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号病人深度解读，解码“零号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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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零号病人深度解读：解码“零号病人”

每经记者：杨弃非 每经编辑：刘艳美

谁是新冠肺炎的“零号病人”？

2月15日，大众视线被引向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一名女研究生黄燕玲。网络传言，她“因意外接触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殉职”，并被怀疑是“消失的零号病人”。

传言不断发酵，“零号病人”相关话题一度登上微博热搜。一天后，病毒所发布官方声明，称“网络流传不实信息”，黄燕玲2015年毕业后“未曾回过武汉，未曾被2019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图片来源：网页截图

大众的关切不难理解。一直以来，“零号病人”被认为是传染病研究的重要对象。通过对“零号病人”的细致调查，能为疾病来源、病因分析、预测、控制措施采用、预警机制建立提供大量宝贵信息。

但从过往经验来看，在寻找“零号病人”过程中，似乎总是充满了真真假假，也少不了“弯路”和“错路”。

乌龙

如今，“零号病人”被普遍用来指代传染病首例罹患并散播病毒的病人。但追根溯源，这个称呼的诞生却源自一场误会。

1982年，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社会学家威廉·达罗（William Darrow）开启一项新的课题。当时，美国男同性恋群体中开始流行一种本来十分罕见的皮肤癌——卡波西肉瘤。《纽约时报》等主流媒体争相对这一现象进行报道，自然也引起了达罗的注意。

在了解多位男性患者的性关系史后，他迅速将研究目标锁定加拿大航空法籍空少盖尔坦·杜加（Gaëtan Dugas）。事实证明，杜加可能是疾病的重要传播者——他列出的72位曾发生性关系的人，以及这些人的性伴侣，均出现相似病症。

后来，卡波西肉瘤被证明是HIV病毒感染的并发症。

达罗对病例进行标记时，用“加州外”（Outside of Califonia）首字母“O”代表杜加。但原本的“O”被误认为“0”，在媒体报道中，杜加成了传染病史上的首位“零号病人”。新的代号被赋予新的含义，许多人开始怀疑，杜加就是将HIV病毒带入美国的第一人。“零号病人”的用法,也由此被固定下来。

这场命名“乌龙”似乎预示着，有关“零号病人”的故事也将不缺“乌龙”。

2016年，美国亚利桑那大学进化生物学家迈克尔·沃罗比等人在1978年和1979年间采集的8例血样中，获得完整的HIV病毒基因序列。据其研究发现，HIV病毒进入美国的确切时间为1970年或1971年。换句话说，在艾滋病被正式发现前，HIV病毒就已经在大量传播。

因此，杜加并非将HIV病毒带入美国的真正“零号病人”。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病毒学专家Jacobs指出，尽管人们总希望了解事情的全貌，将某个人定义为传染病的源头，但至少在传染病历史中，并不存在完整、纯粹的故事。“ 对于传染病学家来说，很难做出准确的判断，确认某人做了这件事，或者某人开启了传染病。”他说。

图片来源：摄图网

难题

问题出在哪里？

有学者指出，能在第一时间找到“零号病人”，能够为传染病及时防控提供宝贵时间。但多数情况下，“零号病人”都是第二代病例发病并呈现聚集性表现后，通过追溯调查发现的。

2014年，埃博拉病毒在西非爆发。病毒学家通过基因比对，最终确定埃博拉病毒的“零号病人”是一名几内亚2岁男童。根据研究，多位病患血样中的病毒基因显示出极大相似性。而调研发现，该男童最早显示出埃博拉病毒感染症状。

哥伦比亚大学传染病学家Lipkin认为，能够像埃博拉病毒一样寻找到“零号病人”的情况极少出现，因为溯源需要非常及时的研究。事后再对病毒传播链进行重建，很容易被误导，从而难以定位真正的初始病例。

但即便迅速采取措施，调查仍可能陷入瓶颈。

1月20日，新加坡君悦酒店举办了一场国际会议。会后，来自马来西亚、韩国、新加坡与英国的多名参会者被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有关“零号病人”的调查随即展开，但直到2月15日，仍未得到一个最终结果。

确诊患者曾接触过的中国人依次被排除在外，调查逐渐走向死胡同。新加坡卫生部长颜金勇承认，尽管新加坡当局将继续追查此次事件的“零号病人”，但其一种结果是，“可能永远都无法找到”。

有专家发出提醒，要警惕“超级隐匿者”（Super-Shedding）的存在。

历史上最有名的“超级隐匿者”，莫过于被称为“伤寒玛丽”的玛丽·梅伦。由于私人厨师的身份，她一生中曾先后将伤寒沙氏门菌传染给53人（注：另有47人等说法），但她本人却一直没有染病。最终，在警察协助下，她才愿意接受医院检查，并最终被证实为病毒传播源头。

悲剧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一则调查显示，不少专家与管理者事实上并不愿意透露“零号病人”的存在。

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兽医学院病理学副教授Thomas Friedlich认为，尽管定位“零号病人”在研究和溯源传染病、确定防疫办法上能够起到一定作用，但反过来，其不仅会给大众有关疾病如何产生的错误印象，同时也会传达出一种不当信息：“零号病人”是带来疾病的“元凶”。

悲剧曾一再上演。

杜加最早感受到因背负“零号病人”的称号而带来的痛苦。当“零号病人”的误读被传出后，非议和冷眼扑面而来，杜加因病重离世。

《旧金山纪事报》记者兰迪·席尔茨（Randy Shilts）出版的《世纪的哭泣》，进一步激化了偏见。他在书中频繁使用“零号病人”的说法，还将杜加描写成一名滥交、故意散播病毒的反社会者，先后与2500多人发生性关系。而后，《纽约邮报》等媒体的共同参与，让人们更加确信杜加是将HIV病毒带入美国的“罪犯”。

杜加的名字在长达30年内都与HIV挂钩，他的家人也受到歧视和辱骂。直到近些年，“平反”的声音才开始加强——2500名性伴侣完全是无稽之谈，而杜加成为众矢之的，很可能与其接受调查时的积极态度不无关系。

影响不止涉及某个个人或者家庭。在埃博拉病毒“首例病人”被确认来自几内亚的小村庄Meliandou后，这里的农民失去了他们仅有的生存依赖。据《卫报》报道，一名当地官员透露，不仅其主要产出菠菜、谷物、大米、香蕉等作物再无人问津，当地人更是出于害怕烧光了所有家当。“我们现在比以前更加贫穷了。”他如是说。

实际上，在不少专家看来，“零号病人”并非“凶手”，其实他们也是“受害者”，只是“更倒霉的你和我”。作为研究的辅助工具，这个称号应该被控制在研究范围内，而不应被附加更多社会意义。

如今，新的“零号病人”尚未确认，但至少，希望悲剧不会再度重演。

每日经济新闻

2、零号病人深度解读，零号病人一个误导了我们36年的称呼

截至北京时间3月2日11时，中国境外每日新增确诊新冠肺炎人数已连续5天超过中国，飙升至7169例，世卫组织已将冠状病毒病的全球传播风险和影响风险级别上调为“很高”。

图：世界卫生组织微博

弄清新冠病毒源头，从根本上斩断病毒的传播通道，对全球目前**防控的显得尤为重要。

前两天，钟南山院士在发布会上称：“现在国外出现一些情况，**首先出现在中国，不一定发源在中国。”但他同时也强调，从科研角度看，“我们也不能就此判断**是来自国外”。

图片截图自2月27日，人民日报微博

那么，究竟是谁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所有的问题似乎又重新回到了一个争论许久的问题上：谁是第一个被感染、进而将病毒带给人类的“零号病人”？

如果能锁定到这个人，那么**源头不就一目了然吗？找到“祸首”——“零号病人”真的就这么重要吗？

“零号病人”，一个充满误导的称呼

在寻找“零号病人”之前，如果对这个名词的来源有基本了解的话，也许你就不会再高调让“零号病人”出现在自己的表述中。

实际上“零号病人”压根儿就不是一个医学术语。对应到流行病学调查中，应为指示病例（index case），或者原发病例（primary case），并且两者在定义上还有一些细微的区别：

• 指示病例是在病情爆发时被公卫机构所确定所发现的第一个病人。
• 原发病例是指在大面积扩散、且人传人的传染性疾病的流行病学调查中，第一个将该传染病带入某个人群的那个感染者。

对于这次**的语境来说，“零号病人”指的就是人类世界里第一个患新冠肺炎并且将病毒传染给其他人的患者，也就应该是“原发病例”。

而“零号病人”这个称呼，则源于1980年代艾滋病在美国爆发的时期。起因是在1984年，加拿大的空乘加坦·杜加斯因感染HIV病毒而身故。

加坦·杜加斯（Gaetan Dugas），图片来源：docnyc.net

同年，美国疾控中心开始追查在加利福尼亚、纽约等其他州的男同志社群时，发现杜加斯是其中的中心人物，并在随后发表的论文中将其标记为“患者O”，意思是“加州以外的病例”（Out-of-California）。

随着时间的推移，字母“O”被包括美国疾控中心研究人员在内的读者错误地等同为论文中出现过的数字“0”，杜加斯也就被顺理成章地称为了“零号病人”，并被推定为艾滋病从非洲传入北美洲的感染源。

这是美国疾控中心研究员William Darrow于1984年发表的，关于认定杜加斯为传染源的初始论文中的图表。图表正中用画了红圈的“0”来表示指示病例“患者O”是最先发病的，但并不能就这样进行语义综合，把他称为“零号病人”。

接下来的1987年，杜加斯迎来了身故后的“高光时刻”，兰迪·希尔茨在其出版的纪实文学作品《世纪的哭泣：艾滋病的故事》中专辟“零号病人”一章，将杜加斯刻画成了故意散播HIV病毒、有着2500名性伴的危险人物。

兰迪·希尔茨（Randy Shilts），1980年代初第一批意识到艾滋病问题的美国记者之一。在《世纪的哭泣》一书交稿的当天，他被告知确诊为HIV病毒阳性，1994年死于艾滋病并发症。

随后各种口诛笔伐随之而来：《纽约邮报》打出头版头条标题：“这个男人把艾滋带给了我们！”《时代》周刊更是刊登专题报道：“零号病人令人目瞪口呆的故事”……

“零号病人”和杜加斯这两个符号由此被妖魔化为造成20世纪艾滋病全球大流行的“罪魁祸首”之一。

对于“零号病人”，《纽约邮报》的头版标题表达出的是一种“凶手”终于真相大白的快感。

直到2016年，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研究人员在《自然》上发文称，已通过基因手段检测了杜加斯生前保留的血样，并与1970年代其他艾滋病患者血样相结合，确定杜加斯并非“零号病人”，而是北美首批感染HIV病毒的248名普通患者之一。

研究人员进一步指出，当年在论文中把杜加斯标记为“0号传染源”仅是为了研究方便，却没有想到最后被公众和媒体误解，演变成了一场对杜加斯本人的污名化审判和“追凶”大赛。

真相大白之后，同样是在2016年，负责兰迪·希尔茨《世纪的哭泣：艾滋病的故事》一书出版的编辑才公开追悔到：

"made a conscious decision to vilify Dugas in the book and publicity campaign in order to spur sales."

所以故事讲到这里，如果你觉得“武汉肺炎”带有歧视色彩的话，不管有没有找到，用“零号病人”来公开称呼第一个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的患者也是同样不合适的。

因为，它毕竟源于“误读”，而且实践一再证明：这个称呼除了把大家的注意力从医学研究、病毒溯源的正轨上带偏以外，很难起到正面作用。

比如在非典期间，科学家们开始认定的“零号病人”是广东省河源市的厨师黄某，他在2002年12月15日就出现了病症。

但伴随着确认过程的推进，最后又明确SARS的首例病例在2002年的11月16日已经出现。

而黄某则背上“零号病人”这口“黑锅”，形容自己活得像个逃犯。

寻找“零号病人”有意义，但常常事与愿违

如上，既然“零号病人”这个名词并不适合出现在正式表达中，那么是不是说，对首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的寻找就不重要了呢？

当然不是。

通过对“零号病人”，即“原发病例”的接触史、发病史、行为路径进行逆向追踪，可以帮助我们确定传染病的爆发时间，快速找到潜在的中间宿主、判断出主要的传播方式和传播途径，从而采取更为有效的防控措施，来降低传染率。

此外，找到人类世界中的第一个病毒携带者，不管他有没有发病，了解他的免疫机制，对疾病初期的防治、后续疫苗及药物研发都有着很大的帮助。

说到这里，情节可能又要迎来一个反转。

寻找“原发病例”的好处如此之多，但必须基于一个前提：我们能在**发展的初期就快速锁定“原发病例”。

比方说，2月21日，意大利“一号病人”被确诊为新冠肺炎后，意大利北部**开始大爆发，数百人感染，多人死亡。相对于中国而言，意大利还处于**的初期。

意大利米兰，一名男子戴着口罩出行。图：新华社

理论上，这时候寻找**的源头——第一位感染者就能帮助意大利防疫部门在极短的时间内采取有针对性的高效举措防止**扩散，并且弄清一些关键性问题：病毒如何发生、何时发生、为什么会发生……

但事实上，人类几乎很少会在**开始的初期就感知到**的存在，“原发病例”一般都会淹没在时间的汪洋之中，使得寻找“原发病例”几乎是一项大海捞针、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时至今日，艾滋病、埃博拉、SARS等人类历史上爆发的很多重大传染疾病从未找到严格意义上的“原发病例”。

因为在这背后，证明过程并非严谨，例如科学家的病毒库采集是否全面、涵盖了所有的病例等等。

而且这项工作极大地依赖于流行病学家们对每一位早期案例的访谈和活动轨迹追踪，工作量很大，但是数据源头却不一定可靠。

毕竟让每位被采访的患者回忆起自己发病前准确的行踪理论上就很难做到，更不要说还有故意隐瞒和误导的可能。

所以，追踪“原发病例”的证据链很难一锤定音，总会被反复推翻与再调整，往往都是事后回溯调查，很难在**发生的过程中提供及时的帮助。

那如果证据链保存完好，能不能快点找出这位“零号”呢？

恐怕也有点理想化。

闭市中的华南海鲜市场。图：Getty Images

其实，早在我国新冠**发生初期，就有专家提出，应尽快组织各单位到武汉华南海鲜市场做系统采样和检测。

但这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排查哪些摊位和病毒有关，这些摊位的进货来源、出货方，消化餐馆的消费者等等，往往需要疾控、工商、动物保护、科研机构等协同发力，某一方掉链子都有可能导致错过找到病毒源头的最佳时机。

加上这次的新冠肺炎的特性：

存在大量的轻症患者，这些人的症状和秋冬季流行的呼吸道其他疾病很难区分，他们不一定会去就医，而就算是就医了医生们也很难识别分辨；传播途径比较隐匿，潜伏期就有传播能力，还存在相当大比例的无症状传播者。

在这种情况下，试问谁有能力分辨谁是谁的“上家”？

确定“零号病人”，目前已经不那么重要

由于现代生物学的快速发展，基因测序的巨大进步，让传统的追踪调查以及特定“零号病人”都渐渐失去了意义。

通过患者身上提取的病毒，科学家们能在实验室快速测序，了解病毒的传播原理和可能的致病性，这种方式更加高效准确经济。

例如，根据2月21日，中国学者发布在ChinaXiv上的最新基因组变异研究指出，武汉现有的样本中没有最早的新冠病毒的基因组祖先单倍型。

新型冠状病毒58种单倍型的演化关系和地理分布格局（A，B），单倍型之间的可能演化关系（C），以及新型冠状病毒的可能传播和扩散路线（D）；A 和 B 圆圈中的数据是样本数量。图片来源：郁文彬

这说明基于种群遗传学的分析方法和基因序列的证据我们目前大概知道，华南海鲜市场至少不是病毒唯一的发源地。

而且理论上，病毒变异的情况是能够溯源各个样本之间的关系，到底是父子关系还是兄弟姐妹关系，到底复制了多少代。这样就可以最终追溯出最早的新冠病毒从哪里来。

虽然对新冠肺炎**而言，病毒的溯源依然是重中之重，但正如浙江大学生命科学研究院教授王立铭指出，溯源工作至少包含三个层面的研究：

一是研究病毒的进化史，搞清楚它从天然宿主蝙蝠到人类世界的路径，通过什么中间宿主动物，发生了什么基因变异，最后在什么场景下传入人类世界。

二是研究病毒在人类世界当中的进化史，在人际传播的过程中病毒的特性是否发生了明显的定向的变化，有没有出现比如传播能力和毒力的变异。

三是研究病毒的传播规律，从武汉周边到全世界范围内的扩散是怎么实现的，有没有节点性的“超级传播者”，有没有因此导致世界各地的疾病特征有重要的差别。

在这些研究中，确定“零号病人”是谁，反而是其中相对不那么重要的一个部分。

上海市新冠肺炎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图：中新社、《中国新闻周刊》

2月28日，张文宏医生在接受采访时也强调：

通过全基因组测序，我们新型冠状病毒的遗传进化上肯定属于蝙蝠冠状病毒来源，它和蝙蝠携带的冠状病毒就是一家的，因此也引起了部分类似2003年SARS样的临床表现。

既然已经非常清晰它来自于蝙蝠携带的冠状病毒，那蝙蝠是在这个海鲜市场上带到人间，还是在隔壁县里的市场上带到人间，最后又传到这个市场，并在这个市场上暴发，你觉得有意义吗？

道理都懂，现实是，关于“零号病人”的传闻却一直不断，从武汉病毒所“零号病人黄燕玲”到武汉召开的军运会期间的五名外籍运动员为“零号病人”……无一不被证明是假消息。

大众和媒体对于“零号病人”身份的关注，与其说是科学讨论，不如说这其实反映了一种灾难下的群体心理——找替罪羊，实际就是希望为很难理解和预测的灾难找出一个简单符合直觉的解决方案。

因而国际上，仍有许多卫生专家反对确认谁是首例病人，原因是担心这可能会散播错误的医疗信息，甚至让患者遭受伤害。

病毒的传播自有其规律，该发生的总会发生，这个“零号病人”即便找到，他/她也绝对不是我们应该进行“追凶式”指责的对象。

世界卫生组织2月29日指出：使用“污名化语言，没有任何益处……不要去责怪其地理来源”，“遏制这种病毒的关键是打破传播链”。

历史上，没有哪次突发传染病能够靠指责“零号病人”成功预防，也没有哪次突然传染病能够靠从天而降的特效药彻底消除。

这种基于找到替罪羊和特效药的心态，说白了是人对自然规律的傲慢。

参考资料：

[1]Finding Ebola's 'patient zero' .The Guardian.

[2]Who is 'patient zero' in the coronavirus outbreak?BBC.com

[3]https://en.wikipedia.org/wiki/Index_case.

[4]说下所谓“零号病人”.“@王王王立铭”微博.2020.2.18.

[5]寻找“零号病人”，为什么是瘟疫史上的一件大事.脑极体.

[6]从医学角度，确定零号病人，真的有那么重要吗？果壳.

[7]解密｜寻找新冠肺炎的 “零号病人”，重要吗？叶水送,汤佩兰.知识分子.

[8]新闻“全欧了”：神秘的“零号病人”在哪里？欧洲时报.2020.2.27.

[9]新冠基因组变异分析不支持华南海鲜市场是源头，零号病人待解.澎湃新闻.2020.2.22.

[10]谁是“零号病人”？新冠病毒的解与未解.新京报.2020.2.25.

[11]谈**源头、新药研发...钟南山答记者问信息量很大.人民日报.2020.2.27.

[12]世卫组织上调2019冠状病毒病全球风险级别为“很高”.世界卫生组织.2020.2.29.

[13]实录 | 专访张文宏：“关于零号病人，我只认证据”.李鹏.中国新闻周刊.2020.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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