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武王伐纣灭商，周武王伐纣时间（三星堆人为何翻山越岭也要跟武王灭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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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周武王伐纣灭商：纣王到底做了什么，三星堆人为何翻山越岭也要跟武王灭商？
• 2、周武王伐纣灭商，周武王伐纣时间

1、周武王伐纣灭商：纣王到底做了什么，三星堆人为何翻山越岭也要跟武王灭商？

公元前1046年（一说前1044年）的甲子日，周武王统率的伐纣大军向殷商王朝发起了最后一击。但这场战争绝非“陕西队”打赢了“河南队”这么简单。

根据《尚书·牧誓》记载，除了周武王亲率的战车三百、虎贲三千、甲士四万五千人外，一同征伐殷商的还有庸、蜀、羌、髳、微、卢、彭、濮八国（族），而排在第二的就是“蜀”。

不仅如此，蜀军还充当了武王伐纣的先锋角色。《华阳国志》记载：“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武王伐纣时屡屡出现的“前歌后舞”描述，极有可能就是巴蜀地区军队战前举行的带有神学色彩的威慑仪式。

那么蜀人跟殷商究竟有什么仇怨，为什么要翻山越岭跟着武王伐纣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要搞清楚，跟着武王伐纣的“蜀人”到底是什么人？

1934年，华西大学葛维汉教授首次在四川广汉市发现了一种全新的考古学文化，当时称之为“广汉文化”。1958年，四川大学考古学调研组对“广汉文化”进行了内涵定性，认为是商周时期的古蜀文化。

进入上世纪80年代，为了保护被砖厂挖土而破坏的古蜀遗址，我国正式开启了对古蜀文化的考古发掘，并按照考古工作惯例，以小地名来命名这处古蜀遗址，正式将其定名为“三星堆遗址”（意即三个黄土堆）。

自此，三星堆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和2021年两次较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出土文物用惊世骇俗来形容也不为过。从出土资料来看，三星堆一号坑的年代相当于殷墟文化第一期（商王盘庚以后），二号坑相当于殷墟晚期（商王武丁以后）。

新发现的4号坑经碳十四测定，埋藏年代大概在公元前1199年至公元前1017年，属于商末周初。此后，三星堆权力中心发生变更，三星堆人举族迁往金沙遗址，三星堆文化演进为十二桥文化。

也就是说，在商周变革之时，古蜀文明的核心正是三星堆文明。那么跟着武王伐纣的蜀人，是不是就是三星堆人呢？

《华阳国志·蜀志》记载：“蜀王蚕丛，其目纵”。过去我们对“目纵”的描述感到十分困惑，直到三星堆大量出土了青铜纵目面具，我们才豁然开朗，原来目纵指的是眼球异常凸出的青铜神像，是用夸张的手法来表现其祖先的神性。

此后，考古工作者在三星堆二号坑出土的大型立人底座上发现了刻铸的“蜀”字图案花纹，与甲骨文中的“蜀”字一致。众所周知，甲骨文是典型的象形文字，带有标意图画性质。“蜀”字上目下虫的写法与三星堆考古发现相互印证，让我们有理由相信，商朝晚期时所记载的“蜀”指的就是三星堆文化族群。

而追随武王伐纣的蜀人，则正是三星堆人，或者保守点说是三星堆人的直系后裔。

当然，证据还不止这些。

陕西汉中的城固、洋县商代考古遗存中发现的铜器群与四川地区的古蜀文化同源，出土的大量等腰三角形宽短援戈年代相当于殷墟第二期。

这表明，在商朝晚期时，蜀地就已经囊括了陕南汉中一带，而非我们通常所认为的三星堆人被崇山峻岭所阻隔，局限于四川腹地。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部副主任王震中教授在2021年8月曾专门撰文表示：“以往，研究甲骨文的学者中，有人认为甲骨文中的‘蜀’可能不是四川的蜀国，因为四川蜀国距离中原太远。我们认为，这是低估了上古先民交往的范围。”

三星堆人通过汉中通道北上秦岭的通道是畅通的，这为其加入武王伐纣联盟提供了可能。

此外，在陕西宝鸡弓魚国国君墓地出土的“鸭首形”旄青铜器跟三星堆出土的金杖上之“鱼凫形”纹饰由形式至内容皆高度一致，均刻画了鱼凫图案，寓意“以箭射鱼”。属于古蜀十二桥文化因素的遗物如尖底盏、尖底罐等也常见于弓魚国墓地。

弓魚国属于西周早期遗存，而十二桥文化则是三星堆人迁徙金沙后演进出的文化，毫无疑问，弓魚国正是三星堆人进入西周时期的后裔。弓魚国立国于西周腹地充分说明，三星堆人立有大功，因而后裔才能在西周王朝眼皮子底下筑城建国。

接下来再回到文章开头的疑问：古蜀人（三星堆人）跟殷商究竟有什么仇怨？

1.三星堆人与夏朝同源

三星堆出土的带有浓郁地域特色的青铜神树、金杖，一度让世人猜测三星堆源自古埃及甚至外星文明。但实际上，三星堆出土文物总体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包括金杖、纵目青铜神像在内的独有文化因素；第二类则是包括玉璋、玉琮、玉璧在内的在中原地区可以看到的文化因素。

根据出土文物显示，三星堆陶器以及玉器等礼器与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同类器物相同，深受二里头夏文化的影响。三星堆的青铜牌饰、玉牙璋、陶觚形杯、陶高柄豆等， 在二里头遗址中都有类似器物，且年代不早于二里头文化第二期。

这说明，在二里头文化进入尾声的时候，三星堆文化正式兴起。

史料中也揭示了蜀夏的同源关系。《华阳国志》说：“蜀之为国……至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封其支庶于蜀。”司马迁在《史记》中考证“禹兴于西羌”。《蜀王本纪》和《吴越春秋》也都记载了大禹生于四川。

文献学和考古学的相互印证，都充分说明了三星堆与夏朝的渊源关系，而这也成为商王朝屡屡伐蜀的重要原因之一。

2.商朝和古蜀多次爆发战争

殷墟甲骨文中有大量的“征蜀”、“伐蜀”卜辞，川西考古发现了商朝特有的盛酒容器觯，疑似是商军远征遗留物。商王对蜀的仇恨，留下了“示蜀不用”的记录。

商朝与古蜀的战争一直持续到纣王在位时期，虽然纣王继位后将殷商的主要用兵方向调整为东夷，但对于千里之外的蜀地，纣王依然在通过指挥诸侯国军队完成军事威慑。

陕西岐山县西周窖穴里发现的周文王时期的甲骨卜辞中，有“伐蜀”“克蜀”的记载。从蜀跟着武王伐纣的事实来看，文王时期的伐蜀，并非是周人和蜀的战争，而是《逸周书》提到的“文王合六州之侯奉勤于商”，代商王征伐的写照。

所以，尽管殷商末期时矛盾重重，内外交困，但自信的纣王却没有拉拢和缓和包括古蜀在内的西方诸侯，以牵制常怀不轨之心的周国，反倒是释放囚禁羑里的周文王后，还授予了对方弓矢斧钺，给予了文王征伐诸侯之权。三星堆人就是在这一背景下，怀着世仇加入了周武王的伐商联盟。

2、周武王伐纣灭商，周武王伐纣时间

周朝，约公元前1046年到公元前256年，享国近800年（实际790年，800年是虚数），是中国历史上最长寿的王朝，周武王订立的四大制度是关键。

商朝从武乙继位到纣王时期，国运不断衰微，而西部的周部落在季历、姬昌的带领下逐步发展起来。到了纣王时期，商王朝的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周武王联络诸侯共同讨伐商。

孟津观兵

灭商前，周武王在孟津进行军事演习，实际上是为了检验自己的号召力，探看灭商条件是否成熟。这场演习被称为“孟津观兵”，武王发现虽然有八百诸侯会晤，但还有几个较大的诸侯没有参加，因此在誓师后班师回朝，继续积蓄实力，等待时机。

约公元前1047年，周武王在牧野与诸侯会盟，决定联合讨伐商。此时正值商朝大军在讨伐东夷，别都朝歌防御空虚，而且忠臣良将都被残害驱逐，纣王众叛亲离，民心尽失。

牧野之战

约公元前1046年年初，周武王作为统帅，亲自率军数万人去孟津与庸、卢、 微等部族会合，联军总数达4.5万多人，姜子牙为军师。周武王在孟津举行“牧誓”表示自己是替天行道，为民除害，并激励将士奋勇杀敌。牧誓之后，联军浩浩荡荡奔赴牧野。商纣王闻讯后匆忙集合奴隶、战俘和卫军等，《史记》记载有70万。商周在牧野交战，联军趁商朝主力军远在东夷无法回师，派精兵深入别都朝歌，一举攻陷商，据说是在一夜之间就在打败了商王朝的军队。纣王在鹿台自焚，周朝建立，定都镐京。

安定天下

周朝初立，首先开始祭祀天地，接着将商纣王积聚的钱财和粮食发放给民众，赈济苦于商纣王统治的灾民，改葬商朝忠臣比干，释放箕子。接下来就开始封赏功臣，订立新制度，稳定统治。

一个新兴的政权能不能稳定发展，能延续多少年，主要看制度能否适应生产力的发展。

周武王建立周后，要稳定政权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按功行赏。周武王和大臣姜太公、周公旦、召公奭、毕公等大臣确立了朝廷制度。

分封制

分封制在周建立以前就有，周朝又加以改进，以适应统治的需要。

主要分封了王室子弟、古代帝王后代和功臣。王室子弟：如叔鲜（管叔）封于管、叔度（蔡叔）封于蔡、叔处（霍叔）封于霍；古代帝王后裔：如神农氏后人封于焦、黄帝后裔封于祝，商后人封于殷；功臣：如姜子牙封于齐、周公旦封于鲁、召公奭封于燕。周初总计分封了71个诸侯国，其中姬姓子孙53个。诸侯分为为五等：公、侯、伯、子、男。

封地的统治者被称为"诸侯"、他们所管辖的属地称为“诸侯国”。周天子赋予诸侯权利：包括权力、土地和奴隶，诸侯对周天子履行义务：服从周天子的命令；为周天子镇守疆土的义务；随从作战；交纳贡赋和朝觐述职。

分封制的目地是为了维护周王朝的统治。周天子通过分封加强了对地方的控制。

井田制

井田制古代社会的土地国有制，起源于商朝，盛行于周朝。西周时期田地形状像“井”字，因此称做“井田”。

井田属于周天子所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周王把土地层层分封，各级受封的贵族对土地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可以世代继承享用，不能转让与买卖。受封者要向周天子交纳贡赋。在贵族受封的土地上，庶民和奴隶集体耕种。距离城市较近，土壤肥沃的地属于公地，产粮上交于贵族；边缘贫瘠之地属于私地，私地产粮归庶人和奴隶私有。耕种的时候必须先耕作公田，然后才能耕种私田。

春秋晚期，由于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生产水平大幅度提高，井田制逐渐瓦解了。

宗法制

宗法制起源于夏朝，商朝继续发展，到周朝完备，对整个奴隶制王朝和封建王朝都有深远的影响。夏朝的王位基本都是传子，商朝前期是父子相传和兄终弟及相结合，导致了九世之乱，后期是父子相传，到周朝确立了嫡长子继承制，以避免王室为争权夺利而内斗。

周朝的统治者称为天子，天子分封诸侯，诸侯分封卿大夫，他们死后职位由嫡长子继承。这些世袭的嫡长子，称为宗子，因此称为宗法制。宗法制一方面保障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稳定，另一方面也保障了贵族在传承过程中势力不被削弱。在汉朝实行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就是与此相反，目地是削弱诸侯势力，加强中央统治。

周公制礼乐制度

礼乐在夏商时期已经出现，周朝进行调整完善，以适应宗法制。

周公为了巩固统治，从礼的层面对人进行划分，形成等级。乐则成了一种待遇，不同阶级用不同的乐器。礼乐制度的目的在于维护宗法制度、加强统治。

分封制是政治制度，井田制是经济制度，宗法制是社会制度，礼乐制是文化制度。这四项制度互相依存、互为补充，一起构成了周朝的统治体系，对周朝的政治稳定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灭商后仅三年，积劳成疾的周武王就驾崩了，然而他所制定的制度使周朝维系了近八百年，成为中国古代统治时间最长的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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