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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近40年gdp变化，深圳40年来究竟做对了什么

百科 2026-02-19 13:31:39 投稿阅读：5689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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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深圳近40年gdp变化：GDP增长10000倍！深圳40年来究竟做对了什么？
2、深圳近40年gdp变化，百年印记深圳GDP从1.96亿增至2.69万亿

1、深圳近40年gdp变化：GDP增长10000倍！深圳40年来究竟做对了什么？

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一句话，让深圳走过了不平凡的40年。

1979年，他提出“划出一块地方”创建经济特区；1980年8月，深圳便获批成为中国首批经济特区之一。激荡40年，弹指一挥间。深圳特区从一个“小渔村”成长至如今的国际化大都市。

40年来，深圳从经济特区，发展到自由贸易试验区、粤港澳大湾区中心城市之一，再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其功能定位也由改革开放初期的“窗口和试验田”，变为高质量发展高地、法治城市示范、城市文明典范、民生幸福标杆、可持续发展先锋。

深圳被誉为“影响最大、建设最好的经济特区”。用何指标来佐证“建设最好”？

1980年，深圳GDP仅为2.7亿元，人均GDP835元；到了2019年，深圳GDP已高达26927亿元，人均GDP突破20万元。短短40年间，深圳特区GDP增长近10000倍，人均GDP升至全国城市之首，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

全球5400多个经济特区，没有一个特区能像深圳一样长期保持高速增长——40年来，深圳GDP的增长率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9倍、全国的1.8倍。这意味着，过去40年世界每向前一步，深圳特区就跨越了近五步。

不止于此，最近揭晓的《财富》世界500强中，有8家企业来自深圳。21世纪经济研究院日前发布的《2020年中国城市高质量发展报告》也显示，深圳摘得综合绩效、协调发展、绿色发展三个单项冠军，高质量发展总得分位列全国第一。

深圳特区成绩斐然背后，绝非简单的“一特就灵”，而是其40年不懈推进市场化改革的勇气与锐气，深圳奇迹恰恰诠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生命力和竞争力。站在40年的新起点探究特区成长密码，意义不仅在于解开特区经济持续高增长之谜，更在于特区如何整装再出发，承担起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双重使命。

首吃螃蟹

1979年，时任交通部第四航务工程局二处四队副队长的倪鹤安，和100多名队友奔赴深圳蛇口，成为中国第一个对外开放的工业园区的首批建设者。倪鹤安的第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炸山开路，移走蛇口五湾和六湾之间一座拦路山头。

经过商讨，蛇口工业区指挥部提出了采用集群爆破施工法，负责施工作业的重任落在了四队身上，倪鹤安亲自按下了爆破电钮。随着第一声开山炮在蛇口响起，南粤大地一夜之间沸腾起来，挖土机昼夜轰鸣，拉开了大规模经济开发的序幕。

从工业一路到工业九路，从太子路到海上世界，蛇口工业区至今依然遗留着改革开放时的印记。蛇口虽小，但作为深圳特区先行者，这里开创了众多“全国第一”。

成立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股份有限公司，开创定额超产奖励制度，第一次以工程招标的方式管理工程，实现职工住宅商品化，在全国招聘人才，率先实行全员合同制，号召建立全国第一家企业法人股份制商业银行及第一家由企业创办的商业保险机构。

实际上，早期从蛇口工业区孕育、起步的一大批企业，早已成长为享誉全球的知名代表，如招商银行、平安保险、中集集团、金蝶……

不止蛇口，首吃螃蟹的基因还渗透到了深圳特区发展的方方面面，成立深圳证券交易所（下称“深交所”）就是一个典型代表。深交所主要筹建者之一、原副总经理禹国刚回忆，深交所诞生之日就冒着违规的巨大风险，他形象地将其比喻为“先生小孩后拿出生证”。

原来，1990年5月，深交所筹备组去北京报批开市事宜，并未领到“出生证”；在时任深圳市委书记李灏等人的拍板下，深交所于1990年12月1日在全国率先开始集中交易；直到1991年4月16日，经国务院批准才由中国人民银行补了一个“出生证”。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曾针对此事问过相关决策者，其回应称，“深圳作为特区就是要胆大敢试，这样做无非面临两个结果，一个就是中央不同意，我就把它关了；第二个就是中央把我骂一顿，允许我接着开。但无论哪种结果，都要试了再说。”

就是在如此开创性举措之下，“吃螃蟹”精神在深圳市场经济的实践中逐步深化，贯穿了整个40年。

仅以住房制度改革为例，1980年，深圳开始建设东湖丽苑，这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个商品房小区；1987年，深圳敲响新中国成立以来土地拍卖“第一槌”；如今，深圳在2018年又启动了“二次房改”，提出到2035年，新增建设人才住房、安居型商品房和公共租赁住房总量不少于100万套，超出商品房的供应量。

从“三来一补”到“三新一高”

自蛇口工业区设立出口加工区开始，深圳特区就凭借廉价劳动力、土地的比较优势，吸引了一大批港资进入，包括第一家引进来的酒店、第一座引进的加工厂等，迅速打开了特区对外开放的局面。

从一组数据中可见一斑。特区设立之初，深圳仅有1家县办企业，员工108人。借助“三来一补”的加工贸易方式，深圳成功嵌入了全球电子信息产业链。到了1994年底，深圳特区的“三来一补”企业就超过了8000家，从业人员100万人，产品种类也从不足10种发展到近千种，构成了以视听产品为主的现代电子工业体系。

以富士康为例，作为首批进入大陆的台资企业之一，富士康在1988年就开始在深圳设厂，见证了深圳改革开放以来产业的数次跃迁。

富士康创始人郭台铭回忆称，富士康在深圳的第一个生产基地是位于深圳宝安西乡的电脑接插件厂，到2004年已经逐渐从简单的“三来一补”向电脑、手机等高端制造转型升级，凭借劳动力红利、大规模、高效率、低毛利的策略，迅速崛起为全球最大“代工巨头”。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经管学院教授、深圳市人民政府原副市长唐杰认为，“以外商投资为主、生产以加工装配为主、产品以出口为主”成为深圳加入全球分工体系最简明扼要的政策主张。

然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经济特区的政策优势减弱，“三来一补”企业的高耗能、高污染等后遗症也开始显现，产业转型势在必行。1993年底，深圳特区出台决议，停止登记注册新的“三来一补”企业，这也标志着深圳利用低成本要素发展出口加工贸易的结束。

为培育新兴产业，深圳在“八五”计划中明确制定“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先进工业为基础，第三产业为支柱”的产业发展战略，提出“把深圳建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和生产基地”的目标，力主发展电子、石化、轻工、纺织、新型建材、精密机械等六大主导产业。

一个被特区传为佳话的细节是：1999年，腾讯公司创始人马化腾在首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上获得了关键的第一笔220万美元风险投资。而这个日后被称为“中国科技第一展”的技术成果交易会，成了深圳特区在新世纪调整优化产业结构的开端。

在经历了“腾笼换鸟”淘汰低端落后产能、技术创新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后，深圳成为了“三新一高”（新经济、新业态、新模式、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发展的典型代表。

自2009年以来，深圳先后出台实施生物、互联网、新能源、新材料、文化创意等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及配套政策，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

截至2019年，深圳高新技术创新型企业已超过3万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合计10155.51亿元，其先进制造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到72.1%，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比也达到了67.3%。

见证“移民之城”大时代

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深圳在短暂的40年间，从一个人口只有30多万的边陲“小渔村”，发展为如今管理人口超2000万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背后秘诀可围绕一个“人”字展开。

从创市之初，深圳就是一个对人才开放的城市，最早打破传统的地域、体制等限制，引全国之才、集全国之力建设。早在特区创办之初，就曾出台不少全国瞩目的引才之策。包括农村户口入深圳户籍，家属没工作的，深圳安排工作；分配工程师、高级工程师住房；高薪聘任人才，聘用期满留去自由等等。

例如，蛇口1981年在全国公开招聘人才，打破了由上级部门调派干部的做法，首开新中国人事制度改革的先河。1983年，蛇口率先实行薪酬改革方案，不论级别职务，根据才能和贡献确定薪酬。

一时间竟引得全国人才东南飞，不少人受特区朝气蓬勃的生机召唤而来。放弃“铁饭碗”闯荡深圳的徐少春就是其中一位。

1990年，徐少春带着368元的养老保险金前往深圳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工作，不久后他再次辞职，借了5000元购进一台286电脑创办了深圳爱普电脑技术有限公司。这便是日后大名鼎鼎的金蝶软件公司。

据不完全统计，1997-1999年间，深圳人才大市场仅接待像徐少春一样来自全国各地的求职者，数量就超过了350万。而1980年深圳经济特区设立之初，深圳全市技术人员只有一名拖拉机维修员和一名兽医；如今这一数字已超过200万，40年间深圳科技工作者的数量增长了近100万倍。

如此大揽人才，不难让人想起“来了就是深圳人”那句脍炙人口的口号。有学者将深圳的创新气质与其移民特色联系起来，解释“移民之城”为何能够成为创新之城。“早期到深圳的移民大多都是抛弃了原有的稳定生活，愿意承受迁移带来的不确定性，去满足其对未来的高预期，这种文化特质尤其适合以IT为背景的高科技领域的创新。”

唐杰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举了一个形象的例子：移民城市最大的特点就是打破了原有的阶层，多元化的交往变得很正常，比如5个人凑在一起，一个是包工头，一个懂技术，一个能办得下贷款，一个做过处长，再来一个搞财务的，新公司就诞生了。

过去40年，深圳的常住人口增加了约42倍。直到目前，深圳依然在采取宽松的户籍政策，大专以上学历落户不受限制。深圳在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透露，2019年，全市新引进人才28万人。

勇当制度创新策源地

暨南大学特区港澳经济研究所的教授代明，他曾于1999-2004年在深圳招商局蛇口工业区先后任职研究员、研发部长，对于深圳经济特区的发展颇有研究。

在他看来，深圳特区成立之初曾是一座“四无”城市——无重化工业基础、无重大国家项目、无西方大型跨国公司直接投资、无资源环境承载力，深圳凭什么迅速实现崛起？

不少学者认为，深圳的崛起得益于其区位优势，毗邻香港；也有学者认为，其得益于政策优势，税收优惠、土地保障带来巨大红利；更有学者将其归纳为有为政府加之有效市场。

代明认为，区位论、政策论、方略论皆有一定道理，但多少有些“失焦”。在众多沿海、沿边经济特区中，深圳的成功与其背后的制度创新不无关系。

例如，在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后，全国各地都来经济特区参观学习，民间科技企业相关规定也逐渐影响到全国，民营科技企业开始在全国遍地开花。

唐杰也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很多人说深圳敢闯敢试、敢为天下先，但忽略了一个方面，深圳很早就在科技创新方面尝试系统化地设计制度。

早在1987年2月，深圳市政府就出台了《关于鼓励科技人员兴办民间科技企业的暂行规定》，在全国首次提出科技人员可以以现金、实物及个人所拥有的专利、专有技术、商标权等工业产权作为投资入股，并分取应得的股息和红利。

这意味着承认知识产权的价值，直接带来一股以华为为代表的创业潮，也为深圳高科技产业发展和创新能力的提高打下了体制机制基础。

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理事长张思平对此也颇为赞同。他表示，深圳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为高科技发展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例如，建立和完善不同层次的金融服务体系、人才服务体系、以高交会为主要平台的高科技交易市场体系、以高新园区为平台的区域服务体系、以华强北为代表的为高科技产业服务的产品配套市场体系。

“正是因为上述全方位的政府体制创新服务体系，才为深圳高科技不断发展壮大提供了重要支撑。”张思平说。

不仅于此，深圳已经成为制度创新的策源地，不少制度改革经由此推向全国。据2017年深圳市人大常委会的统计，深圳25年来制定的法规和法规性文件当中，超过三分之一是在国家和地方立法没有先例的情况下先行先试，这些法规不仅护航深圳的发展，也为国家提供了参考蓝本。

例如，今年深圳市人大常委会拟新提交审议立法项目29项，包含新制定法规14项，其中，个人破产制度在深圳“破冰”，科技企业有望实施“同股不同权”，深圳的立法探索背后，是这座城市改革的底色。

迎来“双区”时代新使命

图片来源 / 视觉中国

深圳特区成立40周年之际，恰恰也是粤港澳大湾区和深圳先行示范区建设迎来全面铺开、纵深推进的关键之年。不少学者对如何看待深圳未来的发展进行了诸多讨论。

受访专家认为，在争当全球标杆城市的赛道上，不进则退，慢进也是退，而持续推进制度创新、社会治理的现代化，这是国家赋予深圳的新使命。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和科技创新的高地，深圳有着雄厚的发展红利和持续创造红利的能力，理应为中国方案的探索和供给作出贡献，相信这也是中央将深圳设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初衷所在。

郭万达表示，在40年发展过程中，深圳特区虽历经过波折，但“关键先生”的地位始终没有改变。

1992年，随着浦东新区设立，中国形成了沿海、沿江、沿边和内陆城市的开放新格局，“特区不特论”一度甚嚣尘上，争论直到1995年还未停息。

差不多在同一时期，深圳开始停止登记注册“三来一补”企业，并在“八五”计划中明确提出把深圳建成成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和生产基地，再次领跑全国产业结构转型。事实证明，后期全国产业转型大多借鉴了深圳改革经验。

2002年，一篇《深圳，你被谁抛弃》的文章再次将深圳推上风口浪尖，“产业外迁”一时间成为全国热议的焦点。

深圳开始主动面对新一轮的转型，大力推动“腾笼换鸟”，在几年间甚至有超过1.6万家企业离开了深圳，转而迎来了一大批创新型科技企业。从传统制造转型升级为智能制造，深圳再一次走在了全国前列。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樊纲认为，特区模式可能被别人抄袭，但特区功能不会，其最根本的一点是创新、先行先试。尤其是在经济特区、粤港澳大湾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三区叠加下，深圳仍要继续发挥特区作用，在全方位先行示范。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明确提出，到2025年，深圳经济实力、发展质量跻身全球城市前列，研发投入强度、产业创新能力世界一流，文化较软实力大幅提升，公共服务和生态环境质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建成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

曾任职于深圳发改委的星河产业集团常务副总裁阎镜予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深圳作为先行示范区，可能更多的不只是示范经济发展，而是示范制度改革。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曹文炼认为，中央之所以选择深圳作为先行示范区，是基于深圳所处的独特地理位置、发展基础，积累下来的改革经验以及人才和体制优势等。

站在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的新起点上，深圳的发展也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如何继续扮演中国科技创新龙头的角色，再造新时期的华为、腾讯，探索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中国方案，深圳仍然需要依靠持续的改革。

一图看懂：深圳经济特区40年巨变

责编:刘赟 | 审核:李震 | 总监:万军伟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2、深圳近40年gdp变化，百年印记深圳GDP从1.96亿增至2.69万亿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郭芳

上世纪70 年代末，跟全国一样，广东的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彼时，贫穷、落魄的广东与毗邻的香港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在这种反差的刺激下，广东边境的农民外逃出港成为突出现象。

1977 年11 月，邓小平复出后首站到广东视察，广东省委的领导向他汇报了这个问题。邓小平说，“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此事不是部队能够管得了的”。

这个情节后来被认为是为提出创办经济特区埋下了伏笔。

深圳近40年gdp变化，深圳40年来究竟做对了什么

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

但归根结底还是因贫穷而生的强烈的改革开放的迫切愿望。1979 年2 月，时任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到汕头传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会议精神。汕头是吴南生的老家，那里的贫穷和破败令吴南生震惊。“大家一起穷，你穷我也穷，破旧得非常可怕。我再三地想，怎么办？怎样才能快一点改变这个局面？”吴南生生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他找来香港商界的朋友们帮忙出主意，他们建议说，搞自由港或出口加工区，这样最快，香港、台湾和新加坡都是这么发展起来的。

吴南生马上给广东省委写了一封信，说汕头利用外资和扩大对外贸易潜力很大，应当“下放一些权力，让他们放手大干”。

回到广州后，广东省委立即开会研究此事。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说：要搞都搞，全省都搞！吴南生说：“他不知道不能全省都搞的，全省都搞不得了！最后商量，在汕头、深圳、珠海3 个地方搞。”习仲勋要求他们写一个报告，当年4月他到北京开会，当面向中央提出，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

中央同意了广东的建议。最后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等地划出一定地区试办特区。深圳、珠海两地可以先行试办。

没有钱，只能杀出一条血路来

特区建设要启动，开办资金从哪里来？

曾任深圳市副市长的邹尔康对媒体回忆说，深圳当时就是一穷二白，基础设施条件极差，没有水、没有电、没有路、没有宾馆，什么也没有。“你总得搞一些基础设施。第一个难关就是资金问题，广东省领导到中央去，希望中央给点钱。小平同志讲，‘中央没有钱，但是可以给政策，你们去杀出一条血路来’。”

“没有钱，只能杀出一条血路来。血路怎么来的？中央给了几个政策，允许外来资本，允许银行贷款，从各种渠道筹钱。后来才知道钱能生钱，这个理念是香港人带进来的。”邹尔康举例说，有个外商在深圳建一个楼，规划是建5 层，第3 层建好了，就开始卖，一路建，一路卖房子，就这样滚动。“钱能生钱，这就是市场经济。”

但万事开头难，吴南生兼任深圳市委第一书记，他原想借助外商先把基础设施建设给做起来，但外商不肯。

那年冬天，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谷牧来到深圳，吴南生陪着一路看，当时正在修路，到处灰尘滚滚。他对谷牧说：“我要做馒头总要有点酵母，没有点酵母我怎么做？你能不能给我一点贷款？”谷牧说：“那这样吧，我给你贷3000 万，3000 万你一年也够用了。”靠着这3000 万，吴南生修了深圳第一条主干道深南大道。

如今，沿着深南大道由东向西，从罗湖的国贸大厦，途经福田的华强北，再到南山的粤海街道，这条全程25.6公里的大道一路见证了这个由“三来一补”起步的城市，从深圳加工到深圳制造再到深圳创新的40年产业升级史。

除了基础设施建设之外，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就是立法。香港总商会的人建议吴南生说：“你无论如何也得立法，你不立法谁敢来？没有立法，外国人最怕。”吴南生深以为然，立即主持起草了《广东省经济特区工作条例》。

一年之后，全国人大通过《广东省经济特区工作条例》。条例一宣布，大家的心都安定下来了，深圳人不再出逃香港，相反，香港的有钱人却跨过罗湖桥来赚钱了。吸引他们的是深圳的商机，这里税收便宜、工资便宜、土地便宜……到处都是赚钱的机会。

深圳近40年gdp变化，深圳40年来究竟做对了什么

2020年8月25日，航拍深圳中心区。

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深圳特区一办，确实很快见效，这是你很难想象的。中央各部委、各省份的干部子女都来到深圳。”吴南生形容说，那是藏龙卧虎之地。“我在那里，每天来找的人不知道有多少，有老朋友的孩子，不熟悉的也有。来了就说：‘叔叔，我爸爸让我来向您问个好。’我想，你爸爸是谁呀？‘叔叔我要买东西，没有港币，您帮我凑点港币？’都是这样的。”

那个时候，深圳的工资远高于内陆地区，对人才有极大的吸引力。谷牧有一次到深圳来，在酒店吃饭，他问一个服务员说：“你一个月的工资多少？”服务员回答说：“450。”谷牧开玩笑说，“哎呀！你比我还多，那你要请客。”

但质疑也随之而来，例如，“深圳除了五星红旗以外，其他的都变了”，“经济特区成了走私的通道”，等等。

吴南生生前对媒体回忆说：“1982 年最困难的时候，邓小平来到广东过年，任仲夷找他汇报，他说：‘不听汇报，就是休息。’”关键时刻，谷牧一直为吴南生顶着。“没有他在上面顶着，我是一点办法也没有。”

这一切的问题一直等到特区成立5 年以后，1984年，邓小平第一次视察深圳才得以解决。

吴南生回忆，邓小平到了深圳，他们给他汇报工作，完了请他作指示，邓小平说：“我现在不说，等回到北京再说。”

“把大家都吓坏了。”吴南生说，第二天参观过后，好一点了。到了蛇口，又好一点了。在深圳请他题词他不题，到了蛇口请他题，题了个“海上世界”。到了珠海，就题了“珠海经济特区好”。“这个消息传到深圳，深圳市委整个就发疯了。珠海经济特区好，那就是深圳特区不好，那怎么办啊？”

深圳立刻派人到广州等邓小平从珠海回广州，找他题字。等了三天，大年三十这一天早晨，小平从外面散步回来，邓榕把纸和墨都准备好了说，人家专门赶来要请你题个字，给他们写一个吧？

邓小平最后题了：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1992年春天，这位老人再次视察南方并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明确指出特区姓社、不姓资，解决了长期以来困扰人们的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疑惑。视察结束离开深圳，他拉着时任深圳市领导的手话别，再三叮嘱道：“你们要搞快一点。”

之后，震惊世界的“深圳速度”不仅远超出了决策者的预期，也刷新了世界的想象。

在过去的40年时间里，深圳从一个偏居一隅的边陲小镇跃升为知名的国际一线城市，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奇迹。最直观的是一路高歌猛进的GDP增速，从1979年的1.96亿，到2019年的2.69万亿，GDP足足涨了12000倍！2018年，深圳的GDP首次超越了香港；2019年，深圳的GDP又超过了新加坡，位列全球第21名。

这一切得益于党中央决策者的高瞻远瞩和深谋远虑。

最初的拓荒者和生生不息的力量

南方谈话之后，深圳发展的步伐明显加快。以“三来一补”起步的深圳明确提出“以高新技术产业立市”的目标。在1994年深圳市政府下发的《关于经济特区停止审批“三来一补”等项目的通知》中，不仅要求原特区内限制发展“三来一补”企业，同时大力鼓励高新技术发展，积极引导原“三来一补”企业升级转型。

1996年，深圳市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成立，规划面积11.5平方公里，作为国家“建设世界一流科技园区”发展战略的6家试点园区之一，其中的中区和南区分布在深圳南山区粤海街道，占了整个园区的三分之二。

当时的规划对标的是美国硅谷，最早建设的楼宇都是仿照硅谷环境比较宽松的矮楼，甚至不设中餐厅，怕有油烟味污染。按原来的规划，高新区容纳就业人口12万人左右，其中计划在高新区内解决10万人的居住问题。其余2万人在高新区以外的地方解决居住问题。

但很快，发展的速度超乎了所有人想象，目前园区内企业员工的数量已超45万人，人们惊叹于周围楼宇拔地而起的速度。“谁也没有想到发展的速度如此迅猛，而这个速度比硅谷的速度快太多了。”

如今，那里引领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粤海街道已经成为观察深圳特区的一个窗口。在粤海街道23.8平方公里的辖区里，密集分布了212个产业园区，活跃着超千家高新技术企业，走出了华为、中兴、大疆这样令美国忌惮的硬核企业和腾讯这样的互联网科技巨头，诞生了94家上市公司、9家“独角兽”企业，贡献了超过3000亿元的GDP——一条街道足令全国绝大多数地级市乃至一些省份望尘莫及。

作为粤海街道最初的拓荒者，任正非带领的华为、侯为贵带领的中兴均发迹于此。

最早来到粤海街道的是侯为贵，一开始靠着电话机的加工订单，赚取微薄的利润。凭借着加工订单的积累，侯为贵带着技术人员进行数字交换机的研发，开始了中兴通讯的奋斗史。

1992年，华为创始人任正非也离开南油集团，在粤海街道辖区内注册创办了华为，在科技工业园的深意工业大厦租了两层办公室，开始了现在看来堪称伟大的创业。10年后，华为总部迁往龙岗区的坂田，但在粤海街道仍然保留了办公地点。

马化腾在腾讯2004年上市之后选择了位于粤海街道的飞亚达大厦，租下了那里的六层办公室。那时候的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经过数年的发展已经集聚了一批工程师，但很快，这已经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大约4年后，腾讯在高新科技园内拥有了第一座自建写字楼。而如今，腾讯在粤海街道的第二座大楼滨海大厦已经落成，相当于3个腾讯大厦，成为这里的新地标。

深圳近40年gdp变化，深圳40年来究竟做对了什么