
董竹君的子女长大后，唯一一张团圆照
后来，她与夏之时在上海进行了最后一次沟通，二人关系彻底破裂，定下了分居五年的期限，期间由夏之时付孩子的学费和生活费。
分居后，董竹君得到了真正的独立，但也面临着极为严峻的经济困难。夏之时不但没有按照约定支付妻女生活费用，还讽刺董竹君将无法生活，“如果你不弄得走投无路，带着四个孩子跳黄浦江的话，我手板心里煎鱼给你吃”。后来，夏之时还曾对四川军长范绍曾说董竹君是共产党员，提议范绍曾诱董竹君去杭州游玩并寻找机会推其入西湖淹死，但此事因未谈妥搁罢。
与夏之时不同，若干年后，当夏之时被误杀，困难的夏家求助董竹君时，董竹君选择了施以援手。她还深知读书的重要性，尤其支持夏家的孩子上学读书——这是后话。
1930年末，董竹君通过变卖家当，又联合股份，终于凑足钱，开办起民族企业群益纱管厂。当时，成立在上海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深刻影响了董竹君。董竹君结识共产党人蒲振生，在蒲振生的帮助下，阅读了大量进步书籍，《大众哲学》《妇人与社会》《辩证唯物论》等书为董竹君带来思想上的全新变革。
董竹君开始与共产党地下党组织建立联系。她的创业一方面是追求独立，寻找生计；另一方面协助中国地下党工作。营业所得用于扩大生产和展开地下革命事业。1931年，董竹君利用群益纱管厂的收入同戏剧乐曲作家郑沙梅、中共党员谢韵心在花园坊96号共同合作创办了艺术杂志《戏剧与音乐》，从文艺文化上宣传共产党进步思想，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1932年1月，“一·二八事变”淞沪战争爆发，群益工厂被日本飞机炸毁。工厂被炸毁，刊物也被迫停刊，董竹君前往厦门暂避了一段时间。
从厦门回沪后，董竹君设法恢复工厂，安顿家务。一日，董竹君和暨南大学的学生骆介庵在家中谈论时事，几名包探冲入，翻出了进步思想的宣传品，董竹君被关押了四个多月。出狱后，董竹君生活艰难、身负外债，纱管厂因缺少资金而破产。
那段时间，分居结束与夏之时正式离婚后的董竹君，面临着母亲逝世、父亲病重、失业、欠债、捕房勒索几件大事，陷入了极端的苦闷，曾想过自杀。但最终还是选择了积极地直面困难，为了节约开支，她带着家人搬到偏远处租下美华里二十号一栋小楼。一家人只挤在一间屋子居住，其余房间再次租出当二房东，二次出租的收入支付房租后还能剩余十七元。董竹君深居简出，保持着对生活的认真和体面：新租的小房子没有浴室，她在晒台围上芦席当作夏季的浴室；每天将房间打扫得清洁卫生，一家人的衣物始终被熨烫得一丝不苟。这无疑是面对生活困境时最值得敬佩和最有效的人生态度。在日日夜夜的一丝不苟和努力经营下，生活渐渐平稳下来。
1934年冬天，董竹君送别了离世的父亲。父亲临终前仍关心着董竹君的经商事业。
04.
一位来到上海的四川人李嵩高听说了董竹君走出家庭的经历，钦佩其独立与能力，前来登门拜访。李嵩高愿意以自己弟弟占600元股份为条件，借2000元给董竹君，解决了董竹君希望东山再起，但缺乏资金的窘境。
1935年3月15日，董竹君创办的两层楼的精品川菜馆“锦江小餐”正式开业。此后“锦江”二字成了董竹君事业的核心。
锦江小餐的定位是精品川菜，董竹君因四川的生活经历熟悉高档川菜，在其基础上进一步改良，创造出符合上海口味的创新川菜。菜馆的选址在法租界的华格臬路三十一号，是市中心看似人气不旺的一处，实则闹中取静、房租便宜、门前还可以停放贵宾的汽车。餐馆非常成功，成为吸引上流阶层的高档小餐馆。上海滩的头面人物，从军政要员到青帮大佬，黑白两道都来她的饭店用餐。董竹君巧妙周旋，在与上海滩各色人物的交往中不卑不亢。
因为容纳人数有限，经常光顾餐馆的杜月笙提出愿意帮忙扩大规模。锦江小餐扩大规模进行了改造，多租了几套门面，在前后弄间搭起天桥连接，设计上更加曲折雅致。升级后改名为“锦江川菜馆”，成为能够容纳三百人的大餐厅。之后董竹君又开辟了“锦江茶室”出售茶点饭菜，上午下午卖茶点，中午和晚上卖饭菜。
锦江两店环境雅致，菜品可口创新，装潢设计考究有文人气，又保密性高，“锦江”名号响彻上海滩，董竹君已是上海滩的成功女老板。
1936年锦江川菜馆开业后留念
锦江的考究与保密还有另一重作用——掩护中共上海地下党同志秘密聚会。左翼戏剧家夏衍在《懒寻旧梦录》中还提到，锦江川菜馆常常为进步人士免单。对革命活动，董竹君一向慷慨解囊，尽力相助。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上海沦陷，次年4月20日，董竹君和上海进步女记者蒋逸宵创办了《上海妇女》杂志，刊登各地妇女的抗战事迹。
1940年，汉奸出面让董竹君在日本开的旅馆中办锦江分店，董竹君尽力拖延。她因此不断遭到威胁恐吓，日方更是派刺客前去刺杀她。实在拖不下去后，董竹君前往菲律宾躲避。
在国外，董竹君遭遇太平洋战争滞留在菲律宾，几度身陷险境，直到1945年1月才乘难民船到达日本，后又辗转朝鲜、东北、天津、南京多地，终于回到上海，当时不少传言说董竹君早已死在了国外。
回国后的董竹君收回经营不善、在走下坡路上的锦江饭店，重新管理，整顿饭店贪污，清查账目。1948年，物价因内战飞涨，国民政府发行的金元券贬值，董竹君凭借着一向出色商业头脑，提前备货，躲过一劫。
1949年5月，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吴克坚接到任务，需要保护民主人士张澜和罗隆基，董竹君出面帮忙，策反了曾经担任国民党警备司令部司令杨虎。
05.
董竹君是国内女权运动的先驱。她始终关心社会，关注、参与着男女平等。她创办锦江，首次登报公开招聘女服务员，鼓励女性就业，又训练她们作风正派，思想独立，是乱世中的一段佳话。
在家庭中，她教育四个女儿独立、不乱花钱。不让女儿们参与饭店接触三教九流恶习，也从不在家中谈生意，除了进步人士一概不带入家中。
她把孩子们看作洁白可爱的“风筝”，自己是“放风筝的人”，从小带着女儿们阅读进步文艺作品，周末假期讲解真、善、美的道理。董竹君着力培养女儿的劳动观念，培养她们拥有开阔的胸怀和善良真诚、助人为乐、大公无私的崇高品德。
1931年7月，鲁迅先生在上海演讲，她带着孩子们去听。朋友送来苏联电影《伏尔加河船夫曲》的电影票，她也带孩子一起去看，母女对电影中船夫们辛苦沉重的生活久久不能忘怀。
与女儿国瑛
她的四位女儿均成才。大女儿国琼学习钢琴，毕业后从事钢琴演奏和钢琴教育；二女儿国琇学习声乐；三女儿国瑛留学学习电影，回国后参与创办了八一制片厂；四女儿国璋学习西方文学和图书馆学，成为国家要事场合的翻译。
董竹君和女儿们
06.
历史悠久的酒店常常承载着一个时代的历史缩影，如天津的利顺德，上海的锦江饭店，它们本身就是一座“活的博物馆”。建国后，锦江菜馆与锦江茶室更名“锦江饭店”，成为第一座国宾馆，负责接待外国元首和政治要员。
董竹君还将自己价值十五万美金的个人财产捐给了战后需要大力发展的国家，后多次担任上海市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
1972年美国尼克松总统访华，暂住在锦江饭店，离店时留言称上海锦江饭店是他住过的世界上最好的宾馆之一。中美《上海公报》的发表地便是锦江小礼堂。
1953年时，周总理设宴招待董竹君，感谢董竹君为党的工作的付出。周总理说：“多年来，你为党做了不少工作，一个人革命不容易，一个女人革命就更不容易，一个女人想做成一件事就更难了。”
文革动荡中，董竹君不幸入狱，她在狱中度过了自己七十岁的生日，写下四句“辰逢七十古稀年，身陷囹圄罪何见。青松不畏寒霜雪，巍然挺立天地间”。
八十岁时，董竹君克服病痛，用八年时间将传奇一生写成了四十万字的自传《我的一个世纪》，对幼年的经历也毫不避讳、坦诚书写。后来自传又改编成了电视剧《世纪人生》。1997年12月，97岁高龄的董竹君辞世。
挪威剧作家易卜生写作的《玩偶之家》被称为“女权主义的宣言书”，里面的女主人公娜拉对丈夫海尔茂从服从到批判，走向觉醒，离家出走，戏剧的结尾高潮处，娜拉“砰”的一声关上了门，萧伯纳曾评价说：“在她身后发出的碰门声比滑铁卢或色当的炮声更有力量”。
易卜生的戏剧在五四时期译介到中国后形成了“易卜生热”，一时间社会鼓励妇女走出家庭，实现独立，但现实面前许多出走都失败了。所以鲁迅写作《伤逝》，小说中涓生和子君追求个性解放婚姻自主，最终涓生写下手记为子君送葬，以悲剧收场。子君的死证明了仅仅个性解放并不是妇女解放、人格独立的出路。
1923年，鲁迅在演讲《娜拉走后怎样》中说，“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因为如果是一匹小鸟，则笼子里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笼门，外面便又有鹰，有猫，以及别的什么东西之类；倘使已经关得麻痹了翅子，忘却了飞翔，也诚然是无路可以走。还有一条，就是饿死了，但饿死已经离开了生活，更无所谓问题，所以也不是什么路。”
鲁迅说，“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
董竹君没有止步于寻求独立的梦，而是立足在现实，用她的眼界、魄力与能力不断改变着命运，走出了自己的人生路。
2、董竹君第二任丈夫，董竹君为何不再婚
在似近却远的民国，有一位堪称“最传奇”的女性，她的名字叫董竹君。之所以将她称作“最传奇”，是因为这个女人身上曾发生过无数不可思议的变迁：她由贫民窟走来，曾沦落青楼，也曾贵为督军夫人，可她却也曾为尊严舍弃荣华带孩子出走。
鲁迅深入分析的易卜生《玩偶之家》出走娜拉的最终结局只有两种：堕落或者回家。可董竹君却用自己的一生走出了娜拉的第三条道路，那就是：依靠女人自己的力量创下一片天地，成为真正的人生赢家。
要论证这个活了一个世纪之久的女人的一生是一件极其艰巨的事，所以，本篇将只将笔墨着眼在她与督军丈夫夏之时的婚姻。
不可否认，在这段婚姻里，董竹君看似输了，实际却赢了。但至于董竹君怎么赢的，又赢了什么，还得回到一百年前从头说起。
1913年，董家因贫病交加难以为继之时，董父听信老鸨的诓骗将年12岁的女儿董竹君卖到了妓院。当时他们双方的约定是：董竹君只卖艺不卖身，三年后可赎回。
就这样，不明真相的董竹君跪别父母后沦为了青楼卖唱女。
14岁的董竹君
是在遇见妓院老人孟阿姨后，董竹君才知道：自己和父母都被老鸨骗了。一旦董竹君“瓜熟”，老鸨定会想法以威逼利诱的方式让董竹君做真正的妓女。这点，是无论董竹君自己还是董竹君父母都无法阻挡的。
董竹君听到这个事实的当晚一整晚没睡着，她到此时也便明白父母一直未来看自己的原因。第二天一大早，董竹君便找到孟阿姨请她指明路。
孟阿姨告诉董竹君，为今之计只有找到良人为自己赎身才有可能彻底逃出魔窟。这之后，董竹君便开始在青楼寻觅自己的良人。不久，董竹君便将目光锁定在了常来青楼的夏之时身上。
董竹君发现，这个比自己大13岁的男子与其他来青楼的男子截然不同，他从不把目光肆意放在妓院的女子身上，也鲜少和青楼女搭讪，即便与董竹君他也只谈正事不言其他。
董竹君还在暗暗里发现，他平常接触的似乎也全是一些有秘密的人。后来董竹君知道，这群人是革命者，而身为四川督军的夏之时正是其中之一。
了解到这层后，董竹君便开始频繁接触夏之时。不曾想，一来二去间，一种特殊的情愫在两人之间生成。董竹君倾慕夏之时的为人和他口中的革命大业，夏之时怜惜董竹君的凄惨遭际也钦佩她之出淤泥而不染。
彼此心意明了后夏之时却突然消失，原来，袁世凯在大肆搜寻夏之时。关键时刻，董竹君在夏之时哥哥的帮助下在旅馆再次见到了夏之时，也是这一次，董竹君终于下定与他在一起的决心。
但当夏之时提出要给她赎身时，她却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她说：“当初老鸨买我是300元，现在却要3万。”夏之时接话到：“我想得到办法。”董竹君却摇摇头：“我若真心要跟你，绝不让你出半分钱，但你要记住，我不是花钱得来的，我和你是平等的。”说完后，董竹君便离开了旅馆。
让夏之时怎么也没想到的是，这之后不久的一个晚上，董竹君竟素衣素服逃到了旅馆。董竹君是在装病后设法逃离的，离开时，她留下了所有的金银首饰，只着一身素衣。当董竹君跳窗走到大街上时，她才真正明白自由的意味。
董竹君在逃跑的一路感受到的自由在多年后依旧让她振奋，这种自由感甚至冲淡了她逃跑时的担忧等情绪。
之后，夏之时带董竹君前往日本。这是夏之时逃避袁世凯追杀的最好选择，这也是夏之时在履行给董竹君的承诺。答应嫁给夏之时时，董竹君曾提出过三个要求：第一，不做小老婆；第二，让她出国留学接受新思想；第三，未来他行报国之志，她从旁辅助并料理家事。
这三个要求，夏之时一一应允，他在点头的同时对这个勇气过人女子的敬重又增了几分。
成功逃到日本后，董竹君与夏之时举行了简单的婚礼。之后，董竹君在夏之时的安排下入读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
夏之时与董竹君婚纱照
在日本期间，夏家总有进步人士造访，每次丈夫和他们慷慨激昂地谈论如何救国救民，董竹君总在一旁静静听着。在潜移默化下，董竹君的思想在发生改变，她开始在内心深处渴望参与到救助穷苦百姓队伍中去。
在爱国人士的熏陶下，董竹君对革命的热情开始高涨。不久，丈夫奉命回国，董竹君为了更好地接受新思想决心留在日本继续学业。
夏之时临走时给了董竹君一把手枪，他说：这把枪一是防身，二是自杀。待董竹君抬头时，他竟一字一句地解释道：“若你做了对不起我的事，请你用它自杀。”
董竹君听到这话后一阵心寒，她意识到这个一直被她视为进步青年的男子，和她想象的似乎并不一样。临行前，夏之时还急召在上海南洋中学读书的四弟到日本陪她读书。用意无非是监视她的一举一动，以免她获得自由就红杏出墙。
董竹君明白，夏之时到此时依旧对自己是青楼女的身份心有芥蒂。董竹君心里很有些不悦，她认为事前计较还说得过去，事前不计较事后却计较并非大丈夫所为。可事已至此，她并无他法。
董竹君并不知道，这只是丈夫封建面目的初显。夏之时虽一心鼓吹新思想，但在内里，他却是一个封建守旧的军阀。而他口中的革命，实际只是他升官发财的途径而已。董竹君并不知情，当她的思想一天天进步时，她与丈夫的矛盾也慢慢发酵。
夏之时回国约一年后他便以其父病危为由召唤董竹君回国，董竹君考虑到自己身为儿媳的责任便放弃去法国留学的机会选择了回国。
回到夏之时位于四川合江的老家后，董竹君面对的境况远比她想象中严酷。夏家是个出名了的封建大家庭，他们在骨子里对门第等有很深的看法。当出自青楼的董竹君踏进夏家大门时，夏老太太的第一句话竟是：“青楼的女子怎么可以做大户人家的太太，你（夏之时）赶紧找个太太，她只能做姨太太。”
好在，夏之时最初是帮着董竹君的。他一边教她如何在大家庭立足，一边叮嘱她凡事要忍让不必太较真。
此时已接受新思想熏陶的董竹君决心用自己的行动赢得夏家人的尊重，于是，她不仅将自己在国外买回的物件分发给夏家各家各户，她还亲自打点起了夏家上下的大小事务：洗菜做饭，管理账目，治理家事，董竹君一人全包，且办得极好。
很快，董竹君的为人赢得了夏家上下的肯定。可在肯定的同时，他们却提出要重新给董竹君和夏之时举行一次婚礼。
这件在所有人看来是好事的事，董竹君心里却相当不满意。她觉得自己和丈夫的婚礼在日本便已经办完了，若此时再办，自己和丈夫在日本那些年算什么，自己已出生的女儿夏国琼又算什么？
最让董竹君难以忍受的是，婚礼当天，大嫂竟拿出一张1000元的开支证明交给她说：“这是你当年在妓院他（大哥）为你赎身时用的收据，你收好。”
董竹君看着这张收据内心五味杂陈，她自己当年明明是自己逃出来的，可今天却突然冒出来这样的“收据”，这不是摆明了打她的脸吗。当董竹君将这些告诉丈夫时，夏之时却不以为然，似乎她当年不顾一切的出逃并不存在一般。
董竹君的自尊受到了践踏，从出逃那日起她便渴盼的尊严，夏之时终究没有给她。后来，董竹君的尊严甚至一次次被丈夫践踏。
夏之时回国后在革命的路上一直不顺，后来他的督军之职甚至还被罢免了。期间他虽然一直在等待东山再起的机会，但因为闲暇时日太多加之他因不得志而抑郁，他竟染上了赌博和鸦片。
看到夏之时变成这副模样，董竹君总苦口婆心劝慰，可劝慰的结果通常是以骂战结束。夏之时将董竹君的劝慰看成是她与他作对，他一次次指着她的鼻子道：“你成日跟我作对，哪有一点妇道人家的样子！”
封建思想浓重的夏之时不仅将董竹君视为自己的私有物品，他甚至还有严重的重男轻女思想。夏之时和夏家不喜欢女儿，可董竹君偏偏接连生下了几个女儿。
相比其他不喜欢女儿的封建家长，夏之时对女儿不仅冷漠而且残酷，他不允许女儿接受教育，因为他觉得女儿迟早是别人家的。女儿生病危在旦夕时，董竹君抛开家务去照顾女儿，夏之时不仅不帮助反而还骂她“不知轻重”，他说：“一个女娃，死了就死了，值得你抛开所有吗？”
这种种，怎不让疼惜儿女的董竹君心寒。
在夏家这个看似富裕封建大家庭里，终日操劳的董竹君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却反而一直忍受着屈辱。董竹君怀上三女夏国瑛时因太累导致帮丈夫修脚时伤到他的脚趾，他竟叫骂着直接挥起脚踢向了董竹君。
那天，被踢倒在地的董竹君冷冷看向夏之时，她已经深刻感觉到：此时的丈夫与她初见时的英雄丈夫，不是一个人了。
最最让董竹君心痛的是，不懂尊重她的丈夫还变相虐待她的父母双亲。
董竹君的父母虽不得已将她卖入了青楼，可他们对她的爱却是真的，董竹君对双亲也从来只有爱没有怨。回国后，她将双亲接到了夏家生活。可夏之时不仅经常给他们冷脸看，甚至还污蔑董竹君父亲偷吸了他的鸦片。
相比董竹君父亲，董竹君母亲在夏家的日子也不好过。当董竹君遗失省吃俭用买来的金簪子时，董母心疼不已地整日哭哭啼啼，夏之时听到后竟命仆人将岳母绑起来不许她哭。
董竹君眼见丈夫这般对待自己的双亲气得说不出话，后来，她也暗暗决心不再用夏家的钱补贴双亲。为了实现经济独立，董竹君想到了创业。
1924年，年24岁的董竹君着手创办了女子织袜厂和黄包车公司，这两个创业项目都在董竹君的打理下取得了成功。为了不让丈夫说道，她一边打理公司一边料理家事伺候丈夫。期间她的艰辛可想而知，可对于这些，夏之时却不以为然。
后来，董竹君看到形势有变提早关闭公司后，整日打牌抽大烟的夏之时觉得她定是怀着不可告人（私吞财产）的目的才这般决定。
夏之时对董竹君的猜忌远不止在财务上，他生病期间，董竹君终日在他床前伺候，可一次在她为他清理完大便出来透气与旁人聊了一两句后，夏之时便气哄哄地骂她道：“我还没死躺在床上，你就开始跟男人勾三搭四。”
猜忌，从来是夫妻之间最可怕的离间计，它足以让任何坚固的感情生出裂缝。日久后，两人之间渐渐形同陌路。
1929年，夏之时与董竹君在该不该让女儿继续读书的问题上发生剧烈争执。恰在这期间，夏之时，发现大女儿夏国琼与房客文兴哲走得近。恼羞成怒之下的夏之时拿出绳子和剪刀让她自杀。他还怒斥道：“就是你妈没管教好你们，上梁不正下梁歪，没教养的东西！”
董竹君听到这话心彻底凉了，她知道，丈夫一直介意她的出身，即便她已为他生下四个女儿一个儿子。“尊重”在马斯洛需求层次里虽属于较高层次的第四层需求，但在感情里，若没有这一项，感情将很难维系。
在婚姻里得不到尊重的董竹君感觉到了极度的煎熬，这种煎熬在夏之时收到夏国琼钢琴老师信件无端猜忌董竹君后，变成了烈火般的炙烤。
那日，夏之时因这本没甚问题的信件对董竹君拳脚相机，他认定董竹君是妓院里卖唱的贱骨头。当夏之时脚上锃亮的黄色长筒马靴踢到她胸口时，董竹君在剧烈的疼痛里知道丈夫动了杀心，她不顾一切地爬起来朝外跑，夏之时从厨房拿出菜刀追了出去。
没人知道被曾经相爱的人用刀追砍是怎样的绝望，董竹君一边逃命一边呼救，好在夏之时的侄子及时赶到拦下了他，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件事彻底击垮了董竹君想与丈夫修好的心，她终于下定决心带着父母、女儿们走出夏家了。
董竹君带着四个女儿离开夏家后，夏之时曾试图说服她回夏家，遭到拒绝后，他骂她“不知知恩图报”，他还打赌：“我跟你定五年赌约，若你带着孩子能在上海活下去，我把我的手掌肉切下给你煎来吃。”董竹君听到后不言语。
“挽回”失败后，夏之时接受董竹君的提议：先分居五年再谈离婚。为了让董竹君带着孩子回四川，夏之时曾承诺的抚养费分文未给。
五年后，董竹君历经千难万难后活下来了。可她却也还并未活好，当1934年夏之时在上海见到董竹君时，她的几次创业都遭遇了惨败，而她的父亲此时还正病重且无钱医治。夏之时承诺，只要她回去便负担其父的医药费，可董竹君却拒绝了。
在外边的五年，董竹君虽过得并不好，却已享受到了真正的自由，也感受到了有尊严活着的滋味。这样的她，定是不可能为了任何而回到那个没有尊严的封建家庭的了。
商谈离婚细节时，董竹君选择了净身出户。昔日，她没要他赎身，走时，她也不带走属于他夏之时的一分一毫。当董竹君将自己欲净身出户的想法说出时，双方律师都震惊了。董竹君只在办理离婚时提了一个要求，这个要求实际还并非要求，她说：
“若我将来遭遇不测出了意外（死了），请作为父亲的你负担孩子们读到大学毕业。”
办理完离婚手续后，夏之时激动地拉着董竹君的手道：“竹君，我到今日才知道你的人格！”可董竹君听完这话却不自觉从鼻子里哼了一声，她的人格，从她十几岁赤手空拳独自逃出妓院走到他身旁时，他不就应该“知道”了吗！
董竹君与酷似她的大女儿夏国琼
当离婚后的董竹君第一次走在街上时，她是快乐的，这快乐一如她最初从妓院逃出跑向夏之时。这种如获新生的感觉，让董竹君不自主地露出了笑容。
也是在这一刻，董竹君真正懂了裴多分那首关于《自由与爱情》的诗歌：“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董竹君比谁都清楚自由的可贵，这个世间，还有什么比象征自由的独立的人格和尊严更重要呢。
连董竹君自己都未想到的是，就在与丈夫离婚的这年年底，其父重病之际，她的机会终于来了。一个叫李崇高的志士听说了她的事迹后主动提出给她2000元资助，董竹君经过再三考虑后接受了这笔钱，并用它创办了锦江川菜馆。
1935年3月15日，便是锦江川菜馆开业的日子。开业第一天，锦江川菜馆便满座，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依旧如此。
后来，因为锦江菜馆的兴盛，锦江饭店所在的整个上海华格臬路一带地产竟经历了暴涨。锦江火爆之后，上海名流争相前往品尝。就连杜月笙、黄金荣、郭沫若等社会名流和一些军政要人也都争相前往锦江排队吃饭，就连美国影视明星卓别林来上海也慕名前来锦江。
只是，这以后，董竹君虽事业有成却再未与任何人有过感情，也再未涉足过婚姻。离婚后的日子里，董竹君只打理事业同时用心教育着子女。
在她的用心教育下，她的四个女儿全部成了才，其大女儿夏国琼长大后成了中国第一代钢琴师，她在国外学到先进钢琴理念和方法后，转身回国为国家的钢琴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董竹君三女夏国瑛则成为了著名影视人员，她还曾经参与制作过《爱护营房》。而她的其他两个女儿，也均在各行各业有突出表现。
最为让世人欣喜的是，靠自己努力挣来各种人格、财务等等自由的董竹君，还在后来成为了一个真正的革命家。她利用锦江饭店为据点团结进步人士，后期，锦江在董竹君的巧妙设计下成为进步人士的联络站点。
她还是中国第一代女权主义者，她成功唤醒了一批中国女性并帮助她们找到了真正的“自由”。
在国家和民族危难之际，董竹君成功将个人奋斗同党和国家联结在了一起。这样的女子，可钦可敬！董竹君这样的一生绝非偶然，实际上，她这如史诗般的人生，早在她说这句话时便已注定：“我从不因被曲解而改变初衷，不因冷落而怀疑信念，亦不因年迈而放慢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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